澳门的商业经济与妈祖信仰
陈衍德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1998.01发布时间：2013-09-16
妈祖信仰在澳门流行是随着福建人移民此地并从事贸易而出现的,海上保护神妈祖因而兼具了财神的性质。妈祖作为商业守护神,在澳门的渔商关系中扮演了信用担保者的角色,反映出这一民间信仰与传统经济模式的互为适应关系。妈祖信仰还通过对各种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广泛吸取与渗透来间接地与澳门商业经济产生互动。妈祖信仰逐渐被澳门中外人士所普遍认同,成为一种商业进取精神。
一
一般认为,葡萄牙人称澳门为Macau系由闽语呼澳门之妈祖阁(娘妈角)音译而来。据此推断,澳门妈祖阁当由福建人所建。福建人是如何将源于本省莆田的妈祖女神带到澳门并建庙祭祀,其细节恐已难于考证。然而妈祖阁既渐成地名, 亦足见其对于当地之重要。正如澳门《妈祖阁五百周年纪念碑记》所言，“澳门初为渔港,泉漳人士莅止,懋迁成聚落。明成化间创建妈祖阁,与九龙北佛堂门天妃庙、东莞赤湾大庙鼎足辉映,日月居诸,香火滋盛,舶舻密凑,货殖繁增,澳门遂成中西交通枢要”。①澳门从小小渔村到贸易大港的变化,妈祖信仰的作用不可小视。而从这一过程中, 也可以看出福建移民在澳门的工商业活动与其妈祖信仰是如何互动的。
清乾隆年间任澳门同知的印光任和张汝霖在其著作《澳门纪略》中,谈到澳门半岛西南端南环一带的居民,“其商侩、传译、买办诸杂色人多闽产,若工匠,若贩夫、店户,则多粤人”。②而妈祖阁正座落于此。福建商人聚居于妈祖阁一带,是有其历史渊源的——那正是他们的祖先从故乡来到澳门时最先登陆的地方。据葡人安娜?玛丽亚?娅玛洛(A naM aria Am aro) 的研究,澳门最早的居民来自福建,其中的贾氏(Kai) 很可能是第一个在澳门定居的家族,他们不从事农业,而是在内港的入口处,即妈阁山脚的下环街(亦即南环)一带落户,从事捕鱼及海上贸易,而那正是后来矗立起妈祖阁的地方,也是葡萄牙人最初登陆澳门并与当地人接触的地方。③虽然娅玛洛所据的材料带有传说的成分, 但毕竟反映了福建人移居并经商于澳门的史实。其中的“贾”很可能是双关语,它既是姓氏又有“商贾”的含意,并且妈祖阁的建立也隐约与贾氏家族有关。
《澳门纪略》在上述记载之后又有如下文字:“……有奇石三: 一洋船石,相传明万历时,闽贾巨舶被飓殆甚,俄见神女立于山侧,一舟遂安, 立庙祠天妃,名其地曰娘妈角,娘妈者,闽语天妃也。于庙前石上镌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异。”④这段文字虽然在妈祖阁建庙的年代上有误,但对此庙为闽贾所建提供了确凿的依据,并从方言的角度证实了其命名者乃福建商人。再者,实地观察那块被称为洋船石”的摩崖石刻,可以发现那上面雕刻的正是闽式的“大鸡眼”海船,两边船首锚孔绘着圆形的大鸡眼图案,⑤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五百年前福建海船来到了澳门。“洋船石”所在地属妈祖阁范围之内,也正隐含着此庙为闽商所建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洋船石”上的“利涉大川”四个字,不也正蕴喻着福建海商那种不畏艰险追逐利润的创业精神吗?
澳门妈祖阁同时还是一座佛寺,叫正觉禅林,其佛堂与供奉妈祖神像的正殿为紧邻。在佛堂院内有一碑刻,曰“重修妈祖阁碑志”,碑文为清香山县里人赵允菁所撰,年代为道光九年(1829) ,其内容亦可为以上论述提供一些佐证。碑文言及妈祖阁来历时曰:“相传往昔闽客来游,圣母化身登舟,一夜行数千里,抵澳陟崖至建阁之地,灵光倏灭,因立庙祀焉……”可见妈祖阁为福建人所立。碑文言及捐资修缮者之情况时又曰:“巨室大家,岁资洋舶通商,货殖如泉,世沾渥润,……”可见出资者多为商家。⑥
妈祖阁“第一神山”石殿前横柱下方刻有两行字:“明万历乙巳年德字街众商建,崇祯己巳年怀德二街重修。”这两行石刻透露出这样一个史实,即妈祖阁的扩建是伴随着澳门商业街市的扩展以及商人实力的增强而进行的。据康熙《香山县志》载:“万历中,督抚奏请就其聚庐中大街中贯四维,各树高栅,榜以‘畏威怀德’,分左右定其门籍……分东西各十号,使互相维系讥察,毋得容奸,听海防同知及市舶提举司约束。”⑦这也就是石刻中“德字街”、“怀德二街”的来历。也就是说, 在妈祖信仰的感召下,商民聚居于澳门者渐多,并逐渐形成街市,至明万历中已有以“畏”、“威”、“怀”、“德”四个字命名的四条街了。商民又不断出资兴修扩建妈祖阁,终至后日之规模。从《澳门纪略》中可知, 福建商人在澳门有很大势力,那么上述四条街的“众商”中包括许多闽商,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从古代到近代,澳门的福建移民既是当地工商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又是妈祖女神的虔诚信徒,因而工商业的繁荣和妈祖阁香火的兴旺互相辉映, 互为因果, 至今依然如此。当今闽籍人士约占澳门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⑧在当地工商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他们崇拜妈祖的热情丝毫不比他们的先辈来得逊色。澳门福建同乡总会秘书长吴联盟先生告诉笔者,近二十年来澳门经济的起飞,得益于内地大批劳动力进入本地,这当中有许多来自福建。这些七十年代以后来到澳门的福建籍新移民,有的还成为富有的商人或企业家。谈到对妈祖的信仰和崇拜,吴联盟先生说:“福建人对妈祖的信仰是传统,我们在阴历除夕之夜都要去妈祖阁参拜,每人买一柱长香,在庙中点燃并带回家中,我们是全家人一起去的……。”谈到澳门的福建同乡会组织与妈祖阁的关系,吴联盟先生说:“漳、泉、潮三邑人士公推数人组成妈祖阁执理会,当中福建人占多数。我们同乡会有活动均通知妈祖阁执理会……。”⑨ 当代澳门闽籍人士在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同时,对妈祖的信仰和崇拜热情未减,而且从个人的互动发展成组织的互动,从而使这一信仰与现代社会更加合拍。
妈祖以海上保护神而著称于世,但其功能并非起始即定型。妈祖的发源地莆田,人们“为妈祖立祠,原先的旨趣是有感于神的正直聪明,神异卓著。祠庙即立之后,其灵异逐渐偏重于航海的护佑”。⑩ 这一变化与移民和贸易有关。早年闽人向外移民乃是冒险渡海而去,而贸易亦多靠海上航行,“具有一种母性慈悲”⑾ 的妈祖自然成为在澳门的福建人的主要崇拜对象。虽然日后闽人大多数已定居澳门,并且贸易的风险也大大减低,但妈祖崇拜既已随移民、贸易而流行, 随着闽人在澳门的工商业的发展, 自然要求这位女神的庇护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于妈祖的灵验,闽人便没理由不把这位女神也当作财神来崇拜。这就是福建人在澳门的工商业活动与其妈祖信仰产生互动的思想基础。
二
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决定了澳门是一个渔业经济发达的地区。渔业经济的特点是风险大, 因此渔民特别热衷于拜神以求平安。妈祖信仰传入澳门以后, 遂逐渐成为当地渔民的主要信仰。祈求海上生计的平安, 是澳门渔民信仰妈祖的主要动机。但是就渔民从海洋获取的资源本身来说, 尚无法保障他们的生计。渔民还必须将其产品投入市场, 换取到劳动报酬, 才能维持生计。换言之, 渔民的产品还必须经过加工和销售, 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渔业经济又含有工商业的成分。就水产品的销售而言, 这些产品必须通过复杂的商业网络进行内销和外销, 在澳门, 担负起这一任务的是鱼栏。渔民通过一种复杂的交易制度与鱼栏发生联系, 鱼栏是岸上的中间商, 做批发水产品的生意, 同时还扮演着生产成本预付者的角色。如此则商业信用关系对渔民和鱼栏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一种关系除了靠相互之间的信任来维系之外, 显然还需要一种外力来维护。由于澳门渔民和鱼栏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式的, 没有法律和金融上的担保, ⑿ 所以妈祖女神再次发挥作用, 成为维系这种关系的商业守护神。
80年代中期, 澳门拥有的渔船为1700 多艘,拥有的鱼栏为60余家。⒀这样的比例说明, 鱼栏的规模大都较小。澳门的鱼栏既是中间商又是信贷代理人, 许多鱼栏是在渔民缺少资金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由于渔民资金的短缺, 致使其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购买, 如船只和捕鱼设备的购置、出洋期间粮食和日用品的批量购买等, 都要在信贷形式下进行。然而, 大多数情况下, 鱼栏的资金又是很有限的, 只能提供给一小部分渔民。并且这种交易一般都是基于熟人之间的口头协议, 而免去了其他手续。因为贷方必须了解借方的底细, 所以借方人数必然有限。⒁ 这种类型的市场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的, 因而为宗教信仰这类非经济因素的渗入打开了方便之门。
从渔民的角度来说, 其生产环节——捕鱼的前方和后方, 亦即购置设备和销售产品,都是与市场相联系的。他们最关心的乃是是否有钱买设备, 以及所捕的鱼能否卖出去。由于充当投资者和收购者双重角色的鱼栏的出现, 解决了渔民的上述问题。虽然渔民和鱼栏的关系往往是建立在长期了解和频繁交往的基础之上的, 但贷款利息和收购价格这两项与渔民利益息息相关的要害之处, 毕竟掌握在鱼栏手中, 毕竟令渔民记挂在心。所以渔民对妈祖的祈求, 除了居首位的海上生计的平安之外, 就是岸上的收益了。
那么, 对于与商业有关的经济利益的祈求, 澳门渔民又是以何种方式来诉诸妈祖神灵的呢?如果说对于海上生计平安的祈求仅仅是渔民的单独行为, 那么对于岸上收益的祈求则是渔民与其他社会群体一起进行的共同行为了。因为渔民的收益必须通过与陆上居民的合作才能获得, 所以他们有必要和后者一起来开展祭拜妈祖的活动, 以便在共同的信仰中寻求利益的协调。谈到这一点, 澳门渔民互助会理事长冯喜先生是这样告诉笔者的:“每年(阴历) 三月二十三日在妈祖阁举行庆祝妈祖诞辰的仪式??当天下午四五点钟举办盛大宴会……这方面的资金来自向渔民募捐, 另外街坊、船厂、鱼栏也出钱, 共同举办这次活动。还请戏班来演戏, 这方面的资金则由渔民和陆上居民共同组成的‘妈祖阁水陆演戏会’来筹集…….。”⒂ 请注意这里特别提到鱼栏, 那是渔民欲与之搞好关系的重点对象之一。显然, 这既是一次宗教活动, 也是一次联谊活动。
从鱼栏的角度来说, 尽管和渔民相比, 它们处于有利的地位, 这一地位甚至导致它们对后者的剥削, 但是它们同时也要承担某些风险。首先, 鱼栏向渔民贷出资金后, 渔民出海捕鱼所冒的风险也就是鱼栏的风险, 因为一旦渔船遇险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地捕到鱼, 渔民还贷无着, 鱼栏便要遭受损失。其次, 与第一点有关, 由于鱼栏大都资金有限, 其贷出的款项很可能部分甚至大部是自他处贷入的, 一旦渔民无法还贷, 势必影响其自身的还贷。此外, 鱼栏还担心渔民不守信用, 不将所捕之鱼售与鱼栏。所以, 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经营鱼栏的商人信仰妈祖的程度, 不会亚于渔民。
那么, 经营鱼栏的商人又是以何种方式来崇拜妈祖女神的呢?除上文提及的与渔民共同举行祭拜妈祖的活动之外, 他们还有其他的方式, 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捐资兴建或修缮各处的妈祖庙。澳门鱼栏商家捐资兴修妈祖庙和其他神庙的传统很悠久, 大约始自清初。澳门大学的郑炜明先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辑录了大量与澳门民间信仰有关的碑铭文字, 其中就有很多是鱼栏商家的捐建题名, 特举数例如下:
其一、道光年间澳门离岛( 仔、路环二岛, 下同) 妈祖庙及其他神庙商家捐建题名中大致可确定为鱼栏的有普元堂、恒德堂、公义行、永安堂、郭生堂、广生堂、永滋堂等7 家。
其二、同治年间澳门离岛妈祖庙及其他神庙商家捐建题名中大致可确定为鱼栏的有敬信堂、万生堂、保安堂、同庆堂、义益堂鱼行、积厚堂等6 家。
其三、光绪年间澳门离岛妈祖庙及其他神庙商家捐建题名中大致可确定为鱼栏的有集义堂、工羡行、永义行、福安堂、光远堂、万生堂、聂德厚堂、官堂卓业和堂、何广积堂、东岸黄富德堂、恒德堂、义盛堂、万安堂、卓福东堂、保安堂、福有堂、卓崇德堂、松记鱼店、春和堂、永业堂、西家胜公堂(以上 仔岛)、广生栏、福合堂、李成德堂、大元堂、保全堂、普生堂、冯怡远堂、罗仁济堂、同敬堂、新合栏、赞利栏、福有堂、东合栏、肖永福堂、满源堂(以上路环岛) 等36 家。⒃
上述三例中的捐建商家都是澳门离岛的鱼栏, 如果把澳门半岛也考虑进去, 其数目就更多了。鱼栏对以妈祖庙为主的民间神庙的捐资情况, 由此可见一斑。
从澳门渔民与鱼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传统的渔商经济模式, 即使在香港也已不复存在, 在中国大陆更不用说。⒄与这种经济模式相适应的民间信仰形式——妈祖崇拜,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之深, 也是不多见的。从宗教信仰的经济动机这一角度来分析此种现象,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 在澳门社会的商业氛围中, 妈祖女神被赋予了更多的商业型神明的成分, 她的神力包括保护商民、维护信用、保障流通, 等等。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是一起产生的, 澳门商民维护经济生活秩序的需要与满足这一需要的妈祖女神的新成分和新功能便同时出现了。
三
本文的第一、二部分分别以地缘群体和业缘群体为实例, 讨论了澳门的商业经济与妈祖信仰的互动。在第三部分中, 将在更宽阔的视野内、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这方面的讨论。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贸城市, 其文化也是多元的,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如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当中, 商业贸易与宗教信仰这两种原属不同社会生领域的群体行为发生了更多的交叉、渗透和互动。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讨论澳门商业经济与妈祖信仰的互动, 显然需要有一些参照系来进行对比。
在西方人眼里,“历史上澳门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上帝与财神、十字架与王冠、精神与商业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的城市”。换言之, 在澳门, 商业经济与宗教信仰的互动从来就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例如, 16、17 世纪时, 澳门的耶稣会士就参与了与日本长崎之间的“生丝对白银”的贸易活动。当时的澳门既是西方传教士的集结地, 又是西方商人的中转港, 传教士与商人合二而一的情况并不鲜见,“宗教和商业不可避免地就结合到了一起。”⒅
在东方人眼里, 澳门同样是一座既充满了商业机会又可传教布道的城市。明清时期来到澳门从事贸易的东方商人中, 就颇有来自东南亚伊斯兰教地区的商贾, 例如爪哇商人。这些以擅长贸易见称的伊斯兰教徒, 在经商的同时也把伊斯兰教带到了澳门。在18 世纪70 年代至19 世纪40 年代这段时间里, 来自印度孟买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曾在澳门活跃过, 他们中有些还是富可敌国的商人, 对澳门的经济、贸易等起过一定的影响。⒆
与上述来自国外的东、西方宗教相比, 作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之一部分的妈祖信仰,其与商业经济的交融和互动具有哪些特色?
首先, 妈祖信仰除了直接与澳门商业经济发生互动外, 还通过对其他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广泛渗透来间接地与澳门商业经济发生互动。
与妈祖信仰关系最密切的传统宗教要数道教, 道教以其包容性之大而将许多民间信仰囊括其内。自宋代始道教已活跃于香山县(澳门地区旧属香山县) , 而自妈祖信仰传入后, 澳门地区逐渐变成“一个属于道教系统的妈祖信仰圈”⒇。由于妈祖以海上保护神而著称, 且神力无边, 一些属于道教系统的民间神明便往往以攀附妈祖来提高自己的神力, 这样恰恰又扩大了妈祖的影响力, 使得那些怀抱着经济动机的众商民争相崇拜与妈祖有关的一切神明。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例子是三婆神。澳门离岛 仔曾有一座建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 的三婆庙(今已废) , 相传此神以助剿击贼, 打退来犯海盗, 保护地方安宁而著称,故其庙香火颇盛。但三婆神受崇拜还另有原因, 据清人笔记记载, 三婆神乃妈祖的第三姊,其诞辰日为阴历三月二十二日, 比妈祖神诞早一天。(21) 清末民初乃是澳门近海海盗之患较重的时期, 澳门商民崇拜三婆神, 显然为防御海盗计, 归根结底乃与自身之商业利益有关。而三婆神借妈祖显扬自身, 也使得妈祖信仰与商业经济的互动有了间接的表现形式。
佛教也与妈祖信仰关系密切。在澳门, 有几处重要的佛寺也奉祀妈祖, 如以观音为主神的莲峰庙和普济禅院(俗称观音堂) , 也将妈祖奉为重要神明, 专设殿堂祀之。笔者在实地考察莲峰庙时, 发现庙内有一方石刻, 该石刻无名称, 内容为有关莲峰庙经济收入之事,乃广州、澳门海防军民府摄理香山县正堂钟氏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 九月勒石晓谕众人。该石刻曰:“……莲峰神庙为合澳奉祀香火, 住持僧润能等清修安静, 必须代谋衣食之资。所有营地、墟亭、檐外一路地方, 既据该县丞捐廉建廊, 批与客民摆卖生理, 并关前一带铺屋, 统归入庙僧收租, 自应如请办理……为此示意附近绅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 尔等客民如有情愿在墟亭、檐外地方摆卖生理, 俱与该寺僧人批租, 廊屋损坏亦听寺僧修复召租。俾等寺僧衣食有出, 得以肃奉神明, 地方获福, 官民咸赖……”(22) 从寺僧的角度来说, 可以借助神明的感召力, 招徕商贾前来摆摊设点, 从而获得租金。从商贾的角度来说, 亦可借助人们崇拜神明的心理, 招揽顾客, 从而赢利。在这里, 神明已成为商业活动的中枢。而莲峰庙所奉神明, 观音居首, 妈祖次之。妈祖虽非主神, 却能通过此庙发生影响, 其感召力亦不比观音逊色。因此, 妈祖信仰与商业经济的互动再次有了间接的表现形式。
其次, 妈祖信仰和商业经济的互动, 不仅表现在诸如传教与经商结合这样的浅层次上, 而且表现在这样一个深层次上, 即这一信仰逐渐被澳门中外人士所普遍认同, 从而成为一种商业精神。
“宗教会以不同的强度和不同的意义影响人们的经济态度和行为。首先,就诚实、公正、守信用这些个人的和商业的美德而论,它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而当宗教能成功地把这些美德灌输给自己的信徒的范围内时, 宗教便对经济产生了影响……”(23) 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虽与宗教不尽相同, 但在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方面却有共同之处。当漳、泉、潮三邑人士组成的妈祖阁执理会主办各种活动时; 当渔民、鱼栏、船厂、街坊共同出资举行庆贺妈祖诞辰的仪式时; 当渔民和陆上居民共同组成“妈祖阁水陆演戏会”延请戏班来演戏时, 是什么东西将这些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会聚到一起来呢?不可否认, 欲与相关人士协调关系、协调利益是重要的动机。但是, 如果连一点归属性认同都没有的话, 这些各方面都差异很大的人们恐怕是难于走到一起来的。这当中, 妈祖女神所代表的那种母性的慈悲, 那种公平和正义, 正是吸引着各式各样的人们会聚到她身边来的精神引力之所在。受这种精神感召的人们, 逐渐把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一个人的内化是把他或她听到的、看到的或有意识无意识地考虑到的对他们自己适用的东西都变成自身的一部分”(24)。如此则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商业精神便生成并延续下来。这就是妈祖信仰与澳门的商业经济在更深一个层次上的互动。
这里还要指出,由于“澳门文化是迄今四百年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逆向交流的独特产物”,(25)而妈祖文化作为澳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为中国居民所认同的同时,也逐渐为西洋居民所认同。在西洋人眼里,“在中国找不出第二座像澳门那样用中国的妈阁神命名的城市”。(26)其实一个地名的流行是约定俗成的,妈阁(Macau 或Macao ) 一名在西洋人中流行,取代了其他种种称呼,正说明妈祖信仰力量的强大,正说明妈祖女神在澳门地区有深入人心的影响。在那样一种氛围中,西洋人显然也被感染了,也不禁对妈祖怀有敬意,“既然他们(葡萄牙人) 已经知道了该港的正式名称,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海员,尽管阿妈(妈祖) 是异教神,可是他们还是愿意用渔民保护女神的名字来称呼该港口”。(27)在这里,西洋人的航海精神从妈祖女神的深刻意蕴中找到了契合点,而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商业开拓精神,是一种合作进取精神。妈祖信仰与澳门商业经济的互动从而又得到进一步升华。
（作者陈衍德,1950年生,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东南亚史研究室主任。）
参考文献：
①《澳门妈祖阁考察记录》,1995 年12月13日。
② 《澳门纪略》上卷《形势篇》。
③路易(RuiBrito Peixo to) :“艺术、传说和宗教仪式”,《文化杂志》第5 期, 1988 年第2 季度, 澳门。
④《澳门纪略》上卷《形势篇》。
⑤《澳门妈祖阁考察记录》,1995 年12 月13 日。
⑥“重修妈祖阁碑志”抄本由澳门大学郑炜明先生提供, 特此致谢。
⑦ 康熙《香山县志》卷一○《外志》。
⑧《晋江三庆大典纪念特刊》第4 页, 澳门晋江同乡会编, 1995 年11 月, 澳门。
⑨《访问吴联盟谈话记录》, 1995 年12 月12 日, 澳门。
⑩ 李丰懋:“妈祖与儒、释、道三教”,《历史月刊》第63 期, 1993 年4 月, 台北。
⑾李丰懋:“妈祖与儒、释、道三教”,《历史月刊》第63 期, 1993 年4 月, 台北。
⑿参阅路易(RuiBrito Peixo to) :“蛋家与鱼栏: 体现中国南方经济金融关系的两个因素”,《文化杂志》第4 期, 1988年第1 季度, 澳门。
⒀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第198 页, 澳门基金会出版, 1994 年6 月。
⒁参阅路易:“蛋家与鱼栏: 体现中国南方经济金融关系的两个因素”,《文化杂志》第4 期。
⒂ 《访问冯喜、冼多安、张新广谈话记录》, 1995 年12 月19 日, 澳门。
⒃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第151- 153 页; 第157- 160 页。
⒄参阅路易:“蛋家与鱼栏: 体现中国南方经济金融关系的两个因素”,《文化杂志》第4 期。
⒅C. R. 博克萨:“十六- 十七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转港之作用”,《中外关系史译丛》第5 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
⒆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第84- 85 页、第80- 81 页, 澳门基金会出版, 1994 年11月。
⒇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 第7页。
(21) 见俞樾:《茶香室四钞》卷二○, 引许联升《粤屑》的记载。转引自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第8 页。
(22)《澳门莲峰庙考察记录》, 1995 年12 月16 日。
(23)罗纳德. L. 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第199 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24)罗纳德. L. 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第75 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25) 黄晓峰:“澳门的文化视野: 世界与中国”,《文化杂志》第13. 14 期合刊, 1993 年第2 季度,澳门。
(26) C. R. 博克萨:“十六- 十七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转港之作用”,《中外关系史译丛》第5 辑。
(27) 郁龙余:“妈祖崇拜与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杂志》第13、14 期合刊, 1993 年第2 季度,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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