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条检索:【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法条检索:【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深圳“鹦鹉案”五年“变”二年:盘点那些年最高法核准过的“法定刑以下量刑”(裁判要旨)【特殊减轻处罚案件】《刑法》第63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鉴于孙磨等人共同贪污的犯罪所得全部用于林地的经营,客观上有益于生态环境建设,所种树木全部折价抵偿给国有林场,案发后积极退赃,共同犯罪人张志明已被依法核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等情况,可以对孙百让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二审阶段,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泗洪县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回应:原审被告人窃取他人“魔兽世界”游戏账号内的游戏金币属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其法律属性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将游戏金币解释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公私财物”缺乏法律依据。而有关法院认定虚拟财产不属于财物,而是仅属于计算机数据的依据主要是:法律对于虚拟财产的性质认定没有具体规定,不能将虚拟财产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会同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先后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和《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4个司法文件,有效解决了相关案件管辖、调取移送证据、法律适用标准等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明确了对出卖亲生子女、收买被拐儿童、拐骗儿童等犯罪行为的惩处标准。
在公共场所用实心锥子扎人的能否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而结果无价值论则对刑罚权极力限制,更有利于被告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法益指向的是犯罪行为所指向的现实危害结果或者危险,如果行为在客观上没有侵犯法益,认为其行为构成犯罪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故意制造虚假的恐怖气氛,被告人所用的是实心的“锥子”,不可能存放物质,也不存在所谓“投放”的问题。
法官:对于代购并以网店形式销售货物的走私普通货物犯罪,认定其走私货物的金额,一般可根据走私货物的仓库入库记录、网店销售记录等书证进行统计。本案中,被告人游某在持续三年的走私犯罪过程中,大部分走私入境的货物已经销售,且调取的仓库入库记录及网店销售记录存在缺失,在这一证据状况下,海关选取了游某使用信用卡在香港店铺刷卡消费的记录并进行了相应记录扣除后作为计核依据是合理的。
其三,修改后的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据此,即使认为宣告缓刑时不能确保犯罪人重新犯罪,也可以通过禁止令防止其重新犯罪。被告人韩某的辩护人认为,本案的发生反映了我国社会救济制度还存在有待改善之处,很多社会公众也呼吁对被告人韩某从轻处罚,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韩某适用缓刑。
第1审判决无法排斥被告人所提出的不存在刺激兴奋并满足自己性欲的意图,而是出于金钱目的的辩解,从而认为就认定被告人具有性意图这一点上尚有合理怀疑,原审判决对此予以认可,并说理认为“只要客观上实施了侵害被害人性自由的行为,而且行为人对此有认识的话,就成立强制猥亵罪,行为人性意图的有无对于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在现在时点上维持昭和45年判例已经不妥当”,肯定了认定上述第1之1的犯罪事实的第1审判决。
虚开发票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如何认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实践与思考。但是,由于公民个人的电子信息往往表现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因此当行为人违反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涉及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该行为就同时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构成要件,但由于事实上只有一个犯罪行为,因而属于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罪处断。
关于被告人毕某及辩护人辩称其春节的送礼是人情往来,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毕某长期给予其上级领导兼校友孙某以财物,是为培养、加深感情,在组织人事管理活动中,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谋取竞争优势,也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采信,故被告人毕某行贿金额为12.9万元。被告人李丽香所犯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王×甲、李×甲所犯行贿罪,情节严重,均应予惩处。
【指导案例106号】谢检军、高垒、高尔樵、杨泽彬开设赌场案。一、被告人谢检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三、被告人高尔樵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检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五、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尔樵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裁判要旨】被判处拘役缓刑的罪犯透支信用卡行为发生在前罪判决前,银行催收条件满足于缓刑考验期内,应认定为新罪,撤销缓刑,将前罪判处的拘役与后罪判处的有期徒刑并罚,并分别执行。【裁判要旨】后审法院发现被告人的犯罪,均是在前审两份生效判决缓刑考验期限内所犯的新罪,可以一并撤销该前审两份生效判决的缓刑适用部分,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后,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裁判要旨】行为人在18周岁前后实施数罪或者数个行为,如其已满18周岁后的犯罪为故意犯罪且被判处或者明显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5年内,又故意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应当认定为累犯。【裁判要旨】被告人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管制刑罚,在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管制刑罚执行期间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不应当认定为累犯,即累犯认定中的刑罚执行完毕系指主刑执行完毕。
司法机关应遵循“从旧兼从轻”的适法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鉴于案件审理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实施,依照该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毒品具有“二年内多次容留他人吸食”等情形的,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定罪处罚,故行为人容留他人吸食毒品二次的行为已不构成犯罪。3.无罪案例二:刘晨、赵敬芝容留他人吸毒罪、运输毒品罪,王如美运输毒品罪案。
由于贪污一般款物2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对应的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相当于在20万元的基础上数额每增加40万元即增加基准刑一年,贪污100万元对应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五年。贪污特定款物1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对应的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相当于在10万元的基础上,数额每增加20万元即增加基准刑一年,贪污特定款物100万元对应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
但考虑到未成年、未遂、从犯等事实情节不是所有具体犯罪案件都具有的量刑情节,不是必经的量刑步骤,同时为了减少步骤,减少概念,使量刑步骤更加简明,《量刑指导意见》没有将上述这些“修正的犯罪构成事实”情节调节基准刑的过程确定为一个基本的量刑步骤,而是将这些事实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作为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一种特殊方法规定在“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方法”当中。只有从轻处罚情节的,可以确定法定最低刑为宣告刑。
对此,前述“后置累犯情节认定”(本文将其概括为“累犯情节后置论”)的主张者实际上也意识到了,但又认为“后置累犯情节的认定与确定它在整个情节体系中的适用顺序是两个问题”,并接受量刑情节的适用应当先从重后从宽,“这样做从整体上节俭刑罚的作用会更突出,尤其在减轻情节存在的情况下,它不仅能够保证累犯从重处罚得以宣告还实际上抑制了罚度。”⑹这样的主张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
未成年人犯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可以适用免予刑事处罚(刑事审判参考总第61集)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春伟,男,1989年2月18日出生,在读高中学生。第三,对于具有《解释》第十七条所列六项从宽处罚情节之一的被告人,应适用免予刑事处罚。而被告人李春伟不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在共同犯罪中不属于从犯或者胁从犯,也不具有刑法规定的其他可能免予刑事处罚的情节、故对其不能适用免予刑事处罚。
“情节恶劣”是猥亵行为构成犯罪的必备要素,而在公共场所实施猥亵、侮辱属“情节恶劣”的情形之一,系入罪必要条件。概言之,对那些手段、情节、危害一般、介于违法与犯罪之间的猥亵行为样态,宜突出“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对考量行为是否值得入罪进行刑事处罚方面的影响,避免越过对“猥亵”本身是否构成犯罪的基础判断,而简单化地以形式上具有当众实施情节,即对被告人升格加重处罚。
其三,被害人死亡这一犯罪结果已经超出强奸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应为被告人强奸犯罪的加重结果。就强奸、故意伤害等一类犯罪而言,其行为本身往往包含着导致被害人死亡等重结果发生的内在的危险性,当行为人故意实施可能引发此种加重结果的特定的危险行为时,其主观上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对引发被害人死亡等加重结果的危险的认识和意志,所以,就可以考虑对其故意的危险犯罪行为所客观造成的有关加重结果,依法以结果加重犯论处。
对本条的解读应当分两部分,一是对累犯不得假释;二是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解析:由于累犯的成立以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内再犯罪为条件,故被假释的犯罪人在假释考验期内再犯新罪的,被判处缓刑的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的,以及被判处缓刑的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新罪的,都不成立累犯。
我们在适用转化型抢劫罪的法定刑时,应当比较盗窃等前提行为及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的情节轻重及其各自对应的刑罚量,以确保轻罪与重罪在量刑上衔接和协调。行为人为非法获取财物而对被害人使用及其轻微的暴力或威胁,例如用手或藤条击打被害人持有财物的手臂、蒙住被害人的眼睛、将被害人反锁在家中等,因其客观上不可能严重损害被害人的身体健康,达不到抢劫罪要求的最低暴力程度,就不能以抢劫罪论处。
钟某抢劫案——被告人前次犯罪跨越十八周岁且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六条对累犯的认定条件作了修改,即“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九条规定了非法经营罪的追诉标准,该标准采用具体与一般分列的方式,对非法经营电信业务、非法经营出版物、非法经营外汇等行为确定了立案追诉标准,并设定概括性条款,同样采取数额与情节相结合的方式,将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的追诉标准予以统一:(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
从一起案件谈法条竞合法律适用原则法条竞合又称法规竞合、规范竞合,是指一个行为符合数个法律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而由于数个法律条文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包容关系,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法律条文,其他法律条文不能再适用的情况。笔者认为,在法条竞合的情形下,应当按以下原则选择适用法律: 首先,在法条包容竞合的情况下,其适用原则应为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即适用特别法条而不适用普通法条。
涉嫌犯罪而不追究刑事责任6种情况。但根据刑法有关追诉时效的规定,行为人犯罪后超过追诉时效期限没有被追诉,本人也未再犯新罪的,不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追诉时效的期限为: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我国刑罚实行罪责自负原则,犯罪人死亡的,自然刑事责任就无法追究。
在司法实践中,最容易与容留卖淫罪产生混淆的是组织卖淫罪。刑法对组织卖淫罪和容留卖淫罪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罚,组织卖淫罪的刑罚重于容留卖淫罪,由于刑法立法规定较为笼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不易区分。若没有严格区分两罪,将组织卖淫罪定为容留卖淫罪,或者将容留卖淫罪定为组织卖淫罪,都将使处罚失之平衡。不同于作为组织卖淫罪五种手段之一的“容留”,容留卖淫罪的容留更多体现了一种便利性。
相对于在刑罚执行完毕前又发现漏罪的犯罪行为人来说,刑罚执行完毕后才发现漏罪的犯罪行为人,其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一般要更大,而且犯罪行为人在刑罚执行完毕,经过一定的改造后,仍然存在侥幸心理,没有如实交代所有犯罪事实以逃避刑罚,相当于放弃了如实供述所带来的数罪并罚的利益,不实行数罪并罚更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也有利于促进犯罪人行为人主动供述,坦白其他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