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藏玄机。

2003年8月，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进行了一次综合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验，是由坪坝镇党委独自进行的。2003年8月22日，经过几天的焦急等候之后，坪坝镇中学的政教处主任马茂林在校长曾会兵(镇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反复动员下出来参加镇长竞选。8月26日上午在坪坝镇政府礼堂召开了"坪坝镇综合政治体制改革竞选演讲会"。"半小时后，这些来人代表县委召开了镇党委会议，宣布坪坝镇的直选乡镇领导综合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向县委报告；

就世界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是个相当晚出的社会群体，按雅斯贝斯"历史轴心期"的理论讲，他大约诞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1），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也不例外。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自己历史使命的失落，意味着自己独立人格的丧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死灭，因为，严格地说，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其正确称谓应叫做"士大夫"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

文革真的是动乱吗？只有毛泽东。从客观和现实的需要出发，我认为对文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做法应该否定，但是，文革虽然是领袖发起，但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我们党的一次巨大而痛苦的探索，应该肯定文革中取得的进步（把氢弹、卫星等文革的成就说成是反对文革的结果，这是多么荒诞），大力宣传建国30年的伟大成就。总之，客观评价文革和毛泽东，对于党是有好处的，也不必搞得象现在这样把文革作为一个"准禁区"，有了决议就不管了。

14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下而上的现在只进行了村级政府的民主选举，其实民主自下而上本来就不一定是合理的，由于这是个敏感话题，媒体对这方面没有太多的报道，但现实中问题已经层出不穷了，大石村就是一个例子。比如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媒体问题，证券市场问题，汇率问题等这都在于行政过渡干预上，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政治体制上。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环境问题，法制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合不合理？

（六）该郑重地谈到邓小平。邓小平是一个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人，又是一个能真正实事求是的人，他虽然被毛整得够呛，但他并不把建国以来的一些错事全推到毛身上，他说过"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吗？那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中国往何处去---一个已经必须回答的问题。中间派则认为中国应该回到解放初期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上,或者学习瑞典的建设民主社会主义。至于所谓中间道路,新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也都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的桎梏。一句笼统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以及彻底市场化、建设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制度"或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都可以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却无助于根本解决思想分歧。

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而就在不久前，中国的市盈率却达到了70倍、泡沫经济时期，日本股市的顶峰正好也是70倍。中国著名服装企业98.5%的利润为股份投资所创造，健康产业（企业）54％的利润、消费品企业64%的利润依赖于投资。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银行利用银行股票的账面利润虚报自有资产，融资程度超出了自身承受能力。或许顽固的"中国派"会这样说："从短期来看，中国泡沫的破灭可能不可避免，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发展趋势不会发生改变。

极具震撼：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俄罗斯和中国的两份报告（转帖）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

温故知新，谈谈老夫亲历的文革！先是较少受运动冲击的军队子弟和部分仍在台上的高官子弟，在全民上山下乡大潮中或集体内部当兵或个别走后门当兵，以后又发展成各阶层的走后门不下乡留城、走后门当工人、走后门招兵、走后门招工、走后门上大学（当时所谓大学的WPS学员是推荐制）。文革中也有数次有群众闹过，但老毛一句"经济问题运动后期解决"就安静下来了，不想这文革一搞就是10年这工资也冻结10年！

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 "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 "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其路径是：观念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

高华：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从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转变的中介因素是社会变革，只有社会变革的新因素注入到传统爱国主义中后，爱国主义的内涵才能由忠君、维系帝国统治转移到捍卫自主公民的主权国家的新角度，从而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近年因为出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而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关注。2003年１２月１２日，他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书面采访。四年过去的文字还可重读。

只要走到否定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时代这一步，想不往汉奸道上走都由不得自己了。在毛泽东面前，崇拜’优胜劣败’原则的西方白人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历史的胜利者，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厉害，不得不承认诞生了毛泽东的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不得不承认孕育出毛泽东思想的中华文化不是劣等文化。1．否定毛泽东，最根本的是否定了毛泽东倡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皆拜反毛泽东的"精英"所赐。

实际上现在中国既需要左派，也需要右派，正如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左派为中国人争取福利，同时需要右派为我们中国人争取自由，中国现在的左派朋友和右派朋友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些左派朋友争取福利不太成功，但是反对自由却非常成功，同样我们的一些右派朋友争取自由不是很成功，但是反对福利却很成功，有两个话题我是很不“感冒”的，一是我们的左派朋友特别喜欢反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我是赞同他们争取福利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如果你说在欧洲，也许福利国家碰到的问题也许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但是在中国绝不是这么回事。反过来讲，我对右派朋友要求增加自由，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等，我都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一些右派朋友特别喜欢骂福利国家，我也是很不赞成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中国左派争取福利，右派争取自由，我们国家就有希望。如果我们国家只是左派反自由，右派反福利，我们恐怕会陷入永远既没

养中学生拖累全家 养大学生拖垮全家。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务实地说是决策思想问题。教育部门也早就决定要以“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并采取了不少措施，然而收效甚微。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教育部门的努力之外，还要举国上下各部门各行业同心协力，把中国建设成就业率较高、蓝领和白领工资差距不大的中等发达国家，至少像今天的澳大利亚所达到的水平，才能使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培养出较高素质的人才。

杨振宁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很幸运地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作了对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选择。关于杨振宁为什么不回国，杨先生的回答是：在我之前的中国人赴海外求学，都是学成即回国。杨振宁这种回避重点的说法，在主持人挖掘71年回国听到邓稼先说原子弹是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研究做出来的成果时，杨振宁为什么落泪的原因，是否因为自己的祖国能作出这样自豪的成就，而作为搞这一行、物理研究的顶尖科学家，没有为国家尽一份力的遗憾？

第一：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使教育更加公平，使全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以此提高我们国家公民的素质。第二：改革使学校教育环境更加恶劣。制定政策的人信奉教育是万能的观点，认为公民素质的提高靠教育就可以完成，美其名曰从娃娃抓起，公民缺少环境意识就在学校开环境课，公民缺少道德就在学校开道德课，缺少健康知识就在学校开健康课，妄想用教育来改变。结果改革改得不伦不类，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响，应试教育越来越疯狂。

（“日本人很难对他们在二战期间屠杀的中国人感到有罪恶感，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终其一切，为什么外国人要把中国人当人看，如果他们自己就把中国人当成一袋尘土对待，究竟应该谴责谁？”看，这就是在理性的社会基础上的人的理论，这就是“无论人们的出身如何，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基本的人权”的真实写照。大多数的中国问题专家还有众多的中国学者相信，今天的中国以及中国人和过去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