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笨”孩子，美国某著名商学院的博士，香港的教授，在这个利益群体分化加剧的中国内地，郎咸平找到了可让他淋漓尽致发挥自己专长和表演天赋的巨大舞台。2004到2006年间，因着“维护广大社会主义劳苦大众的利益”之名，他一举成为最名声显赫的经济学家。

　　成名后雪球越滚越大，在各个论坛和讲座赶场子，在内地和香港两所大学任教，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开一档个人财经脱口秀—— 《财经郎闲评》，火爆上海滩。 “出去的时候会带把梳子，因为知道观众会和我照相。”碰上漂亮的小女生粉丝，他会“激动”。对自己成名成腕的强烈欲望，郎咸平倒也不否认—— “我要做经济学领域的谢霆峰”。

　　当我们的话题稍及政治，这位最爱四处出击的“斗士”每每如同踩到了地雷，“我们能不能别谈这个。”——“说该说的话，不该说的话别说”、“没必要再挑起一轮战火嘛”。

　　言谈间，中央领导人和十七大的表述是他最爱援用的内容。对中共的思想，“学得很透彻”；对十六大、十七大精神，领会得很好，“我很用功的！”

　　当下情况不是简单的流动性过剩

　　在2007年，中国股市、楼市一轮疯狂的飞涨中，“流动性过剩”已经是主流观点。

　　郎咸平的一个标新立异的观点——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投资营商环境恶化，根本是产业链问题。

　　如果郎咸平是对，其他人都错，那中央从紧的货币政策，非但是下错了药，还是个“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毒药。

　　郎咸平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有怎样的内在逻辑？八大危机是否真正触及到中国当下的经济生活的实质？

　　记者：您认为现在根本性问题不是流动性过剩，理由是什么？

　　郎咸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都是表面现象。从广义货币/GDP来看呢，确实是流动性过剩了。但是，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使得企业家把应当投资而不投资的钱转移到股市和楼市上，这才是造成泡沫的真正原因。

　　从2006到2007年，全世界的国际化进入到了产业链竞争格局，从过去厂商和产品的竞争，进入到整条产业链的竞争。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国企和民企谁有效率了，而是我们处在产业链价值的最低端。随着利率、汇率不断上升，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使得利润逐渐下跌。而这会使投资营商环境更加恶劣，这也就是你们经常谈的，深圳、东莞工厂倒闭的数量大量增加。

　　记者：您提出的“虚拟资金”，是个什么概念？

　　郎咸平：我就是把企业家本来应该投资的钱，不去投资，转去炒楼炒股的资金取了一个名字——虚拟资金。在我谈到的四类资金中，我把第二类的腐败资金也称之为虚拟资金，因为这个钱也是查不到的。第三类才是国际热钱，第四是老百姓的储蓄钱。广义地，我也把这四类通称为虚拟资金。

　　郎咸平：对，我做过大量的调研。这个解释起来太专业了，我简单点说，我们把投入股市的资金按比例算，再扣除掉你可以观察到的第三第四项，反推一下，就是第一、第二项资金。

　　但是，对第一第二资金项各是多少，我就不清楚了，这两项混在一起。根据我们的统计方法，中国企业家应该拿去投资但是没有去投资的、拿去炒楼炒股的，跟英美国家比，占到转投资金额的八成以上。

　  记者：如果企业家不是通过企业名义去买股投资房地产，你怎么区别第四项和第一项？

　　郎咸平：当然，我说的不是老百姓赚100块钱存30块的那种正常储蓄款，而是那种飘忽不定的账户，他可以去炒楼炒股的钱。

　　记者：除了这些数据分析，使用的调查手段主要还有什么？

　　郎咸平：还有访谈。根据我们对企业家的调研，由于他们处在了产业链最底端，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利率上升以及2007年底的银行收紧银根的比例超过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因为生存环境恶化，这些数据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鼓励老百姓消费，不是靠五一、十一放大假

　　记者：您反对货币从紧的政策，认为会进一步恶化投资营商环境。但是，如果利率维持不变，至少第四项老百姓的储蓄，会更多地投入到股市楼市。

　　郎咸平：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能用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方式，要针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方式，这是因为中国环境的复杂。中国进入了工商业链条时代，环环相扣，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以一个行业是否过热还是过冷作为判断标准。针对不同的行业，要有不同的调控方式，有些行业要采用行政手段。你可以打组合拳嘛——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还有别的方法，要区别对待，不能一视同仁。

　　记者：借助行政手段，不是又回到了过去时代了么？从市场化进程来说，这是一种倒退。

　　郎咸平：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之前没有把这个讲清楚。如果我们的经济是和美国一样的，那就不需要行政调控了。美国是一元经济，所以金融调控非常有效率，而中国是二元经济，在二元经济下，金融政策一定会失效，反而造成资金逆流转的现象——一提高利率，过热的行业更热，过冷的行业更冷，因为更多资金从过冷部门流向过热部门，股价、楼价也就更涨。

　　所以不得不用行政手段，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也不想，但是实在没有办法。

　　记者：二元经济的形成，是源自“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

　　郎咸平：首先，银行信贷向国营企业倾斜，另外，卖地的款，政府都做什么用了？很多都投入到地方建设；地方财政赢余做什么用了？也投入到地方建设很多，拉抬GDP。这已经不是对不对的问题了，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二元经济，也就是和建设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

　　记者：还是回到最基本的商品消费，老百姓的购买力为什么这么弱？

　　郎咸平：在二元经济下，价格被扭曲了，房价和股价都被扭曲了，环境越来越恶化，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萎缩。经济学上有个财富效应，当一个人觉察到他的财富缩水了，他就会本能地降低消费——否则我怎么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呢？

　　郎咸平：你说，中国的国营企业和美国的上市公司有什么差别呢？都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偷换概念，总认为让政府来掌控一些行业就是不对的。今天的国营企业，谁是股东？就是全体的社会大众。问题是我们没有落实藏富于民的社会主义理念。

　　记者：这只是名义上的所有人，您应该很清楚。

　　郎咸平：那不谈，那是另一回事了。如果国营企业赚到的钱，通过国家这个中介，能让老百姓少交很多的税，那和老百姓的富裕不是一回事么？

　　记者：您是主张国有资本让百姓受益的基本态度。但很多垄断行业的国企，他们的财富并没有流向公众，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郎咸平：我们能不能不谈这个问题。扯上政治就敏感了。我们就针对经济问题谈经济——因为你要达到目的，就一定要谈重点。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就不说。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没有必要再挑起一轮战火。

 　那我就这么说：由于你是这样的改革，就会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就有阻力。我反问你一个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希不希望政府搞GDP为纲？当然希望了。你说，既得利益集团希望不希望地方政府搞建设？当然希望了，你不知道地方建设有多少利益。

　　搞政治的人就要有一种心态——要防！

　　记者：您是反对浮动汇率的，但中国现在有这个不升值的选择自由么？

　　郎咸平：没有。但我的反对是有原因的。你不要以为汇率浮动就是国际化，我们没有浮动汇率方面的人才，那是我最担心的。在金融战争中，我们一定处于劣势，那会使大量的国家资产将被席卷一空。

　　和制造业不同，金融的影响太快太大了，上午出一个小错，下午就会引起几千亿资产的损失。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时那些国家就是没有理解金融战争的可怕。

　　记者：您听说过一本叫《货币战争》的书吗？认可书里的观点吗？

　　郎咸平：我知道。部分认可。其实，其中很多的观点是我们在二十年前在美国学校里就念到过的。

　　记者：难道我们要回到固定汇率时代？

　　郎咸平：浮动汇率是很好，但是中国现在没人才。全世界也没几个国家真正懂汇率的操作，只有美国和欧洲。日本只有制造业和家电还可以，在美国金融战面前输得一塌糊涂。美国金融领域是真正人才济济，在美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是去读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

　　记者：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百年间，日本是全球唯一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非欧美国家，即使在浮动汇率改革时曾受过冲击，那也不过是经济发展经历一个过程。中国难道不能同样走过这一段么？

　　郎咸平：嗯……这个问题……我想想。我这么说吧，如果从我个人角度讲，我希望中国走的路，是金融独立自主的道路。

　　记者：国内缺乏高端金融人才的支持。但是，在危机论中，您对向中国各大银行提供金融咨询的国际投行，抱的是“阴谋论”立场。

　　郎咸平：我不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我讲的是基本事实。资本一定以追逐利益为唯一的考量标准，他是不可能有宏伟的理想，一定想大赚一笔的。

　　记者：难道中国和欧美间就不可能是一种双赢关系吗？

　　郎咸平：不可能！(一定是零和游戏？)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金融就是零和游戏，在金融方面怎么可能有双赢。你觉得他们会考虑中国的现状吗，你觉得他们会有仁慈的心吗，有良心吗？我跟你讲，不要对他们寄托幻想。这些大行之所以在美国严守法律，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完善的法制环境中。一旦他们脱离这些，就一定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这是一定的！

　　记者：他们是商业机构，他们有可能是为中国提供可行的咨询意见，同时也能赚不少的钱。

　　郎咸平：不是假设，就是事实。美国的监管规则是怎么来的？是根据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之后形成的规则。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的时候，操盘手都是你说的这些公司。他们当年在美国敢，为什么在中国就不敢呢？

　　不是我“左”，是中国别的经济学者太“右”了

　　记者：可能我会认为，您是公司治理方面的专家，但对宏观经济发表看法有些力不从心。

　　郎咸平：任何宏观，如果不是建立在微观的基础上，就是华而不实的。我跟你谈宏观，都是从各个微观领域入手的，在不同的领域，需要分开解决问题，过冷的行业要解决过冷的问题，过热的行业解决过热，在美国，宏观和微观是不分的。现在，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就是，他们只谈宏观问题，犯了明显错误。我是以微观为基础的宏观研究。

　　记者：您一直在资本主义世界受教育、赚薪水，为什么思想会这么“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