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恰耶夫相关资料:引自《革命的良心》

涅恰耶夫相关资料

以下引自林子明
《革命的良心》

斯大林是典型的“世界观完整、人性缺失”的例子。将斯大林这样的革命者推上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损害极大。苏联红旗落地时没有人民挺身捍卫,车臣与俄罗斯的民族仇恨至今结成了死结,俄罗斯转型期大部分国有资产被寡头们瓜分了,俄罗斯的新纳粹人数居全世界第一位,许多前共青团员成了新纳粹……凡此种种,据说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错。这说不通——这些恶果的种子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埋下了。

童年时的斯大林是很不幸的,儿童可塑性最大时期的斯大林生活在无爱环境中。他的父亲是一个整天醉醺醺的鞋匠,一喝醉酒就毒打老婆和年幼的孩子。母亲“不得不日以继夜拼死拼活地干活,勉强养家糊口”。斯大林从小尝够社会的势利眼,除了母爱,这个社会没有给过他其他爱。如果他的童年始终生活在母亲身边,他的幼小的心也许会多些温暖,冷酷的种子也许在他的心灵扎不下根。可是母亲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抹去了这种可能性。为了让心爱的“索索”(斯大林小时的爱称)“能够出人头地”,母亲将九岁的他送进了儿童教会学校(寄宿制)。十九世纪俄国的东正教学校是非常愚昧落后的,这种学校与其说是培养对宗教的热爱,不如说是培养对宗教的仇视。死记硬背、体罚、禁止读课外书(包括所有文学名著和进步书籍)、动不动关禁闭……东正教没有经历基督教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是俄国的不幸(东正教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精神更新”)。因此,“索索”在教会学校没有学到对世人的悲悯,却学到了更多对世界的恨……一颗幼苗在歪歪扭扭地成长。

投身革命运动本来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早期革命者中不乏人格高尚的人,斯大林与他们耳濡目染,心灵自会受到熏染。不幸的是斯大林刚涉足革命一两年就借到了一本恶书,它的书名叫《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大名鼎鼎,一度被称作“俄国革命的圣经”。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到底讲些什么呢?中国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据俄苏问题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极力主张重印《革命者教义问答》。不知为何列宁的愿望没有实现,使得苏联自建立至解体始终没有重版过《革命者教义问答》。大概现在除了克里姆林宫档案库外,全世界没留下几本《革命者教义问答》。不过它有一些零星观点或片断语言散落在不同的书籍中(笔者早年见到,惜乎没有做笔记),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蓝英年的《寻墓者说》各有摘录,我们试用概括的方式将这些内容综述如下:〔19〕

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么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革命者教义问答》的作者是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此人是十九世纪著名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以他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写了著名小说《群魔》。马克思、恩格斯极其厌恶涅恰耶夫,这与马、恩后来同情民粹派的其他活动家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涅恰耶夫也获得思想界不少人的肯定。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并非如《群魔》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欲望不择手段的魔鬼,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英国思想家伯林认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张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托洛茨基有相似之处〔20〕。伯林甚至认为涅恰耶夫与另两个俄国革命家特卡乔夫、皮沙列夫“都成为列宁的先驱”〔21〕。

涅恰耶夫的名声最早是在青年中传播开来。1871年,涅恰耶夫因凶杀案(指挥杀害地下组织中的动摇分子)受审。在法庭上,涅恰耶夫高喊:“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沙皇!打倒专制制度!自由万岁!”在法庭外等候的青年们与他一起高呼口号。中学生查苏利奇(即十多年后马克思写信给她的那个查苏利奇)为了寻找自己的“一盏明灯”关在何处,曾与涅恰耶夫的妹妹(两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一道,天天去眺望彼得堡各个要塞的窗口。这个近乎天方夜潭的举动居然获得了结果,一天涅恰耶夫将一张写有“我关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的字条从牢房窗口扔出去,居然被查苏利奇拾到。涅恰耶夫关在何处的消息传开后,使得青年学生们纷纷来到要塞前瞻仰“涅恰耶夫之窗”,慌得沙皇政府赶紧将他转移到另一个更秘密的要塞去。因为涅恰耶夫特别能唤起群众的崇拜情绪,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坐牢的十年间,狱卒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传递密信,仿佛他是要塞的司令官,换了多少批都无济于事。

可想而知,斯大林一边学马克思主义,一边学涅恰耶夫著作,这是多么奇怪的组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涅恰耶夫是“黑暗旗帜”,“涅恰耶夫世纪”俄罗斯将笼罩“无边的苦难”。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列宁认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群魔》,革命者就忘记了涅恰耶夫不公平,以致“完全忘记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22〕。

三个人都在评述涅恰耶夫,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思想家,一个是革命家。他们之中谁的思想更深刻?今天看得很清楚,文学家的思想最深刻!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为了崇高的目的,无论多恶的手段都允许采用,那么“革命”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革命应否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人性?涅恰耶夫对后代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以下引自《涅恰耶夫和他的〈革命者手册〉》作者黄波
http://www.stlib.net/dsps/disp_dsps.asp?sendid=5397

  ……(涅恰耶夫)建立了一个名叫“人民惩治会”的秘密团体,计划以刺杀沙皇引发暴力革命并最终推翻政府。涅恰耶夫革命活动的第一个挫折是“人民惩治会”的一个骨干成员给他带来的,一个叫伊万诺夫的老资格的学生领袖对涅恰耶夫的部分决定激烈反对,并声称要退出“人民惩治会”。于是,涅恰耶夫背着伊万诺夫召集组织核心成员会议,宣布伊万诺夫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了,他成了组织的威胁,必须被清除。其他成员被涅氏所慑服,他们共同设下了圈套,把伊万诺夫骗到野外杀掉。为了让每个人都无法自居干净都沾上自己同志的鲜血,涅恰耶夫不但给他们派定了任务,而且在开始行动前不准勇气不够的人喝酒壮胆。谋杀行动中,每个人都在涅恰耶夫的监视下动了手,最后由涅恰耶夫朝伊万诺夫后脑开了致命的一枪。这就是轰动沙俄的“涅恰耶夫谋杀案”,也就是《群魔》中谋杀案的原型。

  (略)
  ……那些青年学生和狱卒们为什么会死心塌地拜倒在涅恰耶夫脚下?也许他们认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连生命都不顾惜了,还有什么不能信赖、追随并为之奉献的呢?然而历史也能证明,一个对生命极端冷酷的人,他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


以下引自著名学者王康的演讲《俄罗斯道路》
http://bbs.guxiang.com/index.asp?action=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203&ID=1466566

  赫尔岑是西欧派的领军人物,他在沙龙里与斯拉夫派通宵争论。他长期侨居西欧,是第一批俄国侨民。他对西方的倾慕和失望都是典型的俄罗斯式的。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产生了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他认为被历史巨轮碾碎的人性具有最高价值。无论尼古拉一世的政治专制制度、农奴制多么可怕、野蛮,但正是在俄罗斯、在俄罗斯人民中间潜藏着新的、优良的、非小市民、非资产阶级的潜力。赫尔岑从俄罗斯的庄稼汉身上、从庄稼汉灰色的大皮袄里面、从农民村社中看到了这一潜能。在俄罗斯农民世界中潜藏着和谐地糅合个性原则与社会性、普遍性原则的可能性。对俄罗斯人民的信心,对庄稼汉身上所包含的真理的信心,是他最后的指望。他被剥夺了死前返回祖国的权利,只能以精神的方式回到祖国。
  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写道:是什么感召了这些人,是谁用法术改造了他们?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都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试问,在现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们会见到这么一群思想界的隐修士,精神界的苦行僧,这种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发皓首的狂热信徒吗?
  60年代末,对于过于极端的、激进的革命潮流而言,让人激动的,是涅恰耶夫形象,这是极富俄罗斯特征的形象。他是革命团体“斧头或人民镇压”组织的创建者。涅恰耶夫编辑了《革命者手册》。这是一部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掌握的规章。涅恰耶夫是一个彻底真诚的有信仰的但是非常残忍的狂热分子,他准备燃烧别人,但也随时准备在任何情况下自己一同化为灰烬。涅恰耶夫使所有的人害怕,各种各样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都离开了他。涅恰耶夫和涅恰耶夫的事业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魔鬼》提供了素材。在涅恰耶夫的《手册》里有某些神秘主义因素,他在许多地方预示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极端极权的专制的典型。涅恰耶夫想象用铁的纪律的革命支部覆盖全俄罗斯,对于它们来说,为了实现革命目的,所有的一切都被允许。涅恰耶夫鄙视人民群众,想从上而下领导他们革命。他否定民主,涅恰耶夫怎样描绘革命者呢?“革命者是命运决定的人。他没有个人利益、个人事业,没有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名字。在他身上,完全被一种唯一的利益、一种思想、一种恋情所灌注:革命。”
  革命者割断了与公民法律,与这个世界的道德的关系。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为的是推翻这一世界。他不应该热爱这个世界的道德。他只知道一种道德——破坏。对于革命者而言,全部道德都服务于革命。这是列宁后来重复过的话。革命者消灭所有妨碍它达到目的的人。谁还珍惜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谁就不是革命者。革命者甚至要潜入秘密警察局,到处都有自己的同伴,必须增加苦难和暴力,为的是唤起群众起来,必须和强盗联合起来,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把这个世界凝固成一种足以摧毁一切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以下引自《革命正当性与杀人的必要性:杀死那个无辜的人》作者不详
http://blog.hexun.com/gudenxia034/2453534/viewarticle.html

  涅恰耶夫案件之后,涅恰耶夫那部“臭名卓著”的《革命家手册》更是名动一时,关切社会问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看过《革命家手册》。"手册"分四个部分。分别讲述革命者对待自身、社会、同志和人民的态度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部分,"革命家对自己的态度"。本章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一个革命家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人",他既无个人需要,也无个人事务、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名字。他身上的一切都被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革命所吞没。他要从内心深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社会习俗、同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及其全部准则、礼仪、通行的规则和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彻底决裂。他是这个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他仍生活其中,就是为了更有力地毁坏它。革命者蔑视任何尊严,拒绝和平的科学,把它留给未来的一代。他只知道一种科学,那就是毁灭的科学,他蔑视社会舆论,凡是能促使革命胜利的,对他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胜利的,就都是不道德的和有罪的。
  涅恰耶夫以上的论证方式,正是建立在革命价值的正当性之上,革命者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革命者”,而非其他。换言之,革命者存在的意义仅在于革命活动之中,如果革命这一意识形态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所置换,那么“革命者”本身就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了。革命是一个“斗争”的过程,革命者的价值当然也只能显现在不断的斗争过程之中,正所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与基里洛夫的逻辑稍稍与之不一的是,基里洛夫认为,革命可战胜“天、地”——旧政权在革命之下的颠覆必属无疑,但是革命者仍然无法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在基里洛夫看来,革命的局限性正在于未能完成上帝所未完成的拯救事业,而真正战胜上帝的权威,乃在于克服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这是革命者最终的斗争,……

以下引自《追踪涅恰耶夫》作者Dome
http://dome.yculblog.com/post.1322932.html

加缪在《反抗者》系列中把赫尔岑、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写进了“三个着魔的人”一章,“涅恰耶夫的形象更加神秘,而且对于描绘反抗更有意义。”涅恰耶夫的独特之处就是认为对兄弟们施加的暴力是有理的。革命者分为几等,领袖有权利把下等的革命者作为可利用的工具。到涅恰耶夫以前,没有任何革命者敢将其作为纲领公开,而是私藏于心偷偷实施。
涅恰耶夫要什么?别尔嘉耶夫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尽管巴枯宁传里记述了他为了资金“或许”勾引了一位兼具丰厚遗产和天真革命理想的姑娘,但这也许和禁欲主义并不相悖。也许真的存在这一类人,有活的血肉,但实际是某些原则的工具;有致命的个人魅力,但对他来说个人这个词是应该抹煞掉的。他们的革命,仿佛不是真的为了社会实践意义的变革,而是一场来自理念世界的关于人类的试验。
到此也许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格外注意涅恰耶夫了。
……“他们不受任何属世俗、属血气的牵绊,不吝惜正义和性命,不怜悯任何陈旧和罪恶,坚决将其付之一炬。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终审判何时来临,所以要在那之前,除去一切的不公正。”
“名字——它是一个名字。拥有它的,曾是个非常骄傲的人;他相信自己肩负某种使命,所以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他不该有留恋,也不应该被留恋……”


以下引自《伯林谈话录·第五次对话 个人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所描述的人物有没有跟巴扎洛夫是同一类型的?

伯:没有,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痛恨激进分子。你知道,1849年前他自己就是一个激进分子。后来,他认识到激进分子是破坏性的唯物主义者,是一股邪恶的势力,反对用基督的信念教化人。他听说,涅恰耶夫涉嫌杀死一个同党(显然是叛徒),因为涅恰耶夫认为共谋犯罪能使党内更加团结,这时候,他更加相信一切革命者都是会那样干的。《群魔》指的是《新约》中的记述——基督令恶魔们误人一群狂奔乱突的猪猡中,后来一一都淹死了。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使用“群魔”这个概念的出处。他认为,革命者会使普通人着魔,直到他们不可避免地毁灭自己。在他看来,革命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涅恰耶夫就是一个受革命精神毒害的极端例子:说谎,不讲道德,杀人,这都是亵渎圣灵的罪恶,没有一点人性。

贾: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某种方式预见过俄国革命和斯大林主义的到来,您不觉得他是一位预言家吗?

伯:是的。我确信他会以现在的索尔仁尼琴的方式作出反应的。索尔仁尼琴以为他自己像托尔斯泰,其实他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

贾: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谴责屠格涅夫?

伯:因为他觉得屠格涅夫是个西化的人,背叛了俄国精神的志向。他在巴登—巴登时向屠格涅夫提过这样的意见。屠格涅夫是个崇拜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是知识界的一员,而救赎之道在于神圣的俄罗斯,只能靠俄罗斯自己。

贾:您从未著文谈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于什么考虑?

伯: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我觉得他的生活哲学不大能让我同情,在我看来,宗教味太重,跟牧师布道似的。而且,我读他的作品,会变得灰心丧气(它的感染力特强)。如果一个人突然意识到自己被梦魇缠住,处境窘迫,险象丛生,他会渴望解脱的。我不想著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的东西我觉得太强烈了,太阳暗了,太可怕了。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世俗之人。他那种基督教模糊了圣洁与疯狂的界限。

贾:像卡夫卡?

伯:不像。卡夫卡的作品更能让人产生同感,他更趋于现实主义。他用讽刺手法描述一切东西,而被描述的东西都是很自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一面放大镜。在太阳光下,如果你把一面放大镜放在一页纸上,纸就会被烧焦,它就变形了。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现实情况的态度。阳光如此强烈,它把纸烧坏了。这个比喻是评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说的,说得对。他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残酷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确实太残酷了,像D.H.劳伦斯或者克努特·汉姆生。

贾:那是天才的阳光。

伯:不,是火光,现实被歪曲了。

贾:谢尔盖·布尔加科夫评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小说表达了俄国知识阶层在道德上的苦恼和良心上的弱点。您同意他的看法吗?

伯:不,我不同意。因为我站在俄国知识阶层一边。如果他们犯什么糊涂,他们在本质上也是神志清爽的人,我反对布尔加科夫的看法。布尔加科夫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后来改变了立场。在当了神父之后,他才作出了那样的评论。1905年革命之后,有些寻找灵魂拯救的人,以为俄国知识阶层犯了错误。1905年对他们来说是一场破产。那些人原来也曾站在左边的,现在迅速向右转,反对根本的改革,反对一切政治行动,而且转向内在世界,企求在个人的自我改造中获得拯救。
以下引自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

http://www.phil.pku.edu.cn/personal/hehh/xszz/ddsd/08.htm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并不是一个作者完全虚构的人物,而是实有原型。这个原型就是涅恰耶夫(1847—1882)。涅恰耶夫当过小学教师,但那时他就常常把小学生留给不负责任的朋友照看而自己外出活动,后来在彼得堡医学院做旁听生时参加了旨在推翻沙皇的运动,通过自编自导一出虚构的“被捕和逃脱”的故事之后,他获得了一个革命家的名声,到了瑞士与巴枯宁结识。1869年他潜回俄国在莫斯科建立了“人民的复仇”的秘密组织,计划刺杀沙皇。在涅恰耶夫的“核心小组”中有一个叫伊万诺夫的大学生,他和别人的不同是有时会和涅恰耶夫争论,而每一次争论都以涅恰耶夫从上级“委员会”(实际上只是涅恰耶夫自己)那里传达对伊万诺夫的否决而告终。伊万诺夫产生了怀疑,于是涅恰耶夫认定伊万诺夫已经构成了对组织的威胁,他必须被“清除”。“核心小组”的其它成员服从了涅恰耶夫。他们以让伊万诺夫帮忙寻找埋藏的印刷机为由将他骗到荒地,伊万诺夫被打晕后由涅恰耶夫向他后脑射了致命的一枪并将尸体沉入冰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密谋杀案”,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亲自去看过案发现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涅恰耶夫携回国的一份名为《革命家手册》的重要文件。“手册”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革命家对自己的态度”,第一句话是“一个革命家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人”,他既无个人需要,也无个人事务、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名字。他身上的一切都被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革命所吞没。他要从内心深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社会习俗、同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及其全部准则、礼仪、通行的规则和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彻底决裂。他是这个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他仍生活其中,就是为了更有力地毁坏它。革命者蔑视任何尊严,拒绝和平科学,把它留给未来的一代。他只知道一种科学,那就是毁灭的科学,他蔑视社会舆论,凡是能促使革命胜利的,对他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胜利的,就都是不道德的和有罪的。

  第二部分是“革命家对待同志的态度”,其要点是革命家不能牵扯上任何与事业无关的友谊或依恋,同志之间友谊的标准仅仅视其在斗争中的有用性而定。“每个有觉悟的革命家手下应有若干个二三流革命者,即不太有觉悟的革命者。他应当把他们看作归他全权支配的总资本的一部分。”“对同志的评价只能看他对事业的利弊。”

  第三部分是“革命家对社会的态度”,手册把这个“肮脏的社会的所有成员”划分为以下六类:一是应毫不延迟地处死的;二是也应处死但暂且留着以便其行径促使更多的人走向革命的;三是平庸而有社会地位的,对他们必须设法操纵和利用以间接为革命服务;四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和各种自由主义者,对他们要假装追随而实际上逐步控制,借他们的手给政府制造麻烦;五是教条主义者或口头上的革命家,要利用他们去散布革命言论;六是妇女,对于那些轻浮而头脑空虚的,照上述第三、第四种人去利用,对有主见而不愿跟“我们”走的,则照第五种人去利用,而对其中真正革命的,才当成自己的同志。

  第四部分是“革命组织对人民的态度”,其中说除了“彻底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外,革命组织没有其它目的,但为此却必须先用一切手段去强化和加深人民的苦难,直到他们无法忍受的地步,从而迫使他们走向革命。这种革命绝不遵循“古典的西方模式”,那总是以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而是要消灭和摧毁一切传统、秩序和阶级,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将同盗匪联合,他们是俄国唯一和真正的革命力量”。手册要求抛弃文明世界的法律,说“我们的事业是恐怖的,要四处破坏”,要冷酷无情,不要期待宽恕,要准备赴死,为了破坏现制度,要深入社会各界,包括警察,驱使富人和有影响的人服从自已,包括同刑事犯、犯罪分子结成同盟。37

  据涅恰耶夫少年时代的朋友卡帕辛斯基的描绘,涅恰耶夫“善于在论辩中设下圈套并羞辱其对手。他十分雄辩,深知如何用真理、诚实、勇气等字眼从心理上影响青年。他不能容忍与自己平等的人。在强者面前他会保持沉默并制造出一种对他们的怀疑气氛。他信念坚定,但却是源于自大,并为此准备牺牲任何人。因此,其个性的主要特点是专制和狂傲。他善于吸引别人并制造出对自己单纯和天真的崇拜……他只有两种同志:一种是年长而被他利用的,另一种是同龄或年轻而被他控制的。”涅恰耶夫观察社会的唯一角度是政治,认为政治权力能导致、也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评价各类人的唯一标准、是看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利用来为权力斗争服务。涅恰耶夫对洞悉和操纵青年的心理有着非同一般的直觉和天才。他利用青少年成长期的焦虑,对生活目的的追求,对父母、家庭和社会的反抗心理,以及在宗教传统的熏陶下培养起来的圣徒崇拜和盲目的献身热情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一旦他将他们网罗进其组织,便让他们在精神和心理上建立起对自己的信赖和崇拜,同时又用严格的等级、纪律和制裁控制他们。但是,正如彭佩(Philip Pomper )在他的涅恰耶夫传记中所说:“涅恰耶夫不幸生在一个其活动只能被看作是一场政治戏剧而产生不了解群众性政治效果的时代。”38 所以他很快还是失败了。

  我们也许可以更明确地说,涅恰耶夫不幸生在19世纪而非20世纪,而大规模的政党和群众性政治的时代要到20世纪才会来临,所以,涅恰耶夫尽管有极强的盅惑和煽动能力,却还是只有少数几个追随者而成不了号令万众的领袖人物,当然其个人的不幸又可以是社会的幸运。而且他也过于直率,把本该隐蔽不言的东西都直接说出来,甚至形成文字,所以,涅恰耶夫档案及其这本《革命家手册》在沙皇专制倒台后也仍然被长期作为密档尘封。涅恰耶夫固然是“革命家”的一种极端类型,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只管目的,不计手段”,从这样一条路上可以走得有多远。

附:加缪对“革命”的观点
以下引自“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反抗者》阅读札记”作者王开岭

  “斗争”的深层原因自然是出于“恨”。而何为“恨”?舍勒认为:人们往往羡慕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正是这种欲望使人产生了——“恨”心理——一种在封闭环境中长期无能为力所造成的自我毒化和有害的分泌物。于是,向对方暴力索取的欲念便产生了。……
  加缪在他的名著《反叛者》中,对历史上层出不穷的“革命”之本质和“绝对自由”的价值误区作了精辟尖锐的讽刺揭穿——
  “在理论上,革命这个词保留着它在天文学上所包含的意义。这是一种扣环的运动,这种运动经过完整的转移由一个政府过渡到另一个政府。它的确切含义是:'确信会出现新政府!’……普鲁东说:'认为政府会是革命的,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而这只因为政府就是政府。’根据以往的经验,对此还可以再补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对其他政府时,它才是革命的。’革命的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是好战的政府。革命越发展,革命所意味的战争赌注就越大。1789年诞生的社会愿为整个欧洲而战。1917年革命中诞生的社会为统治全世界而战。整体的革命最终要求建立世界帝国。”
  (略)
  正由于看穿了“绝对自由”的假相,识破了乌托邦话语的不诚实性,加缪才反对任何形式的整体革命的说法。他认为,从古罗马的奴隶起义到近代以来的俄罗斯,“革命”从来就没有真正贴近过人的自由,因为“革命”是以完成对他者的征服为目标的,它的途径是暴力侵害,它最大的后果仅是实现了权力的相对转移而非别的什么。在这点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反抗姿态和工具方法如出一辙。
  “革命本身、尤其是被称为唯物主义的革命,只是一场过分的形而上学的十字军远征而已。大部分的革命在谋杀中成型……奴隶暴动、农民起义、穷人战争、农夫反叛均提出了相同的原则:一命换一命……反抗者拒绝受奴役,宣称自己同奴隶主是平等的,然后再轮到自己当奴隶主。”
  (略)
  “平等”本身无疑具有天然的神圣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和谁平等?如何平等?平等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如果申请和奴隶主平等竟然是为了让自己也成为奴隶主,那这种“平等”要求本身就是道德犯罪,就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如果反抗奴隶主迫害和摧残人的暴行——竟然是为了有朝一日由自己来实施对他人的迫害和暴行——即使是对奴隶主,那只能说明,该奴隶骨子里本来就窝藏着奴隶主的卑鄙和污垢。
  (略)
  针对集权专制和绝对意识形态,他主张争取思想自由和个性独立的“反叛”,但坚决拒斥阶级屠杀意义的“革命”:“每个反叛者以挺身而起面对压迫者的行动来为生命辩护,投入到反对奴役、谎言和恐怖的斗争中。……倘若他是一个彻底的反叛者,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要求毁灭存在和他人自由的权力。反叛者不会污辱任何人。他所要求的那种自由,他为所有人去争取它;他所拒绝的那种自由,他禁止任何人去取得它。……反叛追求生命而不是死亡。它深刻的逻辑并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反叛的行动是保持纯正。”

涅察也夫的故事

程映虹   

    一个舍生忘死的革命家常常会博得人们的敬重,不论他革命是否成功,也不论他的革命是否有理。人们总是这麽想:他连生命都愿意牺牲,我就做不到,单凭这一点他就了不起了。

    然而,如果一个人既是舍生忘死的革命家,又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和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那些对“革命家”满怀敬意的人会怎麽想呢?

    谢尔盖·涅察也夫就是这麽一个革命家。他20岁就投身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1869年来到瑞士,在那里和一些流亡的俄国革命家会面。涅察也夫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谎称自己在国内已经建立了革命组织,被警察逮捕后逃跑到了国外。当时在瑞士的巴枯宁和奥格廖夫等著名革命家认为这个年轻人有非常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们决定支持他,把他派回俄国去发动革命。

    18692月,涅察也夫持伪造的护照潜回俄国搞地下工作。他虚构了一个“欧洲革命联恕,说自己是这个联盟俄国部的负责人,在莫斯科的青年学生中展开活动。他建立了一个叫”人民的复仇“的革命组织,自己担任其”核心小组“的领导。

    为了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加入自己的组织,涅察也夫到处散发宣传材料,要手下人把革命宣传品直接张贴到学生自己组织的饭厅和图书馆里。这个决定受到了一个叫伊万诺夫的学生领袖的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使得当局关闭这些学生自治的场所,还可能使得一部分学生被捕。但涅察也夫的目的就是要激化形势。政府镇压得越利害,学生被捕得越多,他就越高兴,因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出于对政府的愤恨而投入他的组织。

    但伊万诺夫坚持己见,而且他开始怀疑那个“欧洲革命联盟”是不是真的存在,因为每次有不同意见,涅察也夫总是说向“上边”汇报,而“上边”通过涅察也夫“传达”的指示又毫无例外地和涅察也夫的意见一致。他们吵了起来,伊万诺夫说如果这一次“上边”再支持涅察也夫,他就要退出组织。

    于是,涅察也夫背著伊万诺夫召集会议,宣布伊万诺夫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了。他成了组织的威胁,必须被清除。“核心小组”的其他成员被涅氏所摄服,他们共同设下了圈套,把伊万诺夫骗到野外杀掉。为了让每个人都有份,涅察也夫不但给他们派定了任务,而且在开始行动前不准勇气不够的人喝酒壮胆。凶杀时,每个人都动了手,最由涅察也夫朝伊万诺夫头上开了一枪。

    伊万诺夫谋杀案不久被警察侦破了,涅察也夫的“人民的复仇”也因此被破获,很多学生被捕。涅察也夫这次真的逃跑了,又到了瑞士。他向那里的流亡革命家们解释说伊万诺夫是叛徒和内奸,杀得一点都不冤枉。涅察也夫来在瑞士被警察逮捕,引渡回俄国接受审判。这次审判在当时的俄国轰动一时。

    在沙皇的法庭上,涅察也夫英勇不屈,痛斥沙皇的统治,宣传革命道理。最,法庭以凶杀罪判他20年苦役。涅察也夫当庭高喊:“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沙皇!打倒专制!自由万岁!”沙皇政府担心把涅察也夫送到西伯利亚后他会逃跑,于是把他关押在彼得堡。在狱中,涅察也夫仍然坚持斗争,同时大量阅读革命文献,直到12年后病死。

    涅察也夫写过一份在俄国革命史上很重要的文章,叫《革命家手册》。在其中他说一个革命家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人。革命家一心为公,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革命就是他的一切。革命家勇于献身,必须准备忍受各种折磨。涅察也夫可以说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这些革命家的人生哲学。

    涅察也夫的故事其实是后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个缩影。他们一方面不择手段激化社会矛盾,耍阴谋,搞恐怖,利用幼稚青年的理想和狂热发动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当中又确实有很多人信念坚定,视死如归,留下了很多所谓“可歌可泣”的故事,至今还为这种统治提供道义基础,其逻辑是:我们连牺牲都不怕,还不高尚吗?

    但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越是不怕牺牲,一旦掌权后就越是不怕牺牲别人。中国革命胜利前牺牲的人比俄国革命要多得多,号称数千万。于是,革命胜利后单单三年饥荒就饿死了数千万,更不用说枪毙的,下狱的,流放的,或者交给“革命群众”活活整死的。

    可以想象,那些烈士如果活了下来,他们迫害异己的狂热和冷酷恐怕比旧时代迫害他们的人有过之无不及。

    因此,贪生怕死的人或许可鄙,但视死如归的人却可怕。一个人只有首先尊重自己的生命,才会尊重他人的生命。

    甚至涅察也夫杀伊万诺夫也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清除异己的预演,他们都是用叛徒和内奸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把昔日的同志送上黄泉路的。不但如此,他们还胁迫其他人或是参与迫害,或是举手表决拥护,人人双手都要沾上一点血。

 单单为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该忘了涅恰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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