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欢迎潘维先生“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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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发来2008年1月25日北大教授潘维博士在环球时报发出的《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一文,并附有对此文批判性的评论。看后想起,和潘维博士是老相识了。四年前一位比我年长的北大学长来信说,看到一本《法治与“民主迷信”》(港版),直称之为怪论奇谈,并说此书作者是北大的副教授潘维。我没能看到这本书,但在北大的燕园评论找到潘维对北大学生讲演后整理出来的“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读后大惊。因为在他的眼里 ,“中国有伟大的政治文明传统”,“自汉武以降,以孔门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府制度绵延两千多年,在世界上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先进的。”他还有补充,近半个世纪的惊人成就,也证明着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对于为什么今天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潘博士说是这些人对历史无知。

当时我对他这些看法不敢苟同,而且感到如听任其传播,对青年有害,写了几篇文章;还有杜光学长等也写有文章反驳他的观点和立论的依据。赞成他的观点的人也有,潘博士的一位研究生来信为他辩护,五柳村都发表了,并将这些文章编成一个专题[
质疑潘维--民主不合中国国情吗?]。

现在潘博士已升为北大教授了,对民主的看法则还是老样子,继续受到批评,也继续有人支持。

此文为多家网站所转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转发的留言较多;大多是反对的,但留言的空间有限,有份网络参考资料Wxck收录了潘维这篇文章,并在文前加有比较详细的评论,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为了便于大家比较研究,我将这篇评论和潘维的《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合在一起,并选录了几条留言于文后,编成《潘维发表《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引起争议》发出。

我对潘维先生的许多看法现在仍不敢苟同,但有一条我举双手赞成:“如果没有竞争的自信和勇气,我们的文明没有前途”。因为如果有信心和勇气,当然就应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由公民们自己去选择,而不能用禁锢思想言论自由的手段来使自己的理论占上风,所以潘维作此宣示,值得欢迎。按照他的主张,起码应该允许反对意见能够发表出来,如在网上能作到不被封堵,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只怕潘维先生有此勇气与信心,但管这事的人是不是允许呢?潘维先生说的显然不能算数,还要看实际。为此将原来那个专题改名为[民主不合中国国情吗?],不止是与潘维先生讨论,而且希望在这里看到在公平条件下思想观念的竞争,不过刚才把《潘维发表《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引起争议》上传到博客中国网,立即被锁定,读者看不到了。因而再发到这里,希望能让大家看到,这也是对潘维先生的政治主张的一种检验。

这篇评论中提到潘维博士“北大人”的资格,查到潘维“1978年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是“北大人”不假,要说起来,杜光学长及称《法治与“民主迷信”》(港版),为奇谈怪论的学长,都是1946年考入北大的,本人也是1948年进的北大。北大确实是兼容并包的,因此不要以为北大人就一个模子。

我注意到现在北大有吴国盛教授主张应当破除公众对科学的迷信于前,现又有潘维教授反对民主迷信于后,德赛两先生都被将了军,但另一方面德赛两先生的思想,能否独立自由地发表,不致因此而下课呢?似乎此时兼容并包的精神就不见了,而使人有“傅斯年之不作,胡适之安在!”的感慨。不过我相信清醒者还是不少的。今日北大究竟是谁家之天下?且拭目以待。--陶世龙,2008/02/12

下面是网刊Wxck的评论

本刊评论:本期参考资料下面刊发的潘维先生的文章是“新、老左派”的典型观点,充满着狂妄而又愚蠢与无知。他虽然以一个“北大人”的资格,故弄一些一般人觉得羞涩难懂的词汇和奇怪的逻辑,以示自己多么有学问,但难以掩饰以上的“充满”和他的观点的腐朽。最明显的有两点:

第一,他不知道,如果有六十年民主政体,中国的成就会更巨大。1949年时,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处在同一水平上,可是现在怎样?有位去过许多西方国家的朋友,告诉我:“我相信民主绝对不是只为西方发达国家准备的一剂良药,而是全人类的普世真理。九十年前陈独秀就开始为之奋斗,五四运动的德先生不是早期***人信奉的真理吗?当时中国的国情比现在还要落后的多,人民还要愚昧的多,过了90年民主在中国反而不适用了呢?!我曾经到过的许多西方国家以及东方的韩国,这些国家无一不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前苏联、东欧国家我没有去过,倒是接触过一些前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人,他们没有一个是说他们过去的制度是好的,所以苏、东、波的社会主义大厦会必然的轰然倒塌在一夜之间。而西方国家的人民尽管也有对现行社会的种种不满,但是他们对于制度是满意的,他们的社会也绝对没有因为游行、罢工而搞乱了:铁路工人罢工几个月,政府组织其他交通工具:飞机、巴士解决人民外出,社会正常运转;清洁工人罢工数月,城市也没有成为死城,倒是军队出来清扫垃圾。甚至连暴力、恐怖都没有动摇人家的社会:英国北爱尔兰的共和军原来就是一个专搞暴力的组织,到处安放炸弹,然后打电话告诉警察我们在什么地方安放了炸弹,你们通知老百姓不要去那里,免得伤人。然后警察去了一大帮,封锁、排爆。我都遇到过好几次这种险情,乘坐的车辆改道,但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平民无一伤亡。到最后北爱尔兰共和军问题得以和政府谈判和平解决。人家能够以和平手段化解这种极端的社会矛盾,您说资本主义是行将灭亡的制度吗?反观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不要说宪法给予的罢工、游行权,连5人以上的公开集会都被禁止为“非法”。在“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口号下,一切违宪的行为披上了“合理”的外衣。这个就是和谐社会吗?”

潘维说:中国如实行民主化,会“被资本主义核心世界驯服”,意即重新被“殖民地化”。就是说,中国人只配做奴隶,要么是本国统治者的奴隶,要么是外国统治者的奴隶。他现在做本国“统治者的奴隶”,觉得很舒服,很骄傲,因为很理直气壮,毕竟是精英“北大人”嘛!

巧得很,我有位朋友也是“北大人”。前几天他告诉我说:“ 年初二我们几位北大同学聚会,进行了一场舌战:两位***员对我一位民主党派成员。他们也都出生于地主、国民党家庭,改革开放后加入了***。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由于民众愚昧无法实行民主,要搞民主必乱套。意即批判我的'自由化’。”其实,这两位***员的观点,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富裕阶层中很普遍的一种说法,也是当局30年改革不敢做政治改革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是害怕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可能带来的动乱,使他们既得利益和权力遭到损害。但是,他们不懂得一个普遍的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主究竟好不好,关键是要去实践,总要跨出第一步,用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现在大家都公认30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目(虽然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可是当初不是也是有很大的势力加以反对吗?就是那场要不要实行市场经济的争论。只是因为实践派取得了优势,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才有今天这个局面。而政治改革由于发生了“***”,有些人认为威胁到政权,就辄然而止。可是,现在这样停步不前,难道就没有风险吗?“建立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现在风险很大!中国的出路,必须实行政治改革,即民主化!这已经成了有识之士的共识。

第二,潘维先生对苏联的看法是统治者宣传的产物,受蒙蔽者无罪,如果他亲自去看看俄罗斯的现状,就不会这样说了。但把受蒙蔽的观点再去蒙蔽别人,就太愚昧了。他既不了解民主化以前的苏联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也不了解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时代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竟然称现在的成就为60年后的结果。关于***时代的情况,过来人的述说已经很多了,不再絮叨。斯大林时代的情况,我引以下两段话供参考:

1935年基洛夫被刺事件发生后,1942年希特勒进攻苏联,斯大林苏联进行长达七年的肃反运动的恐怖统治。据当时在苏联的师哲说:“那时的气氛使人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人人顾虑重重,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清党、肃反运动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大喊大叫、造成了不由分说的局面。其做法也是这样,只要有人控告,写匿名信揭发,甚至仅仅提出怀疑,不管你的资格有多老,即使是列宁时代的党员;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即使是中央委员、苏维埃代表、党委书记、部长,还是党外著名人士、有贡献的知识分子……都可能随时被逮捕、关押、审问、判刑,甚至可能被枪决”。1

当时在苏联的另一个中共党员,说得更荒唐:“1935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所以,从这个时候起,苏联人被捕的凡是到过外国的,例如参加过中国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据我所知,加仑、鲍罗廷、阿基莫夫夫妇等,都被抓起来判为日本间谍,多数处以极刑了。凡是到过欧洲的外交人员,都被判为德国希特勒的间谍了。在苏联的外国人,包括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团,除了少数王明、康生之流每天给苏联写诬告信的人之外,几乎全部被捕。我住在蔡特金住过的那个招待所里,共四男三女,只有一个女的每周定期向上面写诬告信而受到优待没有被捕外,其他四男二女先后被捕。据我在监狱和劳动改造营所见,凡是东方人都是日本间谍嫌疑,凡是西方人都是德国间谍嫌疑,因找不到任何证据,所以,'特别会议’只好用'嫌疑’的罪名来判罪了。当时被抓的人当中,苏联人没有出过国的,则按地区分,住在亚洲的都是日本间谍嫌疑,住在欧洲的都是德国间谍嫌疑。”

对于潘维的下面这篇文章,我们欢迎读者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讨论、争辩。真理是不怕讨论的,真理越辩越明。你的意见不论观点如何、文章长短都可以发给wang2478@gmail.com,我们将会在下期摘录一些刊登。

潘维: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

●在核武器时代,不再是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竞争,而是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人类生活方式竞争的主要手段   

●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第三世界被边缘化的过程,是被资本主义核心世界驯服的过程   

*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

西方拥有话语霸权,“自由民主”如宗教般俘获民心。   

自原子弹时代降临,人类生存方式的主要竞争手段出现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竞争,而是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主要手段。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力量几乎无关。美国的霸权也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但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和维持的。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靠意识形态竞争决出胜负的文明间的大战。冷战史证明,政治观念体系竞争的成败是文明兴衰的关键。苏联领导层未能理解这个变化,全力争取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上的优势,却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守势。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是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苏联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整个民族陷入生活的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什么是意识形态?在当代,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生存方式的政治观念体系。政治观念体系凝聚成少数抽象概念,就号称“普世价值”,就成为现代宗教,成为知识界信奉的对象,就能如宗教般俘获民心。

 自由、民主、市场的“三位一体”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少,其标准也就越含糊,就越取决于谁掌控定义权。谁能证明中国传统的自耕农社会不自由,或者没市场?有人去探究,中国比法国“市场”得多,比加拿大或者日本“自由”得多,或者印度比美国“民主” 得多。这种“事实证明”没有意义,却落入了西方的话语框架。   

因此,所谓“话语霸权”,核心在于“概念定义权”,在于被知识界主流所真心信奉的定义。什么是当今世界主流信奉的“自由民主”?你有再多的言论自由也不算数,除非***的言论占据主流地位才是真正的“自由”。你有再多的党也不算数,除非让想推翻***的党逐渐坐大并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美国在制度上排斥第三党,其两个党的政纲看上去比***更像一个党,却依然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掌控不了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定义权,自造的定义只会沦为知识舆论界的笑柄。   

东方怎么可能成为“真正”的西方?中国照美国的方式生存,地球就毁灭了。即便你想,西方会允许吗!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意识形态是攻击的利器,却不是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法宝,不是管理社会的技术,更不是关于吃穿住行的科学技术。   

转奉自由民主的“真理”会使国家变得繁荣富强?不,不会。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第三世界被边缘化的过程,是被资本主义核心世界驯服的过程。   

西方人说“自由民主”使他们富裕,可他们明明是占有了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之后才变得富裕。除了俄国和日本,他们占据了,移居了,掠夺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而且还在继续掠夺中。印度多数人民信奉“自由民主”,却不可能像欧美人民那样富裕。如果生存质量没有因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那自然是因为你没有信奉“真正的”自由民主,过上“真正的”自由民主生活。至于谁信的基督更“正宗”,谁的“自由民主”更“真正”,那标准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人有话语权,即定义权,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民族永远不可能达标。在伊斯兰世界播种民主的龙种,收获的是伊拉克跳蚤。“自由民主”只是个标签,说明西方阵营的先进和非西方国家被压迫的合理。美国大兵刺刀下的伊拉克被认作“自由”了、“民主”了,那么,由美国控制巴士拉油田、永久的军事占领当然有“合法性”。谁会谈论应当制裁每天都在滥杀伊拉克平民的美国军政府呢!于是,必须制裁缅甸,因为那里还没准备接受美国指定的“民主”傀儡。当然不能制裁格鲁吉亚,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美国控制的傀儡。所以,意识形态是攻击别国,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武器。

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会败于小日本,延安怎能胜过西安,又怎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没有色彩其实就是色彩,就是默认世界的“主流”色彩。

“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   

一种生存方式分成三个阶段被对方征服:(1)对方的话语系统由知识界的非主流变成知识主流;(2)知识界的新主流话语渗入政治领导集团;(3)政府认同此种话语系统,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从此,被征服者看上去永远像是“自杀”而非“他杀”。   

鸵鸟政策只会输掉意识形态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是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论战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在核时代,没有抵抗霸权话语系统能力的民族,没有意识形态竞争力的文明,注定要被击溃。   

千年前的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的世界。“民主与专制”的两分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一切重要事情,轻浮地为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同样的药方。如果治不好病,他们使被洗脑的人相信,责任永远不在药方,而在病人。   

在对欧洲封建主义的战争中,本着开放解放的精神,自由民主话语系统渐渐成熟为伟大的话语系统。这个系统在对***人的批判中更加成熟壮大。然而,如同罗马帝国时代获得了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一旦赢得了世界的统治权,这个话语系统就变成了教条,走向了堕落,成为压迫者的外衣、征服者的武器,把当今世界带入了政治蒙昧时代。   

新的“十字军”带着道德优越感发动了新的东征,以人权的名义摧残人权,以自由的名义限制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专制。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指出,所谓“反恐”战争,非常肮脏,目的是控制战略要地,掠夺战略资源。正如雅克·德里达曾经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然而,即便认识了这场新十字军东征的实质,意识形态依然重要。宗教狂热点燃了基督徒们参加十字军的欲望之火,而“自由民主”之类的信仰煽动着今天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也给受害者带来了内部的“第五纵队”,带来了抵抗运动的自杀。   

需要指出,新蒙昧主义也在我国影响很深。照着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我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六十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一笔勾销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后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复兴。遗憾的是,中国也有些人对西方的这种两分法深信不疑,忽略行政改革,而专对政体的“根本改革”感兴趣。   

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教授所称,“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在现行的党政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现行党政体制却遭到西方指责。   

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这是浅薄的。西方希望的中国改革当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体制。对他们而言,“政治改革”就是从“专制”改成“民主”,就是拆房子,拆政体。   

无论是“跃进”地拆,还是“渐进”地拆,目标都是把故宫拆掉建白宫。房子未拆,“政治改革”就没完成。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的白宫是“假”的,也只可能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解放的标志,而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   

我国的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所有现世的政体都有毛病。而且,任何政体,放在乡村与城市人口对半、东西南北巨大差异的我国,都会显得苍白。因为许多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的生存方式、政体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

中国政体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为什么不肯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也是在这个政体下获得的?没有战争和占领,能有美国?有病需要服药并不等于需要服毒自杀。苏联的对手就是这样诱导苏联自杀了,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苏联那批天真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

如果没有竞争的自信和勇气,我们的文明没有前途   

解构政治蒙昧主义没有别的办法,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经验的知识若不能总结成有关发展道路的政治科学理论,就打不破霸权意识形态的桎梏,我国就难以在生存方式的竞争中立足。哪怕获得再大的物质文明成就,国内外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者仍会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测量,拿那空洞的概念给我国政权贴上“缺少合法性”的标签。这类政治标签如果得不到应有的批判,就有可能会引导中华文明走向“自杀”。   

为了解构“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我国应当积极开放和勇于开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的自信,没有竞争的勇气,我们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对于美国,半岛电视台不是言论是否自由的标志,而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战场。可以说,没有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就没有思想的进步,没有思想的进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竞争的成功就没有中华生存方式的未来。   

不应忘记,若从1973年8月1日签署欧安会的《赫尔辛基宣言》算起,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解除思想武装的自杀过程只用了18年。可以预言,俄罗斯能否在全球政治中重新崛起,靠的将不是普京政权,不是石油财富,不是生产技术,更不会是恢复战略轰炸机的值班巡航;俄罗斯能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将取决于能否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有说服力的、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立理论体系。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说破这“皇帝的新衣”,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原稿8000余字,转载时有删节。) 环球时报 来源日期:2008-1-25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的留言:

回复:潘维: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
按我目前的感觉,潘文有其道理,有其危险。道理在,思想确实是人类文明的高地,谁掌握了人类未来的思想,谁就掌握了人类的未来。危险在,它可能成为专制意识形态抗拒进步的借口。在这方面,建议大家多看看周有光先生的文章。中国当前的思想现状是这样的:1,非常落后;2,没有对人类思想真正有研究,融会贯通的专家;3,极想占领人类未来的思想高地。 用户:石童 发表于 2008-1-31 23:45:59

回复:潘维: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
潘大教授的文字一贯的风格就是,反驳他的文字篇幅往往比他的正文篇幅还要长。如此立论荒谬、漏洞百出的文字居然出自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之手,也算是天下一大奇观吧。
  实话说,潘大教授的此文水平比起一个世纪之前梁任公的《开明专制论》天上地下。至少梁任公是在充分细致分析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社会文化的现实基础上后,才不得不不误遗憾地认为“开明专制”的方式是那时中国走向富强稳定的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梁任公的气魄在于,他承认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封建专制,但出于策略性的角度,不得以才提出“开明专制”一说。但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梁任公的学说在学术上有一定价值,但在现实中是走不通的。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 100年。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北洋政府、南京政府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北京政府,都无不是用“民主共和”的旗号作为政治文明的基石。没曾想,在 100年后的今天,在民主普世原则吹遍全球的时刻,居然还有潘维这样的人为灭亡了百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竖起招魂幡,为皇权主义搽脂抹粉!让人不得不想起周作人的4个字:“故鬼重来”。
  我承认潘维有胡言乱语的权利,但是潘维想把民主潮流视为是摧毁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洪水猛兽,却是再也不能得逞了。历史是进步的,不会因为为了维护一小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强行开倒车。对于潘维这样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谓知识分子,只好给他贴上两个字作为标签——犬儒。如果潘大教授想证明自己还有点学术功底的话,建议还是苦读梁启超的那篇《开明专制论》一年之后再来以学术的语言进行探讨。
  借用同是本网的一位读者的话:凡不遵守《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立法精神的个人或团体,都是中国国民的公敌。 用户:jjxxdg 发表于 2008-1-31 22:38:13

回复:潘维: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
潘大教授,***在美国演讲时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请问他为什么不说:“没有中国独特的政治文明,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呢?”请赐教。 用户:ztsr 发表于 2008-1-31 2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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