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家张平:简直腐败得令人难以置信
福顺
凯迪网络
搞腐败人的胆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两年前的一天，山西作家张平和大导演谢铁骊接到一个恐怖电话，要叫他们吃枪子。这是第二十几个这样的电话了。谢只得动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叫太原警察荷枪实弹保护电影《天网》拍摄现场。 张平采写《天网》时，曾多次问主人公、敢于反腐的县委书记刘郁瑞，这么写他的那些同事和属下他们会不会找麻烦？刘郁瑞说：他们敢！量他们还没那么大胆子！要是他们敢，就把他们老底子一个一个兜出来，哪一个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绰绰有余。刘似乎看穿了他的同事下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威胁恐吓从没断过，而且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刚一被免，他们就立刻组织了２４１名县市级干部把张平告到了丰台法院。
这大出张平意料：“他们真敢干，真敢说，胆子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在法庭上有一个副检察长居然振振有词质问：'我儿子只强奸两三次，你怎么就说八九次？而且不是在我的办公室而是我老婆的办公室。这纯粹是对我一家人的诬蔑。’” 张平沉不住气了，他告我那个晚上一分钟也没睡。他觉得特别孤独，群众这时在哪儿？没有一个说句安慰话。 法院的人也私下说你肯定要输，再怎么也不能侮辱人格
“我的情绪是怎么找回来的，是群众，是新闻记者。所有报纸一边倒支持我。
“晚上，我一个人在北京一个小饭馆吃饭，一个女老板看了我半天，问我是不是被告的作家张平。我说是。她一会儿端了两盘菜，说你这个作家我认定了。以后你就在我这儿吃饭，一分钱不要。
“临汾地区有５个老农民来到北京看我，他们的黑衣服上满是汗渍，一见我就问，咱的官司输了赢了？他们拉我到一个饭馆，要了好几碗过油肉，他们认为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过油肉。一个老农从衣服深处掏出一个小包，里面包著全村人捐的２元、５元共５００块钱。”
全国各地声援张平的信，１５００人以上签名的有４封，５００多人签名的有１２封。
官司正打时，《天网》电影开拍，谢铁骊说他不管什么官司不官司，这是他作为一个导演的权利。拍摄现场附近的农民自发当演员，说张平写得太好了，写的就是他们村，他们村的支书就这么坏.
回想写作初衷，张平对记者说，在全国许多地方，无职无权的老百姓太苦了，因而想为他们说说话。而最终促使他下决心写《天网》的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因为２００元钱被打成反革命。从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上访了１５００多次，被收容了几十次。一次次“拦轿”告状，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收容。当官的特别反感他，说这个人特别坏。张平却像发现了一个宝藏，跟他谈了两天两夜，谈的过程中老人不停地吃止痛片。３０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听他这样倾诉过，因而他对张平充满了感激。有一次他跑了整整一夜，困了就睡在路边麦垛里，就是为了给张平送几个粽子。 过了几年，张平重访故地，打听老人，得知已经去世两年了。
“我特别难受，哭了好长时间。这老先生把３０多年４０多本日记给我，那么信任我，而我瞻前顾后，没有写出来。” 回想这一切，张平当被告的惶惑很快平静下来。心想输了也没什么。
千奇百怪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法
《法撼汾西》和《天网》是写农民的。张平原以为天底下只有农民苦，而工人因为剪刀差，应该比农民强多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穷，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比农民还苦。
写完《天网》后，他采访到这样一个惨烈的故事：山西某山区一个转业军人被推选为护林员。这是个能发财的岗位，以前的护林员与恶霸沆瀣一气，盗伐国家林木。而转业军人恪守职责，严禁乱砍乱伐，断了当地恶霸的财路。当地的“四虎”纠集一帮地痞把他暴打一顿，下手很狠，他肠子都流出来了，没人管他，没人送他去医院，干部也都不见踪影。转业军人在老山前线负过伤，是爬著回来的，这次他又爬向深山，把老式步枪取出来，又爬回村里，把那四虎射杀三个。他后来也因伤重而死。
“我把这件事情写成小说，叫《凶犯》，导演于本正看了非常冲动，想拍成电影，建议我把背景改到工厂，'工人小偷小摸，郊区的农民哄抢工厂，与工人发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和导演采访了山西几十个工厂，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什么管理、市场、资金、经营策略、农民骚扰等，都不是根本，最大的事是腐败。
“一个个工厂迅速完蛋，全都与少数领导者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有关。而工人们很可怜，越是被糟蹋的不成样的工厂的工人，越是自觉保护工厂的财产。这跟我们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自发站在厂门口，检查路人偷没偷东西，他们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工厂再破，也是他们的活路和依靠。他们也知道腐败在发生，但他们没办法。
“工人们看到导演作家来了热情得不得了。说你们怎么现在才下来？谁知我们的苦？
“我没想到工人这么苦，原来的三线工厂厂，工人大批下岗没人管，工程师在外面捡菜叶，有些工人自杀，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视，以期能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亲人家属；在《抉择》原型的一个大纺织厂里，工人们包括一位老红军都没法拿到应得的，工人们有病只能捱著。一个工人得了肝癌，筹到去医院看病的巨额数字的医药费对他来说是上天揽月，他只能躺在小平房里吃止痛片。疼的时候趴在床上，用手抠墙，一块墙砖就这样被抠去了三分之二。”这个细节，使张平和导演都木立在那，张下决心写“工业题材”，也就是《抉择》。
４０多天的采访，张平认为他发现了工人们穷困潦倒的根源。你看那千奇百怪的掠夺手法：一个工厂需要沙子，设有许多过秤点，过秤员与运货的都串通好了，这里过完秤，沙子不卸，再开到那里去过秤，周而复始，一车沙子能卖出１８车沙子的钱。国家资金就像沙子倒进筛子，一下就流完了。发现了也查不下去，靠山后面有靠山，当事人顶多赔点钱了事。
有的故事真是惊心动魄：外部盗匪与内部管事的勾结一起，胆大妄为，把保安打死，枪抢走，大肆盗窃国家财产。
“我采访工厂时根本不与厂领导打招呼，厂里要是知道了，招待得特别厉害，酒海肉山，你根本没法接触到实情。工人们自发地保护我，跟秘密工作一样，他们用暗号联系，今天让我去这家，明天去那家，组织得很好。 他们就想让上面，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是谁让这个国企乃至成千上万个国企垮掉了。”
可怕的升官之路
腐败分子会把改革葬送，会把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葬送。张平对记者说，一些工人农民对改革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对改革有怨言，因而他不能保持沉默，要告诉人们正在发生什么，他不希望工人对改革丧失热情。
“在那个作为原型的大纺织厂里，那位老红军能拿到４００元钱就很高兴，他一家人就靠这点钱过活。但他还让我劝工人不要闹，要相信党和国家。另一方面，靠著工厂发了财的所谓党的干部对国家没有一点责任感：' 没办法，我跟你说，一点办法也没有。惟一的办法就是私有化。’他们占了那么多的财产，急需'合法化’。这些干部对党一点不信任。”
这个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头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气数将尽。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D２０世纪末的中国土老板欺压起工人来，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剥削工人还要厉害。
大厂破产了，１０个亿的资金不知下落，最后不了了之。
张平内心很沉重，虽然他的样子很绵善，但他是一看见有人受苦，国家被骗就义愤填膺的那种人。原来他对农村很熟悉，父亲是建筑学教授，被打成右派后，带全家回到山西农村老家，那时他５岁。但当他了解了工厂和工人后，内心的震荡更大。他说，在这片西部古老土地上，人们谋富求福，自古华山一条路：当官。有些地方一个厂长为了当官，能把工厂卖光送完，升了局长或县官后，管十几个厂子，能在更大范围里贪、送。当他做了更大的官，这十几个厂子也就奄奄一息了。这是一条多么可怕的路。
民工掉进野蛮的“狼窝”
这些地方的出路在哪里？张平走了北方数省，看了一个又一个工厂。 “你看山西县暖气片厂的产品行销全国，紧挨著的国家大暖气片厂垮了，而这个私人厂子却欣欣向荣。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民工们都是骗去的，一进厂就失去自由。不准写信、打电话、外出。说是一个月３００块钱，从来不给，工人们要工资，厂主就让保镖打，打死过一个，伤过许多。工人从来没有节假日惶炖妥鳎保?个小时。８０多人挤在一个大教室里，夜里翻身要集体翻，上厕所回来就再也找不到空地了。
“事情传出来了，记者们去采访差点被扣挨打。我一听气愤得不得了，坚决要去那里采访，人们苦劝不行，于是，县领导派人保护，叮嘱别带照相机，别记录，别与工人聊。说你要是跟工人说话了，那个工人可能就被整死。
“厂主和打手们虎视眈眈，看哪个工人敢跟我们说话。我感到脊背发寒。回来后，与记者们周密策划，终于把这件事曝了出来，在山西引起很大反响，读者纷纷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这个工厂被关停，凶手被抓，民工被解救出来回到故乡。” 张平走在山西的腹地，看到许多外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说许多事跟工业文明根本连不上，完全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大暴露。他目睹的晋南大械斗给他的震动很大。晋南那块地方私窑很多，窑主们经常你争我夺。两年前那里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民工械斗，两方窑主挑动２０００多四川民工和２０００多安徽民工互相打斗，刀光斧影，死伤严重。公安干警去了１５００多人，抓了七八个民工。但窑主们上上下下走动，有关方面暗箱操作，个别真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张平平常说话很温和，但他确实愤怒了，在省政协会上发言道：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了一个世纪，现在有些人又被拽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野蛮时代。这不是什么工匠意识或是工人权益保护不当的问题，纯粹是狼窝。我们的政府应该保护善和人性，清除这样的恶势力。
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人们说，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张平对记者说，他经常早上一起来，就看到门外有人坐著。这还是文联门房给他挡了，要不然人更多。
一位作者是这样描述张平：“我们正在聊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远处徘徊。一会儿走了过来，看看我们这群人，问谁是张平。张平回答后，那个农民扑通就跪下了，说他是清水县的，找了很长时间 ” 张平心很软，爱激动，这就使他总被受苦受难的人包围。
一个转业军人，膝盖骨在自卫反击战中被打断。一个农民的女儿主动嫁给他，根据政策户口变成了城里的，在城里找了工作。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要跟转业军人离婚。丈夫不干，女的就让公安局的一些人把丈夫抓起来，吊到梁上打，并且强判离婚。原来这女的情夫是公安局的。
转业军人找到张平，结结巴巴（折磨刺激使他成了结巴）哭诉。张平找市政府、公安局、残协最后案子翻过来了，有关方面赔了转业军人６万块钱。这可怜的人去年送了一面锦旗给张平，上面写道，“扶持正义，铲除邪恶”。 临汾地区有一个老妇被女婿赶了出来，因为女儿不是亲生的，她就挨打受气，住在一个狗棚里。老太太打官司竟被判输（用张平的话，现在法院真敢判）。她找领导、“拦轿”没用，人家推搡她：滚滚滚她没办法了，不知道找谁。乡亲们指点她，去找作家张平。
她找到了张平，脸黑黑脏脏的，是泪水和尘埃在太阳底下晒出的那种印痕。张平说，真上访假上访一看就知道，就看有没有这种痕迹。 他让她住在家，让妻子给她做饭。他把她的事给跑成了。
长治一个职工被通知下岗，当晚就携著女儿带著礼物去厂长家说好话。厂长却诬陷职工擅闯民宅，行凶闹事。让公安局把他抓了起来，判了３年刑。一家人没了依靠，生活艰难。找到张平后，经奔走，职工被平反，但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职工出狱后，一家人抱头痛哭，说我们不要赔偿了，我们只要在一起 .
１９９８年山西城，一个农民企业家建了一个炼焦厂，辛辛苦苦干到一定规模，一个地头蛇拿了张白条找来，称厂长欠他２００万元钱，让法院查封，炼出的一万多吨焦炭全部拉走，二百多工人失业。 这等于恶霸和法院沆瀣一气，把这个工厂活抢了。
农民企业家哭著找到张平，看著工人们流离失所的惨状，他自知无力回天，但也不能不管。找到城地委书记诉说（他对记者自嘲：说来可笑，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空怀满腔热血，只能每每去求官），这个案子终于翻了过来，但恶霸们逍遥法外，农民损失的焦炭和财物只能自认倒霉。
“这片大地上，人们为什么常含泪？”他有时候想麻痹自己，眼不见为净。写些风雅的、现代派的东西了事，但他的家人、朋友、同学、各种关系大多来自底层，他们随便的拷问就使他的想法垮掉。 一位民办教师、他的小学同学对他说，你们这些写东西的，去看看在煤窑、铁矿里的像狗一样的打工崽；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车间作坊里每天连续工作十好几个小时、从来也没有过星期天的农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著一辈子没住过一天医院的你们常说的“父老乡亲”即使不住下来， 腰也弯不下来的硬座火车也行，挤一次我们乡下人屡屡被劫被抢的长途客车也行。只需一次就够了。在这片土地上，善恶总在搏斗，那么激烈，张平总是不期然被牵扯进去。
１９９７年，一群义愤填膺的人找到他，说一位市委干部的小女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轧断腿，司机不停车，拖挂著小女孩狂奔。许多人看见了呼喊，小女孩也撕心裂肺地哭叫：疼死了，疼死了！这个司机伸头看了看，倒了三次车，把小女孩活活轧死。
路上行人很多，人证很多，但那个凶残的司机跟公安局有关系，被判过失杀人，只赔一万块钱一年刑。
那女孩子妈的头发一夜全白，这是张平亲眼目睹一个人的头发那么快地变白。民怨沸腾，一位女记者牵头，山西的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群众联名，呼吁严惩凶手，延安出来的老作家马烽、西戎也在上面签了名。
有关部门□了，加判了两年，多赔了两万块钱。这与那司机应受的惩罚相去甚远。但老百姓、作家、记者还能有什么办法？
“案子判了后，那个女记者非拉我去喝酒，她一反常态地要了一瓶高梁白，咕咚咚把一整瓶酒倒进了两个杯子里，说咱俩一人一半。她举杯就喝，一杯酒还没喝完，就醉了。她痛哭流涕地痛骂：他们那么蔑视法律、民意，那么看不起公正，指鹿为马，说黑为白！没有一点怜悯心
“我把这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女记者架回家。这时才感受到一个中国记者对恶的痛恨。”
他们是恶潮中的中流砥柱
１０年采访不堪回首，那里面有许多正义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希望也总是在前方如引著人们，就像张平在《生死抉择》首映后说的：“'光明的尾巴’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我们生活中固有的。你到基层走走，会发现许多党的干部在埋头苦干，他们是腐败恶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的兰花，是我们党内的健康力量。我们不能希望太多，只希望党内健康力量能起到作用。” 张平声音低了下来，颇有感情地结束了他不多见的激情表述。 他的反腐创作就是受这种党内好干部的启发而开始的，１０年来他一直琢磨怎样褒扬和保护这种健康力量。
他最近采访了一个刚直不阿，但境地较危的省纪检干部。这人见过那么多的不平事，简直就是一部党内的反腐史。他对张平说：“１９９４年在，我介入一个４０００万元的死案，当事人突然自杀。我了解到，他死前，有人跟他说，你必须死，你死了你家人我养活当事人就在规定的地点和时间跳楼，但没摔死，骨折，断骨刺进肝里。他本来完全能活下来，可是一个检察院干部和一个公安局干部把他抬出厂门用了３０分钟，送医院又用了２０分钟（那个小城很少堵车，驾车绕市区一圈也用不了２０分钟）抢救又用了４０分钟。结果生生看著他死了。个别领导让给他定个畏罪自杀，结案了事。４０００万元的国家财产就这样无影无踪了。你去查谁？似乎毫无办法。但我不依不饶，坚决要把这件事查到底” 纪检干部对张平说，这种事他可以讲三天三夜。
他说他也受贿，看著张平的惊奇，他说他吸人家的烟，吃人家悄悄送到家的东西，在那个环境中他没办法。但是给他送钱他坚决不要，这是一个分水岭。有人最多一次给他送去１０万元。他就给行贿者算账：“我现在是副厅级干部，我住的房子１５０多平方米，值个３０万。从现在到死，还能拿２０多年的工资，也有４０多万，国家给我配了一辆车，十几万，司机的工资我拿这２００多万元换你１０万元值不值？”
在夜色深沉的这个城市角落，他似乎在对张平交代后事：“我做了４０多年的检察工作，光这几年亲手送进监狱的就有２０００多人，但现在他们全出来了，有些人官比我还大。他们现在通过白道黑道整我。我现在把什么都跟你说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我是豁出去了，非跟那些贪官干到底！” 事情不至于如此惨烈绝望，张平已经把有关情况向上反映。 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张平确实几乎用一种悲壮的情怀跟那些党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交往。
“市委副书记，我观察他五六年了，真是焦裕禄式好干部！”
这位副书记山西师大哲学系毕业，先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后到市任职。终于有了一块地方施展自己的改革抱负，他计划几年内把市建成文明、发达的小城市。他分管城建，清廉刚正，把许多人的这条发财路子彻底堵死，因而不断得罪地方势力，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他知道很危险，不让老婆孩子来这里。
他刚来时，市长６０岁，书记５７岁，于是他认为他的全面改革试验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换了三届也没把他扶正。
盘根错节的官们想尽办法整他。有一次铺路，上面下令１０月１日必须通车，但有个别部门卡他，不供应他物资。他东奔西跑，好不容易弄来一车石料，半夜又让一个市委副书记弄到自己家盖房子了。他急得骂那个看石料的工人，你用地上的水照照你那个样子。
结果省报发文，说有的干部让工人喝地上的脏水《工人日报》的同仁看了这篇文章后恨得要死，一定要给这个侮辱工人的干部曝曝光。他们的记者来到市，向工人一打听，满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们给他们讲了书记的种种事迹，把记者感动得哭了起来。
为什么这时候攻击他，因为省里正在考察他，准备提为下一届的市委书记。 地方势力串通起来，结果他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这个消息传出后，整个市沸腾起来，上万人上街表示对他的爱戴几位江湖气很浓的企业家，给他送来一麻袋钱，说别人都在跑官买官，咱也去送。他们也希望这个城市有大发展，政祥民和，各种经营活动能够正常进行。曾经有人想“要他一条腿”，结果让这些“地方好汉”保护下来。
一位记者要把看到的一切写内参向上反映。他躲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写。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训 --上一次为了反映这个市的老市委副秘书长自杀，市委书记的情妇被提拔为市委秘书长，市长的情妇被提为市府秘书长等问题，他躲在一个工人家里写内参，市里一班人得到消息后到处找他。他因去看望一个老板熟人，被市领导们打探到，一班人都来到老板的饭店。在密室里，市委书记扑通给记者跪下记者心软了。与此同时，一辆装满东西的三菱吉普下乡来到记者老家，第二天老父也被从乡下接到市里劝儿子；第三天地委书记一行人到省城请他的领导吃饭内参只好停发。 这次这位记者学聪明了，把稿子连夜写出来，马上用传真机直接发出。第三天就登出来了。这份内参写道：这个市委副书记干了６年，与工人打成一片，泥一把汗一把，至今住在办公室里，在大食堂吃饭为什么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落选了？ 中央领导作了批示，副书记得以继续工作。
上级把他平调到临汾市任副书记。消息传出，市的百姓不干了，成千上万的人把市委大院包围起来不让他走。这些工人、退休职工、街道居民自发在市委门口守了两天两夜。
“市人民如丧考妣，纷纷到省里请愿。”张平说：“我去采访时，看到１４个环卫工人挤在省城的一个小客栈里，在地上躺了一大排工人们觉得一个好书记走了，就跟塌了天一样。”但他必须走，组织部门规定上任有最后期限，如果不报到就做自动放弃处理。他的秘书跑到外面求百姓，书记肚子疼得受不了，要送医院抢救。工人们心软了，放开一条路。这时工人们看到他们的书记真的要走，就全跪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大家哭道：我们不能选你，我们也留不住你，我们说话没人听 他是个硬汉子，这时也哭得不能行。
车子直接开到临汾，老百姓得到消息后，自发迎接，标语上写道： “临汾人民有福气， 来了个好书记。”
“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能靠什么？我们这些文人坐在皮沙发上聊著天时，有什么权利指责百姓们的清官梦？！”张平眼睛红红地说。
他即将把这几个好干部的经历写成书，相信又将轰动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