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夜，与崔老师刘达兄探讨问题，假若没有共产党，民国有没有主动转入民主宪政的可能，彼此之间激烈争辩各执一词，犹两老儿辩日，无果而终，未能胜意，允作文以辩，以期系统论述，然则木瓜平日之事繁杂而又琐碎，迟迟不得静心，如此，已有月余，幸得今逢佳节，周遭人儿，看社戏的去看了社戏玩游戏的在玩游戏出把戏的亦出了把戏，留俺木瓜老儿，独居陋室，与刘达辩日。

其实这是个伪命题，民国治下的民众，已先于我等共和国“公民”，奢侈地享受了二十年的言论自由，开放报禁党禁，十二年前全民直选出第一位总统，八年前政权在不同政党间和平交替，并且国民党在丢失政权后，没有后悔走向民主，而是冷静反思自身为政之道，以求东山再起之可能。不久前的立委选举，台湾人民热烈参选，国民党大胜后，国民党高层全体鞠躬谢选民，又深深地感动渴求民主的我等共和国“公民”！

尽管说民国宪政，尚存诸多让大陆人士诟病之处，如立委大打出手的场景有伤国之大雅，然而考虑到共和国上下，两会期间常常和谐得鼾声一片，以致于广东出台逗你玩的政令——会议期间严禁睡觉！真叫人哭笑不得，照此逻辑，你刘达老兄的学院哪天出台教师不准奸淫学生的管理条例时，您老也不必感到滑稽！至少，台湾民众的利益诉求，可以在立法委员会会议上力争寸土而不必由街头民众为锱铢小钱大打出手，至少，我们实现村长全村直选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至少，马英九特别费案在我们看来简直就不是问题，民国，在国际环境遭受如此挤压的条件下，仍然不屈地践行着民主理想，已经让我肃然起敬！

然而，民国的宪政却不止是从蒋经国晚年废除戒严法令开放党禁报禁起，我们争论的真正焦点其实就是，假如没有共产革命，蒋介石能不能主动走向宪政？在你老兄看来，毛泽东是个恶魔，蒋介石亦不过流氓，两者止五十步与百步之遥而无实质不同，这不过是各打二十大板以回避讨论问题实质，看似公允实有损公允，民国，从未从根本上剿灭宪政基础，发枝于台湾的现今看来并不华美的民主之树，正是基于民国一脉相承的宪政基础，这才是问题根本，现择其要者，细述如下：

 

一、言论自由

三十年代国共战战争时期，左翼文人以笔为刀，以杂文时评形式犀利地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着笔战，国民政府能做的却只是封报馆，封了可以再开，换个笔名刊名即可，国民政府社会控制能力如此之弱，这一点换在今日，简直不可思议，随便使个滥招，便能让你再也没了声音。另外，国民政府从来未能排除来自《大公报》《文汇报》等媒体就所谓体制内问题的质疑，所有评论员文章均签主编名以承担责任，换之今日，高唱主旋律，严格与中央保持一致，戡乱时期，岂能由你反弹琵琶？

即便在三年内战期间，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一直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组织下此起彼伏，闻一多被下层军官暗杀后蒋介石拍案而起：党国完了！而后该军官被蒋处死，难道真的只是借刀杀人？

更能表明民国言论自由没有遭到彻底剿灭的事实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直遭受着众多自由文人实名批判，这部分内容讨论的问题虽属言论自由范畴，然而由于民国与共和国内自由文人个人命运之迥异，对社会进程中施加影响亦根本不同而容后单列一项。

 

二、开放型政党

 

三、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在孙中山的建国理想中占有很高位置，并且后来梁漱溟陶行知等知识分子取得了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投身农村身体力行。那时的知识分子可不象现在，以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依附在权力与资本的身上，共同发起对社会下层的残酷盘剥与压榨。尤其梁漱溟，生于大城市北京，却抛弃城市的一切搬到农村，用他的话说，“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内。在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做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梁先生先后在广东、山东、河北、江苏等省农村推行乡村建设运动，那可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农村放手不管从而让农村获得自治，你看梁先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所进行的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欠。中国农民的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学技术。我所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我梦想的团体自治是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主要是生产合作，也包括消费合作、信用合作。西洋进步从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发展贸易，而牺牲农村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总之，中国缺乏'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八个字。将这两方面补进来，中国即发达进步，成为很好的国家。这个好，要胜过西洋，因为其富强是建立在广大农村之上的。我心目中的做法是将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引进于乡村：团体组织引进一分，即可引进一分科学技术，同样科学技术引进一分，又可推动团体组织一分。为此，我们在邹平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并兼理县金库，流通处不贷款给个体农民，只贷给农民组成的合作社，以推动合作社的发展，促进农民组织，又促进了科学技术。例如邹平孙家镇为棉花集散地，农民将生产的棉花送去出售、打包，运给青岛纱厂。我们即做棉种改良工作，推广纱厂需要的长绒棉（美棉），纱厂高价收购，农民欢迎。我们还计划在当地自办纱厂，这样可以农工结合，增加农村财富，后因七七事变，未及实现”。而这些还只是梁先生乡村建设试验区工作的一个方面，其他还有兴办新学、探索地方自治模式等一系列社会改造措施，比之于梁先生的乡村建设工作，今之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恐怕无论是政府的目标、理念、措施还是引导者的个人激情、社会使命感，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了。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行宪框架内的民主建设并未因戒严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对峙而终止，这主要指台湾地方各层级的民主建设。1949年7月，台湾省政府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拟定地方自治方案。地方自治的最基层单位村（里）民大会，由村（里）全体公民组成，早在1946年，台湾就实现了“村官”（村里长）的村民直选。1950年，台湾实现乡镇、县市两级民意代表和行政官员的公民直选，1954年又实现省议员的公民直选。当选者并非全是国民党员，无党籍人士也有很多通过选举渠道进入地方政界。县市议员中无党籍人士的比例大体可以达到议员总数三分之一左右的水平。回想一下吧，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在做什么？

 

四、自由文人

民国的自由文人，以其峥峥风骨，坚守并践行着人类的尊严与价值取向，民国之宪政根基，很大的贡献来自于这些以天下事为己任敢干直言的自由文人，他们不依附于强权，不偏执于党争，从不隐匿姓名也从不间断地对国民政府发出独立的质疑与批判。

“大学不是衙门！”，此话出自二十年代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之口，对着站在权力顶端的蒋介石说的。北伐既成，蒋介石掌握国家大权，民国从“军政”转入“训政”，蒋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指导“训政”，但刘文典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更精彩的是后来安徽大学学潮事件，蒋介石传令校长刘文典前去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因有怨气，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针锋相对，不仅不称蒋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后来两人的冲突升级，刘文典竟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而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羁押，说要枪毙他，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获释。

好一个“大学不是衙门”！视之今日，大学岂止是衙门，行政职级森然，“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北大百年庆典，最让这座有着自由传统的中国最高学府校长感动的事竟然是“想不到政治局常委都到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可谓丧失怠尽矣！更糟糕的是，大学已沦为各级党校，看似清纯的少男少女，一个个围着党的利益场而失去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多少次，木瓜萌生作《芙蓉女儿诔》的念头，以祭告那些本来应该是清清爽爽的灵魂，终因功力不济而枉自嗟呀！

胡适对蒋介石的批评，更直接、更明白，指名道姓公开批评，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列举国民党当局侵犯人权的事例时，就有事涉蒋介石本人的一例：“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是要将蒋介石也置于可控告之列，也就是强调要做到任何人都不能高踞于法律之上。又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胡适写道：“我们实在不懂这样一部约法或宪法何以不能和训政同时存在。我们必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巳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民主政治的实行，需要训练。而需要接受这种训练的，不仅仅是人民大众。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此前不懂民主政治的政府官员，更需要接受训练。这是要蒋介石在民主政治面前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地背起书包、坐进课堂，从ABC学起。

1960年，73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胡适对蒋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作第三任“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蒋介石连任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胡适也从美国返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说，与雷震等相互呼应。

至于柏杨、李敖等自由文人，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在两蒋当权的时代敢骂蒋氏父子了。正是由于这些敢于直言的自由文人的存在，民国一直未能明确放弃宪政目标，这种说法，实不为过。

比之于民国治下的自由文人，那些跟在毛泽东身后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可谓惨烈，五七反右不是开始，甚至那个让王实味的头滚落枯井的所谓“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延安整风也不是开始，但是，正是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开始了对知识分子彻头彻尾的改造，我们来看李锐在那篇关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抢救”的文章的描述：

“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即填写属于十分异常的行动，以后就逐渐不敢说话了。建国以后，战争年代的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在历次运动中有所发展。党员要做驯服工具，人人以当螺丝钉为荣”。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最近许多年来我想过很多很多。听党的话，作党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是延安整风运动和一路来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最根本也是最直接的目的。

要求填写的内容是对党不利的，言论，还有一切你认为不正确或者不正常的言行。我填了，不填不行。我对人说过，博古二十六岁当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还是个小青年，怎么行呢？现在只记得这一句话和向谁说的。此外还填了自己说的和别人说的什么，现在都记不得了。

问：“不填别人说的行不行？”

“不行，你不填，别人会填，你躲不过去的。厉害得很呐！”

这样，我逐渐明白了填“小广播表”何以具有那么巨大的持久的威力。你自己或者别人说了什么应当注意的话，何时、何地、何人在场？如此等等，如果你填了，固然会带来某些麻烦，严重的可能如一句顺口溜所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但如果，别人填了而你没填，你就更被动了。往轻里说，是你这个人嗅觉不灵、警惕性不高。政治不强。往重一点说，就是你这个人不老实、不忠诚、对党有二心！再往前一步就是，你这样的人一定还有重大的隐瞒，赶快交代吧，你再不坦白交代，党就来“抢救”你。如果你再不听党的话，拒绝抢救，那就不得了！

所以人们只能和盘托出，实行“无事不可对党言”。性格软弱得人经不起胁迫，就乱说乱咬。乱咬的人对运动开展有功，立即解放，戴红花，吃小灶，并且有资格去帮助别人，也就是去斗别人。这又给了为数不多而品质恶劣的败类一个邀功请赏的机会，于是乎延安“特务如麻”！面对这许多“特务”，怎么办呢？毛泽东毕竟不同凡响，他决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这个不抓的“大部”，交由各单位继续发动群众甄别。

填表是群众运动，甄别又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威力，在今天，特别是五十岁以上的想必不会陌生。我们夫妇的好友陈适五建国以后所谓的“丁玲陈其霞反党集团”一案中的案犯之一，也是条硬汉子他也是当年李锐在青委宣传科的科员，他在延安没有被关起来，却经历过一、二千人的群众大会“抢救”。他没有屈服，但屈服，被“挽救”过来的人大有人在。有了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确实可以“大部不抓”，把少数的人抓去关起来，不过是杀鸡给猴看或给鸡看。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何以填了那张表以后“就不敢随便讲话了。”我想此外还大有深意：

首先，党至高无上。在国民党和日寇的监牢里、法庭上，无数爱国者、革命者和共产党员守口如瓶，坚不吐实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气节，是人格，是道德，是人的尊严所在，是做人的根本。现在到了延安，这个标准变了。所有党员和愿意跟党走的人必须做到“无事不可对党言”，必须听党的话，必须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这才是做人的根本，最高尚的道德。再说过去在敌人面前的那种表现固然也可说气节，但更确切的表述应当说是阶级觉悟高、党性强才对。舍此之外再谈什么气节、人格、尊严，就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了。

其次，揭发别人的隐私，特别是拿人家无意之中的一言一行来告密，入人于罪，历来被认为是极其不道德。极其卑鄙。无耻至尤。中华民族从来鄙视告密者，历来谴责卖友求荣的卑劣行径。而填这张表却表明，这不是恶行而是美德，是党性强，觉悟高。总而言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57年反右，毛泽东阴谋兼以阳谋，让全国上下55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一个个被吓的发抖如筛糠，此时，你要是指着他们任何一个人骂娘，他们都能稳如泰山，不为所动，但如若说他反党反毛主席，则一个个哀鸣连连如丧考妣。这一点简直让蒋介石跌破眼睛，就连当年敢指着他鼻子骂“独夫、民贼”的，号称“民国狂士”的罗隆基，最终也不得不仰毛鼻息而苟存！他能不投降么？每次政治思想运动，无一不是在反反复复、铺天盖地、无休无止的检查、反省、交代、检举、揭发、批判、斗争中，控制环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产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处境，紧张的情绪，加上持久的社会压力和反复的思想灌输，在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性的时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是暂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在接受了“党与群众的批评”后，他们已经脱胎换骨，被彻底打断了脊梁，象畜性一样活着！言论获罪，思想获罪，获罪被罚却叩头谢恩。多少人，喊着万岁，发配边陲；多少人，喊着万岁，含冤坐牢；多少人，喊着万岁，含泪自杀。五十年代末大跃进亩产万斤砸锅炼钢，他们山呼万岁，六十年代初大饥荒饿殍遍野数千万计，他们山呼万岁，及至文革为了一个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而夫妻成仇父子决裂兄弟阋墙亲友反目同事邻人互成陷阱，他们仍然只能山呼万岁！

倒是梁漱溟，早年因朝鲜战争、工人农民“九天九地”问题与毛泽东争论，“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而遭遇会场上一阵阵狂暴的呐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来”。从此，梁漱溟就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失，躲进书斋，闭门思过一言不发，因此幸运地躲过反右斗争而成为“中国最后的儒家”。

早先时候的民国印象可以说是一抹黑一团糟，然而总有一些东西，在慢慢地浮出水面，任你钦定史书如何肆意胡言也无法阻止这些东西的慢慢浮现。

首先引起我对民国开始重新审视的是一首二胡独奏曲，刘天华的《良宵》，让我为之迷醉，没有自由的环境，怎能有自由的心灵，没有自由的心灵，怎能奏出如此天籁之曲？民国，到底是怎样的民国？

再到后来我读到了刘半农“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徐志摩“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还有卞之琳“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时，我为诗人所呈现的自由心灵而叹服。对比一下曾以《女神》而称著文坛的郭大文豪文革期间的诗作吧：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的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充满着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是我们永远的精神食粮，/我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学习白求恩那样高尚，/我们要做新愚公，把帝修反三座大山投入海洋！/毛主席啊，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祝愿你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万寿无疆！民国，到底是怎样的民国？

我又了读到西南联大，因师学生活条件过于艰苦，国民政府出拨专款而被校方拒绝，理由是：前方将士在流血，全国百姓在受难，联大师生，理应同赴国难！八年的办学历程，艰难的办学条件，造就不朽的中国教育史巅峰，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吴大猷、梁思成、陈省身、华罗庚、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朱光潜、周培源、吴晗、林徽因，这样一大批灿若星辰名字，更让我思考，民国，似乎应该不止是一个黑暗、战火与离乱的民国！

于是我更广泛地去了解民国，我看到了彭湃在海丰陆丰血腥的红色恐怖，我看到了毛泽东在湖南“好得很”的“痞子运动”，从此对蒋介石1927年的“4.12”有了新的认识。我看到了除一支力量不受中央政府调配的整合了所有地方军阀势力倾力以赴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八年抗战。

我还看到了辽沈战役中“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国民党守军和解放军中间有一个死亡地带，国民党不让回去，共产党不让出来（后来共产党把老百姓从这个死亡地带放了出来），最后统计，长春之围饿死10到12万的老百姓。兵临城下，不让难民进城可以理解，而不让难民逃避战乱就只能说是包藏祸心了。诸如此类的事件让我认识到那场战争，犹绅士与流氓之争，绅士需要讲究法则，而流氓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我们已经习惯了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势。刘统在作《中国1948：背后的故事》讲演结语时对在场大学生的提问很值得回味：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中华民国，承载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跨越世纪的光荣、曲辱，与梦想！

 

 

参考书目：

林语堂《中国人》（另译名《吾土吾民》）

[美]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中国现代史辨》

张博树《台湾民主转型与政治现代化对大陆宪政改革的启示——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

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