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达美国2.5倍

什么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银行需要怎样对外开放？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5月2日

目录

林毅夫：《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达美国2.5倍》

何帆：《借银监会的酒杯，浇谁的块垒》

韩强：《房地产即将崩盘的迹象浮出水面》

《罢工如鸡瘟，东莞台资工厂劳资冲突频传》

吕加平：《中国中央政府该不该在不设前提下与达赖谈判？》

张博树：《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与中共革命理论》

《现在好不代表永远好 》

朱明来：《爱国行动还是民主行动？——五四运动八十九周年祭 》

阎雨：《华夏一统的文化力》

阎雨：《广州模式必然是明日黄花——沿海地区企业倒闭罪责不在劳动法 》

阎雨：《儒学是中国管理思想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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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达美国2.5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2008年5月1日

     将在月底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资深副总裁的中国学者林毅夫预测，以日本过去经济发展经验分析与人民币长期的币值变化，再加上中国人口是美国五倍，到二零三零年，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将为美国的二点五倍。

    《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繁体中文版五月号，今天刊登中国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所撰「中国独特的新经济现象」专文。尽管全球物价上涨伴随通货紧缩日 益严重，但林毅夫在文章中表示，中国经济从一九九八至两年前仍维持百分之七点八的成长率，可见现有的经济理论与模式，难以解读中国经济。

    林毅夫说，以经验法则分析，并观察预期寿命、卫生条件，以及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比重的「思格尔系数」等指针数据分析，中国当前经济规模与一九六零年代的日本相似，而日本历经近三十年发展，一九八八年人均收入追上美国。

    他表示，参酌日本前例，再加上人民币长期的币值变化，到二零三零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可望达到美国的一半，且中国人口为美国五倍，届时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二点五倍，为全球最大的市场。

    分析往后十年至二十年中国经济的走向，林毅夫也乐观预估，纵使波动起伏难免，但大致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仍会保持过去二十五年的成长速度，即每年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的成长率。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的蓬勃发展，林毅夫也持正面看法。他说，因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本身及中国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又出现许多难以藉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中国经济学界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林毅夫为台湾宜兰人，二十七岁于金门服兵役时泅泳投奔中国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攻读经济学博士，学成返回中国担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游走中国学界与政界，五月底将到世银就任。

借银监会的酒杯，浇谁的块垒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  何帆

Apr. 14, 2008

hefancass@gmail.com

Policy Brief No. 08020 www.rcif.org.cn

    据说银监会已经放松了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股权限制，网上一片抨击之声，纷纷指责银监会卖国。我急忙到银监会的网站上查看个究竟。

    事情的起因是，3月27日银监会27日发布了《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所谓的银行控股股东，是指直接或间接拥有银行25%以上表决权股份 的企业法人。银行控股股东可以控制银行的财务和经营决策，也有权任免银行董事会的成员。但是，这个文件中所说的银行控股股东，并非专指境外企业法人。对境 内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如何取得银行的控股条件，文件中有较为详细的规定。文件中也谈到，境外金融机构取得境内中资银行的控制权的条件包括：符合住所地国 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指标要求，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技术、3年内没有违法违规行为，连续3年盈利等。

    之所以出台这样一个意见稿，实则因为行业的发展给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挑战。尽管政府规定了单一外资在中资银行的参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外资机构持有中国 国内银行股权总额不得超过25%。但是这一限制并没有办法阻止外资获得对中资银行实质性的控股权。像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入股深发展，花旗入股广发行，都已经 在事实上获得了控股地位。外资入主这两家银行，在当时并无实际可遵循的案例和规定，也给银监会的监管提出了难题。《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不过是在发现篱笆 上出现了较大的缝隙之后，亡羊补牢的做法。按照这一文件，银行控股股东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防止关联机构之间的风险转移；被控股银行不得向控股股东 及关联机构发放贷款或提供其他授信；而控股股东也应在被控股银行年报中详细披露其组织架构、关联机构、公司治理、财务会计报告等事项。

    对这一文件的误解是，既然提到外资拥有25%以上的股权之后可以成为控股股东，这是否意味着对外资的股权限制已经要放开？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文件中找不到 任何关于中国要放松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股权限制的说法。以后会放宽有关持股的限制吗？也有可能，因为去年年底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透露过，银监会正在调研是 否需要调整外资对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上限的规定。从意见稿的措辞来看，似乎为以后放松持股比例埋下了伏笔，但至少至今为止，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进 行这一变革。

    网上的大部分评论其实都不是针对《征求意见稿》本身的内容，而是在激辩金融部门是否需要对外开放，外资控股中国的银行是否暗藏着搞乱中国的“惊天阴谋”。 我们需要开放中国的金融部门吗？回顾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可能会对思考金融发展的战略有所启示。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诺迪克在一篇《中国的出口为何如此与 众不同》中谈到，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制造业出口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和结构升级。中国的制造品出口种类之繁多，技术之复杂，已经远远超过了和中国 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诺迪克特别谈到，中国制造业发展之所以成就不凡，是因为实施了对外开放和国内保护并重的政策，一方面，中国早在20世纪 80年代初期就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逐步消除贸易壁垒，积极引进国外资本，另一方面，中国并不鼓励外资独资企业，而是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的让外资和内资 企业融合起来。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服务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对外开放。

    制造业相对来说更容易模仿和学习。一个企业看到竞争对手的新产品，通过“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说白了就是拆开来重新组装，大体上就可以知道别人的产品是如何设计的。我遇到过浙江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初期，看到别人的 工厂进口了一台设备，就想去参观，无奈人家门禁甚严，最后，他翻墙头到别人的工厂里面，扒着车间的窗户向里面看，就凭着看了那台设备是什么样子的，回去之 后反复摸索，居然自己也研制出了同样的设备。但是，金融行业比制造行业复杂的多。我们不可能到花旗或是高盛的“车间”里面看一眼，回来就能复制出国际一流 的金融机构。服务业的发展，更需要引进国外的企业，让中国的企业能够“从干中学”，在和外资企业的合作与竞争中脱颖而出。和银行业相比，中国的宾馆业对外 开放要早的多，相信很多常到国外出差的人都会有感觉，中国的很多宾馆，从硬件和服务都已经不逊色于国外的宾馆。但是，如果我们当初没有引进香格里拉，可能 现在中国人出差住的还只能是招待所。

    当然，在开放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的监管，也需要政府对国内的银行有更多的保护和扶植。管理层对此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中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了 大头，而银行业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又占了大头，对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始终保持着国资控股，对外资的进入控制得非常严格。我们也不否认，外资是逐利 的，监管中有任何纰漏和疏忽都可能被外资趁虚而入。外资银行不是活雷锋，没有一个外资银行到中国的使命是帮助中国的金融业有更快的发展。政府需要因势利 导，才能避害趋利。对外资进入中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必须在细节上精益求精，不停留于宏观的方向性指导，而是能深入到整个流程和业务体系，不止步于“准入” 或“身份”的认证，而是能随着开放的深入不断的进行动态的调整。

    在过去2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保持了开放的心态。中国如饥似渴的学习域外的经验，无论这些经验是来自香港、台湾，还 是美国、日本，甚至是韩国、新加坡，我们一概都能兼容并包。这种开放的气度才换得了今天的大国盛世。但是，越进入全球化的深水水域，越让怯懦的人意志动 摇，也让无知的人无所适从。浮躁的社会风气，折射出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更多的不平等和不满足。缺少了希望和凝聚力，一个民族才会忽然变得狭隘和猜忌。严肃的 讨论被情绪的宣泄代替，在很多所谓的争论之中，我们看到的是杯弓蛇影和指桑骂槐：借的是银监会的酒杯，浇的是谁的块垒？

发件人："韩强" <hankai@nankai.edu.cn>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01 11:40:3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各位同仁,房地产即将崩盘的迹象浮出水面

房地产即将崩盘的迹象浮出水面

韩强

（一）热卖的真相：楼盘签约285次撤销285次2008。

根据“网上房地产”显示的信息，截至昨日，帖子中提及的“10大期待楼盘”共签约3237次，合同撤销1201次，撤销率达37%；7个“房价翻番楼 盘”共签约5592次，合同撤销2306次，撤销率为41%。按照上述信息，17个楼盘合同撤销率平均达到39.7%。

根据楼盘所处位置，上述17个楼盘中11个为外环以外的楼盘，其共签约3571次，合同撤销1151次，撤销率为32%。而其他6个外环以内的楼盘合同撤销率则达到45%。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网上房地产”提供的信息，位于松江区的沿海丽水馨庭楼盘，截至昨日共签约285次，但合同撤销也为285次。也就是说其合同撤销率达到100％。（《热卖的真相：楼盘签约285次撤销285次2008》2008年4月11日新闻晨报）

（二）国内房地产商开始自食囤房囤地恶果。

杨少锋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大部分企业在2007年都是超速扩张，因而导致绝大部分公司资金链都非常紧张。2007年前10个月是中国土地市场 最疯狂的10个月，土地楼面价超越周边房价的情况比比皆是，许多开发商都卷入到疯狂圈地大潮中，投入了所有资金来圈地。而2008年房地产市场由于银行按 揭政策、银根紧缩等政策的调整，重要特征是'缺钱不缺地’，大肆疯狂圈地的开发商开始处于资金链吃紧的状态中。”

经历了“跑马圈地”和政府一系列宏观调控之后，曾经困扰房地产公司的“地荒”问题转为了“钱荒”。“一旦市场需求出现回落，这些后拿地开发商完全可能 降低利润期望值，以较低的价格进入市场(甚至低于“天价地”开发商的成本价格)，天价地将很可能成为这些开发商的滑铁卢之战，严重的，可能导致这些开发商 资金链断裂，甚至于破产。”杨少锋分析。（《国内房地产商开始自食囤房囤地恶果》2008年4月07日 00:41 中国经济周刊）

（三）752亿借款逼宫13家房地产开发商。

13家开发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只有2家为正，11家为负，金融街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从2006年的1.6亿元变为-8.13亿元，招商地 产则从-16亿元扩大到-40亿元，北辰实业从上年的8.6亿元突变为-59亿元，金地集团2006年该数据为-15亿元，去年已是-63亿元，保利地产 从-40亿元变为-94亿元。（《752亿借款逼宫13家房地产开发商》2008年4月1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四）46%地产公司突发债务风险 18家公司命悬一线。

地产公司基本都是负债大户，根据统计，两市105家上市地产公司平均资本负债率55.7%，其中最高的是鼎立股份(600614)，其资产负债率高达 89.1%，这就相当于这家公司100块钱资产中有89块钱是从外面借来的。在记者取得数据的79家公司中，53家公司资产负债率在50%以上，而低于香 港市场安全比例20%以下的只有三家公司，分别是运盛实业、ST东源和科学城，其中科学城资产负债率最低，只有5.32%。

对资产负债率，业界向来认为，地产股超过70%是非常危险的境况，而79家公司中就有19家逾越这一警戒线，包括：鼎立股份、*ST广厦 (600052)、天鸿宝业(600376)、莱茵置业(000558)、苏宁环球(000718)、华发股份(600325)等等。但是一个重要因素必 须考虑，即负债中的预付账款其实带有资产性质，不带来实质性财务压力，而华发股份的预收账款翻了约一倍，因而负债率实际上并不高。

如果就具体负债数额来看，万科是当之无愧的“负债大王”，根据年报显示，2007年万科A负债合计达661亿元，这个数字是排名第二保利地产的 2.36倍，保利地产2007年的负债合计为280亿元。这个数字同样堪称巨大，因为第三名天鸿宝业负债只有188亿元，整整比第二名少100亿，仅相当 于第一名万科的28%。（《46%地产公司突发债务风险 18家公司命悬一线》2008年4月21日《理财周报》）

（五）今年房地产业资金缺口可能超过万亿。

近日还有业内人士为全国开发商算了笔账，称由于开发惯性和囤积土地的入市，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去年央行统计的25000亿元的规模至少再增长 7000亿元。但是，一是受银根紧缩影响，银行房地产贷款预计将减少2000亿元左右；二是去年10月以后房企股市融资难度大增，加上今年以来股市低迷， 房企股市融资全年至少减少1000亿元；三是去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约12000亿元，考虑到去年拍出的土地余下的大量出让金需要在今年交齐，这部分资金 虽然没有公开数据，但估计至少也需数千亿元。因此，如果没有其他主要融资渠道的话，今年中国整个房地产业的资金缺口至少达到1万亿元。

连任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承认，如今许多房地产企业现金流紧张。不过他认为这情有可原，因为房地产企业在各地的项目大都从地方银行贷款，资金不容易 跨区域调配，只有企业自有资金可以随时调整。（《今年房地产业资金缺口可能超过万亿》2008年04月18日《海证券报》）
（六）楼市回暖假象炒楼资金加速逃离一线城市

9日，上海土地交易中心，临近拍卖时间仍只稀疏坐着几个买家。上海土地首次拍卖遇“冷”，8宗地挂牌拍卖，竟有2宗无人问津。开发商也玩起了“持币观望”。

8日，深圳位于宝安和龙岗曾多次流拍的5宗居住用地再次挂牌出让。在振业地产以两年前的价格水平拿下龙岗一地块后，另外4宗继续流拍。厦门在继上次9 地块集体流拍之后进行了第二次拍卖，10地块又有4块流拍，成功交易的思明区黄金地段地块，与年前相同地块比，价格被腰斩。昆明黄金地段两地块拍卖现场竟 遭遇无人出价。

“一是开发商确实没钱拿地了，即使有钱，的确也有些不敢了。”何敏称。3月底，北京昌平一地块16亿欲拍卖时，竟由两个开发商的联合体拿下，这与往日地王不可同日而语。

罢工如鸡瘟，东莞台资工厂劳资冲突频传

2008.04.27

台湾中央社

    据报导，由于中国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广东省东莞地区六千五百家台资企业中超过七成面临经营困难，加上今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珠三角台企劳资冲突频传，台商苦不堪言。

    有台商形容，最近工人罢工像是鸡瘟一样，一家传过一家。香港「文汇报」报导，目前东莞等珠三角城市时常发生罢工，而劳资爆发冲突的原因，大多与签订劳动合同及加班费计算等有关。员工最常集结抗议的地点，除了工厂，还包括当地劳动局以及堵路。

    东莞台协常平分会长蓝桐庚表示，现在的「流行性罢工」不会烧、打、抢，但员工直接瘫痪生产线的作法，已直捣资方痛处。

    他说，在重新签订合同上，一些工人故意不愿意签，并乘机挑起劳动纠纷；但「我们专门咨询过律师，现在只要工人不愿意签订合同，工人必要写明不签订合同理由，公司再将这些理由到当地劳动局备案，一旦有纠纷发生，可以作为凭证。」

    蓝桐庚说，如果一个老板经常面对类似劳动纠纷，不但企业律师费用难于负担，而且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工人动不动就罢工，怎么保证生产呢？现在台商都在谈『转型』，『转型』不成只好『转移』了。」而他最担心的是工人借劳动法闹事，开了恶例，员工有样学样。

    台资企业罢工潮导致台商人心浮动，有些企业已决定撤离东莞。协会副会长谢庆源表示，实施一部法律肯定会有正反影响，台商需要的是忍耐度过这个「阵痛期」；「工人罢工，多数为了钱，而许多台企也的确存在不规范的地方，让工人有空子可钻。」

    他说，台资企业应从企业规范管理、完善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以及积极利用工会组织来处理工人罢工。

标题新闻

2008年4月

珠三角台商迁移 与国际镶嵌度相关

珠三角台商正面临劳力与土地成本增加压力，至于台商是否迁移至海外或中国内陆，与“国际镶嵌度高低”、“土地有无”息息相关。

台湾对中国累积顺差4763亿美元

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助理李亚飞今天表示，两岸经贸交流以来，至去年底台湾对中国大陆累计贸易顺差达四千七百六十三亿美元。

珠三角环境恶化 逾三成六香港企业拟迁厂

香港中华厂商会针对中国珠三角地区港商的最新调查显示，港商的经营环境正在恶化，近六成港商对未来两年前景表示悲观甚至非常悲观，百分之二十港商将结束生产业务，百分之三十六点三的港商表示会考虑迁厂。

中投海外投资头寸可望新增约三百亿美元

(二十七日电)由于中国银行业过去一年的丰收，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可用于海外投资的资金预料将多增加三百亿美元，对那些需要注资重组的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投资预算也可望相对减轻，这家主权财富基金正准备将这些空出来的头寸投注海外。

广东面临电荒 三十年之最

(二十九日电)新华社今天报导，受罕见冰灾与后续供应严重不足等因素影响，中国广东省正面临三十年来最严重的电荒困扰。

美政府今起发放退税 上亿户家庭受惠

(华盛顿二十八日专电)为了振兴经济、刺激消费，美国政府今天起依据二月份签署通过的经济振兴方案，发放退税给约一亿三千万的美国家庭与个人。究竟退税对刺激经济效果如何，经济专家多持保留态度；一般预计在未来四到六个月可知其实质效果。

对抗高物价 东莞想发红包给市民 

中共广东省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说，在物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他受到澳门的启发，想要发给东莞市民「临时生活补贴」。

金融危机削弱对手 三中国银行跻身世界前四大 

 (巴黎三十日法新电) 波士顿顾问公司今天公布一项研究说，由于西方国家银行市值遭遇全球金融危机而减少，至二零零七年底为止，三家中国银行的公司市值跻身世界四大银行之列。

发件人：<jiapin_2@sina.com> 收件人： <jiapin_2@sina.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29 13:53:1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17吕加平新文章

中国中央政府该不该在不设前提下与达赖谈判？

吕加平

2008年4月29日

一

    4月25日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中央政府希 望通过接触磋商，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这是自“3•14”拉萨藏独暴乱以来中国 官方首次公开宣布同意与被抨击为“分裂祖国”的达赖喇嘛谈判，而在此以前中国政府一再坚持达赖必须停止在西藏的暴力活动、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停止 破坏奥运会作为谈判的三个前提条件才能进行谈判。而且，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平巴措在2003年8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曾特别指出：“中央政府一直没有关闭与达 赖商谈的大门。至于我们同达赖谈什么，主权问题不容谈，这是铁板钉钉的；人权问题，达赖没有资格谈。达赖主政的时候，西藏人权是个什么样子，大家清楚。要 谈，就谈达赖的前途。”但是这次的官方表态却已经不明确强调这些前提就可以谈判了，这种在不设前提下去与达赖接触谈判，是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坚持 藏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达赖集团作出的一次带根本性的重大妥协让步。

    消息一出，“西藏流亡政府”马上表示欢迎，声称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因为唯有面对面的接触才可能让西藏问题获得解决”。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各国更是 大加肯定和赞扬，正在访华的欧盟主席巴罗佐在北京表示“非常高兴”，法国总统萨科齐形容这是“重要的一步”，英国外交大臣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德国外交 部“全力欢迎这一步”，日本、新加坡等也都“表示欢迎”，而美国在表示欢迎时还特别形容“这是布什总统鼓励胡锦涛主席所做的事”，也就是这是胡锦涛接受了 布什的这个建议才这么去做的。然而这个消息在海外华人和中国国内却是一片哗然，批评和指责之声不断。

二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在1959年发动企图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而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失败后被叛乱头目裹挟的达赖喇嘛 率众逃往印度，组织起“西藏流亡政府”，大搞藏独活动，自那时起至今，中央政府始终把他及藏独集团当作分裂国家的叛乱组织和民族敌人，予以严厉打击，从未 对其作过认可和让步。而在一个多月前达赖还策划和组织了“3•14”拉萨和藏区藏独大暴乱，西方国家以此为由掀起了破坏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和抵制北京举行奥 运会的浪潮。中国当局一开始就指责达赖是拉萨暴乱的主谋，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达赖集团是这起暴乱犯罪事件幕后的策划者、煽动者”。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严厉指责达赖是“披着宗教外衣长期在国外从事分裂中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活动的政治逃亡者，这次在拉萨发生的这种暴力犯罪事件暴露了达 赖集团的分裂实质。”“这次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达赖集团罪责难逃”。胡锦涛总书记在4月16日也抨击说：“这是有计划的 阴谋活动”，明确表明对达赖喇嘛和西方国家抵制奥运之风持强烈反对的鲜明态度，并且还曾表示如果要同达赖谈判，达赖必须放弃分裂中国的西藏独立活动。

    可是仅过了不到10天，中国中央政府就在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批准下突然同意在不设置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同达赖进行谈判，温家宝总理更是在3月30日访问泰国时 就呼吁达赖施加他的影响，停止当前西藏出现的暴力活动，而这时负责民族事务的西藏高官也突然下台。这种突然发生的巨大转变是为什么呢？这样做不是等于承认 了达赖和其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实体和藏独诉求了吗？在暴乱中那些被藏独凶犯们烧死打死和受伤的无辜者不是白死白伤了吗？那些被藏独暴徒打砸抢烧而破坏了的 大量财产不是白损失了吗？

    对于中国政府为什么在4月25日以后会有如此大的立场转变而同意在无先决条件下与达赖进行谈判，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本人以为有多种原因，其中最现实和最紧迫的原因是，不采取如此非常之举就不能确保奥运会的绝对安全和顺利举行，并会带来极其严重的长远危害。

三

    众所周知，在2007年5月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第五次“支援藏人国际大会”上，美国和西方国家及藏独集团制定了利用支持“西藏独立”来破坏和抵制北京奥运 会的“西藏运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采取能产生公众效应的行动，并使这个抗议活动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达到高潮，而在这个“西藏运 动”的计划中，就包括有要在西藏制造暴乱事件的内容。到今年3月14日，达赖藏独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果然策划和制造了拉萨和藏区的藏独暴乱事件，并对境外 的奥运圣火传递活动进行了猖獗的捣乱行动，他们在一些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下公开抢夺火炬，企图将它砸灭踏熄，使火炬传递半途而废，使中国威信扫地，丢尽 脸面，难开奥运。

    然而，在所有可能破坏北京奥运会的阴谋中，最可怕、最危险、破坏力最强和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在国内发生恐怖爆炸事件了。也就是在奥运会开幕以前和举行之 中的这些日子里，境内外恐怖分子图谋在北京和奥运会分赛场所在城市的奥运场馆和人口稠密区以及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制造杀伤力破坏力很大的恐怖爆炸事件。 与此同时，在三个月的奥运火炬国内传递过程中，针对火炬传递队伍和欢庆人群制造包括自杀式人体炸弹和汽车炸弹在内的恐怖爆炸袭击，甚至可能在爆炸前先行对 火炬手和欢庆人群进行枪击，然后趁现场混乱之机起爆炸弹实施爆炸，甚至以遥控手段进行二次爆炸袭击，从而使恐怖爆炸更具杀伤破坏力和恐怖震撼力。恐怖分子 还可以采用一种高科技方式，即在微型油模机上装载数公斤强力炸药，对传递队伍、欢迎人群和奥运场馆及人口密集区实施低空遥控爆炸，从而达到破坏北京奥运会 顺利进行的罪恶目的。而这种破坏北京奥运的恐怖爆炸袭击，藏独恐怖分子已经在准备着手实施了。

    4月下旬，藏独武装组织“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在印度接受意大利《晚报》记者采访时说：非暴力路线让中国人有机可乘，现在是该改变斗争策略的时候了。要不 惜一切代价尽快争取“西藏独立”，藏独抵抗运动可以采取自杀性暴力手段，用自杀式人体炸弹制造严重伤亡事件和恐怖效应。

四

    对于藏独武装头目发出要对奥运搞自杀式炸弹爆炸的恐怖袭击的叫嚷和威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立即作出反应认为：“藏青会”的很多 所作所为，包括这次次旺仁增的放言，已经暴露出了其向恐怖主义迈进的实质，如果“藏青会”物色和招募到合适的人员，使用自制爆炸物，对这样一个已经符合恐 怖主义性质的极端藏独组织而言，是有可能着手实施这种恐怖活动的。其实他们公开以自杀式袭击来威胁，就已经是在企图制造恐怖效应了，而如果在没有安全检查 的人口稠密场所，防范难度很大，这也给藏独恐怖分子制造自杀式爆炸带来一些机会。

    更重要的是，真正有可能制造这种恐怖爆炸袭击的，是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支持背景并早在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东突疆独恐怖分子。为了配合藏独，在他们前一阵已 经制造了一起意在破坏北京奥运的未遂空难事件，最近又传出他们要搞破坏奥运的自杀式爆炸事件。由此看来，次旺仁增在这个时候突然大肆公开鼓吹藏独分子要制 造自杀性爆炸，除藏独分子自己要搞外，也很有可能是想以此威吓来吸引和转移中国反恐注意目标，“声东击西”地掩护疆独实施恐怖爆炸袭击。

    对于这种巨大危险，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负责奥运保安的诺布尔4月25日在北京表示，北京奥运会“确实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而且反华组织也可能 袭击运动员。他警告说，各国运动员和观赛者必须保持警惕，因为暴力袭击奥运火炬的个人与团体很可能也不会放过奥运会本身。

    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同一场合也指出，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已经做好防范和应对各种安全的充分准备而要确保北京奥运会安全顺利举办，由此也可见防恐怖爆炸工作的紧迫性和严峻性。

五

    西方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促使他们不仅制造了伤亡破坏惨重的藏独暴乱事件，而且还大肆干扰和捣乱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又还企图以制造 恐怖爆炸袭击来破坏奥运。西方国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以捣乱和破坏奥运会作为对中国进行要挟的压力手段，迫使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对达赖集团作出让步，从 而使达赖藏独势力在西藏问题上获得能与中国中央政府平等对话和诉求藏独的一席合法地位，这也可以给西方国家在日后插手甚至分裂西藏创造有利条件。

    西方国家这种反华行径顿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强烈愤慨，数以万计的国外爱国华人自动挺身而出全力保卫奥运圣火安全传递，国内爱国青年纷纷起来举行反外侮 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示威游行抗议活动。然而这种爱国义愤之举的后果之一恰恰又会促使西方国家加强支持藏独暴力抵制和破坏奥运的势头，同时也可能会引发国内 因社会不公的一些矛盾而出现的群众性骚动，这就会给恐怖分子制造爆炸袭击提供更便利的实施机会。而在奥运会开幕前和进行中的三个多月内如果因为这个恶性循 环的连锁反应真的发生这种群众骚动，使恐怖分子趁机制造了自杀式炸弹爆炸事件，只要这个口子一开，恐怖主义因此得逞而又一次大行其道，不仅必定会吓退许多 参赛国和运动员，北京奥运会也就不可能安全举办和取得成功，而且中国社会从此以后也会陷于难以收拾、不得安宁的劣境之中了。

    因此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自从藏独、疆独发出要对奥运实施恐怖爆炸的威胁以后，在奥运会开始之前和进行期间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让爆炸事件发生，同时也要劝阻住青年人因爱国热忱上街游行而可能引发其他群众性动乱而给恐怖分子可乘之机。

    那么中国方面怎样才能做到这两条呢？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接受美国布什总统和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同达赖进行无先决条件下双方谈判的建议，以给予达赖集团在西藏 问题上有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合法地位，这样一来，由于满足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愿望和要求，他们对支持藏独集团干扰和破坏奥运，以及对支持恐怖分子制造恐怖 袭击事件就会有所收敛，达赖因其地位得到了中央政府认可也会在对奥运的捣乱破坏上有所收敛，并会与“藏青会”等掌控实权的藏独极端派区别开来。而爱国学生 见到当局为防范恐怖爆炸以确保奥运安全向美国、西方和达赖作了如此重大的妥协让步，也会使他们过激的爱国热情理智起来，避免因上街游行集会而给恐怖分子有 乘之机，也可以减少引发其他群众性骚动的可能性，这也就会大大减少恐怖分子搞炸弹袭击的机会和条件，公安警方就能集中警力防范和侦破爆炸事件的发生，而不 会去与青年学生和骚动群众发生警民冲突而扩大事态造成混乱，从而也就能够做到确保奥运火炬在国内的安全传递和北京奥运会的安全顺利举行。

六

    实际上美国和西方国家也并不真正希望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奥运会举行期间发生这种恐怖爆炸袭击事件，因为如果发生恐怖爆炸事件而“举一反三”使恐怖活动 又大行其道的话，这对保障他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新的奥运会举办国、国际社会和国际奥委会甚至赞助商都是吃不消的。很明显的对照是，四 年以后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怎么办？如果中国也用这种方式把奥运体育比赛政治化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加以抵制和破坏又会怎么样？

   可见美国和西方国家支持和鼓动藏独、疆独去搞破坏奥运和搞乱中国的恐怖爆炸袭击，其实也是在做危害自身安全的愚蠢之事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结果到现 在已经有些下不了台了，只得请求中国政府为了彼此共同利益不要以硬相对而促发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更为不利的恐怖爆炸袭击，因此布什总统也就要求中国同达赖谈 判，以缓解这种危险。既然布什和西方主要国家都亲自求上门来了，胡锦涛主席为什么不可以顺水推舟给个面子、落个人情友好地答应下来呢？何况同意与达赖接触 谈判只还是谈，并没有接受达赖的藏独要求和条件，这种泛泛而谈的接触和谈判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因此胡总书记和中国中央政府在可能会发生恐怖爆炸袭击的关 键时刻果断决定接受布什和西方国家的要求而同意在不设前提下去与达赖接触谈判，也是在给他们一个可以退让并能够共同反恐自保的台阶。所以国人对这种能使奥 运会安全举行并对整个国家安全甚至世界安全大有益处的妥协让步，不必认为这是投降卖国的大逆不道而大惊小怪、愤慨不已和上纲上线地予以斥责和怒骂。要知 道，如果因为不采取如此非常之举而真的发生了恐怖爆炸事件和社会混乱局面使奥运会惨遭劫难继而引起国家大乱，这才是真正最悲惨的和要付出更大代价的。

   ( 联系地址：湖南省邵阳市东风路175号省祁剧院 邮编：422001；电话：0739—5222053 email: jiapin_2@sina.com .)

发件人："boshu Zhang" <zhangboshu@263.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01 19:41:4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 回复:Re: 回复:Re: 回复:张博树致

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张博树

2008年5月1日

    西藏问题，关乎人权、道义，也关乎中国未来。此言绝非危言耸听。面对严厉新闻管制下的信息缺位和海内外汹涌的“爱国”狂潮，以清醒、理智的态度正本清源，找到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探寻它的解决途径，是吾辈的责任。于是才有此文的草成。

    3月份以来，西藏与奥运搅在一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国内短视的政治家沾沾自喜于煽动民族主义的小伎俩，一方面操控国内舆论，用所谓“主流民意”对抗国 际社会的批评，另一方面抓紧对藏区的整肃，以期平安度过奥运。殊不知，今天的西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重大的危机因素。解决西藏问题需要大勇气、大 智慧，小伎俩则可能葬送西藏，也葬送中国。

    西藏问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尽管当权者不愿意承认，我还是要直言，这个令中共领导人头疼的问题，究其源，实在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们不用把历史扯得太远。从元至清西藏政府与北京的关系是宗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学界有争议，我们可暂且搁置，不去管它。重要的是1912年以后的西藏确 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种状况直到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签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才宣告结束。虽然这 个协议也是城下之盟的产物（昌都之役解放军重挫藏军，已经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但总的讲，协议内容是温和的，也是建设性的。协议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 分，同时认可西藏的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喇嘛的地位不变，可谓当代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1954年，19岁的达赖和16岁的班禅双双进京参加第一次全国 人大，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被分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问题暴露始于1955年。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从这一年开始加速，并迅速从内地波及昌都和川、滇、青、甘各省的藏区。这些地区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民主改革”轰轰烈烈。激进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试图 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次完成，“一步登天”，强力打击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没收寺院的土地、财产，大力推行集体化，诋毁藏人的宗教信 仰，强迫上层人士和喇嘛僧人“改造思想”，结果引起藏人的不满、反抗。1956～58年，各地藏区武装叛乱从小到大，此伏彼起，但旋即遭到解放军的强力 “平叛”、“会剿”。数以万计的康巴和安多藏人西涉金沙江，逃进西藏，这就为1959年的拉萨“叛乱”埋下了种子，也为这样的“叛乱”何以能够发生、乃至 何以必然发生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线索。

    后边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拉萨“平叛”胜利标志着中央政府用武力获得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区的绝对控制权，也标志着西藏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开始。 象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是听着“雪山上升起了红太阳”之类的歌曲、看着《农奴》这样的电影长大的，那时真的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农奴”们早已过上了幸福的 生活。后来看了大量材料，才知道这些宣传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领导人的无知、狂妄，以及他们在藏区推行的一套极“左”政策，给西 藏僧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62年，位列“国家领导人”的班禅喇嘛致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痛陈他所看到、听到的藏人经历的种种苦难。由于班禅绝无反对 共产党领导之意，而是披肝沥胆向党反映藏区真实情况，所以这份被称为“七万言书”的文件可视为那个年代描述藏民苦难状况的可靠文本。不妨在这里摘引几段：

    ――关于在藏区开展“阶级斗争”：“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区，干部对运动是否细致和质量好坏不加考虑，一味地追求轰轰烈烈和恐怖尖锐，不看打击是否准确，而把 规模和数量作为主要的目标”，打击了很多不该打击的人。往往“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 非”。许多无辜的人不得已逃亡国外，留下来的人也生活在恐惧之中。

    ――关于藏区人民生活：“由于农业地区发生了'五风’和对粮食抓得过紧，以及对群众留粮的标准低，因而造成口粮很紧”，有不少家庭“断了口粮”，在一些地 方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过去西藏虽是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 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实施“专政”造成大量犯人非正常死亡：“平叛”结束后，“全西藏关押犯的数字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几，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1959年毛主席曾指 示，由于西藏人口少，应采取不杀人或只杀极少数人的政策，但事实却与此相反。除关押上层人士的监狱情况稍好外，大部分关押普通犯人的监狱管理极其糟糕，监 管人员不关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恶言恫吓、恣意毒打的事情时有发生。更甚者，监狱管理者“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 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地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给那些人 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关于宗教民族问题：“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在要求僧尼还俗时，“首 先在各寺庙以所谓'学习’和'发动’的名义，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或大房子内，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学习和强迫动员其互相进行批评，掀起尖锐的斗争浪潮；对公开 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 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成婚”的现象发生。在西藏，原有各类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后仅剩70余座；原有僧尼总数约11万人，外逃1万，也 还有10万，“民主改革”后仅剩7000人。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 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 黑地方（西藏俗语，指没有宗教的地方）”！

    呜呼！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自己的心也在流血，脸上感到发烧。

    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内地也有，但在西藏却具有更恶劣的性质，以更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加以放大。无论当政者试图用自己的社会理想改造西藏的初始动机含有多少善意乃至崇高的成分，造成这样骇人听闻的结果都是一种罪恶，是一种由于无知、狂妄、狂热和狂暴造成的罪恶！

    在这种情况下，10数万流亡到印度和海外其他地方的藏人呼吁全世界关注西藏人权、西藏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标志性问题之一，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更何况，当 时还是冷战时期，西藏自然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角力和中、苏、印、美等不同国家基于民族国家利益博弈的一个交汇点。美国中央情报局确曾向西藏流亡人员提供资 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种支持乃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当然可以大骂美国佬妄图“分裂中国”，居心叵测，但话说回 来，如果共产党自己不在西藏干了那么多蠢事，搞得那么多藏人四处流亡，别人又怎么可能说三道四，或者愣往里边插一杠子呢？

    这里还没有说到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一来，因为它更“红”、更“左”、更极端也更暴虐，自然给西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本文就不再赘述。

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曾反思“左”祸给西藏带来的灾难

    客观地讲，中共领导人中不乏开明人士，他们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抵制西藏工作中的“左”的做法，尽管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取得的成果有限。西北 出身、60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一直负责同班禅联系，对班禅写《七万言书》、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过程十分清楚，也因此背上“迁就、放任班 禅”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被免职，除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个主要罪名外，“迁就、放任班禅”也是一条罪状。另一名被免职的中共高级官员是 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从1947年起就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1962年4月到5月，北京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会上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发表了尖锐的意 见，李维汉表现得十分冷静、坦诚，他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对严厉指出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太失人心”的藏传佛教大师喜绕嘉措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光 明磊落，心如明镜”，是“民族宗教界一面爱国的旗帜”。但李维汉的做法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

    文革结束后，西藏百废待举，民族政策、汉藏关系需要调整，藏民的生活需要改善。1980年5月，刚刚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上走马上任不久的胡耀邦和万里一 起飞赴西藏考察，在飞机上胡耀邦就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讲“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 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西藏发展必须解决的“六件大事”：第一是“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 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发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情况的，你们不要执行。”“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 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第二是“根据当前西藏相当困难的情况，要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 “我们确定在几年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第三，“西藏要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第四“要把国家支援你们的大量经费，用到促 进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来。”第五，“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胡耀邦特别强调，“轻视西藏的 历史、语文、艺术是完全错误的。……热爱少数民族不是讲空话，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语言，尊重他们的历史，尊重他们的文化，没有这个就叫空口 说白话。”最后一条，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争取两年内，藏族干部占到脱产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 嘛！”现在西藏“连部队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以上这些，可以简单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免税、放开、走人”，此即胡耀邦为解决西藏问题力主推行 的“非常措施”。

    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当时即受到藏区上下的热烈欢迎。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包括胡耀邦在内的中共开明领导人还没有能把西藏发生的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去检讨、去反思。胡耀邦在5月29日的大会上就强调不要算历史细账，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 这反映了胡耀邦作为政治家的老练、机敏，也折射出中共一代改革者的苦衷乃至无奈。毕竟，当代西藏历史中的众多悲剧是和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和这个党推行的社会政策直接联系的，是这些政策的后果。不从根本上反思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源，就不可能真的解决这些问题。

改革年代西藏问题的新症候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中央政府也的确向西藏投入了更多资金，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 措施，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西藏建设项目、中央政府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等全方位支援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格局，西藏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有了很大提 高。但政治体制依然如故，党控制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事务的总格局依然如故，名为自治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的可悲状况依然如故，西藏问 题的核心并未真的解决，而且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市场经济变成权贵经济，内地如此，藏区同样如此。党专制体制和开放政策的结合造就了新的特权阶层，包括汉人，也包括那些在党政机构和文化机构任职的藏人。 面对经商大潮中内地汉人的蜂拥而入，拉萨等地的普通藏民大有被歧视乃至被边缘化的感觉。更可怕的是无孔不入的宗教控制。从外表看，西藏的宗教生活已经恢 复，国家花巨资重修、维护那些标志性的佛教建筑，寺庙里香火旺盛，再也不会发生把《大藏经》拿去沤肥的事情。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甚至只是事情的表 面，问题还有更真实、更深刻的一面却被这种外在的、具有面具特征的东西隐瞒了、遮蔽了。对西藏问题颇有研究的独立学者王力雄曾多次深入藏区考察，他的结论 是：西藏并无真正的宗教自由。一方面，政府对登记在册的寺庙宗教活动严加管理，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规定寺庙之外不许宣传宗教； 另一方面，对自发的、政府控制之外的宗教活动则严格取缔，绝不能使之产生影响。在康巴藏区，距离色拉县城不远的喇容山谷有一座五明佛学院，1980年创办 时只有30多人，到了90年代末，已有藏汉僧众近万人，招致政府的恐慌。当局严令佛学院减小规模，规定原有的4000多名藏族女僧众只能保留400人， 4000多男僧众只准保留1000人，1000多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部离开。这个要求遭到院方主持活佛的拒绝，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劝僧人还俗属于最严重 的破戒行为。政府于是自己动手，派人强拆僧众居住的房屋，2001年7月10日达到拆房高峰，一天之内拆掉房屋1700多座。“我听在场的人描述当时场 面，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此起彼伏，尘烟四起，一边是上千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那一段五明佛学院周围山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女尼，风餐露宿，躲避 政府的追捕。”

    严格控制宗教的一个更致命的结果是造成藏传佛教传承的可怕断裂。传统西藏宗教本来有一套内部制约系统，比如达赖、班禅虽有“转世”制度，但格鲁派的高僧和 寺庙主持却实行任期制，由具有真才实学的喇嘛竞争，获胜者才能成为葛丹寺主持，且是达赖、班禅的当然老师。这个制度几百年延续不坠，保证了藏传佛教纯正教 义的代际相传和“高僧大德”的不衰。但1959年后这个延续过程被中断。80年代至今，虽然表面上宗教活动得以恢复，宗教的核心――通过高僧虔诚的信仰、 深入的佛学钻研和教化活动启迪众生――却已经难觅踪影。执政当局对现存僧团领袖实施“逆淘汰”选拔机制，“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当局工具的僧团领袖 都会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借以警示其他僧侣；对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则当作'统战对象’，既给一定甜头，也把大棒始终 举在他们头顶；而对个人利益至上，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政府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各种好处，安排人大、政协甚至政府官职，对其活动大开绿灯，提供 资源，使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总之，“今日中共虽然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其宗教政策对佛教的破坏，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更少。毛泽东是要彻底灭佛。 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的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而今日中共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侣阶层整体堕落，却是佛教最致 命的危险。”

    正是由于上述一切，尽管西藏过去30年来经济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普通藏人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有了提高，但藏人还是不满意，藏区还是“事情”不断，西藏问题 仍然是一个“问题”，且不断被国际社会所关注。今年3月份以来发生的“事情”，不过是这个没有中断过的演变过程的最新发展而已。

妖魔化达赖喇嘛愚蠢至极

    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刻宣称这是“达赖集团”指使、操纵的结果。4月份奥运圣火传递中出现的冲突，当局又断言是“达赖集团” 唆使“藏独分子”所为，目的在破坏奥运，为“西藏独立”张目。用“分裂问题”代替人权问题，从根本上说，源于当权者的统治需要，这是明眼人一看即知的事 儿。但一定要把屎盆子扣到达赖喇嘛头上，却体现了中共传统政治逻辑的荒谬无理，也暴露出执政者缺乏长远的战略识见和政治智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也是当今世界备受关注的政治人物。当年达赖仓皇出逃时才24岁，半个世纪的流亡经历已经使这位藏族智者把佛门的深邃、宽宏 和自由民主等当代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融汇在一起。早在1987年，达赖喇嘛就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建议”，包括“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 “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以及“就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西藏人民与中国人民 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1988年达赖喇嘛又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主张“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持'联盟’关系”、“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等等。 近年来，达赖喇嘛更是在多种场合明确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藏区的真正自治；在方法和实现途径上，力主和平非暴力的“中间道路”，通过与中央政府的真 诚对话、谈判解决问题。2002年以来，达赖的特使已经同北京统战部的官员举行过六次会谈，向中共执政当局详细解释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立场，但没有获 得北京方面的任何回应。

    中共的僵硬姿态从当政者的传统政治立场看很好理解：西藏制度安排早就“大局已定”，还有什么好谈的？认可达赖所说的“自治”将动摇党国根基，更不可能有任 何松口。在这个意义上，“会谈”对中共方面只是敷衍，只是作秀，当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这种拖延却给达赖方面带来越来越大的麻烦，因为达赖喇嘛有 一个如何向他的海外流亡藏人群体和国内信众交代的问题。

    海外流亡藏人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团体，政治立场也不尽相同。其中激进者如近来引起人们关注的“西藏青年会”（藏青会），其政治主张就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 路”差异甚大。这个组织成立于1970年，主要由流亡藏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构成，目前已有数万人规模，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设有分会。藏青会最初赞成非暴 力，但这些年态度发生转变。2007年这个组织召开年会时，它的领导人就表示：达赖喇嘛倡导非暴力没有错，但这么长时间没有结果，“很多人不相信了，这条 路走不通”。走不通怎么办？藏青会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包括在藏区酝酿“人民起义运动”。据说已有700多藏人自愿报名，要“不惜生命”来捍卫自己的 “主张”。 达赖本人则明确表示反对任何诉诸暴力的企图和行动，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只能以“辞职”以示心迹。就在几天前，达赖接受《亚洲周刊》记者采访时还谈 到，他相信放弃追求西藏独立、争取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仍然是流亡藏人中的主流民意，也是藏区人民的主流民意。对于藏青会要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表明，他只 能劝告藏青会不要走激进道路，但他无法下命令让藏青会闭嘴。

    北京可以不完全相信达赖喇嘛的表白，因为消除长期形成的政治敌意需要时间、需要面对面的沟通；但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把对方妖魔化，把达赖说成是“藏独”的 总后台，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一定要全国共诛之，天下共讨之，这样做的结果，却只能把达赖置于很尴尬的境地（当他试图给藏人中的激进势力施加影响时）， 也把中共自己置于政治上的死角（一副生冷、僵硬的专制者面孔），丢弃了政治谈判中应有的回旋余地。这难道不是极其愚蠢的做法么？！

    当然，归根结底，是中共顽固而僵化的传统政治逻辑在作祟，在这个逻辑关系中，没有平等谈判的对手，只有你死我活的敌人；更是当政者的利益逻辑在作祟，根据 这个逻辑，西藏“自治”要不得，它将对党国体制构成根本的威胁，也对一大群这个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构成威胁。在这样两个逻辑面前，达赖喇嘛的被妖魔化，倒 也变得容易理解了。但是，天理何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根本前途何在？看着近来被精心鼓噪起来的海内外新“拳民”幼稚而又浅薄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狂潮，反观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真正深入骨髓的问题，真让人感到五味杂陈，夜不能寐。

在宪政框架内寻求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

    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人权问题。人权灾难仅仅是“果”，而不是“因”。不合理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造成西藏问题的总根源。
共产党当初不是想为西藏人民、为百万“翻身农奴”办好事、带来福祉么？我相信是这样的。但历史上好心办坏事的例子比比皆是。晚清时朝廷曾大力整顿藏务，推 行改革，以防止列强势力继续染指西藏。1907年张荫堂向清廷提出“治藏大纲二十四款”，1905～1911年赵尔丰在川、康两省推行“改土归流”，除巩 固清廷统治外，本意上也有移风易俗、为藏族百姓“办好事”的一面，但这些“改革”却遭到了藏民的强烈抵制。半个世纪后共产党在藏区重复了同样的事情，且更 加系统、更加雄心勃勃，其结果，则是对藏区生灵、藏区宗教文化更大规模的破坏。

    事实上，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错误，是百年社会转型中一个巨大的方向性扭曲。它不但给汉民族带来不幸，也给其他少数民族带来 了不幸。如今，人们正在深入反思这段历史。过去发生了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推倒重来，但牢记历史教训、用更科学的态度面对今天、面对未来却是当今一代人的责 任。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对特殊文化传统的尊重，必须落实到宪政制度层面，才能真正获得保证。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最近台湾岛上成功完成的第二轮政党轮替，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又一次彰显，同时，也再一次反衬出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很明显，大陆的共产党党 专制体制容纳不了台海两岸的统一，也容纳不了西藏的真正自治。只有解构这个体制，建立符合现代文明普世价值和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台湾最终回归祖国和西藏 获得高度自治、汉藏人民和谐相处的时代才会到来。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始，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尝试建立民主的政权建构。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也主张“西藏政府应该由通过全民投 票选举出的独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组成”。达赖甚至力倡改变西藏的政教合一传统，哪怕自己成为西藏历史上的“末世达赖”。 藏人已经为实施民主制度做了必要的准备，那么北京的中央政府是否应该做同样的准备呢？

    毫无疑问，对掌权的中共决策人来讲，改变现有制度体系，寻求建立新的制度框架，需要大勇气、大智慧。这不仅仅是为了西藏，为了台湾，也是为了十三亿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国民。说老实话，即便今后在中国建立起宪政民主体制，如何找到民族地区自治和大国治理间的合理交汇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 章“双轨共和制：关于中国宪政国家结构改革的一种设想”，其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分权”、“自治”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就民族地区而言，自治还有助于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殊利益）；但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利益的膨胀本性及其体现的“集体行为的逻 辑”，后者势必造成一系列“公用地的困境”，其解决必须依靠超越地方利益的上一级公共权力机构的介入，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介入。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不能在传 统的“单一制”或“联邦制”的单一轨道内考虑问题。如果说国家结构形式的调整、治理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今一些中等规模以上国家的现实，那么中国――由于它 的巨大的人口规模、极不均衡的地区发展水平、复杂的民族生态状况和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政治实体并存的现实――更有理由、也有足够的必要去考虑设计一种更复 杂的、超越“单一制”或“联邦制”单一逻辑的制度体系，这就是我所谓的“双轨共和制”。这个框架还只是个原则；在这个框架内解决西藏的行政区划和具体制度 安排，还有大量事项需要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比如“大藏区”概念可行不可行？可行，怎么和大国的统一治理相协调？不可行，又如何说服藏族兄弟做出让 步？要讨论。这些都需要大智慧，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思，也需要宽广的胸怀。当然，要做到这些，建立起宪政民主体制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上述一切都无从 谈起。

    回到眼下，就中央政府而言，解决西藏问题的机会还是有的。这个机会就是真诚地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最近北京已经表示愿意恢复接触，这就很好。即便是姿态性 的，也有积极意义。大家都希望会谈产生货真价实的结果，趁达赖喇嘛健在时，建构起汉、藏民族和睦的桥梁。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则“分裂”有可能成为真的、现 实的危险。我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员，当然不希望西藏真的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但历史究竟向哪个方向走，却不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愿望，而要看各种政治力量间 的博弈。总的说，我们应该相信，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联合大于分裂，联合有助于解决人类今天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但联合必须是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愿联合。 强扭的瓜不甜。这个简单道理同样适用于政治。

（本文作于2008年4月22～28日，北京）

发件人："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收件人： "Alex 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bxy4966@163.com>, "jian " <jianyang168@hotmail.com>, <kxglawyer2005@126.com>, <jimli@verizon.net>, <sunnypku@gmail.com>, <zdjun@263.net>, <yangalexyong2003@hotmail.com>, <jack1998168@hot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30 23:53:5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罗隆基 《新月》论共产主义 人权理论与中共革命理论

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与中共革命理论

作者：佚名　　

时间：2007-11-23

    在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人权运动」期间，罗隆基作为「人权论战」的主将2，不? 鍪欠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对中共革命。罗隆基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共革命的论述，是其人权理论体系一个重要内容，与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治」，要求 实现民主政治等内容一起统制于其人权理论体系。罗隆基提倡人权，反对党治，不仅仅局限于对国民党而言；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 犯人权，故也必须反对。由于中共革命的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所以，罗隆基分别在1930年3月《新月》3卷1期上撰写了〈论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和在1931年7月《新月》3卷10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两篇长文，其意在指正马克思主义学说诸端 不足之处，目的在于否定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

本文择取罗隆基在「人权运动」期间发表的有关反对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共革命的论述，来解读罗隆基人权理论另一方面重要内容，以期全面理解他的人权理论。

一　罗隆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

　　罗隆基在〈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一文，从理论上入手，对马克思有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等方面的学说提出批驳。

（一）对唯物史观的批评

罗隆基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二十世纪的新思想」，「亦不是十九世纪马克思的新发明」，他说，早在马克思二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就大谈共产主义，但马克思所 阐述的共产主义与柏 拉图所讲的「共产主义」又有不同。罗隆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条件支配思想」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他也不同意「经济条件支配思想」的说法。他认为， 经济条件可以影响思想，但思想也可以影响思想，甚至先有思想的变迁，而后发生经济现象的改换，所以绝对的唯物史观是讲不通的，绝对的经济史观更讲不通3。 罗隆基在此层面上指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除了物质影响思想外，思想对思想也有影响，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论证则不足以反证自己的观点，他这种观点是 倒果为因，用所谓「思想影响思想」来否定物质决定意识，根本说不通。

（二）指出辩证法的矛盾

在罗隆基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也是不彻底的。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社会的物质是在永远不断的新旧脱化的程式中，社会的思想亦在永远不断的新旧 脱化的程式中。任何物质，任何思想，他们的本体，就有「正」「反」两面。根据这个说法，没有封建的社会，就不能产生现在的 资本主义，没有现在的资本主义，就不能形成将来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崩溃的成分，孕育在资本主义的本身。无产阶级有必然的胜利，就因为资本主义有必然失败 的缘因。这是辩证法，这又是阶级战争的轨道。若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按照辩证的观点，共产的反面当然要应运而生，新兴的阶级当然要应运而起，否则，社会 有「不动」「不变」的时间了，不动不变，马克思的有机社会说就不能成立，马克思的辩证法就不算彻底。果「动」果「变」，马克思的共产社会就不算止境，马克 思的阶级战争，将永无已时。这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矛盾，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上的弱点4。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此问题上的论述，的确不够严谨，罗隆基的观点有一 定的道理。所以，罗隆基抓住这一矛盾，指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会产生和分化新兴的阶级，产生新的矛盾，共产主义最高境界理想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过去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说教，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终极，最理想最完美的社会，不会再有发展了，的确是理想化的一种愿望，与事实有距离。就这点而言，罗 隆基对辩证法的理解的确有他的合理性和启导性。

（三）对经济理论的质疑

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罗隆基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缺点，马克思以各商品所包含的「劳力」为比例，说明商品交换价值的 关系。假如有一百双靴，买靴的人只有二十；有二十件衣，买衣的人有一百。这种供过于求与求过于供的事实，也影响靴与衣的交换价值。对于马克思说劳力计算是 以「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为单位，罗隆基认为，「社会必须的」又怎样测量呢？马克思说在各商品互相交换的过程中自然可以寻得出他们的比例式来。罗隆基说， 我们不知道一件衣所包含的「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是多少，等到一件衣换了三双靴，衣靴所包含的「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就找出来了。这不啻说交换价值决定交 换价值。这又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上的矛盾。就此而论，显示出罗隆基不是很懂经济学。其实，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就是基于商品供求关系而得出的。对商品的价值究竟 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交换价值」决定的，罗隆基只看到了商品价值由「交换价值」表现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商品的价值由一般「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来计算的根本问题。

在剩余价值方面，罗隆基认为也有「许多怀疑之点」。他指出，根据马克思价值说，只有变的资本可以产生价值，如果这样，在工业组织上，剩余价值的增减， 当然随「变的资本」为转移，「定的资本」愈少，「变的资本」愈多，剩余价值愈大；反之，「定的资本」愈大，「变的资本」愈小，剩余价值愈 少，然而事实又确与此相反。再次，即使说劳力价值论是真理，商品的交换价值，绝对不能认为是某劳工的单独的产物。商品应该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其商品的交换 价值也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共产学者认为衣服公司的掌柜赚了钱，这利息是剥削裁缝的剩余价值，这是把一个有连贯性的社会勉强砌成片断来看。从整个的社会看起 来，把商品认作社会合作的产物，那么剥削剩余价值的责任又在谁呢？他同时认为，既然劳工的劳力是商品，经理人的心思才力，何常不是劳力？何常不是商品？工 人的劳力有交换价值，经理人的劳力，何常没有交换价值？所以，罗隆基认为，应该把经理人的时间精力、心思才力也计算在内。这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罗隆基认为，马克思根据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得出资本的集中将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引发阶级战争的预言是不可避免。他举例反驳说，这与美国「贫者变富、富者愈富」? 南质挡⒉幌喾稀?/SPAN>

罗隆基对这些论点质疑，是有道理的。一个商品的剩余价值乃至社会的财富的增加，是社会合作的产物，马克思从资本入手，界定剩余价值来源于「变的资本」 的人的因素，有合理性一面，但正如罗隆基所言，把一个社会化大合作砌成一个片段，而忽视了社会的整体连带合作，因而得出的结论也是片面的。商品中「不变的 资本」和交换过程中的二次分配都是利润的来源，否则，很难理解像罗隆基所说的经理人的劳力的价值又如何体现？但对于罗隆基举美国「贫者变富、富者愈富」的 现实例子来求证，则有点牵强附会，因为他们两者的立意不同，马克思是就一般规律来说的，而罗隆基是就特殊社会而言的，所以罗隆基用美国的实例，不足以反驳 马克思一般性论述，何况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四）反对共产主义

对于马克思把暴力革命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策略方法，罗隆基说，物质条件没有改换，单单用暴力杀尽资本家，创造不了新的社会。经济上共产政策的实现，不 是用恐怖行为可以为力的，因此，在社会的改造上，暴力的功用是有限的，「恐怖」行为在心理上或者有片时的效力，但物质社会没有根本的改变, 暂时变换了的心理是立脚不住的。有甚么样的经济条件，产生甚么样的思想，支配思想的经济条件没有改换，杀人放火，除了报复作用外，是没有高深的意义的。可 靠的方法应该是「和平的演变」。

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甚么？马克思认为，一是消灭阶级；二是将来的经济组织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关于前者，罗隆基十分不解，感到莫名其妙。他批 驳说，资本阶级，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得到最后胜利，这点我们姑不加以怀疑，同时亦可以说是我们的希望。不过从有阶级的社会转变到无阶级的社会，这狸猫换 太子的戏法，我们真莫名其妙了。罗隆基指出，马克思用他的辩证法，证明共产主义的社会到了社会进化的绝顶。动的社会，忽然不动，变的社会，忽然不变，是自 相矛盾的。罗隆基认为，到了无阶级的社会，阶级自然会生出来。资本阶级打 倒的时候，就是无产阶级起首分化的时候，这就是社会演化上的自然结果。这又是无阶级社会不能实现的证据。至于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 则，罗隆基认为，一个社会里，我们可以承认「各有所能」，但我们不能担保「各尽所能」。他认为，共产党人那套人人可以变成「完人」，「各尽所能」的是过滤 的说法，是在宣传上的欺骗。罗隆基进一步从人性上分析，说物质条件支配人的思想，这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哲学。共产党的魔术在哪里，可以使人人都成绝对没有自 私观念的完人？至于「各取所需」，罗隆基认为，问题更为繁杂了。既能「各取所需」，就可要索无厌，到这地步，共产党人一定要说「各取所需」自? 邢拗啤Ｊ晕剩

其实，罗隆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并没有多少新奇的论点，只是把西方学者的一些观点集中起来，加上一些中国的材料而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对共产 主义，提出了许多怀疑 点，这些不是我的创见，其实许多都是欧西学者已经说过了的。」从罗隆基的行文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在借用以费边社会主义者的论点，来批驳中国共产主义理 论。罗隆基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大段的引用费边社的萧伯纳、拉斯基（Harold J. Laski）以及弗布（即Webb，今译韦伯）夫妇等人对共产主义的评论，作为他自己的观点或者证据。拉斯基曾著《共产主义论》一书，书中主要章节的标题 即为「唯物史观」、「共产主义的经济学」、「共产主义的国家论」、「共产主义的战略」6，罗隆基〈论共产主义〉一文的结构和主要论点受此书的影响是极为明 显的，所以罗隆基反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是来自此书。

二　罗隆基对中国共产问题的疑虑

　　如果说罗隆基 这篇〈论共产主义〉文章旨在从理论上寻找避免共产主义实现的突破口的话，那么他的〈论中国的共产〉一文，就是为解决共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方法。他之所 以反对中共革命，在他看来，中共革命是为了共产，「侵犯人权」，与他的人权理论不相符合。罗隆基反共产的言论间接地起到了? 竦撤垂卜拦渤瞿被叩淖饔谩?/SPAN>

（一）中国共产党存在的理由

罗隆基针对社会上流行的中国「无产可共」的论调，他认为，共产党所主张的是根本打破私有财产制，中国虽穷，但中国仍然存在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制存在一 天，共产主义者就有文章可做，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有发展的可能！有生产的工具可共，无生产的货物可分，这就是共产党可在中国发展的原因。这也可能是中国共 产党将来可以成功的理由。他认为，共产主义者革命的目标虽是经济，但他们革命着手的步骤，则依然先在政治。共产党在中国能不能成功，就看在国家的政治上， 他们有没有切实的佐证。在如今党治的招牌底下，谁能够出来否认，国家是做了少数人的工具，谁更能出来辩正如今的国家不是保障少数者特殊权利的威力？国家一 部分人独占了政治上特殊的优越地位，使大多数的人民，在政治上成了被治的奴隶，这样的社会，就有了阶级。这样的政治，就给阶级战争者一个口实。共产党的革 命，无产的打倒有产的，是最终的目的；无权的打倒有权的，是着手的手段。民穷财尽的中国，或者「无产可共」，但一党专制的中国，的确「有权可分」。所以， 罗隆基指出，中国目前促成共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1）经济上的贫穷；（2）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无产可共」，就是民不聊生；政治上「有权可分」，就是 民不安命。到了人民的生命关头，革命总是要爆发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策略上，很可能利用的民众心理，这或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成功的理由7。罗隆基这 种因忌恶国民党「党治」下的社会，而来论证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存在和成功的 理由，实为牵强。

（二）怀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否真正成功

罗隆基认为，在中国这种由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里，为共产主义者准备了机会，也是共产革命有成功可能的论据。共产党是否真能利用这种环境，能否利用这种 机会达到他们革命的目的，他对此表示怀疑。理由有：第一，共产党本身的人才问题。目前共产党所谓的干部人才，大部分是中小学的青年男女学生，这些青年男 女，做宣传，喊口号，甚而攻城掠地，杀人放火，有他们的勇气。然而，要打倒一个旧的国家，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班中小学的学生一定是「心有余力不足」 的。即使中共革命成功了，这一班「流氓、土匪」，如何来安置？怎样来叫他们「各尽其能」，怎样能限他们「各取所需」，共产党本身恐怕有穷于应付的日子了。 凭借「流氓、土匪」来谋共产革命，一定有可放而不可收的结局。第二点，中国的国际问题。共产党亦承认国家不是绝对可以独立的，所以共产党要主张世界革命， 换言之，共产在某个国家的成功，有赖于共产革命在其他各国进展的形势。国际形势问题，在中国比从前的俄国更为繁杂。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对象，第一步是中国 的资本家，第二步是外国在华的资本家。中国共产党或者可以打倒本国的资本家，而外国在华的资本家，可否动其毫末？到? 酥泄膊持苯佑胪夤时炯页宸娴氖焙颍砉男欠褡闶眩⒚婪ㄈ盏墓膊锩闯晒σ郧埃强戏褡又泄墓膊匙觥该皇胀夤时炯业钠笠岛? /SPAN>银行」工作，这一切都是问题。所以，罗隆基认为中共革命必然导致的结果，在中国的内部来讲是流氓共产；在中国的外部来说是洋人共管。事 实上，在罗隆基的潜意识里，他是鄙视无产阶级小知识份子的，高估他及「人权派」这班留洋的知识份子的能力。正由于他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所以他怀疑共 产党人革命的成功。

罗隆基进一步认为，假使中国共产党革命不能完全成功，到时中国的前途不堪设想。

第一，经济上破产。罗隆基说，本来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如今的政府，靠公债接济，典当度日 ；靠鸦片公卖，只能饮鸠止渴。军阀苛捐杂税，是竭泽而渔；土匪明抢暗劫，是涸澈求泉。这一切都是国家经济破产的现象。假使共产党继续蔓延下去，既不能完全 的成功，又不能立即的消灭，在国共两党军事相持的局面下，于是私产更为破产，民生更难维持。穷，乱，乱，穷，成为绝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在这恶性循环中，国 家经济更加每况愈下，直到真正破产而止. 第二，政治上的亡国。罗隆基认为，我们?嘈?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的认[定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是不能把中国的政治引上常轨。但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继承 国民党「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与国民党一丘之貉。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然在今日的中 国，无和平，无秩序，无安全，有政府总比无政府聊胜一筹。倘不幸共产党继续蔓延，已成的政府，不克维持，无形的政府，遍地林立，国家不求崩溃，亦必崩溃。 国民党共产党相持愈久，地方政治，愈趋紊乱。地方政治，无论在国民党或共产党统治之下，不是市侩专 政，就是流氓擅权。当然，这不是国共两党本来的政策，然而这是他们军事相持的局面上必然的结果。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坚持「党治」的成见，地方上一班稍有智 识、稍有资望而政见与国共不同的人们，不为资本阶级罪名的株连，就遭「土豪劣绅」招牌的诬陷，杀戮逃亡，几已近尽。剩下一班市侩流氓，他们政见上朝秦暮 楚，政绩上行险侥幸。这种境况愈延长，地方政治愈险恶，地方政治愈险恶，人民愈纷扰，毕竟政治上又走入绝无休止的恶性循环，直到真正亡国而止。

从罗隆基的思想逻辑来看，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民不聊生，在政治上一党专制，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两党武力相争，其结果是经济上破产，政 治上亡国，更加走入恶性循环的怪圈。鉴于此，罗隆基认定中国共产党一旦得势，其结果在政治上「党治」必与国民党没有两样。就此言来说，罗隆基的确具有前瞻 性，并深中肯綮。这难怪瞿秋白等中共人士为甚么痛批罗隆基反共的原因。

（三）共产主义的发生，国民党应负责任

基于「两恶相权取其轻」，罗隆基认为，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民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然而在讨论国民党剿共策略以前，罗 隆基希望国民党认清他们在如今共产主义的发展上所负的责任，希望国民党承认此前的错误，改弦易辙，而后在对付共产问题上，才有得到适当的策略之可能。他指 出，国民党对如今共产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在目前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有这样的时髦新鲜，这与孙中山先生、汪精卫先生以及许多国民党 领袖们的帮助有关。例如中山先生在他的民生主义第一讲里，说：「我现在就用民生两个字来讲外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 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罗隆基指出，在中山全书里像类似这样的话，还可以发现许多。孙中山的话，直到如今，依然是天经地义，不可指摘 的圣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莫恨遍地是荆刺，只怨当年乱播种。「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依然是今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党义，依然是考试的必须，学校必读的 课本。所以，共产主义的发展，共产势力的蔓延，是与国民党的误导有关。

第二，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如今国民党的党组织，他的「党治」的策略，他的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哪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抄袭共产党，整个的模仿 共产党？孙中山先生看中了俄国「以党治国」的模范，于是就照样改组了国民党，照共产党的原则，订立了建国大纲。根据总理遗教，如今又产生了「党高于一切」 和「党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的政府。严格说起来，如今党的制度，如今党治的制度，在形式上，在精神上，在运用上，与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比起来，没有甚么 不同。

第三，国民党协助共产党实际的工作。先知先觉的遗教，为共产主义作宣传，后知后觉的组织，为共产制度造实例。同时国民党下级党员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间接的为共产势力实际造机会。以如今的局面来说，中央政治的缺陋，? 恫患暗胤秸>心理，利用国民党的弱点，乘机以进了。

总之，在他来看，共产主义的发展，共产势力的蔓延，国民党有 推卸不了的责任。罗隆基有发表言论、追求言论自由的勇气，但他将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归因于国民党的推动和引导，则是颠倒黑白。恰恰相反，国民党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手段，特别是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后，却是「围剿」和消灭。

（四）根本解决中国共产问题的方法

罗隆基在指出国民党在共产革命上所负的责任后，最后开出根本解决中国共产问题策略的药方。他认为，军事上的「围剿」，并不是根本解决中国共产的办法， 它只是解决问题的末，而不是它的关键。青年思想的左倾，红色刊物的增加，学校做共产领袖的训练所，书店做共产思想的媒介物，这是国民党政府的飞机炸弹手枪 快炮所不能摇动其毫末的根本所在。所以，要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应该从以下着手：

第一，思想的解放。在思想上，第一步，国民党要修正其党义。第二步，要主张思想自由。他特别强调，思想是愈求统一，愈不统一的。只有公开的发挥，比较 的研究，平情的讨论，才能得 到真理。压迫对方的思想，其实是代对方做宣传；偶像本身的主义，其实是为本身造僵尸，求诸往例，无一或谬。如今中国教育方面的情形，大约如此。他认为，世 界上防止反动的方法，只有以思想代替思想的一条路，思想的解放是防共的策略，也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方法。罗隆基进一步说，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 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压迫对方思想的人，到头来将把自己的思想造成压迫，暴露自己思想的弱点。被人压迫的思想，反而添加了刺激 和得到磨练。如今的国民党还在盲人瞎马的在做甚么思想统一的工作。这真是令人悲感无量。

第二，政制的改革。在政治上，第一步，希望国民党取消「一党专制」和「以党治国」的主张。国民党要抵制共产党，又要维持党治，无疑增加了许多的障碍。 以党治国，如果真的是营救中国的办法，那么，国民党是后进，共产党成了先知先觉，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立场又在哪里？国民党倘若攻击共产党「没收私产」，共 产党亦可以攻击国民党「平均地权」。罗隆基说，我觉得我们与共产党的分歧，就是「民治」与「党治」。国民党实行党治，国民党就取消了反共的立场，增加了共 产党的口实。尽管政府发宣言，领袖做文章，要全国人一致反共，党治下人民的心理总觉得国是党的。国是国民党的，国是共产党的，与我们这些享不到政权、问不 了政治的人民没有甚么关系。这样，我们又何亲何疏，何厚何薄？这是铲共上极大的障碍，然而这是许多小民真实的心理。罗隆基还认为，在全国国民中，也有一些 畏惧共祸的人民，但这些人在如今党治底下，没有加入铲共工作的机会 。非国民党的人民，一有组织即为反动，一有团结即成叛逆。一班国民党外反共人民，热心的，束手无策；悲观的，坐以待毙。这是解决共产问题上极大的危险。所 以，罗隆基认为，反共产的人实占多数。但由于国民党思想压迫，民情堵滞，走投无路的人，虽有想法，但只能听天由命，结果是人们不希望共产党成功，他们却切 望国民党失败。假使能取消党治，消灭政治上的阶级，保障政治上的平等，民情得一归宿，思想得一疏导，政府成了人民的政府，国家成了人民的国家，不求团结， 人民自团结了。到了这时解决共产问题才有可能。但如今在一党专制底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人民没有监督指摘当局及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 然是专制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发展的机会。

罗隆基最后归纳起来，要解决今日中国共产问题，只有做到：（1）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2） 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假如做到了这两点，思想上青年有了归宿，政治上民怨有了平泄，政治上可以上轨道，经济可以谋发展。否则，病根仍存，共产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罗隆基为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绞尽脑汁，想了许多「剿共」的办法，对国民党发出许多善意的「忠告」，然而，他说多错多，他表错了情，用错了意！由此而 言，不难理解中共方面为甚么说他是「反动」文人。而在一般人看来，他这番向国民党的条陈，也的确具有献策献技成分，以致后来被人抓住他这个致命的把柄，向 罗隆基问罪时，他则无力声辩。

三　中共方面对罗隆基人权理论的声讨

罗隆基这些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反对中共革命的言论，自然也受到了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批评与反击。巧合的是，国民党政府当局说罗隆基「人言反动」、 「共产嫌疑」，而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评论，也认为罗隆基是「反动」。中共中央文委成员彭康在〈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一文中，批驳罗隆基的人权观点说，人是 社会关系的总体，社会又因经济的生产关系分成为阶级的社会，因此，人属于社会，便是他属于那个阶级。没有抽象的人，也就没有甚么抽象的人权。人性、人权这 些抽象的名字，都是「资产阶级的幌子」。在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上，「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不可调和性之产物，它的作用是某一阶级用来压迫别一阶级的工具，执行压 迫阶级的命令的机关」，它的功用不在保护「人权这个抽象的东西」。在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上，「法律不是保障人权，而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的所有关系。法律不是 保障人权，而是保障资产阶级的阶级权。」简单地说，「所谓人权这一类的东西完全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要求……是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主要口号」，罗隆基提出的 「35」条人权内容，「是在现在的混合政权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想完全获得政权时的对现统治阶级的抗议和对广大劳苦群众的欺骗」。「人权运动」者提出对国 民私有财产的保障，当然是在替资产阶级说话。他们要求制定宪法来保障人权，只是「徒劳无功」的事。广大工农群众要的是「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权利，为要得到和 维持这利益和权利，他们要更进一步的夺取政权」。「《新月》先生」与工农群众的区别，在于前者要力争人权，而后者则是要获得政权。从这一点上看，「人权运 动者也是反动的」。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原来人权运动者们也和他们所称为反动的现统治阶级是一伙的」，「人权运动应该是政权运动」，而不仅仅是「宪法运 动」8。

中共中央文委负责人朱镜我在〈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中，把「新月派的立场」概括为「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他认为，这种思想「看不出帝国 主义实使中国沦于崩溃的事实，也看不出封建残余阻碍中国的自由发展之事实」，却只提出造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的幻想，实 现的方法也只是「自觉的努力，不断的改革」。因而，自由主义在中国已完全失却了革命性，其目的只在于「给国民党中央的青年份子一个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倾向 的机会」。自由主义者「虽也相对地反对现在的党国统治，然而这与张宗昌、吴佩孚等旧军阀之反对党国，在实质上是没有多大的差异，而在作用上，却演着更深刻 的反动的角色。」9

1931年11月10日，原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一文，该文代表中共对罗隆基人权理论及其「人权派」最 基本的态度。瞿秋白认为，「人权运动者」从1929年起，就搭出了「反对政府派」的架子，但他们反对国民党和政府的原因，「是为着国民党不会反共，是为着 国民党反共还不彻底，是为着国民党快要不能够保障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了」。「人权派」表面上的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并不是反对甚么压迫和剥 削，而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压迫剥削的不得法──这是人权派的真面目」。罗隆基因此而被捕过，胡适也受过国民党政府的「警诫」。瞿秋白指责罗隆基的所 谓人权，最主要的用处是在消灭共产，罗隆基及其「人权派」只不过是「热闹的反革命大竞赛」中的一面新鲜旗帜而已。瞿秋白还批驳了罗隆基「共祸」蔓延是国民 党联俄容共的结果的说法，指斥孙文把民生主义说成共产主义，「这正是孙文的老奸巨猾」，这两「主义」之间「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瞿秋 白认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冒充着模仿俄国，这只是他们利用民众羡慕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得到解放的心理，所以抢着说，我们国民党也学俄国办法，这是他 们欺骗民众的方法，而共产党绝对不主张以党治国。「苏维埃政府是劳动人民选举出来的，绝对没有党的机关指定政府的事；至于罗隆基说国民党帮助共产党的实际 工作，更是不实之词。」「共产党的党员，在俄国不但没有任何的特权，而且多负很多的义务。」「多加一重党给他的责任」，每一个党员都为着全人类的利益而工 作，无产阶级是为着全人类的利益而斗争。相反，国民党的党员，「在中国却是老爷，是大人，可以是封建诸侯，也可以是市井流氓，可以是资本家? ......

    显然，瞿秋白这种对罗隆基及其「人权派」的评价，受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激情有余客观不足，失之片面和武断！但他这个定性结论，却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成为左右对罗隆基人权理论评价的权威结论。

四　如何看待罗隆基的反共立场

罗隆基上述两篇质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文章，其逻辑路径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落脚点在于反对中国共产党 革命，而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其要旨则在于向国民党兜售其人权理论主张，故在他〈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一文中，给人以条陈的色彩。我们应如何看待罗隆基这一立场？

在「人权运动」期间，罗隆基刚回国，在思想上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了好感，而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又相当的隔膜，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了解不 多，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抱有成见，他的文章，他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论述，随处充满了陌生和误解，如认为共产党不要国家，共产革命的对象第一个就 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等，这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和政策的表现。至于罗隆基所谓共产党下级党员不是市井的流氓就是乡村的土匪，革命就是杀人放 火，革命导致外国干涉的论点，更是没有甚么新意。

正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不了解马列主义和共产党，因而他做出的判断也是脱离实际。但是罗隆基这些言论并不是像以前我们批评的那样， 在政治立场上与国民党没有根本的区别，有的只是反共策略上的区别，认为罗隆基的反共，主要是为了参加「反革命的大竞赛」、「为地主资本家想出路」、「赞助 国民党屠杀民众」等等，是为了取悦国民党11，从而把他当作「人权派」反共的最主要的理论家。显然，这一观点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是「左」倾教条思想的反 映。罗隆基这时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无疑的，但他只认为，他们「人权派」与共产党的分歧，只是「民治」与「党治」。从罗隆基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所 提出的策略来看，他的基本思路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党治」，乃一丘之貉。所以，与其国共两党相争导致国家危亡，不如两权相较取其轻，在现存的 国家体制下通过对国民党进行思想和政治上改造，使之成为现代民主国家，走上政治正道。这种想法既体现了他的「功用」原则，也符合他人权理论中的政治主张。 需要说明的是，罗隆基这种想法绝不是想要维护现存的国民党「党治」的国家政权，其如意算盘是通过「假躯还魂」，老树发新芽。

任何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都是取决于他的立场。由于罗隆基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与共产主义理论不同，所以他的立场不同，治国的主张也不一。罗隆基留学英美， 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影响，形成了他一整套关于人权理论的政治主张，这使他看问题总站在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立场上，这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 本质上是不同的。罗隆基的人权理论在政治上反对党治、独裁，主? 欧ㄖ危炊杂酶锩侄谓饩鲋泄侍猓Ｍ煤推健⒏牧嫉姆椒ɡ词迪肿约旱恼卫硐耄敌信访朗降?/SPAN>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中共则主张用暴 力革命手段，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打倒帝国主义和?饨?势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 上，罗隆基赞同保存私有制度，要求人民拥有财政管理权，国家收支须得到人民的批准，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用渐进的方式来谋求中国经济的进步；而中共则主 张土地革命，铲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思想上，罗隆基反对思想专制，崇尚绝对的思想言论自由，并把其视为做人和民主政 治不可缺少的条件。用他的话来讲，即言论的本身是「绝对不受法律的限制」；而中共则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 化，即以共产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 文化，来否定超阶级的绝对的思想言论自由。毫无疑问，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两者本性不一，政见各异，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知识份 子，罗隆基从自己的人权理论立场出发，对中国共产党持有异议，这是其思想逻辑的必然。

　　总的看来，罗隆基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但他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强烈地抨击? 竦场傅持巍瓜碌闹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罗隆基这种反共的思想在后来有所变化，特别是在二十世纪40年代罗隆基从反共演变到与中共合作。对此，有人认为 罗隆基是「中共的尾巴」其实，罗隆基与中共合作的关系是「和而不同」。所谓「合作」，是一致为了对付国民党而言，在当时，因为无论是中共还是中国民主同盟 都是在野党派，为分权和参与政府，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不能不有所联手。但「合作」并不等同于「拥护」，罗隆基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追求，无论是他的人权理 论，还是他倡导的「第三条路线」，再到1957年罗隆基放言「平反委员会」等诸多与中共不同的政治主张，其思想和理路是相同的并且连贯，并没有多大的变 化。所谓罗隆基是「中共的尾巴」，经本人的考察，究其实，并不是中共单纯的利用罗隆基和中国民主同? 耍蘼』道德标准来判断政治上的问题。从学理上来说，罗隆基也不是对国共两党有甚么个人成见，而是与他的人权理论不符而已。

    注释

　　1 此文是笔者博士论文《罗隆基人权理论研究》中的一部分。
2 人权运动亦称人权?
3 罗隆基：〈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第3卷第1期特大号。
4 同注3。
5 同注3。
6 拉斯基著，黄肇年译：《共产主义的批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页35 。
7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期。
8 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
9 朱镜我（原署名谷荫）：〈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世界文化》第1期，1930年9月10日。
10 秋白：〈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布尔什维克》? ?/SPAN>4卷第6期，1931年11月10日。
11 同注10。
12 梁实秋：〈罗隆基论〉，《世纪评论》第2卷15期，1947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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