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中，有一本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2005年4月）。萨孟武，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所长为政治学与社会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最初出版于抗战之前。20世纪六十年代，作者在台湾做了较大的增删。北京出版社所印的，应该是增删后的版本。

　　萨孟武将宋江们所盘踞的梁山泊，视作一流氓社会；将梁山泊“好汉”们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视作流氓革命。“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么？不消说，它的构成分子，以流氓为主，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盖等七人，晁盖虽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的富户，但他不喜欢结交文人，'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第十三回），其下有吴用为不第秀才，公孙胜为云游道人，刘唐飘泊江湖，没有一定职业，三阮打渔为生，并做私商勾当，白胜为闲汉。梁山泊的好汉大率出身于流氓，没有正当的职业，或在山林'剪径’，或在江湖'揩油’，我们虽然佩服他们的义气，而对于他们'迫上梁山’的环境，也该予以相当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与同情，而讳言他们的出身。” （第6—7页）

　　其实不仅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种流氓革命，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略有声色的革命，都与流氓有密切关系。在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中，在攻城略地、逐鹿中原时，没有大量流氓发扬那种流氓精神，还真不行。中国有古语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仅有“秀才”的革命，那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但是，要革命，要造反，完全没有“秀才”行不行呢？也不行。在中国历史上，略有声色的革命、造反，大抵是“秀才”与流氓共同完成的。不过，这革命和造反中的“秀才”，却必须是流氓化了的“秀才”，或是甘愿与流氓为伍、认同了流氓的价值观念的“秀才”。在“秀才”与流氓共同进行的革命、造反活动中，“秀才”与流氓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 “秀才”发动、领导流氓革命、造反。梁山泊就属这种形式。宋江本是刀笔吏，“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浔阳楼的“反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毕竟是会做诗的人。总之，宋江好歹也算个读书人。梁山泊如果没有李逵、刘唐、白胜、三阮这些流氓，固然不成；但如果没有宋江、吴用这样的读书人，也决不能那样轰轰烈烈。 “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的例子，历史上很多。所谓“太平天国”的革命和造反，也是一例。洪秀全、冯云山，都是多次考秀才而不售。虽然未售，但毕竟有考秀才的资格，毕竟多次进入考秀才的考场，勉强也算得个准秀才。没有杨秀清一类流氓，这场革命和造反，固然闹腾不起来；但如果没有洪秀全、冯云山一类人的筹谋、没有他们弄出一种邪教作为意识形态，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秀才”与流氓的另一种关系，是流氓借助、利用“秀才”而发动和领导革命、造反。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或一群）大流氓，发动和领导许多小流氓革命和造反，而在这过程中，却注意借助和利用“秀才”：刘邦和朱元璋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不过，“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也好，“秀才”被发动和领导革命、造反的大流氓所借助和利用也好，作为“秀才”，都要在自身完成一场“转变立场” 的革命，都要在“身份认同”上完成一次造反。必须放弃读书人的价值观念，必须改变读书人的思想情感甚至生活方式，而向革命和造反队伍中的流氓看齐。革命和造反之所以需要“秀才”，是需要“秀才”的知识、眼光，而并不需要“秀才”原本可能有的属于读书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感。换句话说，革命和造反，只需要 “秀才”的技能，而并不需要那种“知识分子精神”。在革命和造反中无论是作为发动和领导者的“秀才”，还是作为被借助和被利用者的“秀才”，都必须在保留 “秀才”的技能的同时，在精神上最大限度地流氓化，最大限度地与李逵、刘唐、白胜、三阮们“打成一片”。

　　二

　　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以这样的话开头：“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第1页）萨孟武指出：

　　贫穷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快要发生大乱。……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们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是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第5—6页）

　　社会动乱的年代盛产流氓。在这样的年代，要进行革命和造反，也不可能拒绝流氓，不可能不广泛地依赖流氓。1925年至1926年间，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以这样的话开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后来成为毛式名言之一。我们今天读到的这篇文章，临近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这里说的，其实就是萨孟武所谓的流氓。萨孟武对中国流氓的看法是：“中国的流氓不曾劳动，也不想劳动，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纵令他们全部灭亡，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稳定。”（第4页）而毛泽东在这里，虽然也指出了他们“有破坏性”，但对他们的同情、肯定，欣赏却表现得很分明。说这些大家熟知的江湖帮会，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组成，显然不合实情。在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时，毛泽东强调了“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强调了他们“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也就在强调：这一批人应是“我们的朋友”而不应是“我们的敌人”。

　　伦敦大学的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是国际上研究毛泽东的著名专家，有一系列关于毛泽东的著作问世。其中，政治传记《毛泽东》影响尤其大。施拉姆对毛泽东是很有好感的，对毛泽东颇多积极的评价。他的《毛泽东》一书的中文译本，早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在谈到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时，施拉姆写道：

　　毛的部队中有经过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不仅反映了他难以招到阶级出身好的官兵（毛自然是这样向上级党报告的），但这也与他自己气质和理想的基本倾向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并不仅仅处在农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定他少年时代的热情。他在1926年写的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章就是明证。他在文章中对五种游民——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都有生动的描述，并称赞他们有资格成为革命战士。在此文中并没有现在官方版本里加进去的批评的语言。他在谈到“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的秘密组织时也是充满同情的。无疑，他在井冈山时期肯定一直是持这种态度的。对土匪和其他社会渣滓，他不是勉强而是很愿意收容的……（1995年12月第2版第116—117页）

　　施拉姆的叙述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从《毛泽东选集》中读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不是最初的版本。最初的版本中，并没有“但有破坏性”这样的评价。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与其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很不和谐，这是中小学生学习中国现代史时都要学到的。其时的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所作所为是很不赞同的，是忧心忡忡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收录了1928年6月4日《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信中说：“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分上尽可能的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分，减少流氓的成分。”

　　三

　　美国学者R?特里尔，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世界级权威。他的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毛泽东传》，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了中译本。特里尔在肯定毛泽东时更有热情。中译本中《出版者的话》中说：“R?特里尔先生以其记者特有的敏锐和评论家特有的深度对毛泽东的一生作了追述。他的观点基本上与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相一致。”特里尔写到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时，有这样的表述：

　　毛采取了灵活机智的策略，他隐藏着的“猴精”又开始出笼了。中共的合法“妻子”无产阶级远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妇”。

　　毛结识了两个臭名昭著的土匪首领，他们给毛六百人和一百二十支步枪。他把许多游民和懒汉都补充到他的队伍里。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

　　毛之所以招募这些无业游民是因为他无其他路可选择。然而，毛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都是人，”他谈及游民时曾说，“他们也有五官和四肢。”游民也属无产者，毛坚信自己可以改造他们。（第110—111页）

　　按照特里尔的理解，只是因为远离城市，才不得不大量吸纳流氓，——这说法肯定是片面的。乡村有乡村的流氓，而城市也有城市的流氓。要在城市从事革命和造反活动，就免不了也要吸纳城市流氓。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告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要“减少流氓的成分”，但当他们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时，也难免要发挥流氓的作用。 ——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顾顺章，上海吴淞人，本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也是“青帮”的活跃分子。“五卅运动”时便是工人领袖。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他都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恩来曾经是他的副队长。中共六大后，顾顺章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特科工作。1931年4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在武汉送走张国焘后，被叛徒认出并被捕，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他所知事情太多，他的叛变令周恩来和整个中共中央极其狼狈，也给中共带来惨重损失。顾顺章在中共党内曾是传奇式人物，黑道白道都玩得转，神通之广大超出常人想象。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到这次由顾顺章护送赴鄂豫皖时，对他仍有这样的描述：“顾顺章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的特务部，归周恩来指挥，是周的得力助手，这时，顾顺章又实际主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各苏区的交通网。……我还是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那时我就欣赏他的能干，这次重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华更是令人佩服。不过他的仪表谈吐，多少有些海派气味；也许这点是他为人美中不足之处。”（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三册第2—3页）

　　其实，顾顺章是上海滩上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他的才华，他的神通，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流氓所具有的才华和神通。在当时的上海，顾顺章的才华和神通，对革命是非常有用的。正因为如此，他在革命阵营内被极度重用。

　　早期共产党人，后来成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对顾顺章事件有这样的“反思”：“顾顺章给我们讲秘密工作，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任何革命中不能没有此种人参加，拒绝流氓无产阶级的归附便不能做成群众性的起义，但如何分别他们的正反面作用（认清他们那种远远超过正作用的反作用），马克思和列宁都已经充分教育过我们了。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们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09—110页）

　　早被清除出局的王凡西，是作为中共的局外人对“革命与流氓”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他的“反思”，在毛泽东们看来，一定也表现了一种托派立场，也表达了一种托派观点。在“正作用”与“反作用”的问题上，作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与毛泽东们本就有着不同的认识。按照托派的观点，毛泽东对农***动的重视，毛泽东在农村进行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都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决不能认同王凡西在“革命与流氓”问题上的“反思”。

　　四

　　流氓应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但中国的流氓自有“中国特色”，因而，中国的革命与中国的流氓之间，也会表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

　　在中国生活过五十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专门谈论了中国的“乡村地痞”：

　　可以说，不充分了解乡村地痞的地位，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换句话说，准确了解了中国地痞的特点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国社会。

　　如我们所知，地痞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这并不是说别的国家就完全没有或不常有独霸一方的人，而只是说中国地痞运用权力的模式是独一无二的。这一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即渴望和平，不愿卷入争端。我们的祖先曾经野蛮而好战，他们之中也有地痞，但其特点与中国这样平和的民族中产生出来的地痞有着本质的区别。（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13页）

　　按明恩浦的理解，中国地痞的存在是以其他人的胆小怕事、苟且偷安、能忍则忍为前提的。当然，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地痞往往是最贫穷的人，他们无所失去，因而也就无所畏惧。而良民百姓则往往上有几片瓦、下有几寸土，令他们深为牵挂。中国有一句俗话：“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把流氓地痞与良民百姓的关系说得十分生动和深刻。

　　1948年，赵树理发表了小说《邪不压正》，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乡村的流氓地痞在“土改”中的活跃，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意识到乡村政权怎样被流氓地痞所掌握。小说发表后自然招来非议。1950年1月15日，赵树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邪不压正〉》一文，为自己辩护。其中说：

　　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容易和贫农混淆。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

　　前面说，王凡西是托派，他对“革命与流氓”问题的“反思”不会被毛泽东们认可。赵树理不是托派，但他对“土改与流氓”问题的忧思，也没有被主流政治接受。从《邪不压正》开始，赵树理就不断被批判，“文革”中更是在批斗中被打断肋骨、摔断髋骨，最终惨死。——我不知道，仅仅思考过“土改与流氓”问题的赵树理，在“文革”中是否又思考过“文革”与流氓的关系；我也不知道，如果赵树理能在“文革”中熬过来，在“文革”后仍然能够思考，他是否会思考整个这场革命与流氓的关系。

　　但是，在这方面，值得探究和思考的问题的确很多很多。明恩溥说，准确了解了中国地痞的特点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社会。那当然也可以说，准确了解了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反过来说就是：不了解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就不能充分了解中国的革命。

　　记不得在哪本书上看到，江湖帮会中的一条“道德准则”是：“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帮会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让我想到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那句话： “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句“江湖话语”与我们整个社会数十年间奉为圭臬的话语之间，显然有着亲缘关系。这样的情形应该并非个别。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查一查：长期以来，作为正面的东西出现在各级教科书上的那些话，有多少原本是江湖黑话；长期以来，我们用来表决心、献忠心（甚至献爱心）的那些话，有多少原本是流氓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