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

芦笛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敬爱的林副统帅仓惶出逃，在外蒙“折戟沉沙”，活活烧死之后，还“头颅行万里”，被苏联人把头割下来拿回莫斯科去，用高压锅煮出头骨来，以确定他的真身，这大概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章。

       可惜由于我党蓄意伪造历史，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至今还笼罩在迷雾疑云之中。刻意压制真相，结果当然只会是刺激坊间的谣传。随着中国政局松动，在官方版本之外便冒出了许多私人证言。

       就本人阅读所及，最精彩﹑最富于想象力的，乃是某位海外作家写的英文惊险小说。该书称，林副根本就没有坐上那飞机，是去西山赴毛之宴后回家，坐在红旗轿车里，还没下山就被毛通过周恩来，下令汪东兴用火箭筒干掉的。而那在蒙古坠毁的三叉戟上坐的，据说乃是林立果和他的情妇们。

       相比之下，张宁女士的大作就毫无娱乐价值。令人惊诧的，乃是它不但广有市场，而且还哄得胡适弟子﹑著名史学家唐德刚上了当。更奇怪的是，自称熟悉史学考证的丁凯文先生，竟然不对各家证言作起码的比较辨析，在不假思索摈斥官方证言的同时，把张宁那破绽百出的孤证，当成了为林彪翻案的重大依据。其实若将该书和李文普的回忆录一比，真伪立见。李可能也撒了谎，但张基本无话而非谎言。

       我认为，所有发表了的证言中，以四个关键证人作的证词至为重要，亦即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与汪东兴。这些证词其实含有前人未予充分注意的丰富信息，使用基于常识的简单逻辑推理加以对比分析，不难判定谁说的是真话，并初步查明这千古疑案的真相。

       一、林豆豆的机密情报内容是什么？

       要查明谜底，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那个晚上发生的事至关重要，而在这点上，林立衡﹑李文普﹑张耀祠﹑汪东兴四人的证言相当一致。其实官方并没有怎么撒谎，不过省略了关键情节。这才是最高明的伪造历史的手段。

       汪东兴的证词就是官方版本，他介绍的大致经过如下：

       当晚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和林彪﹑叶群密商，引起豆豆怀疑，前去偷听，“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

       我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1）

       由此可见，林豆豆报告的情况非常重要，各级领导片刻不敢耽误，立刻就层层向顶头上司汇报。这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张的话：“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如果林豆豆真是如汪说的那样，只是“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那张又何必如此惊慌，谈得上什么“情况很紧急”？又怎么会引起周的高度重视？如果不是事关重大，周又何至于追问什么“报告可靠吗”？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下令张随时向他汇报最新动向，可见此事非同小可。

       汪接下来的证词更证实这一点： 

      “我和张耀祠都守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我们掌握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也紧张起来。他安排其它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 （1）

       请问：作为饱经沧桑的铁血政治家，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如今林副不过只是“要走动”一下，周又何必“也紧张起来”，如临大敌，连重要会议都“不能继续主持”了，要去专门“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还同时严令汪守着电话不许离开？

       周立即打电话给吴法宪，查问是否确有飞机到了北戴河。吴查问下属期间，周又令汪东兴与北戴河的负责保卫林彪的警卫干部张宏联系，要他查明是否山海关确实到了一架专机。“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周也查问了李作鹏，同样得到后者证实（2）。至此，周已经先后从林立衡、张宏、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不同途径落实了256专机确实停在山海关机场，但他仍然不满意。据汪回忆，当晚11点半钟，周亲自打电话给叶群，询问山海关是否有专机。叶群先推不知道，后又改口说有，是林立果坐去的，林彪次日想上天去转一转。周问去哪儿。叶答想去大连。周以天气为由，劝叶不要飞了，并说他想去看看林彪，据汪说，就是这关键的电话，吓得林彪终于下定决心，改变次日行动的计划，当晚便提前出逃了。

       接下来的事情更奇怪，据汪说：

      “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我在中南海的南楼。他和我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1）

       据汪说，林豆豆汇报的情报，乃是“首长”想走动一下。就为这么点事，周先后通过多个途径查问，最后得到叶群本人的证实。如果林豆豆提供的情报真是那么简单，那不是丝丝入扣了么？周有什么必要吓成这个样子，要特地派出可靠陆军将领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临时负责指挥，还派可靠监军杨德中监视着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林彪那专机又不是战略轰炸机，去空军司令部指挥什么？

       那么，林豆豆到底向张宏和姜作寿汇报了什么，会让党国大员吓成这个样子？

       李晨所著《世纪风铃》中披露的林立衡913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似乎并不完整，其中多次使用“林立果对我说的事”这话语来指代她的情报内容，但她毕竟在一处注明那是什么事：“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注：指林彪，下同）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儿”，这话她不但对林彪的秘书李文普报告过，更多次向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队长姜作寿反复报告过，并一再恳请他们采取行动保卫林彪，不要让林立果和叶群阴谋得逞，绑架了她爹（3）。

       这证词得到了李文普的证实：

      “就在这天（芦按：指９月１２日）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 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4）

      “林立果要害毛主席”，到底怎么个害法？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远比汪东兴老实，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这一天（芦按：即９月１２日）下午，林立衡报来了林立果他们在北京西郊机场策划逃跑，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杀毛主席等情况，并报告说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首长逃跑。那个时候，她还不了解真相，说是挟持。她打电话到警卫团，说我要找团领导报告，接电话的是二大队长姜作寿。姜作寿就说我们的副团长张耀祠在这里，我就接了电话。情况传给我之后，我就告诉了汪东兴，汪东兴马上打电话告诉总理。总理这个时候也紧张了，他就想办法要空军的总机。

       当时的气氛很紧张，但有关安全的问题，我们都已经部署好了，早有部署，进入一级战备。中南海这边有汪东兴，钓鱼台那边有邬吉成。地面是不容易冲进来，就是怕飞机，所以我们劝主席离开中南海，到了大会堂的118那边。后来，主席在大会堂住了半个多月。”（5）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的证词与此一致：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6）

       汪东兴告诉邬吉成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是在9月12日晚上10时左右，而据汪东兴说，林立衡举报乃是9点20分左右。如果林立衡举报内容没有“轰炸中南海”一条，只是汪说的“林彪要走动”，中南海何必在此后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舒云的调查报告也说，当晚十点四十分，周恩来听了一个“神秘电话”后，“天安门广场上彩排国庆游行的高音喇叭戛然中止，准备国庆游行的群众队伍也提前解散了。”（7）虽然她语焉不详，没有说明游行队伍“提前解散”究竟是何时的事，但这仍是对 “林立果要轰炸中南海”的重大情报的有力旁证：如果中南海挨炸，必然累及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群众，所以周恩来在确保了伟大领袖与中南海和钓鱼台等重地的安全后，才想起来赶快下令疏散在广场上云集的群众，以免万一立果得手，为我党造成不良影响。

       真相于此大白：１２日晚间，林豆豆向张宏和姜作寿报告，林立果和叶群准备说服或挟持林彪准备逃往广州，不行就去香港，还要出动空军轰炸中南海，暗杀毛泽东。

       这种十万火急的特大军情，当然引起了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立刻就向各自的顶头上司汇报，迅速传到了周恩来那儿。因为涉及到轰炸中南海的性命攸关的大事，所有的人，从张耀祠﹑汪东兴直到周恩来才会那么紧张。这才会有毛从中南海搬出，住到人民大会堂去，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怪事，也才会有周恩来派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指挥，并派监军杨德中去监视吴法宪。他们去那儿的使命毫不难猜：密切监视全国空军异动并指挥首都防空，以防林立果的空袭计划付诸实施。

 

       二﹑毛泽东是何时得知林豆豆的情报的？

       周恩来接到林豆豆的情报之后，会怎么反应？他绝对只能有一个选择：立即向毛汇报。

       这理由显而易见：

       第一﹑此乃涉及谋杀伟大领袖的紧急军情，谁也不敢隐瞒不报。漫说周是第三把手，就连北戴河那些小喽啰也不敢不立刻汇报，从二大队长姜作寿起直到汪东兴，整个指挥系统的每个环节的反应方式都一模一样：立即向顶头上司汇报。此乃党的组织原则，周那个资深党棍岂有不懂的？他的顶头上司是谁？难道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党也只有他才有那权力和资格，背着林彪直接向毛汇报。

       第二﹑林彪是周的名义上司，周乃是权力斗争高手，生存术全靠恪守“组织原则”。事涉副统帅，没有毛的授意，他绝对不敢自作主张。

       第三﹑此事可不是一般小事，涉及到毛的安全。周并不知道林立果轰炸中南海部署到了何种地步，只能按最坏结局考虑。万一轰炸真的发生，就算他最终能从同案犯的嫌疑中解脱出来，也绝对承担不了“蓄意欺君害主”的责任。因此，他绝对只会立刻报告毛，并请求毛立刻搬出中南海，

       第四﹑就算他此前没有向毛报告，那么，他通过亲自试探，初步证实了林豆豆情报的可靠性之后，就再也没有理由拖延下去。此时箭在弦上，他若再拖延，只怕免不了同案犯的罪名，跟李作鹏后来为“放跑林彪”背黑锅一样。

       由此可见，汪东兴和张耀祠都强调，周是在林彪飞机已经起飞后才报告毛的，绝对是别有用心的谎言。

       其实师东兵提供的周恩来的回忆就证实了这一点：

      “在林彪摔死后的一个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和别人谈到了李作鹏的这段历史：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打乱了林彪一伙的政变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
“要注意林彪坐飞机离开北京，不要让他走。现在他手里的王牌就是空军，空军的整个指挥权不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撤换吴法宪。今后，空军的调动要直接由你和吴法宪、黄永胜联合下令，并报告我知道。”听了这话，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这天晚上，我得到了林彪已经在山海关机场调动了一架256专机（芦按，原文如此）。我分别向吴法宪、李作鹏和黄永胜了解此事，他们都证实有这回事，但是不知道林彪调用这架专机的用途。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件，我请示了毛主席，决定启动这架飞机必须要有我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联合同意下令，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行。这就是说：毛主席决定要对林彪动手了。这点，林彪的估计是不错的。但是怎样动手是另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把他抓起来。”（出处同2，引用时校正了明显笔误）

       由此可见，在九一三事件中，毛自始至终都是最终决策者，周恩来不过是个忠实执行人而已。汪东兴张耀祠等人刻意隐瞒真情，致使坊间流传“林彪出逃是周恩来瞒着毛泽东布下的奸计”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三﹑毛的奇怪对策

       由上文分析，可以确定以下几个事实：

       １﹑９月１２日晚间（按，各人回忆稍有出入，林豆豆自己的回忆是晚间９：５０分），林豆豆通过北戴河保卫林彪的８３４１部队干部姜作寿和张宏，向周恩来报告了重大情报，所有的关键证人汪东兴﹑张耀祠﹑李文普和林立衡在这点上完全一致，唯一稍有出入的只是情报内容。汪故意淡化之，而张﹑李﹑林的说法基本一致。

       ２﹑汪﹑张都证实，这一情报不但迅速报到了周恩来手上，而且引起了周强烈的情绪反应和迅速果决的防范措施，包括下令中南海和钓鱼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请毛离开中南海搬进大会堂，疏散在天安门举行国庆游行预演的群众，派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临时负责指挥，等等。这些事实证实张﹑李﹑林说的是真话，亦即林豆豆向中央报告林立果准备挟持林彪飞往广州，并轰炸中南海，暗杀毛泽东。这就是林豆豆的情报内容。

       ３﹑根据常理和党的组织原则，当天中午即从南方返回中南海的毛泽东应该大致与周恩来同步获得这个十万火急的绝密情报。

       ４﹑汪的证词证实，在此危机期间，周﹑汪和北戴河8341副团长张宏始终保持联络，张数次与汪通话，并及时查明了山海关机场的情形，这些情报当然也会由周恩来及时传递给毛。

       以上都是官方承认的事实，官方唯一不承认的是毛与周大致同步掌握情报。汪东兴和张耀祠都说直到林彪专机起飞后，周才去向毛汇报。此说我已指出不能成立，也为师东兵记录的周恩来本人的证言戳穿。

       那么，毛在得知最亲密的战友要暗杀他之时，可以有些什么对策？

       １﹑立刻下令逮捕林彪。这在他不过是一句话之劳。

       ２﹑立刻下令山海关机场警卫部队扣押飞机，封锁机场。

       ３﹑立刻下令在山海关机场待命的飞行员和机师紧急起床，把飞机开回北京，或是干脆把所有飞行员机师统统抓起来（林立果从北京带过去的所有机组人员包括后来走了的飞行员潘景寅，都住在机场待命，并没住在北戴河。坐红旗轿车从北戴河逃走的乃是林彪﹑叶群﹑立果﹑刘沛丰﹑以及司机杨振刚５人），这两条均为釜底抽薪之计。

       以上第二招和第三招还可以双管齐下，即既封锁机场，又开走飞机，或抓飞行员，万无一失。这么办不但最有效，在政治上也毫不为难。哪怕最后证明林豆豆不过是犯精神病谎报军情，采取此二招也丝毫无妨。从时间上看也完全来得及：据李文普和林豆豆回忆，当晚林立果从北京飞山海关，８点到机场，９点才到了北戴河住地，花了约１个小时。因此，在周恩来１１点３０分与叶群通话后，完全有足够时间命令飞行员和机师起床，把飞机开回北京。就算叶群在通话后立即决定逃跑，赶到机场也来不及了。如果飞行员借口飞机出了故障不能起飞，那就立即逮捕机组人员。

       然而这些是人都能想出来的有效措施，毛都没有采用，却使用了一般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怪招，尽管周恩来声称，毛也曾决定扣押飞机、不让林彪离开驻地：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打乱了林彪一伙的政变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 要注意林彪坐飞机离开北京，不要让他走。现在他手里的王牌就是空军，空军的整个指挥权不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撤换吴法宪。今后，空军的调动要直接由你和吴法宪、黄永胜联合下令，并报告我知道。] ”（2）

       所谓“现在他（林）手里的王牌就是空军，空军的整个指挥权不在我们手里”，必须撤换吴法宪云云，不过是毛一贯的危言耸听。吴法宪过去紧跟林副统帅，乃是因为林是毛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当要他在毛林之间作出选择时，何去何从他再糊涂也不至于拎不清。据他说，9月12日晚11时左右，他正在空军大院与空政文工团指导员们谈话，周恩来打电话问他三叉戟飞机调动的事。他为此特地于12点左右赶到西郊机场，正向胡萍查问时，周恩来打电话告诉他，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 [ 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不能起飞，不管是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 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8）

       对比以上证词，可见一系列疑点：

       首先，毛已明确指示不许林彪离开驻地。在这种情况下，周应该立即命令该机返回北京，那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可他不此之图，却毫无必要地去向李作鹏下令，规定启动256飞机必须要有周、黄、吴、李四人的联合命令。让飞机马上返回北京的命令反倒是由吴法宪主动下达给胡萍的（9，亦见于下引舒云采访报道）。

       其次，在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后，周仍然无所事事，不去直接命令潘景寅不许起飞，反倒是从他那儿得知林彪出走的吴法宪这么干了。吴能想到的对策，周何以迟钝到想不出来？

       最后，潘景寅明明接到了吴法宪“不管是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的死命令，那“不管是什么人”当然也就包括了林彪在内，潘不会不知道，而且在电话里也满口答应了他的顶头上司，可最后却抗命起飞了。不仅如此，根据舒云对吴法宪的采访，潘景寅还欺骗了吴法宪和胡萍：

      “吴法宪回忆，我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飞机调回北京，胡萍说好。五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这是胡萍听了潘景寅的假话），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10）

       欺骗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于前，抗命起飞于后，潘景寅哪来这么大的胆？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奉了比吴来头更大的人的命令。那人如果是林彪，则潘就会被谴责为周宇驰一类林彪死党，然而这与官方结论不符。

       有趣的是，据师东兵的调查报告，周恩来曾指控，林彪是李作鹏放跑的：

      “我没有想到李作鹏竟然对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传达命令时，篡改了我的指示内容，把四人联合下令改为四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这就说明了他是有准备的，他不知道林彪的反革命计划才有鬼呢！特别是当林彪逃跑的时候，李作鹏已经得到了林彪一伙逃跑的报告，他不去采取任何的措施，反而让机场的人直接向我报告，这不等于故意放虎归山吗？毛主席得到了李作鹏的这些表现后（芦按：原文如此）对我说：[ 看来这个李作鹏也是不可救药了，他和那几个大将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们要注意和警惕呀！’这样，他就把自己和林彪完全、彻底地捆到一起了！] ”（2）

       周恩来此话恰好可以用来质问他自己：早在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之前，在当晚9点20分左右，他就“已经得到了林彪一伙逃跑的报告”，此后一直在密切调查跟踪此事，却除了紧急部署中南海等地的防卫外，毫不采取釜底抽薪的主动措施，仅仅下了个毫无意义的“四人联合命令才能放飞”的指示，“这不等于故意放虎归山吗？”

       就连李作鹏“假传命令”的事也极度可疑，据李说：

      “周恩来对我说：[ 你通知山海关机场，停留的这架256专机，不能轻易放飞，他的飞行要有我和黄总长、吴司令和你的批准才能起飞。] 我问道：[ 是否我们联合批准才能放飞？] 周总理说是的。这时我就感觉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到了9月13日凌晨零点6分，我通知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我记得告诉了他们必须是四个首长指示后才能放飞。但是神差鬼使，到了机场调度室的记录里成了 [ 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天大的乱子。但是，到了二十多分钟后，我接到了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说林彪一家要乘256专机强行起飞。这时，我的思想已经乱了，我知道可怕的情况已经发生，可是我的确不知道林彪的这架飞机要到什么地方去。”（引文出处同上）

       如此重大的命令，李传达出错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尤其是他还特地问过是否需要联合批准，机场调度室记录错误的可能性更小。因此，最大的可能是一方作假，但李作鹏没有作假的动机，他已把此中利害对舒云讲述得清清楚楚了：

      “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李作鹏夫人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以后审理'两案’时说李作鹏说一人让起飞就起飞，而李作鹏坚持说他说的是四人让起飞才起飞，他没有篡改。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 [ 一人 ] 还是 [ 四人 ] ，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不管是 [ 一人 ] 还是 [ 四人 ] ，都没有让三叉戟起飞。三叉戟是强行起飞，并没有经过调度室。李作鹏不服气，为什么把三叉戟起飞的责任推到我头上？如果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既然是关系到副统帅，我也不知道他往苏联飞，他要是往北京、广州、大连等地飞，什么白天飞、晚上飞，有什么了不起。总理都说 [ 不能打呀，他是党的副主席。] 毛主席都说 [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你们都没办法我怎么有办法？！对我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林走对我有好处，还是不走对我有好处？不走对我有好处嘛，不走他还是副统帅嘛，我放他走干屁！你周总理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既然让我通知，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命令？七八个问号始终缠绕着李作鹏，他认为三叉戟起飞不应该由他来承担责任。” （10）

       舒云调查报告含有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缺陷是她缺乏专业训练，常在访谈录中“夹叙夹议”，使读者分不清哪些是她的诠释和议论，哪些是采访对象的话。文中常常突兀出现使用第一人称的直接引语，读者必须使出推理破案的手段，从头找到尾，才能大致推断那是谁的话。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又差极，行文杂乱无章，读来宛若古人的“错简竹书”，非常费解。好在此处记述的李的意思还是清楚的：第一，他没有放走林彪的作案动机，林彪留下比出走对他更有利。第二，周恩来若想拦住林彪易如反掌，可该采取的措施周却全没有采取，既不直接通知山海关机场，又不命令8341部队拦截。第三，让李去阻拦副统帅起飞，根本就不符合“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

       李忘记说的是，篡改周恩来的指示什么意思都没有，除非黄永胜、吴法宪和他之中有一人敢承担罪责，下令256起飞，否则此举并不能帮助林彪逃走，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黄、吴、李就算再忠于他们的林总，也决不会让林彪跑了，自己留下来顶罪。要下这种命令，除非是全家和林家一起逃，可事起仓促，根本就来不及这么做。既然篡改指示毫无意义，事后又势必被揭穿，天下又有哪个白痴会去干这种蠢事？

       既然四大金刚中谁也不敢单独批准该机起飞，周恩来那“四人联合批准才能放飞”的指示也就毫无意义了。如此奇特而且无效的命令，出自最讲究“组织原则”又极度精明的周恩来，与其一贯作风实在不相符。李当然不敢说穿这一点，更没敢说放走林彪的不是他而是周恩来，但此话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既然“他认为三叉戟起飞不应该由他来承担责任”，那当然只能由从头到尾直接监控此事并深知内幕的周恩来负责。

       由此可见，事后伪造机场调度室记录的可能性更大。其实李作鹏对此也心知肚明，据舒云说：“李作鹏在关押期间给周恩来写了三四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周恩来生前没作任何解释。”（引文出处同上）而当李作鹏在向师东兵谈到此事时，后者也“从他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一种难以启齿的悲哀”（2）。的确难以启齿：就算没有政治上的顾忌，除非中央同意重新调查此案，否则“机场调度室记录是事后伪造的” 就永远只能是他的猜疑而已。

       耐人寻味的是，李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命令？”这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常识问题，然而官方说法却处处违背常识，堪称破绽百出，惨不忍睹。

       根据汪东兴的证词，叶群和周恩来通话后，立即向林彪汇报，说周要来探望，林当机立断，改变了次日动身的原定计划，决定当时就逃跑，“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这时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1）

       李文普和林豆豆对此所说除细节有所出入外，基本情节一致，证实了以下事实：

       １２日晚间１０点左右，周恩来即已接获了林豆豆的特急情报。此后又迅速初步证实了该情报，然而直到林彪在夜间零点半起飞前，这么长的时间内，毛周却毫无动作，在获悉林彪要炸死他们之后，竟然不先发制人，采取上述是人都会想到的那三招，擒贼擒王，釜底抽薪，却去调兵遣将保卫中南海和钓鱼台，“忙得不可开交（汪的原话）”，对祸首林彪却无所事事，坐待其从容逃跑，等到人走之后，８３４１部队才去追。

       一旦承认这些事实，则任何人都能立即看出蹊跷：这分明演的是“捉放曹”。不幸演戏演得过了火，反倒露出了马脚。

       最可笑的乃是那“追”的闹剧：难道毛﹑周﹑汪﹑张耀祠﹑张宏等人不知道电话是即时通讯，速度比吉普车快到没法比？张宏有如率部下去装模作样地追，不如打个电话到机场去，下令那儿的部队封锁机场。他为何不这么干？就算做不到这条，难道连下令机场部队把飞行员统统抓起来都不会？这该是最简单而又不会导致重大政治后果的行动吧？

       幸亏张宏他们没赶上敬爱的林副统帅。倘若赶上了，那又该怎么办？按官方的说法，对拿林彪怎么办，毛周始终没给北戴河的８３４１部队首长张宏和姜作寿作过什么明确指示。那么，张宏他们到底凭什么要去﹑敢去追林副统帅？

       据林副的老警卫员回忆，他因为失眠，半夜起来坐车兜风是常有的事，尔等大惊小怪什么呢？难道就因为李文普下了车，又被打伤了？可老李当时为了保护副统帅的光辉形像，说的是枪走火受伤啊？汪前副主席以“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来解释他们的追击动机，说得过去么？

       就算追上了，又能怎么样？既然毛没给他们发过尚方剑，他们敢逮捕副统帅么？敢拦阻起飞么？哪怕连陪同林副一道上飞机都没希望──首长脸一板，让他们下去，他们敢不服从么？三大纪律第一条是干嘛的？

       所以，这“跟踪追击”的闹剧，实在演得太蹩脚。借张宏等人一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追上首长。一旦追上了，那戏反倒没法演了。他们肩负的使命，就是跟在后面甩响鞭，让惊马跑得越快越好。

 

    我对张宏说：[ 你们是专门负责保卫首长安全的，如果首长被弄走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张宏一声不吭，我反复问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跟着上飞机的？’]

    他说：[ 中央。] 

    我问：[ 你刚才和哪位领导通的电话？] 

    他又不回答。

    我进一步问：[ 你刚才是不是和张耀祠团长通的电话？] 

    他非常勉强地点了点头。

    我指着值班室的电话机，要求他立即给张耀祠挂电话，催促他几次，他都不挂。

    我抓起电话筒说：[ 你不挂，那我就挂了！] 

    他一听马上接过话筒向北京挂电话，说了声：[ 挂通了。] 就把电话筒递给了我，可是我呼喊了几声也无回音，只听见军委总机的话务员说：[ 是叶主任吗？’]

    我佯声嗯了一下，话务员说：[ 总理正在开会，马上就来。] 

    我知道这是叶群在给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在1972年8月26日见到我时告诉我，叶群打电话说他们要请假去广州──接着，我在话筒里听到话务员不断地呼叫：[ 叶主任，叶主任 ] 我没再吭气。

    话务员问：[ 怎么回事？没声音了？] 

    我放下话筒，告诉张宏电话没接通，请他再向北京挂电话。

    他很快就与张耀祠接通了电话，并且还告诉张耀祠我们不肯跟着上飞机。

    我急了，一把从张宏手里夺过话筒，简单地向张耀祠报告了一下情况，强调说林彪是被欺骗的，不是要逃跑，现在情况万分危急，请马上下命令让部队进行拦截。

    张耀祠在电话里只是：[ 嗯，嗯，嗯 ] 。

    我不断急促地向他呼喊：[ 张团长！求求你，现在就下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 

    他还是在电话那头儿，[ 噢﹑嗯﹑嗯 ] 着，说他要 [ 再请示 ] 。

    就在这时，萧中队长等干部冲着张宏嘶喊起来： 

    [ 副团长！一辆黑车从上面下来了！] 
 
    [ 现在还不叫我们冲上去？！] 

    [ 还等什么呀？！]

    与此同时，大队部的哨兵跑进值班室报告：[ 一辆红旗车已穿过56号楼至大队部之间的公路，正从大队部门前开过去！]

    在张宏仍然没有下命令的情况下，萧中队长和值班室里的其它干部带领战士冲了出去，张清林也要了一把手枪冲了出去，只剩下张宏和一位参谋呆在室内。

    很快，我听到距离很近的地方有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后来听说是萧奇明中队长在大队部门口的哨位上用手枪朝汽车后面开了一枪，另一枪是李文普在离58号楼大队部门口约三十米处从红旗车上下来时枪走了火，李文普也因此受了伤。作为外科医生，张清林当着8341部队卫生员的面亲自为李文普包扎了左臂伤口。

    这期间我一直拿着话筒，没有中断与张耀祠的通话。

    我向他报告了红旗车从96号楼开下来，经过8341部队大队部门口接着有人开枪的情况，哭着请求他： 

    [ 立即命令部队从反方向阻拦！] 

    [ 立即封锁山海关机场！] 

    [ 现在就采取措施！时间还来得及！]

    我还对他说了山海关机场附近有海军﹑野战军和地方军的情况。听到这里，张耀祠说：[ 那就让部队快追吧，我马上再去请示。] 张耀祠让我把电话交给张宏。

    张宏接过话筒和张耀祠说了几句话，然后扎上腰带便跑出去了。

    我仍拿着话筒不断呼叫张耀祠，等着他请示上级的结果，……

    令我气愤的是，在8341部队大队部值班室里，任我对着话筒呼天喊地，张耀祠始终没有在电话里再次回答他请示的结果。

    按照过去的惯例，8341部队要在林彪上飞机之前派先行车到机场布置安全保卫工作，登机检查安全措施，然后站在飞机四周和舷梯两旁护卫林彪上飞机，并要派警卫人员随机护卫；同时，还要有大批警卫干部﹑战士搭乘另一架飞机护送同行；如果目的地没有8341部队驻守，还要派部队乘飞机或火车到预定地点打前站，布置严密的警卫措施。

    多年来，林彪从未脱离过这种 [ 严密 ] 的护卫和跟随，但在这次事件中，8341部队却一反常态，不但不严格履行警卫规则，还拒绝执行周总理于当晚10点多迅速下达的各项确保林彪安全的紧急措施。

    按当时的紧急情况，8341部队应该在确保林彪安全的前提下迅速进入情况现场，分析情况后果断进行处置，包括立即逮捅林立果和刘沛丰等相关人员，这都是很普通的警卫常识。

    然而在三个小时内，他们面对我的报告和请求，除了让我跟着上飞机外，并没有采取张副团长一开始向找保证的：[ 到时候我们就上去问问，我们是专门在这里负责警卫的，比李处长﹑刘科长和你去问还合适些，我们装作不知道你讲的事，只去问叶群和林立果，你们这么晚上哪去？为了保证安全，请他们等我们布置好安全工作后再走 ] 的具体措施。

    唯一的举动就是最后的 [ 快追 ] 。

    而这个 [ 快追 ] 又起什么作用呢？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

    这一切事情的背后有什么目的呢？

    晚12时左右，那架三叉戟飞机亮着指示灯隆隆地从我头顶掠过，徐徐盘旋，向南﹑向西，最后向北飞去。”（3）

    有趣的是，第三节中我列举的应变措施，军人林豆豆其实早就想到了。不仅如此，她还历数了林家出走严重违反了她从小就熟悉的内卫制度：没有警卫开道，登机时亦无警卫在飞机四周警戒，更无警卫随机同行，等等。

    那么，资深保卫干部张宏何以敢渎职到这个地步？更何况他原来满口答应豆豆的请求，还说办这种事是他的本行，根本不用开枪，用擒拿格斗就能生擒林立果和刘沛丰，让豆豆大为放心，为何后来却态度骤变，食言而肥？更重要的是，豆豆披露，早在林家出走之前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在接到张宏的报告后，曾于当晚10点多向警卫部队迅速下达了各项确保林彪安全的紧急措施。至此，张宏不仅践踏了他对豆豆作的私人承诺，严重违反了严格的内卫制度，而且胆大包天，拒不执行周恩来的专门命令，事后竟然也不因此受到严惩。如果他不是奉命行事，这种种怪事难道还能找到合理解释？

    从考证的角度来看，上引豆豆证词的某些细节当然无从落实，但并非孤证。

    据豆豆说，她当晚去找了张宏两次，第一次是于９：５０前去报告立果和叶群要“挟持”首长先逃广州，后去香港。李文普﹑姜作寿﹑刘吉纯（林办警卫科长）的证词都证实了这第一次会面。当晚１１点多，林彪出走前，她又去找张宏，并和张耀祠通了电话。对这第二次会见，涉及到的当事人张宏和张耀祠都讳莫如深。但近年来豆豆出来为她爹翻案，原空军副政委高厚良代表官方出来批驳，却不幸说走了嘴，引用了林彪另一女儿林小霖的话：“林立衡当时在８３４１部队２大队给北京打电话，根本没有亲眼看到林彪上车出走的情况，在场看到的还有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怎么能坚持说林彪是被绑架走的呢？”（11）证实了豆豆在林彪出走前和出走时确实一直在与北京联系。

    而且，这是豆豆在９１３事件后受审查时写给中央的交代材料，如果她虚构了张宏和张耀祠的言行，立即就会被戳穿。她在受审查之中，不可能再去造谣诽谤张耀祠那种中南海的实权派。更不用说她绝不敢凭空捏造周恩来曾在当晚１０点多下令警卫部队严密保护林彪一事。

    更重要的是，上述证词，其基本情节完全符合前文第三节中根据各家证言中总结出来的基本事实，亦即中央早就得知了她提供的情报，本来可以采取种种措施防止林彪出逃，却奇怪地没有采取任何举动，坐视林彪一家逃跑，等跑了后才去追。这种离奇作法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那是有意为之的。

    因此可以判定，林豆豆在这儿说的，基本是真话。张宏是奉中央指示办事。很明显，这“中央”的权威高过或至少等于周恩来，这才能撤销周在１０点下的保护林彪的紧急命令，改令警卫部队放林彪出逃，而且还让豆豆和她未婚夫张清林“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五﹑是伟大统帅决定放走副统帅

    由以上论述可知，林家三人之所以得以顺利出走，全靠张宏违反警卫制度，更违反了周在当晚１０点左右下达的保护林彪的紧急命令，故意不采取任何措施拦阻林彪等人的行动。很明显，党内只有毛和周两人有权下令撤销周先前的命令﹑改令张宏放跑林彪。那么，下此命令的到底是毛还是周？

    类似地，潘景寅先从胡萍那儿接到了吴法宪把飞机开回北京的命令，后又直接接到吴不许他起飞的死命令，但第一次他欺骗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无法回京。第二次则满口答应，过后却悍然违令起飞（8-10）。他敢这么干，只可能奉了更高级的命令。能发出这种命令的只有三个人：毛、林、周。根据官方给潘的“组织结论”，可以排除林彪，剩下来的就只有毛周二人，那么，给他下此秘密命令的究竟毛还是周？

    如所周知，毛凡事只做决定，不管具体执行，据此可以推定，无论是给张宏下令撤销周先前保护林副统帅的命令，还是命令潘景寅对吴法宪的命令阳奉阴违，都只能是周干的。问题在于，周这么干，到底是他自作主张，还是奉毛的圣意行事？

    如今网上流行着一种说法：无论是林彪﹑叶群还是林立果，都丝毫不知道那飞机飞往苏联。那事件是人民的好总理一手炮制的阴谋。他下令飞行员潘景寅秘密飞往苏联，把林副﹑主任﹑部长甚至连伟大领袖都蒙在鼓里。所以事后周没有迫害潘的亲属，云云。

    持此论的人忘记了以下事实：

    第一，周根本没必要去搞掉注定要被老毛活活整死的林彪。

    根据吴德回忆，1971年9月12日下午，毛南巡回京，特地在丰台车站召见了他﹑吴忠和其它大员，最后一次下达倒林动员令：

   “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６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我说：主席，我还在６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６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毛主席随后的谈话好像是说 [ 这是个反革命集团 ] 或 [ 是个反革命的行动 ] 这样一类的话，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很准。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毛主席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

    毛主席是坐火车回北京的。我们坐汽车回北京，下车时，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们都感到很紧张。” （12）

    毛在此将林彪一伙定性为“坏人”﹑“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行动”，完全是宣判林的政治死刑，以致大员们一听就知道“这个问题大了”，“都感到很紧张”。

    据舒云透露： 

   “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

       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6）

    因此，周早就知道林彪的覆灭是注定了。此后他更从豆豆情报获悉林立果犯了谋反暗杀大罪。就凭“轰炸中南海”一事，叶群与林立果就得经军法审判被枪决，林彪一家从此万劫不复，根本不需要“叛逃”才能入罪。那周又何必设下这复杂而风险极大的阴谋去坑害林？

    第二，把林弄到外国去，于公于私对周都毫无好处。于公，林彪熟知中国的政治军事绝密，又是党章确定的副统帅，如果跑到苏联，就算不另立中央，也定将为党国弄出无数麻烦来；于私，把林彪搞垮根本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林彪派系乃是周恩来对付中央文革的事实盟友，是他赖以抗衡制约江青飞扬跋扈的唯一力量。

    吴法宪在其回忆录里讲得很清楚，自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后，政治局和国务院各部委瘫痪，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不得不加入中央文革碰头会，使得后者变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局。碰头会内部不久就分化为“笔杆子”与“枪杆子”，亦即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两派，冲突越来越尖锐。周恩来在两派间取调和态度，但屡遭江青当面折辱与背后中伤，丘八们为此愤愤不平，甚至还于1969年5月间去向毛泽东告状（13）。但周老谋深算，不比丘八们头脑简单，深知江青是毛的心腹，开罪不起，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尽管如此，吴法宪仍然认为：

   “在我们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几个人的对立和斗争中，我想说一说周恩来。周恩来一直都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们心中德高望重。自'文革’开始以后，他一直都在任劳任怨、苦口婆心地顾全大局、支撑大局，处境十分艰难和不易。我感觉到，他和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对江青种种干扰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当时，我们都在辛辛苦苦、实实在在地工作，而江青他们几个却是在不断地找事、发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时常因愤愤不平而同江青等人进行一番争斗，可党性原则强的周恩来，却一直对江青等人的刁难和无理取闹，忍辱负重，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责和批评。……我们心里时常为他感到很难过。

    与江青等人关系相比，就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事情来看，林彪和周恩来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林彪也非常尊重周恩来。”（14）

    两派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宪法修改小组中。为了是否在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是否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那三个“副词”（统统是文盲，那其实作状语的形容词，英文才是副词作状语），陈伯达、吴法宪和李作鹏与康生和张春桥发生了激烈争执，周恩来明确表态支持了吴法宪。这冲突一直延续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因此作了关于“称天才”的讲话，周恩来也站在林彪一边。据吴法宪回忆，当汪东兴提出要再听一遍林彪讲话录音时，周恩来很高兴地同意了，还特地提出要放两遍（15）。在此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和吴法宪等人有说有笑，对江青表面应付，但是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表情冷淡（16）。在毛向陈伯达发动突然袭击、风向骤变之后，吴法宪还接受了周恩来要他写检讨、为周分担责任的要求（17）。

    由此可见，在与江青等人的缠斗中，林彪派系实际上为周恩来分担承受了江青一派的恶意攻击。“二月逆流”之后，周在国务院和军界的袍泽悉数垮杆，林彪派系便成了周恩来唯一可以借以制衡文革派的政治势力。他不但以丘八们作为权力斗争的利害盟友，在感情上也是偏向他们的——起码自林彪以下的军头们对他非常尊重，从不曾如江青那样屡次当着众人的面无情折辱他。直到林彪出走后，他才改变了对两派的表面上不偏不倚的态度，完全倒向江青一边，舒云的采访录记述了这一戏剧性变化：

   “五点左右，周恩来宣布开会，他对江青的态度大为转变，总理对江青客气地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总理以为江青知道了，其实她不知道，因此毫无反应），接着他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出处同注10。芦按：作者一如既往地未注明这是谁提供的情况，只能根据上下文推断是邱会作的回忆而非作者的亲历记）

    其次，林彪垮台对周恩来只意味着从此要遇到无穷凶险。周此前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全靠他毫无当二把手的野心。据吴法宪说，周恩来曾告诉他，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周：“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周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18）如果林彪上台对周不利，周会推荐他么？有林彪做他的挡风墙，周才能在无比险恶的权力斗争中生存下来。林彪一垮台，则他立即要变成第二把手，直接暴露在毛无穷无尽的猜疑之下。以周之绝顶聪明，又伴虎狼之君一生，熟知毛的心事，岂有事前不知利害之理？要他主动去搞掉林彪，无异于逼他自杀。

    更重要的是，毛的南巡讲话表明，他已经下定了除去林彪的决心。如果说此前周还认为林彪是钦定接班人，那么此后毛的真实意图便被许多高干看得清清楚楚了，李作鹏便道破了这一点：

   “毛泽东为了平衡党内、军内的矛盾，一会儿支持这个，一会儿站在那一边，总是巧妙地利用矛盾，平衡各派力量，保证自己的命令和目的畅通。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他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来巩固江青、张春桥的势力，准备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夺取最高权力。事实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是给江青、张春桥他们扫平障碍的历史。” （2）

    吴德也作出了类似发现。在与师东兵的谈话中，他指出，毛后来让邓复出并担任党的副主席，是为了“诱敌深入，放开长线，充分暴露邓小平的力量和党内究竟有多少支持江青、张春桥的势力”，然后再把邓小平和他的支持势力彻底打下去，为“按既定方针办”打好关键性的一仗（2）。

    连李作鹏都因林彪事件看透了毛的心事，周会看不出来？据吴法宪说，林彪曾对他说：“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19）。如果此话属实，则林彪若顺利接班，周还能当“太平宰相”；江青若作了女皇，周只怕要当李斯。

    因此，林彪倒台，对周带来的打击是多重的：首先是他成了二把手，就此变成毛病态猜疑的主要对象；其次是他失去了能分散或转移江青火力的林彪派系；最后是皇储从关系良好的林彪变成了一贯骑在他头上拉屎撒尿的江青。这一系列不利变化立刻就使得他处于危境之中。

    周的卫士的证词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１９７１年１２月底，毛一度病危，昏迷过去，周立刻赶到毛身边。根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转述周的卫士张树迎的回忆，当时情况如下：

   “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按：指周恩来）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20）

    的确，没有什么比周这句话，更能说明他对毛生怕大权旁落之心是何等洞若观火。正因为熟知毛对可能夺权的接班人充满猜忌，而周千方百计要避开这致命的嫌疑，这才会在毛复苏之时脱口说出这最能安慰毛的话。可惜无论周如何表白自己，毛都不会放心。随着林彪那挡风墙的倒塌，毛对周的迫害不久就开始了，并逐步升级，越演越烈。

    林彪事件后，在周主持下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极左思潮”，但到了1972年12月在毛的干预下迅速变为“批极右”，此后又变成名为批林﹑其实针对周的“批林批孔”。周对此也心知肚明，1973年夏，他对邓颖超的表妹说，他也会连累亲戚（21）。

    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泽东开始直接抨击周，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责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22）次日又在周的信上写了这个批语。（23）

    熟悉毛共语言的人都能看出来，那不是毛真的指责周不抓大事，而是指责周在大事上独断专行，向毛封锁消息，搞“独立王国”，也就是后来批《水浒》时说的“架空晁盖”。此乃彭真被整的罪名，而“修正主义”的指责则让人想起刘少奇那“中国赫鲁晓夫”的下场。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间，基辛格访华。一次他求见周恩来，毛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周未取得毛同意便接见了基辛格。后者提议为中国提供旨在防备苏联的核保护伞，周未置可否，说要请示毛之后才能答复。会谈后周立即向毛汇报。毛当时没说什么，但过后以此为周的把柄，无限上纲，指责周在中美会谈中说错了话，被美国人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有失中国人的尊严，犯了右倾错误，并命令政治局开会批周。

    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周在家等候通知，叫去才去，开完立刻离开。就连周身边的人都察觉了危险，周的卫士张树迎对周的保健医说：“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咱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24）

    与此同时，毛还把当初对付林彪那套使出来对付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他数次接见中央军委及相关负责人，说什么：“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 “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25）

    在指责周“在中美会谈中犯了右倾错误”之后再说这种话，“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的人究竟何所指，周就是再迟钝也不会猜不出来。他似乎知道毛想把他整死。根据耿飙的回忆，1974年初，周对他说，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样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26）

    毛确实想把周害死。早在１９７２年５月，医疗专家们就已发现周患膀胱癌，向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尽快动手术。毛却通过汪东兴下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致使检查治疗工作被耽误了整整９个月。直到次年３月间周恩来大量尿血后，才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毛还要通过汪东兴下令，只准医疗组作膀胱镜检查，不准作电灼手术。最后还是医疗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悄悄把癌变部分烧掉了，但已延误了病情（27）。

    １９７５年８月，毛发动批《水浒》，指责“宋江架空晁盖”，扬言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时能够或曾经“架空晁盖”的“宋江”，非周恩来莫属。至于“投降派”的罪名则是毛的最新发明，无论是对刘少奇还是林彪都没用过，当然不会是指那两人。根据周“在中美会谈中犯了右倾错误”的背景，不难猜出那是指谁。

    对已病入膏肓的周恩来，毛还如此狠毒地“痛打落水狗”，逼得只会奴颜媚骨作检查的周恩来第一次作出了绝望的抗议。他在进手术室前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景如实报告毛泽东。（28）

    综上所述，林彪垮台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周成了毛的猜疑和迫害对象。上引周的卫士张树迎的证词提示，这一结局早为周恩来预知了，他怎么还会去主动扳倒林彪？相反，林彪死讯传来后他放声大哭，兔死狐悲之感应是原因之一。

    第三，飞机上有空军作战部的林立果和刘沛丰那些内行在，当此逃命之际，岂会任飞行员潘景寅愚弄？

    第四，前文已经论述过，整个事件是林豆豆密报触发的，而那关系到毛泽东的安危，周恩来绝对不敢隐瞒不报。一旦上报之后，他便夹在正副统帅的生死拼搏之中，走错一步便是杀身大祸，所以绝对不敢自作主张，遑论搞阴谋整死林彪，只会随时请示毛泽东并忠实执行其指示。前引师东兵记录的周恩来回忆也坦率承认了这一点，他还特地说明256专机需要四人批准才能起飞的命令也是毛的意图。这些话，他绝无胆量凭空捏造。

    第五，周没有作案时间和技术可能。如上所述，周是当晚１０时才得知豆豆情报的，过后立即给北戴河警卫部队下达保卫林彪的一系列命令，１２点多飞机就起飞了。在两个多小时内，他怎么来得及去收买飞行员潘景寅？即使潘是他早就安排好的特工，除非两者之间有秘密电台联系，否则他根本就无法绕过层层官僚机构，去把熟睡中的潘唤醒，下令让他把飞机飞到苏联去。就算潘真有电台直通周恩来，那也只能是在约定时间联系──大国总理日理万机，岂能随叫随通？

    因此，哪怕潘是周早就布下的卧底，周真要紧急下令让潘作弊，也必须先给北戴河警卫部队下令，取消先前下达的保护林彪的命令，改令他们不得阻拦林彪行动，更不可跟随林彪上飞机，并命他们立即和山海关机场联系，或令军委总机接通山海关机场，把潘叫起来听电话，再在电话中给他下命令。无论是通过上述哪个渠道，都不但有警卫部队参与，还非通过山海关机场不可，泄密的可能性颇大。奉毛之命这么干倒是无妨，但背着伟大领袖搞阴谋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难道他就不怕毛以后查出来？背着毛把副统帅骗到苏联去是何等严重的叛国大罪，周恩来能用这种通讯方式儿戏从事么？但如果不使用这种通讯手段，请问他又如何紧急通知潘景寅？ 

    综上所述，“周恩来私自放走或骗走林彪论”根本无法成立。这可能排除之后，则决定放走林彪的人就只可能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