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邪恶渊薮

———历史惊人的相似

腐败天王洪秀全

吴越

吴越按：长期以来，洪秀全一直被认为是“农民起义军领袖”，甚至被捧为“民族英雄”，许多小说和电视剧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把他描写得十分光辉伟大。实际上，他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最腐败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可以说是今天所有腐败官员的“祖师爷”。

关于他如何腐败的记录，散见于许多文献，但至今很少有人就此主题写过专文。拙著《括苍山恩仇记》，写于1974-1976年，当时作者身陷囹圄，手头缺少参考书。仅就记忆所及，在第48章中，借一个太平军“右派将领”之口，对洪秀全的腐败作了一次小小的清算。现在摘录有关洪秀全如何腐败的部分，连同阿印先生的“简评”，转贴在下面，供关心反腐败的博友参考。

你们都知道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不过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大家不一定都清楚吧。趁今天这个机会，我简单地跟你们说说。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本名仁坤，小名儿叫火秀，后来才改名为洪秀全。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因为'秀全’二字拆开，就是'禾(我)乃人王’，就是他立志要做'人王’的意思，而不是提倡人人平等。他父亲洪镜扬，是个保正，家里'薄有田产’，在当地也算是个中等人家。他行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不过他的两个哥哥不但都不读书，还是两个游手好闲的市井无赖，只有他一个人想通过读书求得仕途通达，做官发财。可是他生性懒散，好色好赌，既不认真读书，也不关心民间疾苦，更不善于思考社会问题，并没有从书中得到多少学问，充其量不过是个认识几个字的乡村青年而已。他从十四岁开始考秀才，一直到三十一岁，十七年中一共进了四次考场，可连一次也没考上。这期间，他不是用功继续读书，而是整天赌博闲逛，后来也自己开过学馆。第三次考不上，他羞愧加上怨恨，大病了四十多天。后来据他自己说，他在病中曾经'魂游高天’，'上帝教朕桥水(也就是计谋)’。他说他到了天上，才知道自己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人家用轿子抬他，两旁有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上帝给了他一个美女，做他的'正月宫娘娘’，还教他走路'两脚要八字排开’，等等。这可能是他病中的梦境，也可能是他事后编的瞎话。这些胡说八道，说明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多少知识的乡村青年，所能想到的，不过如此，只能骗骗比他更没知识的愚夫愚妇而已。总之是到了道光二十三年，他第四次考秀才落榜，年纪已经三十多岁，知道再考也没用，就决心不再考了。

这一年，他在冯云山的劝说鼓励下，创立了一个'拜上帝会’，并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秀全’。冯云山是广西人，和洪秀全一样，也是个没考上秀才的老童生。他学过相术，见到洪秀全以后，就说洪秀全有帝王之相，劝他造反。这时候有个叫梁阿发的人编了一本传教的书《劝世良言》，是用来劝人参加基督教的；他把这书拿过来改了改，以此为宗旨，成立了一个'拜上帝会’，自称是天父的第二个儿子，基督是他的天兄。有人说，洪秀全是中国第一个向西方学习的人，其实根本不是。向西方学习，应该学习人家最先进的东西，比如西方人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他不过把很皮毛的基督教教义搬过来，经过改头换面，加上中国本来的'三纲五常’，成立了一个邪教。宣扬的是：'信上帝的人无灾无难，享福无穷，天堂路通，不信上帝要被虎蛇所咬。’这样的'教义’，读书明理的人都知道那是胡说八道，谁会相信他？何况花县本地的人都知道洪秀全的底细，名声不大好，没人听他的。他和冯云山只好离开广东，到广西桂平紫荆山去发展。那里是偏僻贫困的山区，识字的人不多，而且当地本来就有几股反清的会党。在烧炭工杨秀清的参与下，拜上帝会招来了许多会众，终于发展起来了。

洪秀全把一切教、会、道、门，统统斥之为妖，只拜上帝，每七天要做一次礼拜。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所以上帝是他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他的天兄。他说话，就是代天立言，至神至圣，人人都得听从，不得违拗。他写的《天父诗》①说得清清楚楚：'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换言之，只有别人错，他是绝不会错的。他不但这样说说，还到处毁佛拆庙，贴出告示来，自称'太平天王’。为此惹恼了官府，把冯云山抓起来了。洪秀全一害怕，逃回了广东老家。杨秀清一看拜上帝会要黄，灵机一动，假装'天父下凡’，带领会众把冯云山救了出来。

① 天父诗——是洪秀全历年陆续写下的诗歌总集，共五百首，于咸丰七年(1857)由太平天国刊印颁行，是天朝”的经典官书之一。据后人研究，所收选的500首诗文，除起义初期由杨秀清假托天父帮助洪秀全排解后妃纠纷的24首口述打油诗之外(杨秀清不认识多少字)，另外476首，都是洪秀全进入天京初期三年中写给后妃们看的宣传夫权思想的独白。

风险过去，拜上帝会不但没有溃散，反而扩大巩固了。冯云山又到广东去把洪秀全请了回来，要他亲自来策划起兵造反。这时候参加策划造反的，除了洪、杨、冯三人之外，还有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洪宣娇这些人。韦昌辉和石达开都是当地的富户，他们把自己的财产都拿出来供起兵之用。洪宣娇本来姓黄，是个跑江湖卖解的'绳妓’，也就是在高空走绳索的，生得很好看。洪秀全跟她结为兄妹，让她改姓洪，又把她嫁给萧朝贵，想以此笼络他。

造反的事情刚有眉目，还没有起兵，洪秀全就自称'天王’，还穿起了刚刚做好的天王龙袍。兄弟们劝他不听，萧朝贵就学着杨秀清的样子，自称是'天兄下凡’，方才把洪秀全的胡闹制止了。

洪秀全这种破万教立一教、破万妖立一妖的装神弄鬼，本来只能骗骗愚夫愚妇，本身就是一个邪教，明眼人看来只觉得滑稽可笑。一支反抗朝廷的大军，草创之初，如果借用神力来统一民心、军心，一致对敌，倒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应该有一个限度，头头儿们之间应该心明眼亮，彼此心照不宣。可是太平军的头头儿们不是见好就收，反倒越弄越神，弄到后来，东王杨秀清装神弄鬼成了习惯，动不动就自称是上帝附体，想来一个以神制神，控制洪秀全，弄得洪秀全也不得不跪在地上给他的'天父’叩头，接受'天父’的杖责，从此种下了内讧的祸根儿。

洪秀全口口声声主张男女平等，可是实行的，却完全是男权主义。他规定：凡是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的，都该打！①这跟中国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那一套，有什么不一样？

① 这是洪秀全《天父诗》中的一首，见《洪秀全集》第39、10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反对纳妾，可是他自己和王爷、侯爷们是例外的。起义之前，洪秀全还没有登基做皇上，他的'后宫’就已经有十几个女人了；到了咸丰元年正月在桂平县金田村竖旗起义的时候，他就公开宣布太平天国的天王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一共可以有八十一个老婆；同时也给王爷、侯爷规定了可以娶多少个老婆的数目——当然，第一是谁也不能超过他，第二是官儿越大的老婆也越多。所谓的不许纳妾，只是对小小老百姓而言。定都南京以后，被他收为嫔妃的女人累计起来早就超过了八十一个。此外，单是在天王府里伺候他和后妃的'女官’，就有一千多个！天王府不设太监，只有他一个男人。你们说，这叫哪门子男女平等啊！

太平天国对于士兵和官员，实行的却是洪秀全所定的'男行’、'女行’制度，也就是男女一律分开住宿，即便是夫妻的，也只有初一、十五两天可以'合法同居’，凡是违反了这个制度的，就叫做'犯奸淫罪’，处分起来非常严厉，甚至连'正丞相’这样的大官，也要夫妻一起斩首。所以太平军的大小官员夜里大都有'亲兵’贴身伺候，新兵也不得不跟老兵同宿，这都是很普遍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有许多官员和兵丁就是因为对这件事情不满才逃离太平军甚至投敌的。直到咸丰五年，洪秀全实在无法坚持了，才颁布了'婚配令’，凡是十五岁至五十岁的未婚女子，统一由'媒官’择配，实际上就是给当官的分女人，官儿越大的，分到的女人越多越漂亮。不过仍规定夫妻一个月里只有规定的两夜可以同宿，平时仍要男女分开住。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亡，中间虽然风起云涌，也曾经占领过中国的半壁江山，但是时间短促，很快就失败了。其原因，不是将士们不卖命，而是以洪秀全为首的头头儿们私心实在太重。起义之初，也曾经打出过官兵平等、男女平等之类的旗号，可是刚刚定都南京，就露出了他们自私、狭隘、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劣根性。特别是对于妇女，后期的太平天国，在洪秀全的眼里，妇女都是他的玩物和奴隶，根本就不把妇女当人看。

洪秀全自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立拜上帝会起，就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作号召，广泛发动农村的贫困妇女参加，在广西桂平县鹏隘山区曾经涌现出以杨云娇为首的许多妇女积极参加。他还说过'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女如淫我妻’这样的话。在起义初期，太平军里有全由妇女单独组成的女军，和男军一起上前线奋勇作战。一直打到武汉，还是男女同职同官；攻克南京以后太平军东征，女军仍充前锋。女将苏三娘就曾经率领女军首先攀登占领镇江城。当时有人写诗咏赞苏三娘和她从广西带来的赤脚女兵的英姿：'绿旗黄袍女元戎，珠帽无龙结束工；八百女兵都赤脚，蛮衿扎裤走如风！’

　　可是在刚刚取得小小的胜利，洪秀全认为半壁江山到手，大局已定，就要关门当太平天子，要把同打江山的妇女转为供他淫乐了。在攻克南京前十七天，洪秀全就在芜湖江面的'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还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的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以后，跟随天王的妇女都要用纱巾蒙面，一进入天王府，就被禁锢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洪秀全早就迷恋后妃成群的帝王宫廷生活。他创立拜上帝会的时候，自称在天上有一房'正月宫娘娘’，所以把他的妻子称为'又正月宫’；金田起义的时候，他已经有美妃十五人；一年后在广西永安围城战中，洪秀全就有了三十六个女人。打出广西以后，到了湖南道州，又接纳何贡生'进献’的美女四人；占领武昌以后，洪秀全一次选妃，就选了民间女子'有殊色者六十人’。

到了南京以后，洪秀全到底有多少个美女？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有一本书叫做《江南春梦笔记》的，说是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十六个名位共二百零八人；二十四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七个名位共九百六十人，两者共计一千一百六十九人。以上都属嫔妃，都是要和洪秀全同床共枕的。天王府不设太监，所以另外还有许多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六十人各辖女司二十人计算，合计为一千二百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两千三百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一个人。①

① 关于洪秀全一共有多少个女人，恐怕是永远无法正确统计的。宏观地看，天王府中有两三千美女，却只有洪秀全一个男人，而这些美女都能够向天王”提供性服务，这和古代君王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提法近似，但终究不是每一个被幸”过的女人都有正式的名份。微观地看，幼天王”洪天贵福1864年10月25日在江西石城荒山被俘，写了一份供词，开头是自我介绍：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个母后(此句有语病)，在我九岁时就给了我四个妻子……”应该是比较可靠的说法。相比之下，连爱好声色犬马的咸丰都只有十八个妃嫔，比天王洪秀全少多了。

　　洪秀全从四十一岁进南京到五十二岁自尽，在全是美女的天王府中过了十一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那时候他正值壮年，体格健壮，但是十一年中仅仅颁发过二十五篇诏书，而且从咸丰四年到咸丰八年(185-1858)是空白，五年中竟然未发一诏！这几年他都干什么去了？一句话，尽和他的'嫔妃娘娘’们饮酒赋诗作乐去了。

　　洪秀全没读多少书，所谓'赋诗’，其实不过是些顺口溜的打油诗而已。从咸丰七年(1857)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官书’之一《天父诗》看，所收的五百首诗文，大都是记录洪秀全进入天京初期三年中的宫廷生活或者是写给后妃们看的宣讲男权夫权的。例如嫔妃、女官们早晨为天王'洗身穿袍梳理发，疏通扎好解主烦；主发尊严高正贵，永远威风坐江山！’然后向天王参拜：'朝朝穿袍钟锣响，响开钟锣尽朝阳，后殿此时齐呼拜，前殿门开来接光！’接着拉起金辇陪天王游御苑：'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还要给天王端茶捧痰盂：'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从这些不通的诗中，就可以看到洪秀全的威严和荒淫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也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一连考了四次，都没有考中秀才的原因。

到了南京的天王洪秀全，开始嫌那些从广西跟他来的老姊妹们粗鲁、肮脏了。听见有人高声说话，他就写诗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看见有人不会刷牙、敷粉、洒香水，他就用刻薄话讽刺挖苦：'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

　　洪秀全毫不掩饰他喜新厌旧的情绪：'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他为那些可怜的'薄福娘娘’们规定了几项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还有一项特别奇怪的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妇女们受到责罚，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否则就会受到加倍的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什么叫'雪下’？'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据我所知，至少有三个天王府的女人因为挨打的时候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至死不认错，还顶撞了天王，最后居然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单从这一点来看，就可见洪秀全这个人有多么残暴！

　太平军进入南京城以后，最初奉东王杨秀清的严令，居民'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后来北王韦昌辉代替生病的杨秀清主政，改为没收一切工商业及强迫男女分离集中住居的'百行条例’：男人入营当兵，妇女住女馆参加劳动。当时天京大兴土木，妇女们都要参加天王府的建造。天王府周围的高墙，二丈高四尺宽，墙头加砌碎瓷片，墙外令掳来的妇女挖濠沟挑土，有的参与造房屋。——单从这一点来看，就可见洪秀全这个人只知自己享乐，根本就不关心老百姓疾苦。

　　太平军从得民心占领南京，到失民心民众大批逃亡，前后不过几个月工夫。太平军进城前，南京原有八十万人，春季进城后仅九个月，到当年年底天朝顶天侯衙核查登记人口，就只剩下十五万人了。其中老弱男子四万人，妇女十一万人。洪秀全自称'小天堂’的天京，简直像人间地狱。

　　当时朝野上下反映最强烈、影响政局稳定最迫切的，就是妇女问题。洪秀全驱使成千上万妇女建房、挖濠、砌墙，风雨寒雪不停，时有打人杀人情事发生，引得民怨沸腾。当时天京城内，从侯以下所有军政官员到平民百姓，全部家人离散，分居在男营、女馆，一部分被选征到各王府，主要是到天王府服役，久久分离，又无期限，十分悲惨。

　　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依然在天王府中左拥右抱，生活更加糜烂。在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三千美女中挑出一百八十人收入天王府。就在这一年，还不到五十岁的天王洪秀全，终于颁发了最后一道'朕命幼主写诏书’的诏旨，把权力交给他那个年方十三岁、却已经学会荒淫的儿子，自己当起了太上皇来。

　　洪秀全在天王府美女群中过了十一年帝王生活，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他五十二岁，终于在曾国荃湘军的隆隆炮声和后宫粉黛的嗟怨声中，不得不丢下他那千百个美女娇娘，自尽身亡。他死后四十八天，天京沦陷，天国灭亡，他的宝贝儿子也当了俘虏，后来被凌迟处死了。

此外，太平军纪律规定，一切缴获都要上交'圣库’，除大官外，士兵军佐只要发现身上藏银超过五两的，一律杀头。其实这是'破万人之财，聚一人之财’。实际上，士兵有钱也没处用，因为每打下一处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除妖’，凡是清朝的官员、满族的百姓、尼僧道士、乡绅商人、秀才学士，都是'妖人’，不是杀头，就是抓去充贱役，所以在太平天国治下，头几年根本就没有店铺，拿着钱到哪里买东西去？直到咸丰五年春，方才允许小商贩在南京城外摆摊售货。但仍严厉禁止出售烟酒。

那天晚上，我们从这些可笑的事儿谈起，一直谈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的种种弊端和致命的症结。金田村起义之前，关于洪秀全的这些笑话，凡是广西来的'老兄弟’，当然都是知道的。后来参加的'新兄弟’，即便不是尽人皆知，至少也是有所耳闻的。但是对于定都以后各王府里面和各王府之间的事情，在前线作战的弟兄们，就不见得都知道了。比如说吧：关于定都南京，本来就是个错误的决策。明眼人都知道，造反大业，应该一鼓作气，打到北京去，轰走满鞑子，才可以建立自己的朝廷。但是洪秀全急于要做皇帝早享福，连半壁江山都还没有打下来，南京城还在清军的江南大营控制之下，他不顾大家的反对，坚持要先建都。建都以后又不肯把主力用来攻打北京，只派三万人'北征’，实际上是深入腹地，孤军作战，处境相当困难，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再说，作为'京城’，首先应该有老百姓，当时南京原有八十万人口，太平军一进城，逃的逃，杀的杀，轰的轰，到后来南京城被湘军攻破的时候，只剩下三万多老百姓了。

历朝历代，不管是谁造反，第一要取得民心，第二要有能人辅佐。洪秀全第一不要老百姓，第二不要读书人，凡是比他聪明能干的，都斥之为'妖’。对所有古书，读者斩，藏者斩，卖者斩，买者斩。抄出来的古书字画，不是烧掉，就是扔进茅房。他只知道自己享福，把明故宫拆了拿去建他的天王府。天王府是用原来的两江总督府改建的，建成以后，比北京的紫禁城还大一倍多，外面叫太阳城，里面叫金龙城。金龙殿一共九进，雕梁画栋，精雕细刻，金碧辉煌，十分气派。全国各地搜刮来的金银，都集中在这里，金银器皿堆积如山，不但他的'龙座御椅’是用黄金和珍宝造的，就连他用的浴盆、马桶和夜壶，也都是用黄金做成的。到了湘军攻破南京，单是从天王府内搜出来的金银珍宝，就值几千万两银子。为了避免追查，天王府其实是湘军放火烧了的。天王府内城有八十八个后妃，有一千多个'女官’，外城还有一千多个'男官’，专门伺候他一个人。他沉湎酒色，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不问朝政，传说每月初一十五的例行朝拜，他也懒得出来，做了一个木头人放在龙座上让大家参拜，虚应故事而已，所有大小事务都推给杨秀清去办，他每天只泡在女人堆里花天酒地尽情淫乐享福。古往今来昏君不少，但是昏到他那个样子的并不太多，造反还没有成功就当了昏君的，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了。

单是当昏君，沉迷酒色，还不一定会葬送太平天国，更糟的是洪秀全不止一次搞窝里斗。太平军内部的派系争斗是十分激烈的。不单单在首领之间有，士兵之间也有。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起义的时候，人数不过两万，占地不过几县，财力十分有限。这样一支小小的义军，一两年之内为什么就能够扩展到几十万人马，占地好几个省呢？除了官绅压榨、老百姓日子难过、人心思变这几条之外，主要原因在于将士一心，同甘共苦，将领能够身先士卒，士卒能够奋不顾身，想到的只是快些把满清皇帝赶跑，建立一个能替老百姓说话作主的朝廷，好让子孙后代都过上太平日子。许多人参加太平军，包括我和我哥，都是抱着这样的希望、听信这样的传说，才自觉自愿地当了太平军的。可是有一些人，看见人马越来越多，地盘越来越大，他们的私心也就越来越重，给自己盘算的时候也就越来越多。太平军打到南京的时候，十之二三的两广人称为老兄弟或老军，其余十之七八的两湖人称为新兄弟或新军。老兄弟成了天王的嫡系亲信，他们居功自傲，无功受禄，有了过错也不依法惩处，而很多两湖、三江人立下了战功，地位总是上不去，难免怨恨不平。就是在老兄弟内部，也是以'九千岁’东王杨秀清为首的广西派掌握军政实权，每每排斥以洪秀全为首的广东派。例如智勇兼备的罗大纲，就曾经对人说：'我跟秦日纲、胡以晃一同起兵，功劳也不相上下，他们两个只因为是广西人，都封了王了，我只因为是广东人，连一个侯都不封，天下事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了。难道天王就忘了他自己也是广东人吗？’杨秀清听到了这话，说他有二心，更不敢重用他了。就连洪秀全的内第赖文光，也受到杨秀清的猜忌，只授他一个文职，不叫他参与军机。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他成了捻军的首领，在北方跟清军周旋多年，以多谋善战闻名。可见他不是不会带兵，而是得不到重用。这种大派里套小派的局面，必然会造成互相排挤、互相倾轧、自相残杀、涣散人心的结果。

咸丰六年秋天(1856年9月2日)，广东派的洪秀全联络了广西派里的小派韦昌辉，下令'杨秀清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过了半个多月(1856年9月20日)，在清抄东王府的时候，一次就杀了两万多人。韦昌辉以功臣自居，趁机夺得了杨秀清所掌握的大权，要挟洪秀全。石达开回京来指责韦昌辉，韦昌辉竟连石达开也要杀，弄得石达开不得不在半夜里逃走。韦昌辉一面叫人追赶，一面叫人杀了石达开一家。石达开逃出去以后，带领大军杀回南京来'靖难’，洪秀全怕自己的地位动摇，在杀了杨秀清的两个月以后(1856年11月2日)，不得已，又联络了杨秀清的余党反过来杀死韦昌辉和所有姓韦的族人和亲信，直杀得元气大伤。洪秀全把韦昌辉的脑袋送到安徽给石达开，把韦昌辉的肉一块块挂在各街道路口，旁边还挂着告示，写着'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天下还没有打下来，就红了眼睛争权夺利，大伤自己的元气。太平军从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年中一共阵亡将士五千人；单是天京内讧，就杀死了三万多人，是六年中阵亡将士的六倍！后来将领中有不少人投降了清朝，成了湘军、淮军里残杀太平军的悍将。除了这些人骨头不硬、没有气节之外，由于派系门户之见，怕遭杀身之祸，也是促使他们投敌的原因之一。他们中间有的人为了报私仇，杀起太平军来，竟比清兵还要凶残。——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据清廷的调查，全国死于战乱的人竟有一亿两千万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场浩劫！何况这场战争发生在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富庶的广西、江西、湖南和长江两岸，人民损失的惨重，直到十几年之后，都没有缓过来。① ① 见郭嵩焘向皇帝报告《条议海防事宜》：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不能辟，人民离散不能归。”

这些自相残杀的内幕，我们住在天京的人多少知道一些，在前线作战杀敌的将士们，好多人并不清楚。正觉到天京来以后，听到了一些在外地听不到的真实消息，气得他好半响没说出话来。事实上，经过几次自相残杀之后，洪秀全不单没有想到这样下去会葬送整个太平天国和造反大业，应该设法扭转这种局面，从自身做起，实现起义初年向全体将士和百姓许下的宏誓大愿，反而变本加厉，对洪姓之外的所有部将都不敢相信了。同治二年，洪秀全改政，唯恐带兵的部将夺他的天下，下令内外大小军营将相一律称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谁敢妄称我队、我兵的，就说谁有奸心，竟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就在天京被围、十分吃紧的年月里，洪秀全一方面令忠王李秀成防守京城，一方面又封了他的两个无赖哥哥和许多无功无能的洪姓族人为王，巡查城门关隘，牵制、监督李秀成。

今天清早，我在路上就跟月娥说过：自打有皇上那一天起始，天下人就分为两种，一种是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上人，有皇上替他们当戳杆儿；一种是让别人压在身下受苦受罪的人下人，他们没有戳杆儿，对这种不公平，只有逆来顺受的份儿。几千年来，人下人也有翻过身来的时候。不过这些翻过身来的人下人，不是觉得人分两类不公平不合理，而是眼红那些骑在别人头上的人上人有福气。他们要造反，就是要想翻过身来，也骑在别人的头上，享那种人上人的福。

洪秀全在带领穷哥儿们举旗起义的时候，倒是想到过人下人的悲惨和痛苦的。可是一旦他身登大宝，成了人上人，就只想到他自己，只想到他的一家一族：千千万万还在陷阱里挣扎的受苦人，他忘了；他自己答应过的诺言，也忘记了。穷人造反，结果大都只是用自己的白骨造成新的宫殿，去供新的皇上来压在自己身上作威作福。什么时候有了不惦着当皇上的好领头人，带着千千万万穷哥儿们去造皇上和那些人上人的反，这个世道，也许会变变样子了吧？

话说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说正觉吧。他到天京来，正赶上洪秀全颁布《钦定士阶条例》，规定了勋爵世袭的制度，把起义之初的平等宗旨一下子扔进了东洋大海，完全变成了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了。洪秀全自从到了天京，就大兴土木，建筑王宫，他坐在王宫里，想的只是怎样才能让他的子孙万代永世当太平天王。他为自己以及其他的人上人制定了许多礼法，规定应该享有的特权和身份。除了规定勋爵世袭之外，在他所颇布的《太平礼制》里，还特地为新权贵们制定了高人一等的称谓，《钦定敬避字样》里还规定：'上、帝、耶、稣、爷、洪、秀、全’等字甚至连人人每天要用的'火’字，就因为他的原名叫'火秀’，也必须敬避；不小心用上了，不独奏章禀帖概不收阅，弄得不好还要办一个'故违’的罪名。在天京，凡是当官的都坐轿，天王洪秀全，有轿夫六十四人，东王杨秀清有轿夫四十人，连只管二十五个人的兵头将尾'两司马’，也有四名轿夫。更可笑的是大官出行的执事仪仗，比满清官员还要多。东王出行的一副'銮仪’，就有一千好几百人，大白天的打着开路灯笼，活像乡村里的迎神赛会。所有这些，乍从战场上到天京来的正觉，是想不到也也看不惯的。前方将士的清苦生活，比起天京这些大小官员的摆谱儿比阔来，简直是两个世界。从这些大小事例，他看到了洪秀全的忘本变质，看到了天朝面临覆灭的危险。

他跟我说：如今的世界，发展变化是很快的，特别是西欧外国。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今天竟会不如西洋的一个小国强大呢？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因循守旧，不肯接受新东西。洪秀全建立的拜上帝会，实际上是把洋迷信加上中国最落后、最愚蠢、最野蛮的东西混合而成的一个不中不西不洋不土的邪教，宣扬的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封建迷信、君权神权。洪秀全扫荡了中国几千年的固有道德和文化，废除了学宫和书院，不去兴办学堂，培育自己的士子，却搞什么新科举，取什么女状元，无非是显示他皇权的威风，要知书识字的人借此表示归顺。正觉痛惜驰骋疆场十几年、死伤将士几十万换来的半壁江山，不单不能山河一统，反而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反对满清皇朝的压迫统治，提倡平等，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如果照这样做法，天王洪秀全岂不是比满清皇帝更坏、老百姓的日子岂不是比在满清统治下更苦了么？这样做法，已经不是换汤不换药的问题，而是前门赶走了狼，后门迎来了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就在他离开天京的头几天，他几乎忧愤成疾，如痴如狂，在我的住处摇头叹息，顿足长吁。对于身居高位、私心极重的天王，不知用什么方法才能把他从昏睡中唤醒。

正觉在离开天京的前一天晚上，冷静下来了。他通宵不眠，用了整整一夜的工夫，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说帖，第二天一早亲自送交天王府，这才上马扬鞭，离开了天京。他也知道一个人的私心欲念不是一篇剀切的说帖、几句诚恳的言词所能打消得了的。那时候，侍王李世贤已经打到了金华，不到三天，他因进言而获罪，从天京传来了把正觉就地处决的密令。幸亏侍王府掌管机密的卤簿平时很佩服他的为人，悄悄儿地把消息透露给我哥。等到侍王遵命派人去逮他的时候，正觉早已经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这一回书中有关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覆灭的长篇叙述，初看起来像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冗笔”，实际上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主题，也是作者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评价，同时借此告诉读者：具有强烈正义感的正觉和尚，正是被洪秀全“划为右派必欲杀之”的人。这不单单是写历史，对于今天的“现实世界”，似乎也有警觉的作用吧？

对于洪秀全这个历史人物，史学界有“全盘肯定”、“基本肯定”和“彻底否定”三派。早在孙中山时代，就因为洪秀全反清而被捧为“农民革命”的“英雄”；毛泽东也曾经把洪秀全称为近代少数几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初期，马克思的确曾经满腔热情地赞颂过太平天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见《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大思想家作出了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新中国建国以后，不少号称马克思信徒的学者，没有认真阅读马克思的书，往往片面地认为凡是造反、凡是农民起义，就应该肯定。大陆史学界的主流，一直坚持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以“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为纲。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尽管民主、自由、平等的成就甚少，但它结束了几千年封建皇朝政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多数人都持肯定的态度。义和团主张排外，不但见了外国人一律要杀，和外国人有关联的一律要杀，就是读过“洋书”的人也要杀，连外国人发明的火车也要拆掉，太愚蠢了，简直不值一驳！现在说他“革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争论比较多的，是太平天国。

　　对太平天国(其实包括一切所谓的“造反派”)究竟应该怎么看？我想，首先一条，要看他是不是能够做到推陈出新，能够推动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发展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才能评定他是否革命。洪秀全时代，正是中国最最需要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在安定的环境下进行改革并发展经济的时代。而太平天国的造反者，除了从国外回来、见过世面的洪仁玕(gān甘)还有些纸上谈兵的民主意识之外，高层领导集团对新的社会文明和历史发展潮流简直毫无所知，多数人私心极重，造反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当“人上人”，这样的人，还革个什么命？

难得的是这样的观点和主题，作者在1960年代形成并写于1970年代的初期。当时的洪秀全，还是被“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吹捧为“农民起义英雄”的。更其难得的是：本书198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时候，这一段文字虽然也被“精炼”下去许多，但是作者的基本观点并没有被删除。直到三十年后，《炎黄春秋》2005年第二期上，才有潘旭澜先生写的《洪秀全的历史真实面目》一文发表，所持论点，和吴越先生基本相同。

对于洪秀全妻妾成群这件事情，就事论事，只要他真能为提高百姓生活做出成绩，老百姓对于他的“天王府”中有多少女人并不斤斤计较。古往今来，历史上哪个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嫔妃充盈？汉武帝不但妃子多，他死了以后，凡是没有生育的妃子还都殉葬了呢，可是后人评论他的一生，因为他敢于和匈奴作战，使中国强大起来，还是以“明君”视之。而像洪秀全那样一个农村的小痞子，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除了酷爱女人这一条算是他的最突出特点之外，几乎一无所能，连争权夺利也不会(如果工于心计，就不至于有如此巨大的内讧)！称这样的恶人为“民族英雄”，不但亵渎了“英雄”二字，连“民族”二字也亵渎了。

小说里说：“单是当昏君，沉迷酒色，还不一定会葬送太平天国，更糟的是洪秀全不止一次搞窝里斗。”“古往今来昏君不少，但是昏到他那个样子的并不太多，造反还没有成功就当了昏君的，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了。”这样的评价，我认为是中肯的。

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因为是近代史，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搜集得差不多了。本书作者所写的这些，并不是什么难得的、绝密的史料。如果在建国以后，能“如实地”宣传，写出小说或电影来，广泛传播，至少作为“失败的教训”，是很有意义的。可惜在那个时候，只要是造反的，就被封为是“革命”的。因此许多作品，都从“阶级感情”出发，抱着“满腔热情”去歌颂洪秀全，捧他为“革命英雄”，而故意把他“品质恶劣”的“实质性”问题给掩盖了。本书作者就是在“文革”期间看到许多工农出身的“造反派”作恶多端，悟出了“人的好坏不能以阶级出身分，而应当以人性的向恶还是向善分”，才决心在那样一个天天讲“阶级斗争”的时代，写出这样否定太平天国、否定“阶级斗争”而专门突出以人性善恶为主题的作品来。我想：如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成功的暴露太平天国黑暗统治的文艺作品出来，以当时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来看，尽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倒退不可能被遏止，至少破坏性总可以降低一些吧？

1985年，吴越先生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访问，听说厂长张笑天正在酝酿一部描写太平天国的电视剧，就动问这部电视剧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张笑天答复说：是歌颂。因为他一生中最佩服的人就是英王陈玉成。作者当时就说他的基本观点错了，是 “屁股指挥头脑”(“屁股”指立场，“头脑”指思想判断)的典型，而应该改歌颂为暴露。目的是给后人当作“前车之鉴”。再说，陈玉成出身于妓院的“大茶壶”，是个痞子型人物，性格和作为，大概和韦小宝差不多。把他描写成比八路军还英勇的英雄，和他的身份恐怕不太贴切。果不其然，电视剧《太平天国》耗资几千万，却只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次(据说收视率极低，不到一个百分点)，就被束之高阁，任何地方台都不见接着播放，尽管任何报刊媒体都没有说明其原因，明眼人应当能够体会到：这部电视剧的基本观点、立场，是不是摆错了，甚至会出现负面影响

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曰《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虽然在过去我们长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国的时候，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疑问和异议；但是像如此彻底的否定意见，以前还没有见过。此论一出，有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南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有赞成的，有补充的，有反对的，还有指为“攻击农民起义”的，形形色色，各类都有。看来这场争论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如果太平天国是革命，能够推动历史前进，那就应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是邪教，只会造成动乱破坏，那就应该否定。要想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探明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总是雾里看花，难明真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假作真来真亦假，虽然拿得出真凭实据，想要一朝说出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绝非易事，可以说是一大难题。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

　　一段时间的历史，传闻失实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没无闻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

　　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据宫崎寅藏《孙逸仙传》，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太平天国史来。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也就是说，孙先生以为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来。由此可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丝毫未见，对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太平天国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只不过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已。

　　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1906年，黄小配所撰《洪秀全演义》成书，章太炎为之作序，序中说希望“复有洪王作也”，这就是公然号召武装反清。从此书的内容、封面画、插图来看，作者对于太平天国制度、服饰等等，也是所知甚少。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出版，刊出了富有民族意识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作者苏曼殊，题词者章太炎。苏曼殊作此画时只有24岁，鼓吹革命，热血沸腾，但对翼王石达开其人，大概是一无所知。据其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画谱后序》中说：“（曼殊）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对于这种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艺术作品，我们要求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实在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以后，南社诗人高天梅更假托石达开之名写诗多首，自己出钱出版《石达开遗诗》一册，流布四方。这对宣传反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讹传讹，石达开能诗之名遂喧传海内。其实，据我们的考证，石达开得以流传后世的真诗，不过广西宜山白龙洞题壁诗一首而已。

　　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清廷，尽量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只取一点，不问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实，当时根本不及考虑。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满歌》曰：“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这种通俗易懂的唱词，对于鼓舞下层人民奋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说法能否符合历史事实，势难兼顾。范文澜先生写了一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从上述《逐满歌》看来，称曾国藩为汉奸并非始于范先生，辛亥革命时期早已如此。

　　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满清而放手拔高太平天国，目的非常明确，而且这个目的也已经达到了。宣传中间有些背离史实之处，可以理解，可以谅解，这种做法未可厚非。但是因此却留下了后遗症，在我们的印象里，太平天国常常与“英雄”、“革命”连在一起，给认真评价太平天国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值得钦佩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并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思想，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民权主义》第一讲）他虽曾经自居“洪秀全第二”，也并不以洪秀全作为学习的榜样，至少他终生不许任何人对他呼万岁，就是明证。

　　可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拔高太平天国的事实，影响所及，国共两党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国的思维定势，国民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产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的，视之为革命前辈。其间虽然也有杂音——例如推崇曾国藩的“平乱”，大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贬低太平天国。1949年以后，新中国把金田起义的英雄定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颂，不得批评。凡此均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即以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三位先生为例，说明他们受到影响的事实。郭廷以先生最早在中央大学开设太平天国史的课程，据我所知，他早有撰写一部《太平天国史》的打算；为了给修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乃先着手编撰一部编年体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此书记事力求客观，不加褒贬，但在称呼上就无法掩盖自己的态度。郭先生在此书“凡例”中说：“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为近代中国史上之一大波澜。”波澜一词是中性的，但“革命”就有褒义，“变乱”则有贬义。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变乱，他在成书之时尚无定论，足以说明其客观态度，但仍把“革命”放在“变乱”之前，就说明已经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至于对捻军，他就直指为“捻乱”，毫无顾忌。

　　简又文先生反对太平天国的“阶级斗争说”与“农民起义说”，他认为如按阶级划分，作战双方的士兵都来源于农民，于是任何一次战争都是“农民打农民”，史学界传为笑谈。对于研究太平天国，他用力甚勤，终身不懈，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与《太平天国全史》两部大书，从纵横两个方面收罗了有关太平天国的绝大部分史料，所发议论也有不少独到之处。但他对于拔高太平天国，却也出语惊人。他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号考》中说：

　　“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质，五王诚如俗言为'一字并肩王’。缘洪氏与五人在运动革命时结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将来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此可于以下数事见之：如六王宗亲同称'国伯’或'国宗’，简直六人之姓皆国姓也；又各王于府内自行登殿设朝，自立小政府，有六部及其他官，俨然'天朝’内之小朝廷焉；再则定鼎天京后即开科取士，但于'天试’外，另开'东试’或'北试’、'翼试’，各取元甲翰林进士焉。可见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实开创亘古未有之怪异政体。”

　　我们不难看出，简先生所谓“共有共治共享”之说来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解释全民政治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把这种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口号套在太平天国的头上，实在不伦不类。就是在简先生所说的六人小团体中，也还是常常互相倾轧，所谓共有共治共享的情况，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太平天国内讧的杀戮之惨，洪、杨的专制残暴，简先生应该了然于胸。但竟如此不顾事实地拔高太平天国，实在令人费解。

　　远在1949年之前就主张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说”的罗尔纲先生，长期肯定太平天国、肯定洪秀全，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式的王朝，用正史的纪传体撰写《太平天国史》，这一些都是容易理解的。他对太平天国有所拔高，也就势所难免。罗先生生于1901年，1997年逝世，是一位与20世纪同步的世纪老人。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笔耕与多年一贯的奖掖后进，受到许多晚辈的尊重，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代宗师。我们觉得，他的拔高太平天国，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他认为在战争中对老百姓烧杀淫掠的都是清军、外国雇佣军，而不是太平军，有《满清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一文可证。我们觉得，太平军在前期军纪较严，清军的军纪一直都很差，华尔等组织的外国雇佣军更是得到清廷认可的盗匪集团，这全是事实；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神话破产，军心涣散，太平军军纪败坏，也就和清军不相上下。而且当时军队叛变的事时常发生，今天倒过来，明天又倒过去，谁是清军，谁是太平军，已经说不清楚，完全没有加以回护的必要。

　　二、他认为从金田起义起即已妻妾成群的洪秀全生活严肃，荒淫之说是敌人的诬蔑。我们就很难理解，“严肃”的标准是什么？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罗先生是在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该推崇，并无多大疑问；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难道历史上真有这样荒唐的事？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重新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杂音”都先后出现了：

　　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专制的程度更甚于清朝。

　　1981年3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

　　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意见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国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他还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大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台湾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试以钱穆先生为例，他在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讲演中提到太平天国时，扼要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

　　“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

　　“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台湾陈致平先生在他的巨著《中华通史》中对太平天国与洪秀全都提出了义正词严的批评：

　　“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所以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

　　总而言之，过去对于太平天国历史的记载为什么严重失实，是由于以下这样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来，许多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国，借宣传太平天国史事来为政治服务，每每只取一点，不问其余。

　　二、史学家本有秉笔直书，追求真理，澄清史实的责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不能畅所欲言。或者是虽然说了，却得不到重视。

　　三、一般群众对于历史知识不甚了了，只好相信书本，以讹传讹，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转变，对太平天国批评、指责的声音已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是因为：做学问的环境相对宽松；逐渐开展的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岸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互相切磋，探讨太平天国历史的真相；特别有利的是：近年来陆续发现一些珍贵的史料，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民间。这些史料是揭开太平天国历史真相的铁证。孙中山先生当年认为已经“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绝大部分都已发现。

　　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在前后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对太平天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明显的例证。１８５３年，马克思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万分高兴，寄予热切的期望，想像以后东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他在《国际述评（一）》中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EPUBLIQUECHINOISE-LIBERTE，EGALITE ，FRATERNITE-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可惜太平天国太不争气，使他完全失望。1862年，当他知道了太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之后，又说出了如下的话：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