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有选择自己文化身份的自由吗

——探讨中国当代小说之四

李逊达　刊发时间：2008-06-19 10:53:25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中小]

　　作者：李逊达

　　土耳其著名作家帕慕克虽然回去已有些日子了，但他留在中国十天奔忙的足迹，却让我们深深地追思，久久地回味。特别是他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学者、作家们所进行的座谈、对话时，有好多话题，总让我这个局外人听来感到特别的新鲜，我不再

怀疑自己确实落伍了，由此而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就是需要加强来往、沟通，尤其是作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似乎更应该广泛、频繁一些。

　　当中国作家就“作家的文化身份认知和再现”向帕慕克提出探讨时，帕慕克则认为，非西方国家大都关注国际上对自己的认同，以及如何再现、表现自己的问题。他说：“从政治的角度定义文化，并把他强加于人民是不对的。当然民族身份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世界各地的国家正在建构这种身份的时候，民族身份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对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我们不应对传统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感。我们具有自由的灵魂，应该有自由去选择自己的文化身份。对我来说，文化身份问题也是一个美学问题，在我的作品中我也曾经以很优美的方式去表达这样一种文化身份的问题，这是一件让人愉悦、让人幸福的事情。”

　　对帕慕克来说，选择文化身份是一件愉悦幸福的事，然而对一个刚从封闭社会走出将近三十年的我国作家来说，却始终是一个困扰他们思想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对“自由的灵魂”观，恐怕自上而下都不太容易接受的。虽然有多少富人的选择都不成问题，还有多少明星的选择也早已司空见惯，但当一个有思想的作家，若要选择自己的文化身份，就不那么简单了，特别是在敏感的年代里麻烦不断。

　　在我周围就有这样一群坚定的爱国者，虽然他们大多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门，但对我们的作家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绝不能看到他们也有文化身份的域外选择，总认为一个作家是必须坚守一个民族祖先的全部属性和底线的。保持原创的纯传统性民族文化身份，不受西方文化的所谓“诱惑”，应该在文学界不可逆转的。其实对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应该持互相融合观，而不应是互相排斥。特别是与当今开放的社会里所提倡的“与时共进”、“与世共进”那是格格不入的。

　　一个文化越是古老、历史越悠久的国家，他所承受的陈旧的历史包袱是越沉重。此刻我想起了波兰钢琴家肖邦，当他年轻时所受到一股恶势压迫而不得不离开祖国波兰时，他是带着一把乡土离开的，这并不是说他不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也无法忘记六十年代文革时，我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流亡到美国的悲剧。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我们无法回避历史的错误，曾让一些受迫害的国人作出了无奈的选择，这绝不是受害者的罪，而是一些权力者总对自己的过错不愿作出应有的自责和忏悔，更为愤懑的是他们对事待人总缺乏人性和宽容。

　　还记得那年对作家白桦电影《苦恋》中的一句台词的曲解和无情的攻击。当时权力者竟动员了全部宣传机器，对他的创作思想作了严厉的批判。那个年代，作家职业的政治风险竟远远超出了政治家。这无疑让帕慕克的作家“自由的灵魂”观，必然会博得中国作家们的同情和共鸣。

　　然而帕慕克的遭遇并不比中国作家好多少。也许是因帕慕克公开谈论了本国种族屠杀内幕的原因，国内一些民族主义者立刻焚烧了他的作品，图书馆里他的书被勒令全部下架，人们在集会上撕毁他的照片，土耳其第一大报骂他为“卑鄙小人”，甚至他被迫取消参加为他小说《雪》举办的朗读活动。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名声在外。2007年他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看来天下的作家都有着共同悲剧命运，这样的共性又能说明了什么？这应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所感兴趣的话题。不可否认，凡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个性的魅力可转变世界，而带来这样巨大的影响，政治家却往往是望尘莫及的。

　　这种共鸣也让我深切地感染到了，使我又联想起《南方周末》的记者，为何在采访帕慕克将要结束时，耐不住心里的牵挂，那就是一直放不下的高行健，终于这样地发问：“你在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提到了鲁迅、莫言、其实还有一位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用中文写作的作家高行健，你读过他的作品吗？”

　　帕慕克：“我见过高行健。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充满悲伤的人。我很遗憾他所遇到的某些困难。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高行健究竟是何方人士？为何会引起帕慕克的那么好感和同情，帕慕克所希望的一天能早日到来吗？中国人民会接受他吗？为此，我带着和众多读者一样的好奇心，对高行健的身世进行了一次突击追踪，终于对他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高行健（1940—）原籍江苏泰州，出生于江西赣州。目前为法籍华人。2000年10月12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众多的国外报导中，都称他为剧作家、画家、小说家、翻译家、导演和评论家。

　　早期在国内，以创作先锋戏剧著称。他与铁路话剧团创作员刘会远（中共元老谷牧的儿子）合作创作了《车站》《绝对信号》等话剧，由北京人艺演出，引起轰动。《野人》，采用更多探索手法，更展现出艺术魄力和深邃的历史感。《绝对信号》一剧，被列入“共和国50年10部戏剧”。他在1981年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说评论，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但他的剧作集《彼岸》因“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遭禁演，翌年他即离开中国大陆赴法国，隔年加入法国国籍。目前，高行健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他的画作也已在欧洲和美国展出。

　　2008年第6期《炎黄春秋》刊登了魏久明撰写的回忆录《胡耀邦谈“反对精神污染”》，文章一开头就提到：“'反对精神污染’在上个世纪八十代初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当时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对'精神污染’具体内涵和如何'反对’、'清除’的做法都有不同的看法。听说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受到'非议’。” “现在事隔二十多年了。那时发生的事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浪潮，或者是浪花。现在我们再看看当年胡耀邦同志讲话的内容，他讲的依然是正确的，其中有很多观点、论述以及对待具体问题的政策界限，现在大都是这样做的，不成什么问题了，但是当年却属于'思想解放’的范畴，或者是'讲过头了’、反对'反精神污染’的言论。”历史已作出了最正确的结论。

　　笔者之所以把当年“反对精神污染”后来演变成“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亲历者的一段史实再次重复，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国搞思想解放很不容易，不仅在政界里权力斗争激力，在文艺领域里内斗也同样汹涌湃澎。

　　对当今中国国人来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未来，选择自己的文化身份，一般地说现在都正在进行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带来的最为现实一种人身自由。如今我们对一些到国外寻求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人，再也不会认为是必须和政治捆邦在一起了。

　　著名作家韩少功为此曾经接受美国《纽约时报》、法国《世界报》等媒体电话采访时这样表白：“像大多数评奖一样，评定诺贝尔奖历来都难免政治因素介入其中。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从事改革和建设，不需要从任何机构领取政治指令。但人们即便不赞成诺贝尔奖所体现的政治倾向，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政治废文学。连周作人的作品眼下在中国都大量印刷发行并广受好评，为什么一个高行健就不可以接受呢？很多政治倾向与中国主流标准不符的外国作家在获得诺贝尔奖或其它奖以后，都在中国受到普遍的推介和尊敬，为什么一个同胞、一个华裔作家反而就不能受到同等的宽容和善待？”

　　韩少功说出了中国不少作家的心里话。应当说作家之间的心灵总是相通的，彼此之间即使有思想冲突，有矛盾发生，但只要互相沟通，最终还是能相互理解的。正如上海作家、学者们在和帕慕克对话时，他们是这样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对立的。陆建德提出，我们不应该把“东方”和“西方”概念进行简单对立。帕慕克对此非常赞同，认为虽然的确存在一个东方、一个西方，但文学本身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所有的人类都是相像的。不管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外表看起来有多么不同，我们仍然能够互相理解、相互交流。帕慕克还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因此无须对传统负有特别的道德上的责任感。“我要说，我很高兴我同属于这两个世界，我不是纯粹的东方人或西方人，我是土耳其人，是两个世界幸福的结合体。”正如马克思所想望的那样，人要有自由地发展。

　　让中国作家去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作自由的选择吧。布克小说奖获得者姬兰·德赛是帕慕克的女友。她从小就从印度移民到美国。她说：“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如果能够找到稳定的位置，当然是很幸运的。但是小说家更需要不断调整修改，把自己重新放置到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去。”“我希望是终生的困惑。每个人的旅途是不可能重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思考会带来很多启迪。”世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难道我们能不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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