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著作于1941年初发表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主办的期刊《党的生活》，主旨是阐述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清除国民党“以党治国”观念在共产党内的消极影响。全文共6部分：一、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二、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三、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和监督政策；四、党团的运用；五、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六、加强民主教育。

 

        在这篇著作中，邓小平着重提出和阐述的观点主要是：

 

        第一，共产党要发展政权中的民主斗争。几个革命阶级联合建立的政权，既然有各革命阶级党派的代表参加，“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1]“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2]

 

        第二，共产党的领导植根于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优势从何而来？“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这个情况表明，“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3]

 

        第三，“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恶劣传统。“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4]“'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其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5]

 

        第四，把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时，宋哲元用了自己的权力——军队、监狱、警察、大刀、水龙去对付革命的学生，试问我们能说当时的优势是在宋哲元手上吗？当然是说不通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此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Q主义者，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6]

 

        第五，党权高于一切是最大的蠢笨。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结果党的各级指导机关日趋麻木，不细心地去研究政策，忙于事务上的干涉政权，放松了政治领导。”“甚至有少数党员自成一帮，消极怠工，贪污腐化，互相包庇。于是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从各方面来破坏党。”[7]

 

        第六，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能使党受到群众的监督。“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必然脱离群众”。“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务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够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8]

 

        第七，党对政权的责任是指导和监督。“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要实现监督的责任”。“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具体运用方式：一是“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二是“研究上级政令运用于本区本县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及时检查执行程度，以保证上级政令之实现”；三是“教育与责成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首先自己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切实指导和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四是“要有意识地去发展民主政治斗争”，“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怀疑”；五是“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政权”，“扶植与帮助提高政权的威信”，并以多种民主方式解决政权工作中的问题，“绝不能采取非民主的不正当的方式”；六是“党的指导机关要定期讨论政策，讨论法令，检查党团工作，要有专门同志管理政府党团和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9]

 

        第八，党组织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党团作为党组织在同级政权机关的派出机构，“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党团内部要有民主的讨论，但一经决定必须一致行动，不能有个人的自由。”“一切政府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负责干部，必须成为工作的模范，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10]

 

        第九，要加强对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教育。“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实际的的政治斗争，是党员和群众的最好锻炼。”“对每一个民主运动都要精细地布置”，“使之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真正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只有这样，“才会使运动本身收到效果，也才能教育党教育群众”。“在我们各项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有了民主主义作风，才有广大的群众运动；有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11]

 

        邓小平在66年前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这篇著作，明确地回答了共产党依靠什么获得领导地位，共产党怎样对自己建立的政权实行领导，为什么要清除“以党治国”观念在党内的影响等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历史文献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篇著作所提出和阐述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在此后各个历史时期发表的著作中不仅一直坚持，而且还根据新的形势、新的任务的客观要求作了进一步深入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他于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作为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总纲领”的光辉著作，更对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于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人的传统政治体制亦即“以党治国”政治体制，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基本的方向和道路。可以说，《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两篇著作，是邓小平关于党政关系、关于党领导国家政权基本方式的经典之作和颠峰之作。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极为尖锐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所谓“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又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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