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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下)——评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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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下)——评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武兵

    九 歪曲“三大改造”政策,否定毛泽东思想

    谢韬先生在歪曲否定马列主义的时候,没有忘记攻击、污蔑毛泽东同志与毛泽东思想。

    1)他攻击毛泽东是“'左’倾修正主义”,说什么“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他还无耻地造毛泽东的谣。说什么: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完成了他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稿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三○八页)这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毛泽东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他的新经济政策。”

    谢韬先生引用毛主席的这段话,原出处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0页,题目是《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时间是1956年12月7日。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谈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如何更好地贯彻我们党的方针和政策问题。就在这篇谈话中毛主席说:“我讲三年左右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我讲的不同,说是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的。谁讲得对?八大报告讲得对。基本完成说的是公私合营,不是国有化,国有化是全部完成。三年左右,可左可右。对我的这句话有人发生误会,想到是不是要取消定息了。取消定息,那是全部完成,不是基本完成。”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毛主席《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指出:“我们有两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去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但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等方面,都还有很多问题。将来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了以后,也还会有许多问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所有的人都包下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把毛主席这两天之中的两次讲话联系起来看,显然毛泽东和党的主张是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为“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谢韬先生所说的毛泽东“'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这种分析和推断,完全是他自己的杜撰!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适时地转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最大愿望和最好选择,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必由之路。

    建国后,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回头路,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的,亦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的。解放时,占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80%以上的官僚资本已经被人民政府所没收,转变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那时,人民政府已经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并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对国民经济拥有了绝对的调控能力,为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而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消极性。这样,国民经济恢复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势所必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应当说是比较顺利地实现这个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意义和影响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是巨大的,深远的。

    2)谢韬先生攻击:“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前面已经谈到,他还攻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攻击毛泽东“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只要不昧良心,不带偏见,谁都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勤奋好学,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典范。他不仅刻苦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著作,而且十分精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不仅自己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而且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来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来武装全国人民。

    早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使全党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形势,毛泽东和党中央一再向全党发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号召。1951年3月20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8页)“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

    苏共20大以后,为了反修防修,为了同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进行斗争,识别他们的阴谋,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毛泽东一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在学原著上下功夫。他亲自列出马列著作必读书目并亲自做出布置。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为此他提议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时提出读30部书,其中包括马克思著作8本,恩格斯著作3本,列宁著作11本,斯大林著作5本,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同年6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鉴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搞修正主义的教训,我们要注意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怎样培养?第一条就是“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6本马、恩、列著作和5本毛泽东著作。从1971年到1976年直至毛泽东逝世为止,他多次强调要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读马列的书。要求中央委员和党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念念不忘学习并要求全党干部学习马列著作。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爱戴的英明领袖和导师,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上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毛泽东思想,既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革命人民的。尽管几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但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马列主义的旗帜一起,依然在世界各地高高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殊死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在他们的旗帜上都有毛泽东的名字。例如,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旗帜,开展武装斗争,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是一位可敬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士,他的办公桌上就摆着毛泽东著作;他细致研究过毛泽东思想,并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引述毛泽东的话。他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通过学习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中国与古巴革命的经验,与美国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立志要把委内瑞拉建设成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谢韬先生如此污蔑毛泽东,是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在我国所掀起的“非毛化”思潮这个大气候有关联的。毛主席逝世以后,那些共产党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们为了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不断地把污水泼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身上,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前不久,那位茅予轼先生不是还写文章攻击说毛泽东思想是所谓“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什么“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吗?!这些人,就是要砍旗,就是要复辟!大有“山雨未来风满楼”的气氛。由此可见,当前的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激烈啊!然而,蚍蜉撼树,谈何容易!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已经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在国内,这些年尽管“非毛化”来势汹汹,然而,他们仍然阻挡不住一波又一波的“毛泽东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国内的声望越来越高,而且在国际上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几年前,美国时代公司评选的10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百人百事就充分表明了世界人民对毛泽东这位世纪巨人地位的肯定。评选结果,既没有谢韬和辛子陵们崇拜的罗斯福,也没有他们崇拜的华盛顿,而被他们攻击污蔑的毛泽东却出现了两次。在这100个人中,惟一选登了毛泽东的一条著名语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感慨的说:“毛泽东的地位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美国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他的名次比拿破仑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许多外国人都把毛泽东当作与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日本国会议员冈田春夫说:“毛泽东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历史,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特里尔说:“毛泽东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2002年第11期《环球》)

    人民的逻辑,革命的逻辑就是这样,不管是谁,不管他有多么大的名气,妄想把这个毛泽东这个“根”从人民心中拔掉,是绝对办不到的!所有反毛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他们必定身败名裂,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3)谢淘先生胡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攻击毛泽东“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他污蔑毛泽东“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攻击毛泽东所“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他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

    如此污秽语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谢韬先生竟然能说得出口!由此可见,他这样的党员根本就不配当!他和辛子陵、李锐等等这样的人,身上挂着共产党员的牌子,是对共产党这个神圣名字的一种侮辱,是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是对无数革命先烈的侮辱!

    谢韬在这篇《序言》里,使用了一个很阴险的“策略”和手段,即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五位革命领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一方面,他们使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手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6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打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修正)的旗号来攻击、诽谤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攻击、诽谤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他们这样仇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正是因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没有“修正”,而是坚定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造了资产阶级的反,造了帝国主义的反,并且打倒了资产阶级在苏联和中国的统治,实现了没有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所以,在谢韬先生和他的同党们看来,要打倒社会主义,打倒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首先就得打倒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领袖,就得否定他们革命理论,——这就是谢韬先生们的反动“策略”、手段和反动逻辑!

    十 鼓吹资产阶级专政,要中国走西方宪政道路

    谢韬先生全面否定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攻击反右、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 ”

    谢韬先生全要社会主义“收场”的同时,把他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旗帜打了出来,要我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说:“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他提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然后,“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谢韬先生的思路很清晰啊!所谓要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两步走”,与去年3月4日西山会议上贺卫方等人的叫嚣何等相似乃尔!我们记得,去年3月4日贺卫方就提出:实现“宪政模式”的先决条件是实行“多党制”,共产党一党执政不能继续下去。按美国之音评价贺卫方发言的说法,这应该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谢韬先生的“民主宪政”和贺卫方的“宪政模式”都是一路货色。贺卫方提出要实行“独立的司法体系”,谢韬则提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贺卫方提出“共产党非法”,谢韬先生则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要“突破”,要“三权分立”。毛主席当年针对蒋介石的所谓实行“民主宪政”的欺骗宣传曾经说过这样一些话:“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我们“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 (《毛泽东选集》第2 卷《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千辛万苦,牺牲两千多万人的生命,才得出来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谢韬先生及他的同党们妄想把这个历史车轮拉向后退,重新实行私有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是决不能允许他们这样做的!

    十一 颠倒黑白,为新老修正主义翻案

    谢韬先生在《序言》里竟然毫不掩饰地为修正主义翻案,任意混淆是非曲直。说什么:“'反修防修’是极左理论”。说什么:“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

    按照谢韬先生的这些奇谈怪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修正主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也是“修正主义”,因为在谢韬先生看来,谁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革命、破坏革命,谁就是马克思主义?!按照谢韬先生的观点,20世纪10几个国家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成为“修正主义”,而且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些投降帝国主义的叛徒们,例如伯恩施坦等,则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奇哉!怪哉!为了配合谢韬先生如此宣传造势,《炎黄春秋》编辑部还特意把伯恩施坦的画像安排在杂志显著版面上。胡说八道乎?利令智乎?痴人呓语乎?恬不知耻乎?魑魅魍魉乎?牛鬼蛇神乎?笔者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对谢韬先生这种恶劣行为的愤怒与鞭笞!

    恩格斯告诫我们:“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3页)他们这些人难道不正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吗?!

    列宁也告诫我们说:“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奴才,他们能得到一部分工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的眼睛,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性,使人民脱离革命。”(《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5页)他们这些人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为资产阶级卖力的奴才吗?!

    列宁还教导我们说:“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3~224页)的确,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从这个大的视野看问题,那么,我们对《序言》散布资产阶级的影响,谢韬先生充当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就不奇怪了。

    时下的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每当右倾机会主义妖风频频刮起的时候,反左的叫嚣就不绝于耳。这些反左的人大多数屁股底下不干净,不是老右派,就是新生的帝国主义走狗;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没有改悔的走资派;不是暴发户的新贵,就是被人民打倒的地富反坏的孝子贤孙。所以他们反左,就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反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从网上搜到的信息看,谢韬先生在反右斗争时就是个右派,1956年曾因“胡风事件”被捕过。这样看来,他竭力“反左”,是有历史渊源的。在他的《序言》中,用很长一段文字大谈反左,除了反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左以外,还反了时下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的左。谢韬先生用了很长一段文字对张勤德同志的一篇文章(以下简称“张文”)大加挞伐。主要有三点。(1)他说:“张文”“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我们要问问谢韬先生,包括你自己在内的那些鼓吹私有化和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主流学者”是不是“资改派”?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你们如此“建言献策”是对哪个阶级的“贡献”?如果按你们这些人的“建言献策”走下去,难道不是“作美帝国主义附庸”又是什么?看看你这篇《序言》,你谢韬先生的主张,难道不是“资改派”吗?难道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问题吗?(2)你对“张文”提出的外交主张以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为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感到“骇人听闻”!这就奇怪了,作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以社会主义国家为核心,广泛团结第三世界,开展统一战线,去反对霸权主义,这有什么“骇人听闻”?如果我国的外交不是这样,而是与此相反,那还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吗?那才叫“骇人听闻”!(3)你说:“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这话本不该出自你先生的口啊,因为正是你和你的同党们正在妄图“改变社会主义方向”与“和平演变”中国!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你的《序言》和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书稿就是铁的证据!

    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就是“道”不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道”不同!“张文”与《序言》显然也是“道”不同。“张文”的“道”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而《序言》的“道”,则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卖国主义。你们之间如此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道”,大概是无法“相谋”的,也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共同立场和共同理想呢。所以,谢韬先生和张勤德同志,抑或笔者这样左的人,只能是各说各话了。

    十二 切不可忘记苏东各国的前车之鉴

    苏联和东欧亡党亡国已经过去10几年了。当年“8?19”事件的夭折……叶利钦坐在坦克车上发动政变……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共产党……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落地……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夫妇被枪杀……10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多米偌般地相继更迭……,这些惨烈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

    当年戈尔巴乔夫这个无耻叛徒篡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最高领导权以后,他所提出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其实就是谢韬所鼓吹的这一套。后来,苏联被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不打自招,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而改革只不过是他达到这种目的一种骗人的手段和途径而已。

    苏东剧变,戈尔巴乔夫的叛变目的达到了,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高兴了,我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们也手舞足蹈,幸灾乐祸起来。谢韬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

    到底是谁的失败,前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赘述。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十多年前,就走上了谢韬先生所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也基本上都变为社会民主党了,可是,回过头来看,这些国家目前的境况不仅没有出现“亮点”,而且普遍恶化了。

    人们还清晰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这些国家掀起的“改革”大潮,是由一批修正主义官僚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而推动的。他们的所谓“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运动”,就是由公有制“转轨”为私有制的运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为这种“转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私有化”浪潮,不仅肢解和摧毁了这些国家原本比较健全的经济体系,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导致社会经济效益的严重恶化,而且造成了普遍的物价飞涨、生产滑坡、失业增多、以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资料显示,仅在俄国最初实行私有化的5年中,即:“从1992至199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左右,使国民经济倒退了近20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国民收入和手工业生产规模比1990年降低了1半多,私有化改革使国家遭受的损失在绝对程度上比卫国战争时期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使苏联遭受的损失大10倍。现在俄罗斯国家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集中在1%的富翁手里,而80%多的居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大幅度下降,至70%的人仅能糊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有4000多万人(全俄人口数14800万人)。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就减少了7岁。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由苏联分裂出去的10几个国家,情况与俄罗斯大同小异,有的甚至还不如俄罗斯。例如由于颜色革命被全世界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几个国家。乌克兰私有化以后,失业者达数百万之多,占工人总量近一半的人出国打工谋生,劳动者的收入普遍低下,66.7%的职工收入低于100美元/月,农业工人不足70美元/月,并且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已成为普遍现象。格鲁吉亚的情况比乌克兰更加糟糕,谢瓦尔德纳泽的家族以及其他官僚家族势力操纵、控制着格国的经济命脉和大部分财富,格鲁吉亚的通讯、移动电话服务等几个比较赚钱的行业都被谢瓦尔得纳泽的女儿、女婿等亲戚控制。一项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格鲁吉亚1.5%的人控制着60%多的国家财富。与此相反,普通的格鲁吉亚人仅靠每月7美元的工资收入来勉强维持生活。在格鲁吉亚有6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全国失业率高达15%。由于生存条件不断恶化,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格鲁吉亚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国外谋生。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比上述两国也好不了多少。吉国人均工资只有每月53美元,而南部贫困地区的人均月工资只有20美元左右,有的小学教师月薪不足15美元,许多人根本无法养活家人,不少人家吃不起肉,许多贫困人口连温饱都成问题。然而,就在普通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痛苦呻吟的时候,那些大权在握的贪官污吏、钵满肠肥的“暴发户”和形形色色的新贵们,却贪婪地掠夺财产,剥削人民,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如此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时时在积累矛盾,处处布满干柴,已经到了点火就着的程度,由此,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的所谓“颜色革命”就势在必然了。在这股私有化浪潮中,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能幸免,并且普遍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历史已经写上了这样沉重一笔:由萨克斯发动的“休克疗法”一举把东欧国家带入了“附属资本主义”的深渊。有资料记载,到2000年,外国在东欧国家的工业和银行中的所有权比重分别是:波兰35—40%(工业),75%(银行);克罗地亚(工业无统计),85%,捷克35%,65%(外国资本购买居民的私有化证券);爱沙尼亚60%,80%;匈牙利75%,70%;斯洛伐克25%,40%。以波兰为例,到2003年“外国人在波兰拥有的工业资产比重可能不需很费力气就超过60%—70%”。按照波兰法律,银行不得出卖给外国人,但是,到2000年末,外国人占有了波兰银行资产的75%。东欧国家为了迅速实现私有化(例如匈牙利仅用了5年),竟把国有企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外国人。根据估算,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国家的工厂和银行资产被仅以相当于其实际市场价值10%或20%的价格卖了出去。因此在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它们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约有90%左右蒙受损失,这流失的90%的财产已化作那些主要来自西欧国家的买主们的利润。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东欧国家不仅丧失了现有财富,制造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也丧失了未来民族的独立发展。在东欧国家的情况下,当地人民就像外来移民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给外国人打工谋生,“外国强权不仅从东欧国家手中夺走了它们对民族资产的经济控制权,还夺走了它们的政治控制权,东欧国家现在是两手空空,既无资产又无选票,这是另一种版本的通往奴役之路。(摘自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世纪大拍卖》,2004年10月中信出版社出版)

    写到这里,笔者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面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泛渣再起,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的同志应当怎么办?是站出来进行斗争,坚决捍卫社会主义?还是漠视不管,麻木不仁?笔者写这篇文章查资料时看到恩格斯的一句话很受启发。1888年,威?李扑克内西、倍倍尔面对马龙、布鲁斯等机会主义者为首的“可能派”企图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使工人运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轨道并把它引入社会改良主义的企图的关键时候,没有采取与“可能派”进行坚决斗争而采取调和主义态度。对此,恩格斯非常气愤地批评他们说:“可能派奔走不休,而我们却沉睡不醒”。(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3页)当前像谢韬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们,不是也在“奔走不休”吗?!而我们一些共产党员不是还在“沉睡不醒”吗?!

    毛主席指出:“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革命本质。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我们要切实记住: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而民主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只能害中国!

    (完稿于200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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