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红旗”第二面——大跃进
第二面“红旗”是大跃进。
一九五七年秋，毛泽东见人民日报社论使用“大跃进”一词，夸奖“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因为对“冒进”的批评使他耿耿于怀，他终于找到了“跃进”这个褒义词用来自我表述。
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典，听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赶上美国。他随即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超过英国，三十年赶上美国。这是国际上的“赶 超”大目标。而在国内，他清醒地知道“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所以农业要“以粮为纲”。一九五五年公布的“农业发展纲 要”（四十条），提出三类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但那是预计十二年后即一九六七年才达到的目标。
一九五八年三月，借“反右派”获胜之势，中共中央通知全国“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要求“用同样的财力和物力，办 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甚至多好几十倍的事业”，这就开始失去必要的冷静了。但这不是一般领导干部就可签发的，毛泽东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就曾规定， 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他看过方能发出，“否则 无效”（尽管他可以批示“不看了”）。此件当然经毛过目。
果然，毛泽东四月十五日写的署名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刊于六月《红旗》创刊号），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革命正向前奋进，“中国 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国际如此，国内自然尤甚。五月下旬八大二次会议后，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 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报告，提出两年超过英国。他后来自述，“工业以钢为纲”，也是在毛问他时，他比照“农业以粮为纲”提出 来的。
斯大林曾说过“胜利冲昏头脑”的话，不知是否包括空想中的“胜利”也能冲昏头脑。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在制定全面大跃进计划的同时，号召全党和全国 人民为当年生产一Ｏ七Ｏ万吨钢而奋斗。为什么是一Ｏ七Ｏ万吨呢？原来这是一九五七年实际钢产量五三五万吨基础上“翻一番”的指标。请注意，这个“翻一番” “翻两番”的思路，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往往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总值的远期描述。
第二个五年计划更加膨胀：粮食年产量一万三千至一万五千亿斤，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二至三倍，钢年产量八千至一万吨，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十三至十七倍；这已是连续翻番了。
北戴河会议后，人民日报又在八月二十七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还不知这篇社论的“来头”，但它在大跃进高潮中的推波助澜作用是不用置疑的。
一个粮，一个钢，五年计划且不说，光是当年的指标，在不断加热的政治气氛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下压，层层加码。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全都压到 几亿农民身上。农村社队的生产活动，也如七千万人上河工一样，类似经典作家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异于罪犯或奴工服劳役。学习徐水模式，都改为团营连 编制，“洼里吃，洼里睡”，白天黑夜“连轴转”。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翻地越深越好，深到八尺一丈，把 阴土都翻了上来，密植越密越好，哪怕密不透风，照片上小孩坐在密植田的庄稼顶上……干部督战，但也是事出无奈，他们都向上级立下军令状，社队干部在三 （级）干（部）会上，要经历挑战应战打擂台拔白旗画乌龟以及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及“甘居中游”等的批斗，不得不走上浮夸谎报高指标之路。我六 十年代中期到河南，还听人说起大跃进时社队干部一接到三干会通知，都先把头发剃光，因为批斗时是要揪头发的，甚焉者去开会时先跟家属告别，不知这次能不能 回来。
河南省新闻出得特别多。省长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当场揭发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毛泽东带头为他鼓掌。于是，六月间河南遂平县卫星社在四天里，先后放 出了小麦亩产二一Ｏ五斤、三五三Ｏ斤两颗“高产卫星”。苏联放飞了人造卫星，中国也绝不后人。此后，全国一片“卫星上天”之声。直到第一颗“高产卫星”诞 生地所在的信阳专区饿死百万人，而在同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武昌）已经获悉农村人口中发现浮肿病。转过年来，青黄不接时，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大刮浮夸风 时，各社队纷纷竞报“高指标”，接着来的是“高征购”，按你谎报的产量收购。家家已经盆干钵净了，还不罢休，认为是干部群众瞒产私分，便下令大搞“反瞒 产”，像苏联当年的“余粮征集队”一样，对农民绝不手软。农业劳动生产者，不仅是驱使和奴役的对象，且成了搜刮的对象，犯罪嫌疑人。
又是那个人民日报，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为了落实当年生产一Ｏ七Ｏ万吨钢的突击任务，号召“土洋结合，大建高炉，多出钢铁”。还是主要向农业要劳动力（城 市人也要参与，但毕竟带有走过场性质）。大队人马开进深山老林，砍伐林木，家家户户，砸锅献铁，一切为了“一Ｏ七Ｏ万吨”！九月底，大炼钢铁的人增至五千 万，十月底六千万，年底多达九千万，占全国人口近六分之一。这年年底，冶金部终于说了几句老实话：土法炼钢成本每吨二五Ｏ至三ＯＯ元，而生铁调拨价格全国 平均一五Ｏ元，土铁产量估计至少一千万吨，总计亏损十五亿元左右。全国森林也经历了空前一劫。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八届八中全会，继续坚持大跃进的方针，要求在一九五九年内完成原定一九六二年完成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在十年内（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前）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
这就是第二面“红旗”大跃进的始末。
“三面红旗”第三面——人民公社
第三面“红旗”是人民公社。
六十岁以上的过来人都还记得一句顺口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苏联已经酝酿在“发达社会主义”基础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国在总路线、 大跃进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捷报频传，以致刘少奇七月三日在石景山钢铁厂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了！毛泽东说中国的“一穷二白（指文化落 后）”犹如“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长期担任毛的秘书的陈伯达，立即在《红旗》杂志撰文，描绘人民公社的畅想。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大轰大嗡之下，到十月底，就有一亿二千万户，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自 愿”加入人民公社，原属农业社所有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公社所有，与此相应的是大办公共食堂。最初为适应集体大生产，统一供应伙食，以解脱社员家务劳动的需 要，后来转入经常；一度惑于“卫星上天”，粮食将会吃不完的好景，索性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敞开供给制，很快发现仓廪空虚，无以为继，只能供应稀汤寡水， 公共食堂便转化为杜绝农户私藏粮食的手段。
人民公社的几亿社员，不但在生产上沦为大跃进机器的螺丝钉，在生活上也被管制到户、到人、到嘴。一九五九年春，全国城乡市场供应紧张，陈云说中国粮食问题 还没有过关，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这样来保证国家库存，符合毛泽东“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毛泽东以领袖导师之尊，号召全国“忙时吃干，闲时吃 稀”，又因生猪存栏锐减，而行文全国要求“大养特养其猪”。此时此刻，许多地区的农民自顾不暇，哪里顾得养猪？党和政府提倡“低标准”“瓜菜代”，但他们 连“代食品”亦不可得。越是浮夸风、共产风刮得厉害的地方，干部仅求自保，群众遂成无告。据说中央曾经讯问四川供应情况，是否需要调拨粮食，中共中央西南 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打肿脸充胖子，说不需要，使“天府之国”的农民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再如河南，历代荒年都有外出讨口的风习，但时至今日，各级 政府严控人口，打击“盲（目）流（窜）”，外出须持生产队发的“路条”，这对于丧失了人身自由，又无以果腹的农村饥民来说，简直就是要他们在家里等死了。 苏联一九三Ｏ年大饥荒时，各地曾有农民暴动，还有二百万人外逃出境。这样的事情在中国都没有发生。最清廉爱民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车站劝阻准备离 乡求活的农民留下来，也只是许之以“自力更生”“生产救灾”。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名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塑造了大饥荒时为救乡亲甘冒死罪，舍身打开紧锁 的粮仓这一基层干部形象，但也只是事后的虚构，聊以寄托想象，代偿历史的遗憾而已。
一九五九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从预拟的反“左”，转而反“右”，把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的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一反复，暴 露了毛泽东“政治个性”的一个特点，就是绝不认错，更不会下什么罪己诏，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时，也要表现为个人天纵英明，是主动“纠 偏”，不是别人匡正的结果，他把任何好意的建言都看作对他权威的挑战，甚至是对他权力的挑战。因此，更加要坚持“高举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后，在中共党内 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罪名就是“攻击三面红旗”②。到一九六Ｏ年三月，中共中央文件批转贵州一个报告时，还在推广公共食堂。
前述那位作者文中，说到他家乡的公共食堂终于撑不住，恢复了每户分灶吃饭，“当时政府给我们地区农民的粮食是每月十三斤未经加工的麦子，按三十天计，是每天二百一十六克，即四两出头点。”须知说的是无锡郊区，鱼米之乡尚且如此！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实际上宣布大跃进以失败告终。这个残局交给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用“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来收拾。随后，人民公社也经由“农业六十条”而从大刮共产风的“一大二公”后退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 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其“政社合一”的性质不变，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
一场不用兵器的大屠杀，准“全民灭绝”的尝试
“三面红旗”的恶果，首先是大饥荒，饿死人，不是一下子就能止住的。周恩来发现了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和北大荒农垦系统关押的右派分子大批死亡，立即采取措 施，前者将幸存人员遣散，后者陆续调出另行安置。然而广大农村里因长期饥饿缺乏营养病弱濒危的社员，有的还是等不到政策调整见效就死去了。
早年耳熟能详的一句毛泽东名言，他号召生产救灾时说的“不能饿死一个人”，再也不见提起了。因为这三年里饿死的人何止十万百万，而是几千万！
主流历史书写谓之“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说是“三面红旗饿死人”。
回顾大饥荒饿死人的历史事件，绕不开“三面红旗”，绕不开毛泽东。
我所尊敬的李锐同志曾用三句话概括毛泽东的一生：“革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革命有功，姑置不论，文革有罪，人所共鉴。然而两头之外，中间的十七 年里，仅此一端，岂是“过错”两字了得。当然，我们不像过去一切归功于他的思路那样，一切归罪于他，他所有荒唐的主意都是在决策层中毫无异议地全票通过 的，毛本人和推举了他又听命于他的权力集团中人，应该怎样分担罪责，是可以讨论的；而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横空出世的大事件，是不动 用兵器的大屠杀，难道还有疑问么？不用说三四千万，就依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报告提供的数字，以那三年“全国至少饿死一千五百万人”计，如果把一千五百万具 尸骨堆叠成山，谁能想象是一幅怎样遮天蔽日、惊心惨目的景象！
如果说希特勒搞的是种族灭绝，斯大林搞的是阶级灭绝，那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人祸”造成的大饥荒，则是准全民灭绝（首先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 民）。虽然这还不过是毛泽东设想的“死一半”人口的十分之一。有人辩护说，总路线、大跃进，超英赶美，是为了加强国力，动机还是好的，只是急于求成，欲速 则不达了。其实，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早就回答过：“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 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 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一九五八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还曾坦言过他的一项“动机”：“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一 场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类似的话，他当时说过多次。他推崇法家，却蔑视法律条文；他在原则上欣赏严刑峻法，甚至找到杜绝 或减少“犯法”现象的途径，就是把没犯法的人也通过组织管制起来，通过超负荷劳动搞得他们筋疲力尽，无力并无暇“犯法”。这在当时主要是对农民和工人这大 跃进的主力说的。至于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怕他们造反，同样强迫他们在各种名义下从事“改造思想”的劳动，他们自然不但“没时间犯法”，也无暇并无力进行创 造性的精神活动了。现在朝野上下都爱说“治国理念”，然则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公社”——一个大兵营，一个劳动营，一个限制个人自由的集中营，或如后来文革 中，全党全民都匍匐在毛泽东的阴影下，执行他片言只语乃至匪夷所思的“最高指示”，服从权力集团的驱遣支配，那样一种“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就 是毛泽东终极的“治国理念”吗？
为死难者烧一炷香，为毛泽东时代做出总结
当我们想到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五八年，想到那一年起喧腾一时的“三面红旗”，并为死于“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在这前后的千百万非正 常死亡者，他们同样曾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本来该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片土地上，享受他们应有的各项权利，然而他们在暴政和恶政的迫害下死去了，甚至没 有留下坟茔，甚至没有确切的祭日。那就让我们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以至在任何一天，为他们默哀三分钟，献上一瓣心香。 这是良心的需要，这是感情的需要。
而我们还有理性的需要，那就是直面历史，透过淋漓的鲜血，对绵亘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进行必要的总结。这是一切有良知的，对历史负责的人的要求，是一切心中 有死难者，更有后代子孙的人的要求。清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政治的、思想的、制度的遗产，已成刻不容缓的事。不如此，无以慰死者，更无以图将来。对当代 关键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有一个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了解，尽可能接近实际的评价，将大有助于我们做出清醒的选择。
二ＯＯ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注：
① “毛选”第五卷四七九页注释，把习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写作“肃清反革命”，或者意在将一九五五－一九五六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归并在内。
② 一九六Ｏ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划分右倾分子标准。其中说，凡党员犯有下列各项错误之一者，划为右倾机 会主义分子：公开散布系统的右倾言论，攻击三面红旗者；支持彭德怀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者；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缺点，反对党中央者；不执行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或采取其它手段阻挠总线的贯彻执行者；屡犯历史错误，一九五八年以来借批评大跃进 中的缺点为名攻击中共者；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不主动检讨其右倾思想言行者。
（注：作者邵燕祥，当代诗人、作家。着有《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 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诗集，还有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从1980年前后发 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杂文开始，又写了大量的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2004年出版自传性文集《找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