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实证与个案（史料、史源、史辨）

　　2：道德评判和事实评价（“正确”与“真相”。杜光《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中说“反右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力量同新专制主义政权的第一次对决”，我认为有拔高之嫌。同时，姚监复认为反右应该正名为“五七民主运动”，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提法。）

　　3：感情表达与学术研究（情感与理性）

　　二：讨论样本

　　全国各地关于右派的言论车载斗量，要全部做出分析，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作。而这只有等积累更多的资料后，才能进行整体把握，但在整体分析研究之前，可以先进行区域性的研究与分析，为后面的研究打下基础。但全国的右派言论，他们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应该是大同小异，所以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右派言论的概括性分析与总结，也自有其意义。本次所分析的各种言论，总共有《四川右派言选辑》共7期，省文联代表简报二期，《重庆右派言论选辑》共三辑。具体情形如次：

　　《四川省右派言论选辑》第1辑，上有“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万传和翻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编，1957年7月20日第一辑，25页；7月23日第二辑，省工业厅杨冠五、铁路局张纯五，民委钟汝为、城建设计何裕德、地院学生廖翼中、西南音传唐传忠；7月25日第三辑，有铁路局李昌明等为胡风辩护，26页；7月28日第四辑“大字报专辑”，32页；7月30日第五辑27日民盟及学校；8月5日第六辑与第七期同出，6辑为为董时光专辑，22页；8月26日第九期，关于流沙河与石天河，共31页；10期9月5日，共36页。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简报第14号，1957年`11月23日，秘书处编印，会议参考资料，不得外传，批评张默生、刘思久，甚至提倡学生揭发刘思久，其中有现在出名的书法家周浩然；《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二辑，此期为工商界，有康心如等人；第三辑，此期为民主党派专号，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导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37页；第四辑包括地质局、公安局、商业局、税务局、总工会、纺织站、文化局、自来水公司、百货公司、西南供销局等，99页）

　　三：右派言论涉及领域与大致内容

　　1：关于档案问题（档案者本人有权看自己的档案）

　　2：关于受教育权利问题（1956年人大招收研究生只收党团员）；关于取消政治课，党委不应进学校。

　　3：关于迁徙自由、通信自由、择业自由（使用干部可由南斯拉夫一样的公开登广告之自由竞争；个人亦可登广告自由择业）、新闻出版及言论自由。（省人民银行干部刘历耘说胡适骂过国民党，证明那时有自由。他做过新中国日报（青年党党报）的主笔，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教育厅厅长还来给我解释）。

　　4：关于统购统销（排队购物，买不着东西，统一票号，发布票等）

　　5：关于土改、镇反、肃反、民改（民族改革，大汉族主义，钟汝为认为党与民主党派是“相近如冰”）、三反五反（打、跪炭渣、晒太阳、吊起来背上石头，吊指头，晒太阳，在街上敲锣游行，打眷属等，此为杨冠五讲）

　　6：关于苏联问题（认为共产党出卖利益。要求收回瑗辉条约所失去的百万平方公里土地，1939年苏联收回波兰侵占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难道我们就要说他们反动？香港的割让比瑗辉还早。把党的利益凌驾于民族之上是不对的。1946苏联强奸民女，发红军票强行把机器拆走。苏南关系好转以后，又说南好，此前说其坏）

　　7：独裁政权（否定阶级之存在。重庆自来水公司文化教员熊绩说，没民主，实党主；党强奸民意；强迫人民信仰他的主义）

　　8：关于通信自由。

　　9：党员干部的特权。（如第四辑之大字报专辑中仿“八项注意”骂特权）

　　10：高饶问题（也许有宗派问题，但不是什么反革命活动，更不能用暴力去镇压）

　　11：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批评毛的问题相当多，如说彼时的农业部长部长助理驱逐新闻记者还提拔，1952年毛过日大规模庆祝，就是搞个人崇拜）

　　12：南斯拉夫问题（自由竞争，不搞阶级斗争，铁托说，“社会主义是为了人”，不少人说向往南斯拉夫。不改造思想。斯大林份子是劳动生产率越高，工资增长却越低。冉注：也并没非完全如意，他们自己的人民，你要看电影《小英雄托托》与《没有天空的都市》等，就会知晓）

　　13:关于波匈事件。

　　14：朝鲜战争。

　　15：涉及到民主党派（如重庆纺织站的陈昌枚认为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底下苟延残喘）

　　16：党委领导师及党委要检查思想、党委公布人事部门补助原则（名单、身分、理由、补助次数等），这些言论主要来自张默生、刘思久等川大中文系老师。（川大一些右派言论发表在《热风》上）。

　　从批评右派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右派言论表现在哪些方面，只是四川省图书馆1957年11月所编印的《反右斗争资料索引》（16开，75页）来看，也不难现存的各种右派言论，互相对照，以展现右派言论所表现的各个方面。省级以上报志所发社论共403篇，但我这里只罗列的是他们所进行的综合言论的基本分类。

　　1：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2：驳斥右派分子的“党天下”谬论

　　3：在肃反问题驳右派

　　4：我们唾弃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

　　5：不许右派分子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捣鬼

　　6：党的农村工作政策是正确的

　　7：工商界应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8：少数民族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里

　　9：宗教界坚决反击右派

　　10：侨胞热爱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11：人民军队永远忠实于党同人民

　　12：不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科学事业必须由党领导

　　13：加强党对高等学校教育事业的领导

　　14：保卫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及文化事业

　　15：揭穿右派分子“新闻出版自由”的阴谋

　　16：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做一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17：民主党派拥护反右斗争

　　四：右派言论涉及领域的数据统计

　　此种统计是根据言说内容所进行的统计，一个人可能涉及的内容很多，故作了多次统计，这是必须预先说明的，但总的发言人数字并不因此改变。出身统计，地主12，反动军官3，中农2人，商人1人，贫农1人（对蒋文扬的介绍是“农村二流子”，解放贩卖过毒品，并冒充中共党员和农会副主席）。成份统计，学生4，旧职员4人，店员1人。这次所统计的人数为22（重庆右派选辑第四集）+1（董时光）+10（第五辑，再加一些学生团体如西南音专呐喊社、群言堂、热风）+16人（第一辑）+11（第七辑）+2人（流沙河，石天河，第九辑）+13人（第十辑）+5人（重五）+5人（重三），最终为85人。

　　1：涉及言论、新闻、出版、迁徙自由：共有3

　　2：涉及到胡风反革命集团，2人

　　3：涉及对党团员及干部不满的人 10人（重庆陈民锋党员的几件法宝，如合金饭碗，直升飞机，戒尺一把，上方宝剑等；聂成器认为党员基本上都是秦始皇，有千百万秦始皇）

　　4：涉及到铁托和波匈事件 9人（苏联不该出兵匈牙利，出兵就是侵略，违反联合国宪章，地院龚慕麟所说）

　　5：涉及到苏联不满与批判斯大林的 7（反对俄文必修，反对照搬苏联教材）

　　6：涉及社会风气 25人

　　7：涉及马克思列主义及共产党20人（如取消党在学校及企业中的领导，同意党天下的观点，如民主党派要求共产党开放政权），

　　8：涉及肃反与三五反运动及其积极分子10人次

　　9：涉及人事及职业自由4人，

　　10：农民生活困苦及物价上涨 5人

　　11：涉及到民主党派7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很好，但内容与形式要一致）

　　12：涉及取消政课，实行学分制（系钱伟长所说），取消党委制、学生毕业方案和档案要公开。（成都大学生的普遍要求）

　　13：宪法是空架子，国家政治生活极不平等（川师学生张文亮）。

　　14：涉及到学校的事情10人。要另组由非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组织共产主义联盟，对现在的共产党进行监督。目的有三：一条是实现真正民主，一条是清除三害，一条是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川大周时亨）。现在不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是党员专政，是党天下。现在的民主是假民主，是独裁专政，选举是做样子（川师李志立）。地院龚慕麟说“只有马列主义是不好的，为什么不许有别的主义存在呢”，“我不承认有阶级，划分阶级是错误的，我知道你们有阶级，我不代表任何阶级”。

　　15：同情流沙河的毒草16人。

　　五：冯元春、董时光、李昌明言论概说

　　冯元春、董时光、流沙河当时四川三位大右派，但除了流沙河先生因诗及写作出名外，其余二位很多人并不了解。他们三个人的言论当然不能代表四川右派的言论，但从中也可以分析出右派言论之一斑。

　　关于冯的言论出现在《内部参考》和《四川右派言论选辑》中，这里插说一下我这次看到的《内部参考》。囚徒困境与信息不对称。《内部参考》与李煦和曹寅的奏折制度。1957年6月9日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在川大贴出大字报，说6月12日要作一个演讲。据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此材料为省委川大工作组所发）说12日有二千多人参加。冯元春的演讲标题很长“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的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其主要内容有：1、毛主席的特权思想和个人崇拜——从高饶问题——胡风问题——毛儿媳女留学问题谈起（毛完全是搞个人崇拜，借机搞政敌，别人没暴动，把别抓起来，是违宪。同时说高饶侮辱妇女，但为什么没有妇女指控他们呢）；2、胡风案件（是典型的将学术文学问题政治化，宗派主义倾向，是文字狱）；3、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毛曾是农民，但1954年发生的粮荒根本不管农民死活）；4、共产党的剥削有四个方面：臃肿的官僚机构、党员是上等，团员是中等，群众是下等、奴才论，共产党喜欢用奴才而非人才、党团员都是便衣警察。5、共产党没有面向生产，没有面向科学。成天搞阶级斗争，对苏联照搬，毛没有一点民族气节。6：铁托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观点均载于《四川省右派言论选辑》（第一辑）以及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6月18日。与冯元春齐名的还有化学系的周时亨组织的“共产主义联盟”，风雨社的“佛教与共产主义”。

　　董时光的主要言论。一、党群关系（党员与非党员都有两面性，党员业务差，政治优越，非党越则反之。政治吃香后党员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二、高等学校的领导问题（以才为先，党员不应该有优先权，反对党委制）；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结合他在西师四年的实际经验，罪名是说怪话，反领导，就因此只让他当讲师，而那些听话的不学无术的却是教授副教授）；四、要纠正各项运动的偏差；五、关于民主问题；六、关地政治课的问题。

　　1957年6月，当时成都铁路管理局职员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化名，发表《为胡风鸣不平》的长篇演讲，这个演讲见于（《内部参考》1957年2251期，第98页）和《四川右派言论选辑》（第三辑）。 其主要论点如下：第一，以大量事实说明胡风没有反革命身份。二，如果说胡风参加过“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1937年作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及大部分起义人员将同罹此罪。 第三，与陈焯之关系仅为一般社会关系。不是反革命组织及工作关系。“所周知，周总理与蒋介石集团中多人往还，宋氏三龄见解各殊，均未认作反革命关系，何独胡风别有看待”。第四，胡风集团只能是一些偏见的学派，五四运动前后的创造社、新月派、语丝派，互相攻击，极尽诋毁、污骂能事，郭沫若攻击鲁迅所用辞汇其恶意不在胡风之下，鲁迅与梁实秋论战作用语词亦尖锐之极，可见文人相轻，历史皆然，不能对胡风有所偏颇。第五，从法律观点看，胡风集团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国家有形的损害。“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上无一条对胡风集团适用，全世界任何一国民法、刑法（包括苏联在内）均未载有以文艺形式对文艺问题上的意见或攻击足以构成的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罪。美国的斯密斯法（Law of Smith）对国内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的迫害均未在学术领域或文艺范围内引用，也未有这种事实。”

　　六：关于右派言论的基本看法

　　我对他们在彼时的高压下和短暂的鸣放中，所绽放出的思想之花，表示敬佩。我尊敬他们的言说努力，更同情他们的遭遇，但也据实而谈我右派言论的一些基本看法。

　　1：右派言论与意识形态认同（意识形态恐怖）之间的紧张。我认为如果包括台湾的话，在一九八七年以前，中国一直没有西方意义上或者说政治上意义上的政党，有非常强的帮会性质。这样的党，必有极强排他性，力倡阶级斗争，主张暴力革命，喜搞群众运动。垄断无孔不入，主宰生活中的一切，必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2：右派言论与其所受教育。目前我发现年龄比较低的右派分子，虽无右派之名，但有右派之实的就是未成年人，亦即出生年龄的上限基本是1940年，而下限在则独及晚清出生的人。其间以清末民初与三十年代出生的人较多，前者是成人知识分子，后者是以大学生为主体。这样的基本教育底子，使得他们对自由有相当之体认，对党派有一定的排斥，哪怕是经过七年的改造，依旧不泯其自由之心。如果从小学开始就接受的共产党的基本教育，其质疑政府与人权的争取能力，无疑会减弱不少。

　　3：这些言论涉及到各个方面，但很少涉及经济方面，即涉及到也是工商业者关于定息不是剥削之辩驳，很少涉及到公有制对自由的伤害。如果把五七反右的基本言论，也视作自由知识分子的余脉的话，他们的言论基本上继承了中国自由义知识分子对经济自由缺少关注的一贯做法。中国的积贫积弱，使得即便懂经济学的人，也充满着类同于凯恩斯的干涉主义，如马寅初先生等亦不免。胡适先生在二十年中期待别是1926年对苏俄有一阵子的认同，原因当然很多，比如当时知识分子的左倾，比如苏俄的对外宣传等，但也以胡先生在经济方面甚少措意不无关系。这一点都是哈耶克比他高明之处。此点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普遍缺乏，储安平、罗隆基等也不免。

　　4：他们看法很深刻，很勇敢，但也有共产党后来为了批判他们而断章取义夸大的一面。因为现在保留下来的右派言论，是经过他们“整理”的，虽能保持一种真实，但也不可完全相信。比如重庆纺织站右派蒋文扬先生，他看到我将他的右派言论贴到博客上，并将共产党所用的标题“我恨共产党”也贴上去，他说他没这样说过。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他几十年搞忘记了，但是这提醒我们在评价这些言论时，应该留有余地。其这蒋的恨共产党，是说我在“公司恨共产党”，早恨公司的共产党员，并非抽象地恨共产党，所以他对我在博客所弄出来的标题，表示不解。但蒋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天下”。

　　5：五十年前言论与今日言论同获罪的例证。西南地质局蒋仁德的日记被告发，其中有许多属于同事之间的牢骚，但在他在1955年7月1日里写了一则“今天是党的生活（日），也是大家的灾日”。〈十一是中华民主的灾难日》，被判颠覆国家安全罪十二年。陈昌枚批评本来是涨价，硬说是调价。和今天的统计官员，说中国的物价还不是世界上涨得最快的，何其相似的，不同的是批评物价可能不会被打成右派了。如北大历史系学生首先于1957年5月19日发的大字报内容是，“团代表是怎样产生的？”，1986年科大学生游行便是如此相同的质问（见方励之《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退潮》）。

　　6：言论中的创伤记忆与我们的重新构建。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亚历山大在《文化创伤和集体身份认同》一文认为，创伤是极可怕的事件。历史灾难中的客观模式和文化构建。

　　7：总体说来，有的言论亦甚受共产党的话语言说模式的影响，即充满阶级斗争学说和仇恨教育的影响,思维处于“人民日报化”和“新华社化”的状态之中。以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态度来批评共产党，这是一种言说上的悖论，即他们争取自由民主之思考都充满着不少专制的因素。即他们的思路里也充满一些阶级斗争学说的成份，对歧视他们虽然很看不惯，但他们看不惯的歧视，只是与自己身份有关的歧视，如所谓工农子弟没有得到重视，相反倒是那是剥削阶级出身的，阿谀逢迎，爬上去了（冯元春）。阶级斗争学说是一种公开的歧视性学说，但他们在评论社会问题，也不免受此种看法之害，而没有太高之认识，这是我们也不必为他们忌讳的。另外，冯元春对共产主义还是深信不疑的，就是1957年6月17日给陈嘉能的回信也说，“我最大的希望是美国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目前美国生产力还超过苏联12年，既然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那天美国已经准备好了物质基础，可以飞跃地突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川师李志立认为党不够纯粹，应该重新考虑党的性质，不全是工人阶级，他们背叛了自己。其实不在于党不纯不纯粹，而在于这党是不是一党独大，是不是允许公开竞争？

　　七：我对反右的“盲人摸象”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并非只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整肃。但不少研究者由于资料的缺乏，并且由于对四九年后中国政治制度没有整体的把握，加之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发表的诸多言论所造成中的整体影响，因此常把它只是当作事关知识分子的一场整肃运动。这个判断在知识界虽然有一定的市场，但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反右运动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党内到党外，从知识分子到农民工人，从成人到未成年人，从市民到军人，从尘俗之人到宗教人士。农民工人中的右派当然不叫右派，叫坏分子或落后分子；而未成年人中则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是承接着1957年而来的，名字叫1958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坏学生分为三类及四类学生，使他们身受其苦，现今大陆刚出的内部第一手史料，也是受害人亦即我的忘年交王建军先生所编《五八劫》，这里面有非常翔实的反应。另外，还有些东西，外界所知较少，如成都市佛教界返动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实录，档案完全在我手中，可以证明反右根本不只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整肃运动，从其迫害的深度与广度上来看，可以在某种程度看作是文革的预演。

　　既然不只是一场关于知识分子的整肃运动，那么反右中辩论不休的“阳谋论”和“引蛇出洞”是否就有根本性的意义？我认为这并不像大家热衷和想像的那般大。究竟是否引蛇出洞，是否阳谋，现在存在争议。存在争议，是由于档案的不解密，资料的不开放，研究的不自由，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即便开放我们也只有在占有资料的基础还原一个法律事实，进而无限接近于客观事实。即要完全坐实毛泽东的阳谋和引蛇出洞在反右运动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可能无法实现。当然研究毛泽东的“阳谋”和“引蛇出洞”可以看成是毛泽东本人的政治阴谋上一个“发明”，但事实上反右并不取决“阳谋”和“引蛇出洞”。阳谋和引蛇出洞并不改变反右的实质，只是毛泽东玩弄权术，让人始料未及而已。但事实上，有无阳谋，像反右运动这样的运动终究会在这样的制度下发生。换言之，反右运动绝不是一个偶发性的灾难，它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性质和制度实验所决定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毛在1926年2月1日《中国农民》杂志上早就说过，“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乃极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敌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痛恨与反智情结当然，不只是有些人所分析的那样，是因为在北大那段失败的经历所带来的报复。这种心理上的因素不能说对一个人做事不起作用，但如果只从此来判断，显然小看毛所属党及组织的统一理念，早在1922年12月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说过：“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拒绝同中国国内外的反革命力量结盟。应当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的动荡情绪，以便从中找到一些最有价值的坚定的革命分子，来组织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郭恒钰、基科连科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一卷》台北东大公司1997年91页）1947年10月27日谈统战的文章和11月30日发给斯大林的文章里，早就说到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以及抛弃民主党派的问题。

　　极权制度下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偶尔说过一些“重用”知识分子的好话，只不过是一种为专制服务的策略罢了，这和他们在得鼎之前大打名主自由牌，而在得鼎后，开创了极权新的里程碑，是同样的道理。“阳谋”还是阴谋，都只是毛整人的手段，是极权的统治手段，只是这手段太过侮辱人之尊严、人格和智商，使人特别愤怒而已。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四九年后整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比较特殊的手段而已。至于朱正先生在关于反右的评价时说，毛泽东有改善执政党的善良愿望，并因此与李慎之、张成觉等先生发生不同看法。我赞赏朱先生的冷静理性的态度，但他对极权制度为恶的判断与对毛的认知，未免太过善良。四九年后所发生的诸种灾难，可能都不能支持朱先生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