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出家——49岁，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终成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
行为新潮——82岁，始学电脑。如今，打字、接发邮件，轻松自如;
笔耕不辍——93岁，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100岁，《百岁新稿》问世;
神采奕奕——101岁，眼花耳背，但思维敏捷、行走麻利、甚至可以自行从三层楼下至一楼。
这就是周有光——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创制人之一。
“我今年101岁，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3月26日，早上9点。
在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朴素的居民房里，周先生在小书房里静静地看书。桌上，一杯温咖啡，两条白手帕，一个放大镜。
退休后，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以书为伴，以文寄思。当然，也会有人登门拜访，认识的，陌生的;国内的，国外的;老的，少的。
一墙之外，是喧嚣的街市。
一墙之内，是他“无轨电车”式的生活——读书、会客、休息。
我们的到来打破了书房的安静。周先生戴着助听器，即便如此，我们也需在他耳边大声说话，或者将问题写在纸上。他拿起放大镜，慢慢念着，随口作答。讲着讲着，周先生便笑出声来，孩童般乐不可支、合不拢嘴。
这位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四朝元老”风趣地说:“我今年101岁，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周先生有着似乎很幸运的经历:1946年底，周先生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工作，在太平洋过子午线的前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过了子午线，日子要重复一天，还是他的生日。接连两天过两个生日，真是难得。2001年阳历1月13日是他的生日，凑巧这天是阴历12月19日，也是他的生日。阴历、阳历两个生日在同一天，要大半个世纪才发生一次，这也是百年难遇的趣事。
人愈老，愈发童真。他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他92岁时，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几个字母搞了三年，太笨了!”
常州青果巷，出了三位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搬迁苏州。他是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上小学就读英文，但他更喜欢语文和数学。到了中学，许多课程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都用英文课本。他中学毕业时已能流利地用英文写文章了。
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家道中落，只能选择不收学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就读。那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招生，便去应试。不想，这一考还真考上了。但当时读圣约翰大学，要交学费200块大洋，他家经济困难只得放弃。幸亏姐姐的同事朱毓君慷慨大义，典当了自己母亲的“陪嫁”帮他凑齐了学费。在大学，周有光主修经济，辅修语言。
那时，他还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会成为中国语言文字走向现代化的推动者之一。
1955年，是周先生生命里一个重要的年份。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他对委员会主任吴玉章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吴玉章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
就这样，在49岁的时候，他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
其实，与语言学结缘，还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周先生说:“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他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汉语拼音。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因为在大学里读书教书，自学条件非常好。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加上他同时懂得中、英、法、日四门语言，干起语言文字工作得心应手。1955年，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
谈起转行，周先生回忆道:“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
他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并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是三不是”: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这些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在汉语拼音方案实施之前，简化字已经推行。周先生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他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成为大学教材。
他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使该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为什么要三年时间?因为ISO十分认真，还由于他们对中国不了解，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后来有人问我，你花那么多时间是不是值得呢?我认为非常值得。后来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当时我们都考虑过，经过研究和实验，可以说是科学的。当然，不能说是完美，也有缺点。利弊共生，不好改，改了其中一点，就在别的地方会出现另一缺点。我的朋友们开玩笑说，这几个字母你们搞了三年，太笨了!”
他们骂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1969年，周先生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
周先生曾这样写道，“在宁夏平罗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和我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是犯法的，因为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影，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于是，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二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先生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搞学问就要思考。他们骂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只吃饭不干事。从外表看，他们是对的，可是他们不知道搞学问的人他要思考，你看不到他的活动的。这就是说，一种人的生活，另外一种人很难理解。”
对周先生来说，思考是一种习惯。看守白菜窑，他每天要把所有的白菜翻看一遍，将开始发烂的拿给炊事班去烧。他说，整个一冬天，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好菜。这件事引发了他的“白菜理论”:烂了才吃，不烂不吃，吃的全烂。
人愈老，愈追求真理。周先生说:“胡适说中国人为什么不进步呢?什么东西都要子曰，子曰是孔夫子讲的，这一来思想就束缚住了。我们不能什么东西都用子曰开头，要独立思考，有科学思想。”
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先生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周先生说，鱼在水中看不清地面。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看中国是什么也看不清的。观察自己的一生也要跳出自己。
“这种大人物，他说一句话，有千钧之重”
1947年与爱因斯坦的见面，对周先生而言，很多细节都遗忘了。
“我到美国不久，一个朋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教授，他跟爱因斯坦是同事。一次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很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他非常随便，一点都没有架子，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
周先生回忆:“美国研究原子弹，当时打仗，经济紧张得不得了，研究原子弹需要很多钱，这钱投进去原子弹到底能不能造出来，谁都不知道。罗斯福总统不敢签字，就去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讲了一句话:That'spossible。那是可能的。罗斯福听了回去赶快签字了。后来原子弹果然研制出来了。这影响大得不得了。对这种大人物的贡献，你不能拿普通人来衡量他。他说一句话，有千钧之重。爱因斯坦读书并不好，大学都考不上。所以说考试只能测量你的记忆力，不能测量你的理解力、创造力。今天我们对青年和小孩的教育方法恐怕要改改。”
周先生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是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就有故事”
谈话间隙，周先生便端起那杯温温的红茶咖啡。“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有一个好习惯，每天上午10点钟喝咖啡，这是从外国学来的习惯。喝咖啡的时候我们都是举杯齐眉，古代人举案齐眉，我们是举杯齐眉。举杯齐眉就是相互敬重，夫妇当然要相互爱，但光是爱，还是会发生矛盾，还要相互敬重。”
周先生的夫人是张允和。叶圣陶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四个女儿中，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于是，周有光与沈从文便成了连襟。
“沈从文很有意思。当时胡适说，你写的小说很受欢迎，就来大学教书吧，教怎样写小说。但沈从文不会讲课，你要让他讲怎么写小说，他也讲不清楚。当时沈从文是老师，张兆和是学生。后来，时间长了，沈从文就给张兆和写信，但是张兆和看也不看，沈从文呢，你看也好，不看也好，就是一直写。张兆和生气了，拿着信去找胡适校长，说'您看，他是我的老师，怎么能乱写信呢’?她以为胡适一定会同情她的，没想到胡适思想很新，说'沈从文又没有结婚，这不是很正常的么’？胡适最后来了一句，张兆和就更生气了:'我跟你爸爸也挺熟的，要不要我跟你爸爸讲一讲啊’，张兆和气得不得了，甩了袖子就走。就这样，沈从文依然写信，你不回信也没关系。后来他们就好了。”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面就有故事，要是没人开这个门，我自己就忘了。”推开曹禺先生这扇门，周先生便把我们领进去了。
“当时曹禺的衣服破了，冬天，耗子在夜里跑到他棉袍的隔层里去了。他白天穿上了，'呦，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发抖啊?’他还以为自己在发抖，在生病呢。其实是耗子在里面动呢。这是他的一个笑话。他的夫人郑秀呢，是洋学堂里出来的，很讲卫生，天天洗澡。曹禺却很不讲卫生，郑秀每天强迫他洗澡，那时候每天洗澡是很少见的，他就懒得洗，在洗澡房里一边看书一边拿手划水，划不是有水声么?就骗郑秀说洗了澡了。”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以前我没有考虑过，后来我觉得是：1.我不吸烟，不好酒，只喝一点啤酒。2.宴会上不随便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吃的还是要家常便饭。3.平时讲究卫生，天天洗澡洗头。4.乐观，坏事情里也能看到好事情。5.晚上10点左右睡觉，早上7、8点起床，睡眠很好。中午还要睡一下，生活比较有规律。”
周先生饶有兴趣地说：“我结婚时，我们家的老妈妈就偷偷地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不行啊，这一对夫妇只能活到35岁。我当然不信了，可是觉得很有趣，现在两个35岁也不止了。”
周先生百岁时，晚辈们为他制作了一个精美的纪念画册，大量珍贵照片，勾勒出先生一生治学、家庭和生活的轨迹。数十位晚辈绕膝，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令人感动不已。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夫人张允和的话，是对他最美的祝福。(黄卓、魏雯对本文亦有贡献)（主题照片为本报记者郭红松摄）
■成果解读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研究中心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其成果主要有：
一、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
二、研究中国语文的现代化问题。1961年出版《汉字改革概论》，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词的结构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等，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
三、研究比较文字学和文字的发展规律。周有光研究发现，文字的特点决定于文化（包括宗教）的传播，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他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
四、研究中文的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周有光致力于研究无编码的“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可以作为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他提出“两个双语言”建议，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急需实行两个双语言：方言和共同语的国内双语言；汉语和英语的国际双语言。
■人物影集
爸爸说过，观察自己的一生要跳出自己。后来他的确跳出了自己。他从中国人的识字问题，到世界文字发展、比较文字学，进而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研究结果出了三本书。他对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系统地把知识组织起来是很有帮助的。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青果巷。1923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读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1927年至1948年，先后任教于光华大学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1949年上海解放前夜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先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学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中方三顾问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应邀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等课程。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育组副组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