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特约记者：艾 仰 桦

    自从习近平一年前的春天坐进上海市委书记的交椅，半年后又更上一层楼成为中国决策圈的第六把手、未来中国的首席接班人，对于习近平的剖析、追踪和猜测，已经汗牛充栋。《太子党和共青团──习近平PK李克强》（明镜出版社）一书更是做了详尽的探寻。

    为什么中共两代领导人最后选中习近平？从他的家世，从他的个性，从他的从政资历和人事渊源，甚至从他的著名歌星夫人……有了大量评述文字。这都非常必要，但还不够全面。人们很难设想，江、胡仅仅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初与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亲密战友，仅仅因为习近平本人的低调朴讷、少有政敌，仅仅因为党内各种利益集团、派系互不相让，便推出这一个妥协人选，将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将八十年历史的老党，也将所有新老权贵家族的命运，一骨脑地交到他的手里。

    “习近平为何能成为王储”？这是一个大问题，探寻才刚刚开始。

    从福建调浙江：醉翁之意不在酒

    习近平是“太子党”，是“清华帮”，早年给耿飙当秘书，有三年现役军龄，有法学博士头衔……这些条件都很重要，但是，对高层和民众来说，他的政坛轨迹更受重视。早年他在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书记只是“实习”而已，令他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传言被作家柯云路作为素材原型，写成了小说《新星》，《新星》第一句话：“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似乎也应验在习近平的仕途上。

    1985年他32岁时，去了福建厦门，从副市长干起，逐级提拔为宁德地委书记，省会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3年9月进入福建省委常委，1995年10月任省委副书记，1996年交卸福州市职权，到省里走马上任，随后是副省长、代省长，1999年1月当选为省长。

    干了两年多，他被中央调到浙江，2002年10月12日，在浙江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被选为浙江省副省长、代省长。这时，正是中共十六大前夕，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是张德江。

    习近平接替了比他整整大一轮12岁的、本乡本土的原省长柴松岳。水电出身的柴松岳，从1988年当副省长算起在浙江省级岗位干了14年，此时辞职调去当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

    习近平在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张德江则进了政治局。当时人们还以为张“入局”是浙江省地位暴升的标志，没有想到张德江立刻被调去广东，习近平当代省长才三个月，就升为浙江省委书记，省长一职还没有到手，就转给了比他大七岁的吕祖善。

    吕祖善是浙江杭州人，学航空机械出身，1993年起任浙江省委秘书长，一路晋升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副书记。2003年1月在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浙江省长。

    中央对浙江的人事安排为何如此多此一举？为何不一步到位，让习近平直接接替张德江当省委书记，让吕祖善直接取代柴松岳当省长，而要让习近平先当三个月代省长？

    有人说，这是要吸取俞正声十四大上进不了中央委员的教训，所以抢在十六大前将习近平调到浙江。此说显然并不合理：习近平在福建已经是省长，调到浙江，刚开始只能挂副省长、代省长，反而不如在福建更有入选中委的资格。

    其实，中央如此不怕费事地折腾，一个直接用意，是为了给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卢展工让路，让卢进入中委。中央准备让卢展工接替习近平，但是如果不在十六大前让他在福建当上代省长，很可能被十六大代表们在选举中差额下来——毕竟，省委书记和省长是当然中委，而省委副书记就未必。当时，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已经被诊断出患不治之症，中央对福建班子有了腹案。后来，卢展工果然进了中委，2003年1月正式当选省长，5月宋德福住院治疗后，中央明确卢负责省委日常工作，第二年4月，中央决定卢展工代理福建省委书记。

    不过，这样一来，习近平给卢展工让了位，却给浙江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吕祖善挡了路——吕就无法进中委了，三个月后当上浙江省长的吕祖善，在十六大上只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长话短说。习近平2002年10月调到浙江，到2007年3月他去上海主政，将浙江省委书记职权交给空降来的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四年半内，是他被中央选为王储的关键时期。

    浙江：中国经济的头羊

    消息人士向多维社透露，习近平很早就被包括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在内的中央高层列在重点考察、培养的接班人名单上，对他的每一次提拔、使用，都可以看出中央放手锻炼的意图。但是，是他在浙江这一段工作，令他从后备名单好几个同辈人选中超出。

    从2002年秋到2007年春，究竟浙江发生了什么，让习近平在高层眼中脱颖而出？

    浙江省的人口约4677万，该省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全国排名第四、第五（前三位是上海、北京和广东），2006年，全省生产总值15,649亿元，5年年均增长13.6％；人均生产总值31,684元，年均增长12.5％；地方财政收入1,298亿元，年均增长25.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2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335元，年均分别增长10.8％和7.9％。

    浙江经济强省的优势还凸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500强民企数量浙江第一。在2007年全国500强民营企业排名中，浙江占203席，居全国第一，比江苏多100家；在浙江的百强民企排序中，超百亿元的航母也增加到14家；

    二是浙江私企投入巨资开发新产品。2007年浙江大批企业的巨额投资从固定资产转向了新产品开发，2007年私营企业投入的新产品开发资金达316亿元，涌现了近百个行业技术中心；

    三是利用现代化技术提升贸易成交量。轻纺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众多专业经营户利用网络，把生意拓展到省外，跨出国门。据统计，2006年浙江市场的总成交额、出口额分别达到了8,647亿元、313亿元。浙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活标本。

    现在，人们对浙江的富，有了深刻印象。其实，1978年之前，浙江只是中国一个中等偏下的省份，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因为地处东南沿海，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要准备打仗”的岁月，位于最容易受到“帝修反”攻击的前线，所以中央决策不在浙江发展重工业。据记载，改革开放前的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

    但正是浙江的这种历史原因，无心插柳柳成荫，使该省国营包袱较小，无意中成为“自组织市场”的试验场。在改革开放以后，依靠企业制度创新和政府职能转换，促成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温州，早在改革之前就不时推出制度创新，又在改革之后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这些发展的动力，是非正式制度：浙江尤其是温州的重商文化传统、晚清文化变迁中成型的市民行业公会自治传统，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被掐断，但在改革开放中似乎重新接续上了社会和文化发展脉络。

    浙江道路：定义与核心

    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学者胡鞍钢最近归纳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浦东之类为第一世界，浙江之类为第二世界，农村地区为第三世界，边远山区为第四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把部分行政和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也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竞争，推开了大门，浙江才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太子党和共青团──习近平PK李克强》一书日前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几位作者此前合作撰写的《十七大之变》一书，准确预言了中共最高决策层新老交替的人事更迭，加强了他们在本书中所提出的各种论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浙江道路是什么道路？有人言简意赅地说：浙江发展的显著特征和独特魅力是：通过“富民”实现“强省”。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走访了绍兴、宁波、台州和温州等地，在《联合早报》撰文，对浙江道路也做了类似归纳：发展动力来自内部，经济立基民营资本。

    他认为，一直支撑着该省可持续发展的是内生型民营经济。上世纪80年代，浙江民营经济在恶劣的外在环境下辛辛苦苦地生存下来，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后，民营经济具有了合法性，发展速度加快。

    中国沿海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再到京津唐、渤海湾很多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来自外来资本。尽管外来资本的确推动当地经济，但也滋生越来越多的问题。郑永年列举说：资本进来了，技术不见得进来；高密度的外资严重制约着本土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外资也制造房地产等行业的经济泡沫。浙江则没有这样的情况，“20多年间，民族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足以和外来资本相抗衡”。

    不仅资本来自内部，产品也是先抢攻内部市场为主，出口为辅，全国各个角落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浙商。很多沿海地区主要依靠低廉劳动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高度依赖于出口导向。而浙江经济不同，更稳定和更具有可持续性，更能承受外部国际市场的冲击。80年代，浙江温州以“假货”闻名，但是现在完全改观，浙江技术创新能力比其他地区高出很多，更具有自主性。近年来浙江产品在发达国家经常遭受地方贸易保护主义“反击”，从一个侧面反映浙江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郑永年还注意到，浙江劳工状况远较其他地区好。在中国一些台资、港资和韩资密集的地区，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劳资关系也很紧张。但在浙江，侵犯劳工权益情况相对较少。这与浙江重视本土资本有关：外来资本是为了赚钱，尽量利用廉价劳动力，很难表现出社会责任感；而本土资本则受地方归属感等因素影响，劳资关系相对和谐。

    此外，在浙江，企业、政府和社会往往相对独立，互不依赖，可以互相制衡；而在中国其他地区，官商搅在一起，社会就很难制约企业。

    持有这种看法的，不仅是外籍华裔教授郑永年一人，中国科研和政策调研机构也越来越重视浙江：浙江的实验能不能给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一条可行模式？浙江的民主建设是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一个雏形？浙江是不是走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第三条道路？

    挨骂甚多的改革派学者高尚全，反对“政府控制和配置全部资源、包办所有企业”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人民社会主义”，认为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正途”，他举例盛赞的正是浙江经验。曾在《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南风窗》担纲的章敬平，2006年元月出版专著《浙江发生了什么》，指出：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将带来民主创新的活力，将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动力。

    中科院和社科院争相总结“浙江经验”

    中科院组织了大规模的浙江调研，派出各分课题组，最后形成了专题调研报告，2006年7月底，召开“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课题成果汇报暨研讨会，提出：浙江经验的普遍意义在于“领会了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人的问题”。

    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完成了从经济实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省份向经济大省、强省的转变；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后来居上的成就，人口结构实现现代转型，就业结构逐步实现高度非农化，新的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报告特别称许浙江建立了广为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

    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组织了“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研究课题组，与浙江省合作调研，从2005年启动，历时一年半，形成包括总报告与五个专题研究报告在内的共140多万字成果，正式出版《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浙江》。报告肯定浙江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近年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又取得了新鲜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这些研究报告并非给王储习近平拍马之作，调研时间多是在2005年到2006年进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到习近平后来会“一飞冲天”。毋宁说，倒是这些调研报告所总结的浙江经验，让习近平给中共高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报告，肯定了经济发展的成功，为浙江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更加自觉地积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浙江提出的“八八战略”，是全面发展的战略，推进依法治省、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建设“平安浙江”，不是狭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

    习近平有什么功劳？

    知情者透露，习近平由福建调来浙江，出乎他自己意料。他原以为上级可能调他到陕西或西部某省，因为他原籍陕西，又在那里插队。当年在西北务农的经历，使他深切体察农民疾苦，建立了影响一生的感情联系。1975年，当他被“推荐”上清华大学时，家家户户请他吃饭。告别那天全村人没出工，送了他十多里，十几个年轻人步行60里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房里打地铺。第二天又一同到照相馆合影，那是山里人第一次照相，花了5.50元，习近平要付钱，同伴不让，你三角、他五角凑齐了。

    他早年的有些经验到今天还管用。当年他发动社员办沼气，陕西有关部门还召开推广现场会。2005年3月22日，习近平在两年多中第七次到浙江淳安视察，参观下姜村的沼气池，自称是沼气“专业户”，要求把这件事办好，让群众真正受益。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2008年2月推出题为“习近平：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的专题，全面推介了习近平：

    习近平一到浙江，就马不停蹄地展开调查研究。那年浙江GDP位居全国第四，老百姓富足安康，不少人以为，到浙江当官多省事，稳住现有局面就好。但是习近平不这么认为。他觉察到，浙江的市场经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制度和法治的基础建设，成为确保其继续沿着正确道路发展成为“好的市场经济”，即“和谐的市场经济”，而不致转向“坏的市场经济”的关键。

    实际上，进入新世纪，浙江经济受到要素制约，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企业产品附加值低、创新能力不足等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习近平把苏东坡《晁错论》中一段话挂在嘴边：“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面对瓶颈，初来乍到的习近平2003年3月在关于《浙江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讲话中说，将约束看成鞭策，强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用20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人口规模、素质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把浙江率先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省份和“品牌大省”。

    当时看，这一看法似乎超前，随后几年，浙江遇到普遍的能源供给不足，土地资源紧张等不协调情况，反证了习这一席讲话已经预先点到现实经济运行的症结。

    要做到这一点，阻力是不小的。社科院报告中就说，经济增长率、利润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企业产销率、劳动生产率一度都有所下降，2005年一季度工业企业利润还出现1999年以来首次负增长，不少增长指标落到全国后列。但浙江省委、省政府充分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下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习近平凝聚心血最多的一项举措，是在经济上与上海一争高低的“八八战略”，该保的保、该压的压，改善需求结构，提升效益，确保投资合理增长。2006年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7％，实现生产总值增长13．9％，城乡市场消费均增长14．6％，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态势，也初步实现向高效生态农业的跃升。全省涌现出10,236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30个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县。2006年，全省农业增加值为923亿元，比他上任前的2001年增长17.4％。浙江从“资源小省”到“万亿富省”，进入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

    5年来，民企掀起一股“创牌”、“护牌”热潮，全省已涌现109件中国驰名商标、195个中国名牌产品，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产业的“价值”也更高，2006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是2001年的3.2倍，年均增长26.4％。“浙江制造”走向了“浙江创造”。

    2006年，浙江民营经济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65％以上，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0％以上，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4项最能反映民营经济综合实力的指标连续八年位居全国第一。

    400多万浙商在全国各地投资累计约5,320亿元，创办企业约9万家，年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浙江还在116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了1,974个项目，境外投资企业数位居全国第一。

    2003年，习近平接过帅印，浙江省委提出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又通过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将浙江的资金、人才和体制机制优势与当地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互利共赢。习近平当政的四年半，全省进出口额分别年均增长33.5％和34.4％，出口规模居全国第四位。

    浙江民主有“习近平特色”

    从习近平的从政轨迹中，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为政以德”的脉络。他从民本思想出发，在主政的浙江，在不致动摇“党本”的框架下，探索了还权于民的若干举措。

    简而言之，“江浙模式”的特点是主要依靠区域内部或国内资金积累和转移，对外资依赖性较小，依托国内销售市场，全面推动地域经济的市场化和高速增长；“华南模式”则对外资依赖性很大。

    “江浙模式”内的“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其实很不一样：所谓“苏南模式”或“江苏模式”，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所谓“温州模式”或“浙江模式”，是以发展私有民间经济为主。

    “苏南模式”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取得辉煌成果，企业盈利可观，部分利润被用来建立学校、乡村的养老院，一个村庄甚至可以办期货交易所。不过，乡镇集体企业虽属于民营企业范畴，其产权制度是一种集体产权制度。有学者归纳说，“苏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从村、乡、镇政权对乡镇集体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权，可以视之为“（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

    而“浙江模式”不一样，是以私人产权为主，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政府的作用虽然重要，但只是促进性、辅助性、倡导性作用，而并非主导。

    经过二十多年“马拉松竞赛”，最终分出了高下。学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一块试金石，“浙江模式”的生命力经受住了考验，“苏南模式”却遭遇严峻挑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金融中心项目研究员冯兴元，撰写《“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一文认为：“苏南模式”在经济腾飞初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时代不同，政府作用也不一样，随着市场规范化、一体化程度提高，一些市场扭曲因素得到纠正，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生作用，只有交易成本较低的企业，才能最终胜出。个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之类，产权明晰，交易成本就低，而“苏南模式”中乡镇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交易成本就高。乡镇企业承担大量社会政策职能像办学、修路、修养老院、补贴农业等，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之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变化而加剧苏南经济滑坡。此外政府干预和政企不分也带来很多腐败问题。

    亚州金融危机更使多数乡镇集体企业的外部环境恶化，暴露了原先掩盖的经营和制度问题。1998年，苏南乡镇集体企业不得不改制，大多把乡镇集体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仍然未改观。许多县市考虑进行“二次改制”，方向是政企分开，打破乡镇村“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经济地方化格局必须让位于市场化格局。“二次改制”说明了“苏南模式”的过渡性，由此出现一种趋势：苏南经济发展路径，向“浙江模式”靠拢。

    冯兴元指出，浙江改制在全国最为彻底和超前，行政经济色彩已经非常淡薄，这有利于企业通过购并重组扩大企业规模。他强调：“浙江模式是可扩展的，可以扩展到苏南，也可以扩展到我国其他地区。这种扩展虽非一朝一夕之事，却是一种长期趋势。”

    ◆提拔习近平意味着肯定浙江模式

    从以上观点来看，提拔习近平，就有着意深味长的内涵了。如果将他和李源潮、张德江，分别看成是浙江模式、江苏模式和华南模式的代表，那么，在十七大上他的地位比李源潮高出一筹，对张德江后来居上，就不仅是派系博弈、个人竞争的体现，而有了发展模式取舍的意味。正如郑永年所断言的：80年代人们说“中国的发展要看广东”，但在今天，则可以从浙江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浙江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说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浙江改革发展三十年，功劳当然并不能归于习近平一人。但是习近平恰恰在最近几年在浙江主政，他的眼光和决心对浙江转型起了重大作用；也正是在他主政期间，浙江道路在与其它几条道路的竞争中，最终胜出，被高层认定是中国未来最可行的道路。

    习近平说：“浙江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许多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比全国先期遇到，比如促进社会公正问题、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治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显性化与群众越来越高的预期，在一些方面已成为突出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够和谐的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

    这番话，说明他很早就将在浙江主政的实践，有意识地灌注了为全中国的发展趟路子的意义。难怪为数不少的学者，在研究了浙江的经验之后，断言习近平“是一个正在影响中国的人物”，而将他高升为王储，视作浙江经验将在全中国范围得到传播、复制的标志。

    （ 原载《多维月刊》·2008年6月21日·多维新闻网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