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76】法制日报：反思瓮安事件，民生的背后是民权（转载） 08.07.24 from wwcc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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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反思瓮安事件，民生的背后是民权
从一起刑事案件的定性之争，到一场严重的打、砸、烧群体性事件，这两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不幸的是，最近在贵州省瓮安县发生的严重群体性事件，将这两者联结在了一起。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说，发生这件事，是因为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瓮安事件的发生，理解为一种“偶然的必然性”作用。 没有人能完全控制偶然性事件，但我们完全可以、而且也应当关注必然性趋势。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反思瓮安事件，我们必须超越事件表面的偶然性困惑，触及政府治理的结构性问题。 瓮安群体性事件背后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不满、不服。而这种民众对政府关系上的“三不主义”，正是瓮安事件的必然性原因。 如果存在这种民众与政府关系上的高度紧张，任何一个偶然的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不应有的过激社会行动。 瓮安所出现的民众与政府关系扭曲的情形，在我国基层治理层面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反思瓮安事件，不仅需要跳出偶然事件的表象，还需要跳出个别化事件的细节之争，去反思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应有的扭曲和变异。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问题，就根本意义上看，就是民众在政府治理和公共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问题。民众的角色和地位，与我们一直强调的民生、民权、民主等建设和谐社会理念息息相关。要消除出现在瓮安的那种必然性，必须真正将民生、民权、民主作为政府经济和社会管理活动的核心目标。 构建和谐而具有建设性的政府与民众关系，必须真正关注民生。政府应当将当地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利益分配的公平、各种各样的民生需求等，作为日常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关注民生问题，在当前最突出就是要将民众的温饱、就业、治安、医疗卫生、最低保障等问题提上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议程。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的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底线，也是和谐社会的“底线”。如果底线失守，人们在内心充溢的焦虑，便会转化为对当地政府的失望、怀疑和不满。 保障民生，为民众谋福祉，一直是中央高度关注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在政府与公众关系上，民众的声音一直很弱，民众本来享有的权利并未得到充实，因此在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活动中，在涉及到民众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并没有有效的发言权和控制权。换句话说，民生问题其实是一个民权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之所以无视民生疾苦，甚至敢牺牲民众利益而追求自己或者特定利益团体的私利，就是看到了民众权利的虚弱。因此，保障民生，既需要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关注，更需要通过激活和充实民众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政府能“硬”起来，与政府展开理性与和平的交流沟通。 以民生为依归，以民权为途径，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民生提出了政府的目的，而民权指明了实现目的的道路，也明确了政府与民众关系中民众的角色和地位。要使民众的应有角色真正“到位”，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治理，转换社会治理的模式，从传统上那种以政府为惟一核心的“管制”模式，向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民众与政府“参与合作”模式转变。以民生为本、以民权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使民众与政府以一种有序、和平、制度化的方式进行交流、获得互信和理解，释放日常摩擦所产生的能量，从而在根本层面上超越“偶然的必然性”。(作者:王锡锌，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
瓮安事件，群众为何会不明真相？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没有错，但前提是群众必须拥有充分、权威的信息源，供其分析甄别。 瓮安“6·28”打砸抢烧事件刚平息不久，7月3日，陕西府谷又发生了群体性警民冲突事件。两起事件前后相隔不过数日，虽然事件的性质和程度不同，但都是由简单的案件或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官方定性也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黑恶势力(或不法分子)煽动利用”。 目前，两起事件都得到了及时稳妥的处置，当地秩序也都已恢复正常。但痛定思痛，有必要好好反思，为何简单的案件或纠纷会演变成群体性事件，为何本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众，会这么容易被不法分子煽动利用呢？ 群众为何会不明真相？应该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没有错，但前提是群众必须拥有充分、权威的信息源，供其分析甄别。 如今，在某些地方，在信息资源掌控能力上，掌握公权力的政府部门和群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政府部门只有及时发布信息，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用，方能取信于民，这也是维护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条件。 在资讯与传播手段越来越丰富的今天，某些政府部门如果仍习惯于逢事“捂盖子”封锁消息，谣言就会走在真相前面。政府部门失信于民，不法分子就会趁机煽风点火，一旦遭遇偶然事件激发，就很容易引发事端。“谣言止于公开”，因此，政府部门只有做到公开、透明，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让公众第一时间知道真相，群众才不会被不法分子煽动利用。 政府部门做到及时公开真相，当然是必要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做好平时的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谈及深层原因时说，“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可见，如果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与事件本无直接关系的群众就可能被煽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瓮安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领导干部只要真正把执政为民的施政理念外化为自觉的行动，不法分子再想兴风作浪就没那么容易了。 相关新闻： 更多精彩新闻 点击进入 >>>
瓮安事件当事少女李树芬三次尸检内幕
2008年07月09日 10:11中国新闻周刊
★ 本刊记者/蔡如鹏(发自贵州翁安)
第一次:对尸表的全面检查 2008年6月22日——李树芬的遗体打捞上来那天，胡仁强正陪妻子在贵阳看病。中午，他接到单位的电话，“有个女孩淹死了，要做鉴定，你尽快回来”。 56岁的胡仁强是瓮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科的副主任法医师。除他外，局里的法医还有两人，但一个正在沈阳学习，另一个则在见习期间。 18点多，胡仁强回到了瓮安。他立刻给刑侦大队城区中队中队长唐仕平打电话，让他通知死者家属准备尸检。前往停放尸体的西门河东岸的警官除胡仁强之外，还有唐仕平、22岁的见习法医魏鑫、技术科科长周芳沁等4人。 由于怀疑李树芬不是自杀，死者家属租了一个冰棺将尸体冷冻起来，停放在出事现场。家属还从附近的居民点接来电线，还在冰棺上用竹竿和编织布搭起一个简易的棚子。 当胡仁强一行人到达时，围观者已经聚集在狭窄的河岸边，“大约有六七十人，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女孩的死因”。当时，人们都觉得李树芬自杀的原因“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这太蹊跷。 在与死者家属简单交待后，胡仁强开始检验。 检验时，李树芬的父亲李秀华、母亲罗平碧、干爹谢新发3人站冰棺一侧；胡仁强、魏鑫、周芳沁3人站在另一侧。整个过程中，魏鑫负责记录、周芳沁负责照相。 李树芬被打捞上来时，脸的右侧有一道明显的划痕。由于“不相信她是自己跳下去的”，因此，李秀华怀疑这是“抓扯留下的痕迹”。 但胡仁强发现，这道1.5厘米长、0.1厘米宽的划痕“比较浅”。他告诉死者家属，如果是手抓的，“宽度应在3毫米以上，并且能看见脱落的表皮”。 “这很可能是水中漂浮物擦伤造成的。”胡仁强分析；但李秀华不愿认可这种推测，“为什么就一种可能，也可能是抓扯时用刀逼的……” 由于这道划痕不是致命伤，双方都没有进行深究。 接下来，在褪去死者衣物后，法医对尸表进行了全面检查，“头部、颈部、胸腹部、腰背部、臀部、双上肢和双下肢均未发现损伤”。胡仁强说，所有的检查都是按照尸检程序进行的，而且当着亲属的面。 但整个过程，没有检查死者的外阴。 胡仁强的解释是，当时家属并没有质疑是奸杀，而且“当着直系家属的面，检查那里，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除了脸部的划痕外，其他较明显的尸表特征包括死者右鼻腔里有“(音同军)状泡沫”，左鼻腔有“夹杂着泥浆的血性液溢出”，口唇和双手指甲发绀，“呈青紫色”。 胡仁强说，这些都是典型的溺水死亡的特征，“据此可认定李树芬系溺水死亡”。 大约40分钟后，尸检结束。 在突然失去女儿并等待了整整一天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李秀华觉得心有不甘。但这个长期生活在山里的农民又说不出什么，最后在尸检记录上签了字，按了手印。 胡仁强等人离开后，家属们越想越想不通。这样“拿着手电随便照了照”的检查，实在让他们无法接受李树芬突然离去的事实。最后，他们决定去县公安局的上级黔南州公安局，申请第二次尸检。 这让胡仁强很意外，“当时他们并没有提出异议，也签了字”。 “西门河经常淹死人，此前我至少做过5次类似的尸检。”胡仁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中一次捞上来一名中年妇女，也是溺水死亡。后来调查表明这名妇女患了癌症，同时孩子考上了大学，她担心家里经济条件不能兼顾两头，就跳河了。” 第二次:死者有无性行为？ 6月25日中午，胡仁强接到周芳沁的电话，说州里来法医了，要做第二次尸检，让他陪同去。 “既然是重检，我就应该回避。一是不能让新法医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二是更不能让死者家属误会。”于是，他拒绝了周芳沁的要求。 事实证明，胡仁强的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李树芬的亲属在对第二次尸检提出异议时，曾说“有县公安局的两个人，他们第一次也去了”。这让他们感觉尸检“难以做到公正”。 周芳沁就是那“两个人”之一。当天，她负责接待黔南州公安局派来的法医王代兴等3人。 “第一次尸检后，死者家属又提出有奸杀的可能。”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在翁安，当时很多人认可“奸杀的可能”，花季少女、社会青年、偏僻的河边都是这种猜测的最好注脚。 因此，第二次尸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检查死者死前是否发生过性行为。但这次检查并不顺利。 王代兴赶到瓮安的25日下午，李树芬的叔叔李秀忠在县教育局门口遭到6个陌生人殴打。这让死者家属心头原本就难以散去的疑虑更加浓重。当县里通知“上面的法医到了，你们快过来”时，他们迟迟不肯露面。 “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家属才基本同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王代兴回忆说。 这位处于舆论漩涡中的警官今年52岁，具有24年的法医经验。2005年，调到都匀市公安局工作。与他同去瓮安的3人均来自都匀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其余两人是见习法医张雪和负责照相的梁政。 见到死者家属后，王代兴先把事先打印好的委托书交给他们。这份委托书上，死者家属填写的要求是: 1.尸表检验；2.解剖检验，其中包括(1)提取胃内容物化验，检查有否毒物如酒精安眠药，(2)肺组织，(3)阴道内的分泌物。 “当时有死者母亲、两个姨娘、外婆和一个姨父在场。”王代兴回忆，“填写委托书时，他们很多字不会写。” 棚子里仅有一盏灯，王代兴不得不换上一个自带的灯泡。冰棺被打开了，尸表检验中，法医在死者右上臂外侧发现了两道由下往上的条状皮肤擦伤，一道2.5厘米长、1厘米宽；另一道2厘米长、1厘米宽。“很可能是落水前被桥上的水泥护栏划伤的。”王代兴推测。 王代兴称，他每检查一处，就会问站在旁边的家属“看清楚了没有？有异议没有？”
检查完尸表，王代兴在死者胸腹部划了一个很大的T字形切口，开始解剖。这个切口上至第二肋骨，下至下腹部。 死者肺膨大了，呈暗红色，表面有淡红色的血斑块。在肺里法医发现了水气泡，切开后，有带泥浆的液体留出。同时肿大的还有肝脏。王代兴说，这些都与溺水窒息死亡相吻合。 为了检查死者死亡前是否中毒，他打开了死者的胃。里面有大约200克未消化完的米饭、白菜和豆腐。 “有敌敌畏吗？”解剖胃时有家属问。 “敌敌畏有臭味，谁会喝？”王代兴说。 王代兴还切下了死者的胃，以及50克肝、100克肺。“胃和肝主要是用于检测是否中毒，而肺是为了看是不是溺水死亡。”他解释说，“如果是溺水，肺会吸进河水，水中的杂质就会沉淀在肺里。”为此，他们在现场取了500毫升河水做比对。 但由于尸体长时间冷冻僵硬，当晚，没有做下身检查。王代兴让家属切断冰棺的电源，等待解冻。 这一切结束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 次日早，王代兴等人再次来到现场。当天正赶上翁安的赶集日，围观的群众已有五六百人。人群中开始有人讲过激的话，“多是对政府和公安局的不满”。 为了防止意外，王代兴等人在用棉签提取完死者阴道的分泌物后，很快离开。他告诉记者，在检查死者外阴时，“处女膜基本完整”。 26日回到都匀后，王代兴在实验室对阴道分泌物做了检测。但并未发现精斑，网络上风传的“奸杀”被排除了。 在采访王代兴的过程中，记者可以明显地感到他身上的压力。他自称在网上看到很多针对自己的议论，“再干几年，我就退休了，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 他还把记者拉到办公室外的楼道中，指着墙上挂的各种法医鉴定规章制度说，“我们都是严格按照程序来的，整个过程都不止一个法医，家属也在场现场，还做了记录，照了相。” 经过两次尸检，死者家属接受了溺水死亡的事实，也基本认同排除他杀。但仍认为存在“过失杀人的可能”。他们将这些希望寄托在那些“被取走的器官”上。 7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李树芬老家玉华乡雷文村采访她家人时，他们抱怨说“器官取走后，至今还没得到结果”。 死者家属说，当时并不愿意“让他们拿走那些东西”。“我们不懂，(他们)这样要点，那样要点，还把内裤里边中间那些割去了。他们还说如果自己拿去检查，要花两万元钱，我们没钱，只好让他们拿走了”。据贵州媒体报道，2005年，个人申请法医尸检是收费的，仅检测精斑一项就要花费500～1000元。 但王代兴和周芳沁都否认，尸检时提过钱。 “他们既然委托我们做检查，现场没有检查条件，肯定要拿回来。”据王代兴介绍，提取的器官，他已全部交给贵州省公安厅。 第三次:家门口的告别 此后，有关李树芬死亡原因的各种猜疑在瓮安县越传越多。这使得李树芬的家属更加确信“孩子的死另有其因”，并一直拒绝安葬遗体。最终，导致了震惊全国的“6·28”事件。 7月1日，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经过当地政府向死者家属耐心细致地解释，死者家属同意安葬死者，但要求安葬前再做一次尸体检验。 当晚，在西门河岸边停放了十天的李树芬的遗体，由政府连夜护送“回家”。 据当地媒体报道，7月2日上午，由贵州省著名法医组成的专家组，对李树芬的遗体进行第三次解剖检验。 在两个多小时内，法医专家对遗体体表、胸腔、头颅、阴部等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验，并提取了部分内脏组织进行生化和理化检验。 李秀华、姨妈罗兴菊及61岁的村民代表李成华等见证了解剖检验的全过程，并在检验笔录上签名。 专家组成员之一、贵阳医学院法医教研室主任王杰副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专家组中高级别法医有三人，除他之外，还有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副主任医师杨永刚和贵州省公安厅主任法医师屈剑平。 7月6日，王杰向记者透露，提取的器官正在进行检验，“周末也没停，进度比正常案件快得多”。第3次尸检结果将于7月8日下午或7月9日上午向社会公布。 李秀华曾对记者说，他之所以这样三番五次地要做尸检，“不是为了钱，只想给女儿讨个公道，大家都说是冤枉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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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少女的意外死亡 | |||||||||||||||||||||||||||||||||||||||||||||||||||
|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 |||||||||||||||||||||||||||||||||||||||||||||||||||
| 2008年7月17日 星期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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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变成政治行动的本质和政治思想的中心，是因为离开了他应该为之服务的政治社群。 7月2日，李树芬的遗体再一次被解剖。自从这个17岁少女的尸体在6月22日凌晨从西门河中捞起后，这已是第三次验尸。这一次是在她的家门口，贵州省瓮安县玉华乡雷文村泥坪组。省城法医的检验持续了2个多小时，李树芬的父亲李秀华、姨妈罗兴菊及村民代表李成华见证了全过程，并在检验笔录上签名。 第三次验尸，是贵州省政府对弥漫在瓮安县的愤怒和全国性的猜疑的回应。四天前，也就是6月28日，上万人聚集在瓮安县街头。一开始，这只是几百人的小规模游行，李树芬的家人和一些中学生，他们都相信，李树芬并非如警方所裁定的仅仅死于溺水，其中另含隐情，它明显涉及了地区权贵部门的包庇。对于死因的猜测，在过去的一周中正在县城里疯狂蔓延，很多人参观过李树芬家人顽固的用冰柜保留的遗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或许无法判断李树芬的确切死因，但毫无疑问，政府的话不值得信任。而在一周的时间里，政府的相关部门对于死亡、疑问与谣言，表现出一贯的傲慢，并无意澄清各种谣言。 最初小规模的示威演变成万人的集会，其中一些最冲动的冲入了公安局、县政府、财政局，焚烧一些办公室与几辆警车，而另一些旁观者则在一旁大声叫好。警察们则目瞪口呆目睹了这一切，他们其中一些也被殴打，至于县里的主要官员们，他们似乎从混乱现场自动消失了，没人敢于站出来，面对人群。 骚乱的人群、政府大楼的浓烟的照片在互联网上立刻广泛流行，它震惊了世界。中国正急于给世界呈现自己的崭新形象，她不遗余力的举办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奥运会，以展示取得的繁荣与进步；四川的大地震激起的同情与悲情，则暂时遮蔽了人们对它的怀疑与指责，这个国家的内部似乎也达成了一种谐调…… 但是瓮安这一幕，撕破了惊心营造的和谐。尽管过去的十几年中，地方的群众抗议，早已是日常政治的一部分。抗议的人群有时是破产国有企业的职工，有时是田地被占用或是被村里恶霸欺压的农民，有时是被强迫拆迁的住户……他们都是中国滚滚向前发展的牺牲品，很少有人注意他们对生活的期待被碾在车轮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沉默而忍耐，若非情势所迫，他们不习惯和人发生冲突，尤其是当另一方面代表着权力时。他们能够表达自己不满的途径很少，他们没有自己可以依靠的组织，没人能替他们说话，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很少，被习惯性的忽略或被粗暴对待，使得他们既沉默忍耐又偏狭顽固。很多时刻，几人结伴坐上火车到达北京的信访办，交上厚厚的材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他们有时也选择前往中央电视台的门口，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电视台报道了他们，他们遭受的不公与冤屈可能被昭雪。前往北京的道路也经常崎岖不平，地方警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防止这些上访者抵达北京，如果他们抵达了，也要用各种手段尽快将他们拉回家乡。对于地方官员来说，这些上访者，代表着不稳定因素，可能摧毁他们的官场前程。 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的政治信念崩溃、政治智慧干涸时，他们经常借助各种空洞口号来维持治理的延续。在我们的时代，“稳定”或许是最常被使用的一个，它具有一种想当然却含混的正确性。只要你稍微列举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军阀混战、外族入侵，还有“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俗语，似乎就自然推导出“稳定压倒一切”的结论。它被用来遮掩我们时代的深层的政治危机——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暴力革命、给予不同人群种种玫瑰色的许诺赋予了政权最初的合法性。当这些合法性被一次次摧残人性的政治运动、大饥荒所消耗殆尽时，经济增长成为了另一贴安慰剂。但是，伴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加，它的弱点也随之而来——物质增长无法一直持续下去，缺乏政治与法律的保护与制约的经济增长经常是极度失衡的，它刺激了人们的不满，它也不能满足人们更深层的需求，它经常也是一种行贿，用物质来交换人们的灵魂。 统治阶层必定深切的感受到这种正在晃动的合法性。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或许也没有勇气应对这一切。只有很少人在溺水时，仍保持镇定，平静的身体更容易漂浮，等待救援者，大部分人则拼命划水，以至于以更快的速度下沉。同样的，在面对危机时，只有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人，才能面对自身的困境，做出大胆的新尝试，大多数人经常是徒劳的加倍恪守老办法。所以，明明是一场政治与社会危机，政府仍期待用经济增长的方式来解决，明明是已经失衡的社会，当局仍在用延安流传下的宣传战术来营造出和谐的表面。这只加剧了问题的复杂化，问题可以被掩盖与拖延，却无法自动解决。 对于稳定的看法也同样如此。不稳定是因为这个国家缺乏健康的社会组织，政府与公众之间缺乏双向的沟通机制。即使没有民主选举，自由的媒体、健康的社区组织，仍可能为公众与政府之间架设沟通桥梁，它们可能表达不满、释放愤怒，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这种是一种建立在动态系统上的稳定，它不会带来僵化。 与它相对的是一种静态的稳定。这是一种偏狭的稳定——人们在思想与行动上保持一致，尤其是下与上保持一致，没有差异与争论。这样的模式或许在一个静态社会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它的后遗症却也同样显著。这经常导致了官员用高压的方式来对待任何不满，稳定是压倒性的政治目的，是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政治成就。 对于这种偏狭稳定的热衷，是此刻中国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表明政权正面临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一方面来自政治信念的坍塌，另一方面则来自统治能力的衰退。这两方面在目前官员普遍存在的人格与能力上的坍塌，都有着最显著的表现。当政治信念消失时，政治生活立刻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追逐，而当权力由只是来自上层的任命、而非所服务社区的认可时，权力则腐烂得更快。 在面对压力时，公众一开始因为无力的忍让，并发展出一套嘲讽、玩世不恭的哲学，但当长期积累的愤怒决堤时，它经常是澎湃而不可控制的。 于是，这种稳定像是一个潜在的中风患者，他在前一刻还健康无碍，但突然之间血管被堵塞，他陷入了瘫痪。 瓮安的上万人的集会，冲击政府权力机关，是这样一次突然中风吗？它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少女的神秘死亡或是公众表达了不满，而是它的规模，它的时机，它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迟缓、傲慢、无能，是目前中国政府衰退的统治能力的一次显著的释放。这个体制看起来正在把一些最无能、最没有勇气的人挑选出来，行使国家权力。他们平时借助权力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而真当需要他们挺身而出捍卫这种权力时，他们又是如此的怯懦。 瓮安的示威群众或许为未来的地方示威者树立了新的典范。只要他们的人数足够多，作风足够勇敢，引起足够多的媒体注意，更高级的政府就将以更严厉的方式处罚地方官员。互联网正在帮助中国形成一种巨大的民意，它可以变成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它也很容易造就一个非黑即白的冲突世界，你过分轻易的选择立场。就像在瓮安这场事件中，关于这个少女死亡的更复杂的可能性、人生的不测性，被迅速忽略了，人们甚至不顾事实，立刻强调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关乎弱者和强权的斗争。在《中国新闻周刊》钱真出色的报道里，你可以看到围绕在李树芬死亡周围，不只是对生命的叹息，同样是贪婪与利用。而至于一个少女的死亡为何发展成一桩大规模游行，这其中除去瓮安县的民众久久郁积的对政府、对警察系统的不满，同样也是一次群众心理学的展示。人群给予每个人一种虚假的权力感，并加速了他的非理性。所以，那些迅速欢呼瓮安人民的勇气，把他们视作抗击暴政的英雄的人们，可能简化了问题。这种力量，在绝大部分时刻，只是一种破坏力，而绝少转变成建设力量。 紧接着瓮安事件的是来自上海的一起同样让人震惊的事件。7月1日，一名年轻人用一把短刀，闯入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连续捅伤9名民警和1名保安，最终造成了6人死亡。这则新闻激起的最初社会反应，不是愤怒与震惊，而是荒诞。代表国家暴力机器的警察局，竟如此的不堪一击。这种权力制度下成长的个人，竟然如此脆弱。 我们该怎样看待两桩新闻事件？仅仅从中看到一个政权衰退期的荒诞与脆弱吗？这种嘲讽性的言论已四处迷漫，很多人已迅速而鲜明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瓮安的民众，对于政府表示愤慨，并且大声呼吁惟有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但除此之外，我期待人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面临的更深层困境。我们的国家逐渐变成了傲慢无能的权力和愤怒而偏见的民众的结合体。它们都在一刻不停的制造情感与理性上的荒漠。在这片荒漠上，人们无法公正的思考，有理性的分析，富有情感的理解他人……人们拼命表达自己的主张与愤怒，却很少自省。 在瓮安的事件发生后，我进入过翁安县政府的官方网站——瓮安在线。它的头条新闻仍是2006年10月18日发布，标题充满黑色幽默——“让世界联想瓮安”全国网络写作。 位于乌江中游的瓮安县的历史虽然足以追溯到夏朝的梁州，但直到万历年间才正式获命，以瓮水、草塘安抚司合置瓮安县。在近代历史上，它最经常夸耀的是红军曾三次经过此地，是不折不扣的革命老区。但在这个经济为核心的新世界，它必定深感焦虑。如今，瓮安不必担心自己的不为人所知了，它将和汶川一样，成为2008年的中国无法忘怀的地点。 但是，被记住是一回事，从中汲取经验则需要更大的挑战。有时候，历史充满了让人悲观的隐喻。70年前，那些年轻的、斗争昂扬的红军经过瓮安，是为了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去帮助这些贫困的百姓获得美好的生活。但70年后，这个由当年的不怕牺牲、充满理想的红军建立的新政权，却发现自己正在变成自己当年要推翻的政权的另一种翻版，人民仍然觉得自己遭受不公。我们似乎掉进了历史的陷阱。 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我们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来缓慢的解决，而且很显然，没有任何速效药片可以服用。但或许有一点是所有努力的前提，那就是要诚实的面对现有的困境。傲慢、恐惧、愤怒、犹豫不决、拒绝承担责任，都只是增加了迷雾，减缓了我们前进的速度。
与它相对的是一种静态的稳定。这是一种偏狭的稳定——人们在思想与行动上保持一致，尤其是下与上保持一致，没有差异与争论。这样的模式或许在一个静态社会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它的后遗症却也同样显著。这经常导致了官员用高压的方式来对待任何不满，稳定是压倒性的政治目的，是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政治成就。 对于这种偏狭稳定的热衷，是此刻中国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表明政权正面临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一方面来自政治信念的坍塌，另一方面则来自统治能力的衰退。这两方面在目前官员普遍存在的人格与能力上的坍塌，都有着最显著的表现。当政治信念消失时，政治生活立刻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追逐，而当权力由只是来自上层的任命、而非所服务社区的认可时，权力则腐烂得更快。 在面对压力时，公众一开始因为无力的忍让，并发展出一套嘲讽、玩世不恭的哲学，但当长期积累的愤怒决堤时，它经常是澎湃而不可控制的。 于是，这种稳定像是一个潜在的中风患者，他在前一刻还健康无碍，但突然之间血管被堵塞，他陷入了瘫痪。 瓮安的上万人的集会，冲击政府权力机关，是这样一次突然中风吗？它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少女的神秘死亡或是公众表达了不满，而是它的规模，它的时机，它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迟缓、傲慢、无能，是目前中国政府衰退的统治能力的一次显著的释放。这个体制看起来正在把一些最无能、最没有勇气的人挑选出来，行使国家权力。他们平时借助权力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而真当需要他们挺身而出捍卫这种权力时，他们又是如此的怯懦。 瓮安的示威群众或许为未来的地方示威者树立了新的典范。只要他们的人数足够多，作风足够勇敢，引起足够多的媒体注意，更高级的政府就将以更严厉的方式处罚地方官员。互联网正在帮助中国形成一种巨大的民意，它可以变成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它也很容易造就一个非黑即白的冲突世界，你过分轻易的选择立场。就像在瓮安这场事件中，关于这个少女死亡的更复杂的可能性、人生的不测性，被迅速忽略了，人们甚至不顾事实，立刻强调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关乎弱者和强权的斗争。在《中国新闻周刊》钱真出色的报道里，你可以看到围绕在李树芬死亡周围，不只是对生命的叹息，同样是贪婪与利用。而至于一个少女的死亡为何发展成一桩大规模游行，这其中除去瓮安县的民众久久郁积的对政府、对警察系统的不满，同样也是一次群众心理学的展示。人群给予每个人一种虚假的权力感，并加速了他的非理性。所以，那些迅速欢呼瓮安人民的勇气，把他们视作抗击暴政的英雄的人们，可能简化了问题。这种力量，在绝大部分时刻，只是一种破坏力，而绝少转变成建设力量。 紧接着瓮安事件的是来自上海的一起同样让人震惊的事件。7月1日，一名年轻人用一把短刀，闯入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连续捅伤9名民警和1名保安，最终造成了6人死亡。这则新闻激起的最初社会反应，不是愤怒与震惊，而是荒诞。代表国家暴力机器的警察局，竟如此的不堪一击。这种权力制度下成长的个人，竟然如此脆弱。 我们该怎样看待两桩新闻事件？仅仅从中看到一个政权衰退期的荒诞与脆弱吗？这种嘲讽性的言论已四处迷漫，很多人已迅速而鲜明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瓮安的民众，对于政府表示愤慨，并且大声呼吁惟有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但除此之外，我期待人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面临的更深层困境。我们的国家逐渐变成了傲慢无能的权力和愤怒而偏见的民众的结合体。它们都在一刻不停的制造情感与理性上的荒漠。在这片荒漠上，人们无法公正的思考，有理性的分析，富有情感的理解他人……人们拼命表达自己的主张与愤怒，却很少自省。 在瓮安的事件发生后，我进入过翁安县政府的官方网站——瓮安在线。它的头条新闻仍是2006年10月18日发布，标题充满黑色幽默——“让世界联想瓮安”全国网络写作。 位于乌江中游的瓮安县的历史虽然足以追溯到夏朝的梁州，但直到万历年间才正式获命，以瓮水、草塘安抚司合置瓮安县。在近代历史上，它最经常夸耀的是红军曾三次经过此地，是不折不扣的革命老区。但在这个经济为核心的新世界，它必定深感焦虑。如今，瓮安不必担心自己的不为人所知了，它将和汶川一样，成为2008年的中国无法忘怀的地点。 但是，被记住是一回事，从中汲取经验则需要更大的挑战。有时候，历史充满了让人悲观的隐喻。70年前，那些年轻的、斗争昂扬的红军经过瓮安，是为了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去帮助这些贫困的百姓获得美好的生活。但70年后，这个由当年的不怕牺牲、充满理想的红军建立的新政权，却发现自己正在变成自己当年要推翻的政权的另一种翻版，人民仍然觉得自己遭受不公。我们似乎掉进了历史的陷阱。 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我们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来缓慢的解决，而且很显然，没有任何速效药片可以服用。但或许有一点是所有努力的前提，那就是要诚实的面对现有的困境。傲慢、恐惧、愤怒、犹豫不决、拒绝承担责任，都只是增加了迷雾，减缓了我们前进的速度。 位于乌江中游的瓮安县的历史虽然足以追溯到夏朝的梁州，但直到万历年间才正式获命，以瓮水、草塘安抚司合置瓮安县。在近代历史上，它最经常夸耀的是红军曾三次经过此地，是不折不扣的革命老区。但在这个经济为核心的新世界，它必定深感焦虑。如今，瓮安不必担心自己的不为人所知了，它将和汶川一样，成为2008年的中国无法忘怀的地点。 但是，被记住是一回事，从中汲取经验则需要更大的挑战。有时候，历史充满了让人悲观的隐喻。70年前，那些年轻的、斗争昂扬的红军经过瓮安，是为了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去帮助这些贫困的百姓获得美好的生活。但70年后，这个由当年的不怕牺牲、充满理想的红军建立的新政权，却发现自己正在变成自己当年要推翻的政权的另一种翻版，人民仍然觉得自己遭受不公。我们似乎掉进了历史的陷阱。 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我们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来缓慢的解决，而且很显然，没有任何速效药片可以服用。但或许有一点是所有努力的前提，那就是要诚实的面对现有的困境。傲慢、恐惧、愤怒、犹豫不决、拒绝承担责任，都只是增加了迷雾，减缓了我们前进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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