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归属问题

艾音丝谈收录于2005-09-25 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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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绝对价值理论体系为马克思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更加彻底地坚持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为了克服斯密 “购得劳动”的理论困难，马克思只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不承认物化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工具也罢，机器也罢，在马克思看来，它们只能转移人的劳动而不能代替人的劳动，只能转移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在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中，机器与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的差别，不过是后者的价值一次就转移到产品之中，而前者的价值是在一段时期内逐渐分批地转移到许多产品中去而已。至于知识和技术，马克思根本没有把它们看作是构成价值的独立因素之一。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努力对这种绝对价值──劳动价值予以量化。为此他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认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重属性，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选择用来度量抽象劳动的尺度是劳动时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定商品的交换价值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指商品社会中在最普遍、最一般和中等的生产条件下，具有一般的、中等的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普通劳动强度之下，生产每单位商品所耗费的抽象劳动时间。

同所有追求绝对价值体系的理论一样，马克思也得面对商品变动的市场价格与不变的绝对价值之间的矛盾，必须解决绝对价值向价格过渡的问题。如果绝对价值理论不能对在市场上变动的价格做出合理解释，它就既没有理论意义，也没有实际意义。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基本延用了前人的现成思路，认为价格围绕着价值波动，或者说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是价格的内容。

于是，马克思完成了以抽象劳动时间为价值标准的绝对价值体系。在从配第开始的追求绝对价值体系的经济学历史中，马克思以极端彻底的方式划上了句号。

马克思企图用一种纯逻辑的方法来克服斯密的理论困难，并没有正视在斯密理论中反映出来的实际经济活动中的问题，结果它陷入了更深的理论困境。

用劳动时间定义交换价值，起码的要求是两者表现出普遍的正比关系，然而这种要求很难满足。譬如我们可以发现:(1)存在不包含劳动时间但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如原始森林、矿山、土地资源;(2)存在劳动时间含量极低而交换价值很高的商品。葡萄酒在窖里发酵，无需施加劳动，但是仍然能够提高品质并且增加交换价值;现代的自动化工厂和无人生产线上出来的产品，包含的劳动时间极少而交换价值可能很高;(3).另一方面，存在着投入劳动时间很多而交换价值相对很低的产品，甚至存在投入了大量劳动时间，但是其使用价值很低，以致于根本不能实现交换价值的产品。

其次，存在没有劳动量变化而交换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的物品。石油在20世纪初期基本上不值钱，而在其后半叶获得了较高的交换价值，这其中没有花费劳动时间。也存在投入的劳动量不变而价值发生重大损耗的产品，在技术进步很快的时代，许多产品大量产生无形损耗，一台机器设备，放置几年后可能交换价值变得只剩下几分之一，甚至根本失去了交换价值。知识含量极高的产品尤其明显，专利过了保护期，就没有交换价值了。

其三，即使作最简单的调查也可以证明，机器不仅仅是在转移人的劳动，而的确是在代替人的劳动。假如制造一台车床要用100个劳动日，那么我们使用它的时候，绝不仅仅是为了把这100个劳动日的工作量转移出来。我们使用它的目的是为了节省10000个劳动日的工作量。如果我们的希望实现了，就有9900个劳动日的工作量是机器代替人做的。应该承认，机器是一种劳动力，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即受人支配受人控制的劳动力。这是机器的实质。要想回避这个事实，使用“仅仅提高工效”、“转移劳动”之类的遁辞来描述机器的作用，只能使理论变得更加混乱，无助于弄清事情的真相。

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用以演绎体系的基本命题就站不住脚。

马克思的绝对价值体系的内在困难还在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本身无法确定。所谓“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隐含这样一个前提:该商品一定要在社会较大范围内投入劳动力、用相同且稳定的生产技术水平、在相当大的规模上重复生产，只有这样，普遍、中等的生产条件与熟练程度才有意义，才有可能考虑社会必要或平均劳动时间这个概念。这个要求十分苛刻，很难满足，我们可以作一些分析:

1.它假设社会生产过程为一个静态过程，生产水平没有较大的变化而且基本相等。如果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发展迅速，就不可能确立普遍和中等的生产条件。发生在经济生活中，尤其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事实是，生产水平发展很快，不会等到确立社会中等的生产条件，先进生产力就已经淘汰落后生产力了。

2.它要求一个不受到外地或者外国不同生产水平冲击的市场。在不同产出水平的国家之间的交换，无法决定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也无法确定绝对交换价值;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到底是多大范围的社会，马克思没有确定。

实际上，马克思生前已经遇到了这个困难。劳动价值论的先驱之一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用比较成本理论分析国际贸易时，就发现可以用葡萄牙80人一年劳动生产的酒和英国100人一年劳动生产的毛呢相交换，这就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同样一种商品具有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两种不同的尺度，在国内交换时，是以国内价值作尺度，在国际交换时，是以国际价值为尺度。各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相遇时，它的计量单位应该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鉴于各国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互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614页)。

这里麻烦就出来了。如果我们就一件商品请教经济学家确定其交换价值时，这位(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学者还要问清该商品是在何处生产，打算在国内销售还是在国际市场销售。这就意谓着商品的价值仍然与产地和市场范围有关，不完全由生产决定，甚至根本就不由生产决定。答案又偏离了劳动价值理论，与由供求关系决定价值(价格)只有半步之差了。

同样，马克思认定价值来自生产，不承认交换可以增加价值，但是他却肯定国际交换可能增加一国价值总量。这又是矛盾，既然价值来自劳动，国际交换如何又能够增进价值，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国际间的交换可以增进一国的价值总量，那么地区之间的交换，为什么不可以增加一个地区的价值总量呢?在这个矛盾中，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是正确的，而关于价值起源的观点和绝对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则是不正确的。《资本论》出版后不久，就有研究者指出，《资本论》的第二卷打倒了第一卷。就这一点看，的确如此。

3.对于只生产一次的产品(如知识创新)，只有具体劳动时间，抽象劳动时间没有意义。伯努利兄弟都是一流的数学家，然而在分析悬链线时，哥哥雅各布.伯努利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劳而无功，弟弟约翰.伯努却用一个晚上求出了正确答案，当他们用这个难题去向牛顿挑战时，牛顿下班后解出这道题才上床休息。在这里，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是多少呢？同样，谁能够确定发明蒸汽机、电话、电脑、激光需要多少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种概念毫无意义，每个知识创新只需要一次，创新只有具体耗费的时间，无须大量重复，也就求不出社会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因此对于知识生产过程，劳动价值理论完全无效。

马克思希图回避斯密面对的技术与工具的挑战，斯密认为“购得劳动”也创造价值，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工具与技术也参与创造商品的价值。马克思不承认工具与机器能够代替人的劳动，能够参与创造价值的过程，实际上这是从斯密立场上的一个倒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实际应用中也会暴露出逻辑困难，举例如下。

某工厂生产一种机床，单台售价10000元，成本8000元，利润(或者叫剩余价值、新增价值都可以)2000元，为了简化分析，忽略地租、利息、税收，而且假定正好满足马克思所要求的一般条件，此时的价格就等于价值。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投入100个工人劳动日，假定都满足理论要求的标准状况，即采用中等的生产条件下中等的劳动强度和中等的劳动熟练程度。那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2000元新增价值来自100个劳动日的抽象劳动，平均每个劳动日创造20元新增价值。

其中有一个工人用一天的劳动，生产20个该机床上用的螺栓，成本80元。从劳动量和成本来看，正好占百分之一。可以认为该工人创造了新增价值的百分之一。

后来工厂采用外购螺拴代替自己加工螺栓，外购20个螺栓的成本假定仍然为80元(实际上，许多外购件成本甚至可能低于自制件)，满足了生产要求。

产品的性能没有变化，售价没有变化，成本也没有变化，利润(新增价值)也没有变化，每个工人的劳动量劳动强度都没有变化。

现在生产机床包含的劳动时间只有99个劳动日，而实现的交换价值与以前包含100个劳动日时相同。

如果坚持认定所有新增价值全部来自活劳动的抽象劳动的一面，那么2000元新增价值现在就是由99个劳动日创造出来的，每个劳动日创造的产品价值额外增加了20/99元。在活劳动本身没有发生任何质变量变的情况下产品出现了额外增值，于是这部分价值就具有了一种神秘的性质:它不是来自活劳动本身的变化，而是来自活劳动之外的某种变化。这个结果表示新增价值并不完全来自活劳动本身的作用。结论与前提直接矛盾，因此应该否定新增价值完全来自活劳动的命题。

另一方面，如果肯定活劳动的质和量不变时，创造的交换价值也不变化。那么这99个劳动日创造的新增价值不变，为1980元，另外有20元的新增价值也就不是来自活劳动。认为所有新增价值都来自活劳动的命题也同样不能成立。

劳动价值论在说明价值源泉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可克服的内在逻辑矛盾。

马克思用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把绝对价值体系推进到极端，再也没有人能够克服马克思留下的理论困难。现在如果再问，是否有其它办法恢复绝对价值体系？我以为这既没有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

不能恢复绝对价值体系的第一个理由在于，无法另外找到一个象“劳动”这样覆盖一切生产领域的概念，没有更强的概念能够对“劳动”给以包容或者补充，因此重建绝对价值体系缺乏坚强的基础。

第二个理由在于，生产不是仅仅由一个两个要素所能够决定的，在生产中起作用的所有资源都会影响产品的产出率和转换效率。生产投入的资源，可以分为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两大类，每个大类中又各自包含若干元素，其中对于产品的使用价值发生影响的所有元素，以及对于生产过程发生影响的所有元素，都应该被看作同时对交换价值发挥了作用，而不是其中的一两个元素能够起决定作用。仅仅依赖其中的一两个元素(如劳动、土地等)来建立价值理论体系，当然是靠不住的。

第三个理由在于，我们即使把决定绝对价值的要素扩展为生产集合中的全部元素，仍然不能确定绝对交换价值。绝对价值体系的构造者希望在生产过程中寻找出交换价值的根据，遗憾的是，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只是生产成本或者费用，生产成本不但和产品实现的交换价值没有必然的关系，甚至生产成本还不足以表明生产过程的全部资源投入，譬如公共资源本身没有原始交换价值，不能进行价值量度，也没有在成本中反应出来。我们不能确定1000焦耳太阳能的原始交换价值，同样也不能确定1000克水的原始价值;我们也无法确定知识的绝对交换价值，不但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绝对价值无法确定，甚至就大量的专利发明也无法确定绝对价值。假如有一天，上帝把自然界的一切实物都明码实价卖给人类，土地、海洋、阳光、空气等等都取得了原始交换价值，那么自然资源的绝对价值标准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上帝的标准。同时我们还得要求上帝交代所有的自然秘密，让人类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不用自己再去摸索知识。这一切实现以后，绝对价值体系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了。在同上帝达成协议以前，我们还得忍受这种不理想的局面:无法建立绝对交换价值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也不难见到，许多产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这种产品无论花费了多少生产成本，由于不能实现交换，应该说毫无交换价值。还有一些花费很少成本的产品，却可能实现极高的交换价值。19世纪初美国有一位发明家叫沃尔特.亨特，有一次，他需要15美元还债，情急之下，花3个小时设计了一个可以获得专利的安全别针，并且把这个设计买了450美元。第一个设计并生产乳罩的玛丽.菲尔普斯.雅各布，1914年11月获得获得第一个关于乳罩的专利。她出嫁后把这个专利卖了15000美元，可是人们说她卖得太便宜了，有人估计这个专利价值1500万美元。这类交换价值与生产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绝对量都没有关系，不可能在生产过程中为它们找到一种绝对价值根据。

第四个理由在于，绝对价值概念在经济生活中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实际意义，它既不能用来计算或者量化生产行为，也不能用来刻画交换行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是基于绝对价值概念来描述和衡量自己的经济活动，这些个人、企业和国家并没有表示有任何地方需要用到经济学家苦心构造的绝对价值体系。

对于具有鲜明实用性的经济学理论来说，一、两百年来一直表现着一个奇怪的事实:不断强化一个实际用不上的概念，即商品的绝对价值。这是罕见的和难以理解的现象，“不知几州铁，铸此一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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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阅读：

13.8 自然与文化:剩余的源泉

排除了等价交换概念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弄清剩余问题。

从萨伊之后的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不用等价交换概念，也不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边际学派集大成者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了“消费者剩余”概念。

如果市场上只有一个生产者对一个消费者，或者一个生产者对多个消费者，他们依照商品的边际效用价值(一种相对价值)进行交换，边际效用以消费者的边际满足感为依据。但是如果出现了多个生产者，进行销售竞争，这对消费者就更为有利。消费者可能以低于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边际效用)获得商品，在这个时候起作用的不是边际效用，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消费者愿意在3000元以内的价位买一台彩电，可以认为彩电的边际效用是3000元，而此时市场价格为2600-3000元。在满足相同功能的情况下，消费者选择2600元价位成交，省下了400元。一位姑娘愿意花20英镑买一条她喜爱的裙子，但实际上她在市场上只用15英镑就买到了。边际效用学派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们把这种消费者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她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称为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并不是从售卖者那里搜刮来的，而是交易活动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生产和销售竞争为消费者带来的利益。正如萨缪尔森所说，现代高效率的经济社会里的公民，能够以低价购买品种繁多的物品这一事实，是无论怎样高估也不为过的特权。

这样，商品生产者也不能从消费者那里获得剩余。那么利润和剩余又来自何处呢?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掉脸面的问题:他们几乎天天都要与利润、剩余这些术语打交道，可是当你一发问，他就云里雾里，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了。

人们没有闹清利润是怎么回事，但是却对它诽谤有加。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中国人口头的奸商，似乎就成了利润追逐者的形象，到马克思手上，利润和剩余价值被等价于罪恶而受到诅咒。彼得.德鲁克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古典经济学家指出，利润是刺激冒险家所必须的。但这实质上，难道不是一种贿赂，因而不可能是合乎道德的吗?”

这真是天大的不平!到今天，所有国家所有社会都指望着利润追求着利润依赖利润而生存而发展，连素来最激烈地诅咒利润和剩余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热爱利润热爱金洋钱了，可是利润和剩余价值，仍然背着理论和道德方面的黑锅，它们象妓女一样，受到理论道德家堂皇的鄙视和缠绵的爱恋。

对利润的歪曲认识和畸形心理使人类走了许多弯路。在这一段中，我们将了结这个历史冤案，还利润以本来的美好面目。

马尔萨斯曾经认为利润产生于流通领域，当资本家抬高自己的价格时，利润就产生了。这种解释太粗糙、太表象化了，不可能让人们信服。利润的确实现于流通领域，但并不是资本家随意抬高价格就可以得到的，产生利润必然还有更根本的原因。

在所有经济学家中，马克思可以说是最详尽地讨论过利润、剩余价值问题。恩格斯曾经简明地叙述过剩余价值的来源，他说:“根据我们的假设，工人每天消费掉货币所有者六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但是他每天向货币所有者提供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货币所有者赚得了这个差额，即体现六小时劳动的、无酬的剩余劳动，即体现六小时劳动的、无酬的剩余产品。魔术变完了。剩余价值产生了，货币转化为资本”(《反杜林论》)。

这类论述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如果我们首先提问，为什么工人不必每天劳动十二小时，而是只需要六小时，就可以维持一天的生活?维持生活之外，还有剩余时间，它的根据是什么?剩余时间的划分比例，是从来就如此还是不断变化的，其根据何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更没有解答这类问题。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如果劳动者的劳动量和劳动时间都不改变，但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产出水平提高了，两个小时劳动产品的价值就可以维持工人一天的生活。以前6小时的必要劳动，变成了2小时，新增的4小时剩余劳动(就用马克思的术语)是这位劳动者的贡献吗?如果回答是，当然十分荒唐，如果回答说不是，那么整个剩余价值理论体系同样崩溃了，因为它表示剩余价值至少不全是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

马克思关于资本利润和剩余价值来源的理论含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在实践中也被证明是有害的。

马克思以后，几乎没有人认真地探究过利润本源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回避这个问题。太硬的骨头不啃，大概这也算是一个经济学原则。

唯一的例外是熊彼特。熊彼特意识到了利润的根源问题，并且认为利润来自创新，这是一种新的思考，尽管他还没有给出更深刻的解释。

笔者给出以下的命题。

人工生产活动带来的一切剩余(包括利润、消费者剩余)的本质是通过生产获得的负熵。这种负熵有两个基本来源，第一是自然资源，它带来自然负熵，第二是文化资源，它产出文化负熵。

我们首先讨论自然资源。

人工生产耗用了大自然的原始资源，每一个经济学家可以计算，每一个耗用自然资源的人也可以计算，我们是否向大自然支付了费用?尤其是，是否支付了等价的费用，相等的交换价值?没有，肯定没有，事实上人类没有能力向大自然支付资源费用。萨伊曾经提问，当一棵树木被斫倒以后，社会由此得到的产品，难道只是伐木者劳动的产品吗？那些批判萨伊的人却回避回答这个问题。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叙述说:“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并运到相距900哩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分钱。”卡内基的账算得可能有些夸张，但是有一点很明确，我们获得了极其廉价的钢材。廉价的基本原因在于大自然没有收费。想一想，人类有什么能力偿付在地球上居住和使用地球资源的费用?有什么本事支付使用太阳能的费用? 一切自然资源几乎都处于无偿使用状态，那是我们无法估量的财富，也是价值和价值增值的终级源泉。

我们在生产活动中计算了成本、费用，交换活动中有了价格，还创造了抽象的价值概念，不过我们计算的仅仅是自己在人工生产活动中耗费的劳动的价值，完全没有包括自然资源的绝对交换价值，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然资源的绝对价值到底是多少。自然资源的绝对交换价值，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有人计算要用人工方法合成一个碱基，需要10美元。他们推论说要用人工方法合成一个人，需要花费6万亿美元!而用自然方式产生一个人，耗费就低得多了。同样，当我们收获水稻、小麦、蔬菜、水果的时候，用心想一想，如果从原始的化学成分开始，要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得到这一切，其成本是何等高昂!且不要说原始的化学材料已经是自然生产的产物了。大自然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免费服务，这种免费服务增进了人类的福利和财富，利用自然生产过程，使我们可以耗费很少的成本获得很大的收获。反过来说，一个明显的基本事实是，离开了自然资源和自然生产过程，人类的生存和生产活动根本不可能进行。

这种自然赐予是生产剩余的第一个来源，它也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自然负熵。可以肯定，人类的福利和剩余首先起源于人与大自然进行的不等价交换，或者说是对上帝的不等价交换。

其次我们讨论文化积累方面的原因。

人工生产活动是文明对自然的利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使用大量的知识资源。我们需要认识自然，在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组织各种资源，生产产品，增进福利，满足需要。萨伊曾经举例说：“蒸汽机不过是用一种复杂的方法借以利用蒸汽弹力和大气压力的交互作用，所以蒸汽机所役使的生产力事实上比投在蒸汽机的资本所役使的生产力来得多，因为蒸汽机是一种手段，强使许多自然力给人类服务。这些自然力所提供的无代价的帮助，多半比投在蒸汽机的资本所生利息的价值大得多。”人类的知识和技术，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人工生产永远依赖于人们拥有的知识、文化与技术手段。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这位大胡子伯伯看来是搞拐了。文化(包括科学与技术)才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基础，没有文化就不可能进行人工生产。

知识资源增进了人们的福利、利润、剩余，人们为此支付了等价的费用吗?没有!人们从来没有为使用的知识支付相等的交换价值，甚至从来就没有确定知识的绝对交换价值到底是多少。绝大多数知识处于免费使用状态，人们仅仅花费一点学习成本就得到了。我们使用蔡伦发明的纸，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体系、欧几里德的几何体系，使用前辈几千年创造的文字系统，享用前人培育的作物品种和前辈留下的其它工具，从中获得了商业利益，然而谁也没有向祖先支付一分钱。

很明显，对文化资源也存在着不等价交换，这是对祖宗的不等价交换。它是人工生产活动的又一个负熵源泉──文化负熵。

自然负熵与文化负熵是人类社会发展(组织化)所必需的负熵源泉。在交换经济体系中，它们还以一种特殊形态存在，这就是交换负熵。它表现为通过交换获得的利润、剩余等等。

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远离平衡态”)，不同的生产单元之间有产出差异，人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一种特殊的利益──交换负熵。不进行交换，我们就不能获得商业财富，更不能获得由资源差异而形成的负熵，剩余也不可能以价值形态表现出来，最多只能以实物形态甚至以闲暇时间的方式存在。

交换负熵是自然负熵和文化负熵的综合体现，是在交换经济体系下社会有序发展的要素。我们应该光明磊落地赞美交换负熵，赞美利润。通过增进人类福利而获得的一切利润，一切阳光下的利润，都是美好的。财富本身决不是罪恶，除非它被罪恶地应用。即使利润是对冒险家的贿赂，也仍然完全正当。创新的冒险行为，增进了人类的福利，鼓励创新的冒险，是人类聪明的作法。

自然负熵、文化负熵和交换负熵，是一切福利、剩余和利润的始源。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自然负熵是基础，文化负熵对于社会进步处于主导地位，交换负熵则是应用文化负熵获得的收益。自然负熵的认识利用，交换负熵的创造实现，都取决于文化负熵的增进。可以说，文化负熵的源泉──人类大脑，已经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起点。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6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可以撇开生产力的其它要素，独立地创造价值，变成为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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