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和他的“初级阶段”
水陆洲
（一）
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8期发表了于光远的《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
该文告诉人们：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是他首先提出来的；2，他是在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拒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有阶段的思想作斗争中提出来的；3，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得到了邓胡赵等人的支持；4，以他为顾问起草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完整的论述。
（二）
当时为什么要提出一个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呢？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七年，在执政党内对社会主义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
一、中国现实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
1，是社会主义社会；
2，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
3，是社会主义不够格的社会；
4，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
5，是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中国现实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
1，是资本主义社会；
2，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3，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4，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当前社会阶段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1，大力发展生产力；
2，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3，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
4，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改造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5，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以按劳取酬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
6，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四化，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完善。
按照一些人的本意：中国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执行了三十的“左”倾路线，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怎么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呢？但如果公开说是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恐怕老百姓和广大干部接受不了。那末，就说社会主义不鸲格吧，或是空想社会主义吧。
按照一些人的本意：中国现实社会就应该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但如果公开这样说，岂不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倒退了吗？恐怕老百姓和广大干部接受不了。那末，就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吧！
按照一些人的本意：当前社会阶段追求的目标就是以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以一部分人富裕代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如果公开这样说，恐怕老百姓和广大干部接受不了。那末，就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以按劳取酬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尽管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但是剥削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也就熄灭了。
（三）
这样说根据吗？有。请看下面的两个文献资料；
一九八七年，前执政党的总书记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
“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经过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末，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接着又写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应当确立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六条指导方针。
然后还写了一条概括性的语言，表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的党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一九九一年至二00四年，还是这位前总书记，在与友人的谈话中，说出了另外一套话。请看：
一九九一年,他说：
赵说：“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有矛盾的，使改革深入不下去。这主要涉及权力的再分配问题，这就关系到党自己改革自己、革自己的命的问题。”
第2—3页（1991年7月1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以下文字皆摘自本书，故只标页数，不标书名）
赵说：“现在东欧及苏联[说话当时苏联还未瓦解——宗凤鸣注]已纳入到国际社会新秩序中去了，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是失败了。”
第3页。（1991年7月1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赞扬戈尔巴乔夫“有效地摆脱了保守势力及共产党组织的阻挠，而成立了在总统和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委员会，来进行改革。
第4页（1991年7月1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看来，只搞市场经济不行，还得解决所有制关系。”
第5页（1991年7月1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总之，在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首先是发展商品经济，大大发展生产力。在中国农村由于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人民公社瓦解了；城市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计划经济体制解体了；股份制的实行，使公有制经济体制转换了。今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多元化的出现，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必然支持不下去，必须改变旧体制，结束一党专政的政体，实行现代民主政治。”
第121页（1991年7月1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我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思考，发现有两个奇特现象，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未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开花结果；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根了。”
他还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成分比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多。”
第22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现实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失败了，但马克思的光辉思想是无与伦比的，至今社会中许多问题的发展、变化，仍遵循他设想的原则。而我们过去实践的社会主义乃是畸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不符合的。如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设想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不是建立一个专政政体。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提出：'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第23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如对土地实行国有化问题，列宁开始也是不同意的；如对政治体制与党的组织原则实行民主政治还是集中政治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在斯大林时期，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更是有严重分歧的，首先布哈林主张：要通过市场的办法进行集体化，反对斯大林通过强迫的办法，对农民实行剥夺的办法。斯大林还采取驱逐富农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办法来实行集体化，对生产力破坏极大，结果死了很多人。凡是持不同意见，斯大林就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派’、'间谍’、'人民公敌’的罪名予以处决，乱杀人，造成千百万人的冤假错案。斯大林采取高压的办法来推行社会主义，教训是惨重的，代价太高，失掉民心。所以戈尔巴乔夫说：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是'痛苦的教训’，叶里钦则认为是'一场灾难’。就是在中国也是如此，毛主席为了进行农业社会主义理想的实验，发动大跃进，推行人民公社，也死了一些人。”
第23-24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无论在苏联或在中国，过去在长期执政中，实行的封闭极权统治比国民党还厉害，可以说，人民什么自由都没有。过去由于社会矛盾突出，在革命时期人民还可接受，但在和平时期，再采取高压的政策，人民是不会接受的，也不应当。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定了一个模式（意指计划经济、公有制、专政体制），固定死了，且成了禁区。”
第25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是在竞争中自我调节，不断更新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日益现代化，而且又包含有许多社会主义成分，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多。
第25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矛盾多，没有一定的集中，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没有强有力的权威来领导，难以进行社会改革；再这些国家不宜实行多党制，否则会造成混乱，改革也难以推行。如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开始是在一党制领导下，经济的发展也是有成效的。实行一党制，但要给人民以权力，实行言论、结社、出版自由，实行监督，保障人权。……”
虽然在发展中国家的开始阶段，赵紫阳主张在给人民以言论、结社、出版自由的条件下，可以实行一段一党制，但是，最终目标还是要实行西方的多党制。
他说：“只有形成了所谓中产阶级，有了大批企业家，有了大量的经营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类专家，这样才可以稳定，才能多党制，否则，两极对立的社会是稳定不了的。”
第25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只有改变国有制，政府才能不干预企业，才能政企分开，才能避免权钱交易，才能解决腐败问题；同时，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企业才能成为市场的主体。所以，改变所有制是根本的。所有制未改变，在国有企业还处在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完全放开价格，只能损害消费者，而且也是危险的。目前改革深入不下去，改革的难度就在所有制问题上。”
第26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市场和所有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搞市场不行，还得解决所有制关系。不改变所有制，市场竞争难以形成。”
赵接着说：“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有的所以能办好，是因为有个市场竞争与私人经济的对立。就是说，有个面对市场、面对私人经济争生存的动力机制。中国的国有经济就不是这样，只能负赢不能负亏；所以，对国有制企业非动大手术
不可。”
赵又说：“长期以来坚持社会主义的标志是公有制，且成为不得存疑的禁区。这个框框不突破，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就是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同样也不行；这同公有制没有大的区别，如果实行股份制也必须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私人经济才行。除少数基础企业、公用事业，都应该让给民营。”
赵说：“既实行市场经济，又坚持集中领导，还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使政企不分；如果将它作为一种模式固定下来，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选择。”
因此，他得结论说：“应当抛弃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框框，认为公有制不过是一种手段，应当允许有个人财产；马克思也不是反对个人所有制，而是反对个人垄断。”
第26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党的干预控制不改变，进行改革确实难。……在中国，我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都说不行。引起各省委书记的反对，阻力很大，只能提'加强改善党的领导’。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是采取党靠边站的办法，就是在总统下设一个委员会并采取选举的办法直接领导改革。”
赵还说：“苏联在改革上，一个是赫鲁晓夫突破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
个叶里钦突破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叶里钦是个人物，……。戈尔巴乔夫老搞平衡，不敢承担责任，这是不行的。”
第27页（1991年10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一九九二年，他说：
赵说：“今后对社会进步的指标是否可以生态环境即生活品质，文化水准即人的素质，生活水准即富裕程度，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人均收入、社会公平为指标，不以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为界限来作为先进与否的指标。社会类型是否可以划分为发达的社会、欠发达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或后工业化的社会、工业化的社会、和欠工业化的社会；今后国家的类型是否可以以生产力水准来划分，即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中度发展的国家，与低度发展的国家。”
第30页（1992年1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影响就越小，这些国家的人民越不愿起来闹革命推翻这个社会制度。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很大的，在今后十年内变化将会更大，资本主义将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确实看不清。……”
接着，他又说：“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 马克思列宁都没有预见到。同样，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可走向现代文明，他只设想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这一条途径进入现代文明。但我们不能过多的责备前人。一个人再伟大，也不能不受所处时代的限制。马克思的观点，确有乌托邦成分，如取消货币，没有商品，那么如何推动社会进步呢？……”
第30—32页（1992年1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社会主义理想是好的，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却不成功；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例外的走到了反面，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统治人民，违背了马克思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究竟社会主义理想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赵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回事，与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一回事。”
第32页（1992年1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对大中型企业不从根本上开刀[意指所有制关系]是不行的。中外合资是个办法，股份制也是个办法。既然允许外国人合资，为什么不可以允许中国私人资本家加入呢。对大中型企业只改变经营机制不行，要动大手术。这就需要安排就业人员，就会增加社会负担。如果为了稳定，不敢动，怕担风险，怕引起社会震荡，那就难办。而且贻误时机。”
第34页（1992年1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在经济落后国家搞革命，只能由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但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不能够实行社会主义，只能进行社会主义的准备，或者叫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准备阶段，也可称为新民主主义阶段。”
第37页（1992年4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怎样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自然的演变过程。过去我们人为的先制订一个模式，去发挥主观能动性，按主观意志的框框去做的作法，只能使社会主义变形，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说到这里，他随即起身在书柜上拿出一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给我（指宗凤鸣）读了一段：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恩格斯也指出：“'对实行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这种占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赵接着说：“过去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完全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不是根据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水准，而是依靠发动群众，用政治斗争手段来推进社会主义，这就必然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大力开展阶级斗争，实行领袖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严格的组织纪律，采取采取高压的手段甚至镇压的办法。其严重后果是，变成畸形的社会主义，成为人民的对立面。”
第37—38页（1992年4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继续说：“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始终要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原则也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社会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但要逐渐地代替，这只能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水准来决定，而不能依照幻想的模式来人为地强制地推行。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股份制的出现，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而中间阶层的出现，资本家和无产者队伍的相对缩小，白领工人在增加，蓝领工人在减少，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二次分配和国家干预，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强制执行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事业，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变化；即使在政治上，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向民主化发展。……为了适应新的技术革命，现代资本主义又有新的变化，如采用轮流制，就是十几个人在一台设备上轮流装备汽车，这就消除了领导人员与工人之间的界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我非常称赞千家驹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在发生演变，社会主义也要演变，演变就是进步，因此，不能反对和平演变。”
第39—40页（1992年4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大中型企业不改造是没有出路的。国有企业只有在有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才能有话力，今后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也必须使私人占有一定的股份，至于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则要大量地采取转型转制的办法。
第44页（1992年4月12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所谓改革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这就是对现有制度要进行改革，使其适应现有的生产力水准，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或者说只能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又说：“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来发展经济、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论述的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是改革的理论。”对此，毛主席已有精辟的论述。由于毛主席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超阶段地实行社会主义，欲速则不达，也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这需要从思想上重新理顺过来”。“所谓超越阶段，是指公有化程度太高了。”
第45页（1992年7月5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就是发展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成分，这一块首先搞'活’了，这是中国改革的特色。这与苏联走的路不同，他们只是在体制内兜圈子，转来转去始终难以'活’起来。”
他说：“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使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这就把公社化的体制冲跨了。同时，也形成了广阔的农村市场。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在城市安排待业青年，发展集体企业以及'三资’企业和个体户，并使它们率先形成市场的生长点，这就把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打破了。另外对体制之内的大中型企业实行价格双轨制，即计划外的允许进入市场，使体制外所有企业可以得到原料、材料，否则，这部分企业是发展不起来的，而体制内的企业也可得到额外利润。再加上'放权’、'让利’，更能增加收入，也有积极性。”
赵继续说：“这样，无论是城市，或是乡村，就能形成市场，从而也便于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市场发育不了，没有市场竞争机制，国营企业是改造不了的。……如果单从体制内来搞改革，困难和阻力都是很大的。苏联的改革，困难就在于此，无论'休克疗法’，或是'摸着石头过河’都很难。而关键则在于必须理顺所有制关系，明确产权关系，这是最根本的。”
第45—46页（1992年7月5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一九九三年，他说：
赵说：“原来马克思设想'公有制’实行后，人民群众会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不再受奴役，可以发挥出极大的积极性；同时国家又实行计划管理可以有效地配备利用资源，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可以显示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优越性。但是实践的结果并非如此。”
第79页(1993年1月4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公有制必须在充分发展的私有制经济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机制作用下，才能发挥经济效率。为此，对于公有制企业，除公用基础产业、国防、宇航等有关国家安全的少数产业外，其他大量的国有制企业，要采取合资、股份化、租赁、出售、兼并、破产等方式予以彻底改造；并把国有制企业推向市场。”
第79页（1993年1月4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使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从而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但二十世纪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出现物质产品的匮乏，相反是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也没有形成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相反人民生活水准普遍提高，出现了庞大的中间阶层，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历史事实的发展同马克思的分析并不相符。因此，这说明私有制也能物质产品丰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这说明私有制也能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社会文明，并且也能使资本主义各国一定程度协调起来，共同发展，走向繁荣。欧洲联盟的即将成立，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相继出现，即可证实。”
赵继续说：“私有制也能为社会带来繁荣，这是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但这确实资本主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而东欧的巨变，苏联的瓦解，实际上又是公有制的失败。……”
第85页（1993年4月3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经过东欧、苏联和中国进行半个多世纪的那种社会主义实践说明，在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补资本主义课。”
第86页（1993年4月2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对国有企业的改造，采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都是公有制，跟过去差不多。只要自负盈亏这个问题不解决，只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也是空的，这就必须解决所有制问题。”
赵又说：“采取国有民营的方式、租赁的方式以及中外合资，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中外合资比较合适；当然其他方式，如承包、出售和股份化，以及划小核算单位、进行独立核算等办法也可以采用。但不管怎样，都必须把国有企业推想市场，都去自负盈亏。”
第86页（1993年4月2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认为：“在这些国家（指东欧、苏联和中国——引者注）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不具备，更谈不到成熟；硬要去建立社会主义，必然会畸形发展，社会主义变形。因为是人为地要推行，广大群众并不同意，采取消极怠工，甚至反对；这就必然必然采取强迫手段，实行高压政策，甚至不惜用镇压的办法，这必然要强调专政、强化统治，搞个人独裁和制造个人迷信；同时对不同政见者予以批斗和镇压，而斯大林和毛主席个人就是这样走向了悲剧。”
第86—87页（1993年4月2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中国的改革走渐进过渡的道路，效果是好的，是成功的；实行价格双轨制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放开价格、紧缩货币一步到位的改革道路是不行的。因为市场机制还未形成，没有竞争，国有企业还处在垄断地位，放开价格只能使通货膨胀，发生社会震荡，吃亏的还是广大人民；只有放开计划外的、控制计划内的，采取双轨制，才能避免大的震荡。这如同在地区上放开沿海、控制内地是一样的。首先实行发展沿海战略，然后再向内地逐步推进。否则全面放开会造成混乱，甚至不可收拾。”
第88页（1993年4月2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苏联改革的失败，一是首先从政治改革开始，而不是从经济改革开始。政治上一乱，就不可收拾；二是采取了休克疗法，就是完全放开价格一步到位，使通货膨胀起来，人民遭受很大痛苦，代价很大。”
第88页（1993年4月2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关于甚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不应从原则概念出发，不能以逻辑思维推理所构成的目标模式作为定义，而应从经济的历史的实际发展出发；也就是说，不能从人们的头脑中'理性’的来构造模式。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究竟是甚么样子，确实谁也说不清。过去把社会主义定为就是计划经济，经过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这条路走不通；过去曾把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尺度，结果是从来没有兑现过事实上也无法兑现；过去一直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结果是实行公有制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高投入低效益，生产力发展或则远不如理想或则带来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实行'公有制’结果是失败了。所以说，社会主义不能预先设定甚么框框、甚么目标模式，而应从如何发展生产力出发。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生产力。只有把社会生产力顺当地发展起来，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表现其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标志只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
第90页（1993年5月6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关于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提法，而应是不该过早地建立社会主义，这两个说法实际上一致的，不过（后边）这个提法更精确些。”
第92页（1993年5月6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看来，今后社会主义的发展，只能是和平过渡，再搞暴力革命这条路是走不通了。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只能靠非国有经济成分，必须大量发展非国有经济成分；……”
第98页（1993年5月16日同廖季立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革命胜利后不可立即建设社会主义，
只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和准备条件，应补资本主义这一课。……
第285页（1993年7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过去中国的改革没有明确提出改革的理论，改革者好象不那么理直气壮；而反改革的人却利用旧的观点进行折腾，致使改革有反复。现在的问题是，要突破所有制理论。苏联垮台了，中国是一个大国，改革又进行了这么多年，完全可能并且有资格提出一套有关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来。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却不行。'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共同富裕。’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106页（1993年7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目前改革的人有点腰不直气不壮；有人认为现在没有改革的理论，这是不对的。”
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改革的理论。这是根据中国国情、生产力水准低下提出的。如果说党的'七大’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那么'十三大’就是找到了中国建设的理论。正因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要发展商品经济，才要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来发展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出现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285页（1993年7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 ……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即使实行私有化，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可责难的。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共同富裕。这就是改革的理论，也就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第285页（1993年7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国有中小企业应该走国有民营这条路，采取股份制及租赁、兼并、破产等办法，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以采用中外合资的嫁接办法。总之，对国有企业非动打手术不可。”
第108页（1993年9月9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是否可以考虑把国有制改为企业所有制，因为企业所有制，同样也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样，由企业租赁者去自主经营；同时，也可以将国有资产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借贷的办法分给职工每人一份。”
第114页（1993年10月1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一九九四年，他说：
赵说：“改革开放，就是要扭转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使之向和平方向发展。……将来如果发生大战将是核战争，将是人类社会的毁灭，所谓既无胜利者也没有战败者。正因为这样，各国才逐步联合，建立利益共同体，携起手来共同发展；和平与发展的理性才占了上风，成为当代世界潮流。”
赵又说：“改革开放，就是把国家纳入现代世界文明和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去。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世界经济越来越走向一体化，这已为人们所共识；……。如果中国再闭关自守，再抱残守缺那就会发生'球籍’问题，确是'死路一条’。”
第128页（1994年1月17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过去我曾同万里交谈过，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农民都自主经营了，你还能管得住吗？没有新办法管理能行吗？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了，多种经济成分实行了，人们自己独立经营了，单位、机关还能管得住吗？必须有适应这种变化的新办法，就是民主与法治。再说，现在是开放时期，各种思潮蜂涌而入，使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产生多元化，自然会产生反映这样多元化的不同观点，再搞大一统的观念是不行了。”
第129页（1994年1月17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改革是社会的转型，是由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
第149页（1994年7月3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要配合起来。搞市场经济了，还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矛盾很多，这不行。”
第154页（1994年7月30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一九九五年，他说：
赵说：“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一党专政。”
第157页（1995年4月1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西方的议会政治是比较成熟的，应视为一种好形式；国会可制约总统；议员又受选民的制约。无论总统或议员，不代表人民说话，就不选你。”
又说：“在中国，不根据经济的发展，不考虑人民的素质，一下子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也是幻想。”
赵认为：“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不形成中间阶层，一下子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中国就可能出现一千个政党，要乱的。人民素质不提高，乱了更可怕，会发生以暴易暴，出现独裁政治，如同缅甸那样。”
第159页（1995年4月1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中国目前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第159页（ 1995年4月11日 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中国的改革，经过曲折的过程，总算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可逆转的轨道；这就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机，即市场经济的不可逆转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开放。……但由于邓的'四个坚持’，由于邓自己不能从'四个坚持’中解脱出来，这就使中国社会的这个转机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并使经济的发展处在困难和矛盾中。”
第162—163页（1995年5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迄今为止，相对而言，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社会制度。虽然它存在有各种弊端，但它有活力。这主要是它能在批判中实行'自我调节’。……例如，资本主义在1929年爆发了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危机，后来采取……
赵明确地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就难以实现。”
第163页（1995年5月1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凯恩斯主义，实行国家干预，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又如，为了社会稳定，实行过多的福利政策，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也正在进行克服和纠正，使资本主义进入了所谓有组织或者说受国家调空的现代市场经济新阶段。”
第169页（1995年7月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赵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就是，党的专制政体也不能动。看来这也不行，因为它容纳不了市场经济。”
第171页（1995年7月8日同宗凤鸣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