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批斗

把“刘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作为一篇论文的题目，看起来好像偏离了人们通常对“文革”的认知。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在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中他的地位最高──受迫害前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文革”后几乎所有悼念刘少奇的文章都称其为“最大的受害者”，同时往往强调刘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政策方面与毛的区别[1]；然而，这些文章对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态度以及他在运动中做了些什么，往往语焉不详，似乎刘少奇只不过是个“文革”受害者而已。有的论者甚至推断，毛泽东“同刘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线领导之间分歧的发展，使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刘少奇）相当被动”，“很快又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2] 

历史的真相往往十分复杂吊诡。在过去50多年里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党内许多人成为受害者之前往往扮演过迫害者的角色；在意识形态上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也并无明显区别；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在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或平反后仍然认同迫害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甚至对施害者表示效忠。例如，罗瑞卿、邓拓和“文革”初期大量被迫自杀者临死前都不约而同地高呼“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3]，或者“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4]。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十余年后终获正式平反，他的遗孀王光美竟然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如此表白：“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致于纯朴真诚的新凤霞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5]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并不是因为他抵制“文革”。事实上，无论是他与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刘的悲剧之根源在于，猜疑成性的毛泽东认定刘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会严重威胁自己的权位，故而绞尽脑汁务必除之而后快。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如果不声讨清算“文革”的历史罪恶，不去发掘“文革”发生的制度根源，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毫无意义的一页，中国人也无法彻底告别“文革”时代。笔者想强调的是，追究“文革”的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且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一、“四清”运动：刘少奇直接领导的“文革”预演

1966年5月，当“文革”的序幕拉开时，中国人的神经早就被政治运动绷紧了。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今天官方论述刘少奇和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看法时大都强调两人之间存在“深刻分歧”[6]，更有人认为，“毛泽东尖锐批评刘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条件下、有组织的充分发扬民主）教育运动是扩大化，他自己搞了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个人专制加无政府主义）对付假想敌人，走向极端。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仅仅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这显然过分美化了刘少奇。事实上发动“四清”运动时，毛关于“文革”的设想还处于萌芽状态。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中的真实表现，他不仅跟着毛的“左”调亦步亦趋，而且在不少方面有自己的独创；即便毛在60年代初就想发动“文革”，刘少奇也未必会加以抵制。考诸史实，毛的“文革”思想与刘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启发、互相影响之效。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刘少奇对毛的“文革”思想的形成实有推波助澜之“贡献”。

【注释】

[1] 尽管刘少奇在“大跃进”中曾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但他目睹“人民公社”的祸害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60年代初，他和党内务实派陈云、周恩来等人通过推行“经济调整”政策，为国家走出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祸”作了贡献。 

[2] 黄铮，《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页。又见刘源的“忠实坦荡昭日月”，载《中华儿女》杂志1998年第10期。 

[3] 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13页。

[4] 袁鹰，“玉碎”，载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3卷），第128页。 

[5] 蔡咏梅，“吴祖光一生的遗憾”，载香港《开放》杂志，2003年5月号。

[6] 郑谦、刘波，《刘少奇之路》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1334页。

 刘少奇

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批斗

首先，刘少奇树立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实施“夺权斗争”。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采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说这一思路是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中共发起“四清”运动时，农村里已经存在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员委员会，但刘少奇主张在运动中另行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颁发文件肯定这种做法。[19]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而重组“阶级队伍”。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文件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20] 为了“发动群众”，在“四清”运动中广泛采用了大字报。例如，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这一经验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绍和传达，无疑为“文革”初期全国范围内大字报的普遍运用作了铺垫。再进一步看，从“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号召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21]，到毛泽东在1967年1月号召“全面夺权”，其间的继承关系之脉络亦清晰可见。 

其次，通过体罚逼供等残酷手法大批地打击斗争对象，是刘少奇总结的“四清”经验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对人的批斗体罚其实不过是继承了这些手法。“文革”期间，有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22] 这里提到的“燕飞”就是“文革”中批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看来它是通过“桃园经验”推广开的。国内有学者指出：“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淘干了看’，鼓动群众都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23] 有报导称，刘少奇挂帅的“四清”运动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24] 毫无疑问，刘少奇要对此负主要责任。换个角度看，当时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上的立场似乎还没有刘少奇那么“左”，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纠正了“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2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复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冤、错、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再次，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范例，毛泽东随后便启用江青作为“文革”的先锋和打手。1963年11月，刘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所谓的“桃园经验”。然后，王光美又在刘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接着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桃园经验”，以此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只不过说了一句“不能盲目执行”，刘少奇便大发脾气。[26]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8月27日，毛批示“同意”。9月1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桃园经验”政治上的恶劣性质上文已有叙述，刘少奇这种做法的危害性还在于，开了最高领导人利用权力安排夫人参政之例。此前，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包括毛泽东在内，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这么做。此例既开，毛泽东欣然从之。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与刘少奇批准下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而江青则为毛在“文革”中冲锋陷阵。 

【注释】

[19] 这类中央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6月25日）和“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1964年11月12日）等。 

[20] 分别引自注[16]和注[18]提到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


[21] 出处同注[18]。

[22] “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编，《揭开桃园假四清真复辟的黑幕》，1967年5月，第4页。
[23] 出处同注[9]，第348页。

[24] 罗冰，“毛泽东发动社教运动档案解密”。香港：《争鸣》月刊2006年2月号。

[25] 出处同注[9]，第276页。

[2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87-488页。

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都知道，1964年底刘少奇与毛泽东就“四清”问题发生过争论。既然刘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比毛泽东还要“左”，毛对刘的不满因何而生？据国内历史学者肖冬连介绍，此事的背景如下：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趁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里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刘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已经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27]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会议继续开了下去，从1964年12月20日断断续续地开到1965年1月14日。虽然毛泽东想对刘少奇发难，找碴泄愤，但毛不便用自己插话被打断、未被邀请出席会议闭幕式之类的借口，所以他就从政治上“挑刺”。在这一系列会议中，毛泽东先是抓住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左”的判断，“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刘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经过毛同意的，而且已经写入下发的中央文件，刘一时不愿意否定自己，便耐着性子辩解，主张“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面对刘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大光其火，于是“上纲上线”地开始了对刘的全面批判。毛先是批判刘领导的社教“打击面太宽”，接着批判刘主张的“蹲点”，继之又在1965年1月3日的会议上批判刘的“打歼灭战”和“扎根串连”，最后在1月5日批了刘少奇的工作队实施“人海战术”，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28]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所批判的这些刘少奇的观点和方法，其实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并大力提倡的。与其说毛是因为与刘有“重大理论分歧”而对刘不满，还不如说是毛因为对刘不满而制造出了这些“重大理论分歧”。更为戏剧化的是，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毛还拿出《党章》和《宪法》，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兴师问罪：为什么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给他“言论自由”？在党的高层会议上毛甚至象小孩吵架似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9] 由此可见，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其实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可冒犯的“龙颜”──这才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毛刘之间突然出现分歧的真正原因。

刘少奇对这一分歧的实质并非心中无数。1965年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当着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等17个中央和地方大员的面，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会后，刘又主动找毛做自我批评。[30] 但毛泽东表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31] 毛泽东未能自圆其说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并提倡刘少奇的这些“经验”时，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义”立场？其实，这次的毛刘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品质和猜忌成性的独裁者心理，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通过“文革”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曾在1970年12月28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32] 

【注释】

[27] 出处同注[13]，第1102页。

[2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17-1130页。

[29] 出处同注[7]，第77页。

[30] 出处同注[6]，第1126页。

[31] 出处同注[7]，第78页。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彭真和刘仁的信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师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9]”刘少奇完全赞成毛泽东对文化艺术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了毛的上述批示。当周扬说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紧接着他又指出田汉编写的京剧《谢瑶环》有问题：“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武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40] 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的文件“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认为，鬼戏属于“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41] 而刘少奇的看法显然比当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说法更“左”更极端，他把几出戏文上纲上线到“影射”和“反党动机”的吓人高度，并且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直接点名批判两位著名的党员作家（《李慧娘》的剧作者孟超和《谢瑶环》的剧作者田汉）。此外刘少奇还点了画家陈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动态》上，××同志批了陈半丁画的一些画，他是用很隐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诗，用那些画，来反对共产党的。现在用戏剧、诗歌、图画、小说来反党的相当不少。那些右派言论他不敢公开讲了，他写鬼来讲。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领导机关，各方面，要拿这个六条来判断香花毒草。而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领导两条。[42]” 

1964年4月9日，刘少奇与外国文化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在最近十多年来有些成绩，但缺点还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点，现在还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动的，可是艺术水平高，那么起的坏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有艺术水平的了，所以中国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闷，影响很坏。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学，拿到现在来看就有害处。[43]”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当时刘少奇明确表示赞同康生的说法，刘还提出要把这部小说作为“反面材料”，“印给党内看看”。[44] 

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滥觞于“四清运动”。据中共官方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形式的人是当年身兼副总理之职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64年12月27日，“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45] 随后陆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长，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文化部的整风，他们主持起草了“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1965年10月30日）”。这份文件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扩展延伸，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该报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写道：“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46] 虽然陆定一和周扬在“文革”中先后被打倒，但他们确实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义，时间上先于毛泽东，而且陆定一和周扬主持起草的这份文件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说法非常接近毛后来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论。在中共党史上，陆定一和周扬在产生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方面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迹。 

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线领导工作，他们于1966年1月23日向全国批转了中宣部主持领导下起草的这份文化部党委的“汇报提纲”。在“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这一文件里，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语：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注释】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40] 出处同注[13]，第1084页。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42] 《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 

[43] 出处同上。

[44] 出处同注[13]，第1054页。

[45] 出处同注[28]，第1121页。

[46]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共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五）》（北京：[内部出版]，1987年），第653页。

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很好。事实证明，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去做，整个面貌就会改变。文艺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希望各级党委认真把这条战线的工作管起来。当前主要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深入工农兵群众，克服文化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同时认真抓创作和领导好整个文化工作。这样坚持下去，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一定会取得显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见，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人并非“文革”的反对者，他们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样，都拥护“文革”，也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手法作了部分“贡献”。不过，在刘、彭、陆等人的心目中，“文革”应该属于思想文化诸领域内的政治清洗，要由他们和各级共产党组织来领导，目的是巩固党的统治，他们自然不认为“文化革命”会清洗到自己头上。上文提到，“四清”时刘少奇对通过残酷斗争式的政治运动来“反修防修”极为热衷。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一起大谈特谈“中央可能出赫鲁晓夫”；刘甚至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那次会上刘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48] 《刘少奇之路》一书称刘少奇把“反修”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限定在“省、市这样一些层次”，这个说法是违背史实的。如果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打击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这一目标上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是，刘少奇认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被当做“赫鲁晓夫”批判打倒，而毛则认为，刘少奇也算是“赫鲁晓夫”；除此之外，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其他问题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刘少奇在1966年8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现，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伪命题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得这样一个官方说法：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执行了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随着刘少奇之子党内地位的提升和毛氏后人的落魄，出现了一些大力美化这条“反动路线”的说法。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自己写的书中借他人之口说：“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49] 由于刘少奇在“文革”发动初期直至失去自由前，曾任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赞成的，因此他对“文革”毕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连刘源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50] 

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有过一系列重要“贡献”。从延安时代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确立其至尊地位，到鼓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刘少奇都发挥了带头领先的作用。刘少奇一手领导的“四清”运动，则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论上乃至方法上的具体准备。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无任何“抵制”，相反却千方百计地揣摩上意，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刘少奇在位期间，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等方面，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到底有多大的责任？确如其子所言，只是一般性的“失职”吗？ 

【注释】

[47] 出处同上。

[48] 出处同注[13]，第1056、1060页。

[49] 刘源，《刘少奇和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第219页。

[50] 王光美、刘源等，《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41页。

要回答以上问题，就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官方话语迷雾所营造出来的几个错觉。一旦史实得以澄清，究竟是否存在过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谜团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错觉之一：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

此说的理由是，刘少奇对毛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提出过修改意见。在大陆党史和刘少奇研究者的文著里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51] 这一说法本身漏洞颇多。刘少奇建议修改的究竟是什么，是重要文字还是标点符号？若只是建议改动标点符号，无论其建议是否被采纳，都无法导出刘少奇反对毛发动的“文革”这一结论；即便是建议改动文字，也不能就此判断刘反对发动“文革”，因为还存在着把文字改得更激烈这种可能性。这一说法实际上是用一种含糊不清、事实不明的话语，把一种无法证实的意向当做真实行动来美化刘少奇的形像。 

当时会议亲历者的回忆表明，上述说法可能完全是臆造的。例如，李雪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间召开的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2] 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录也从没有任何关于刘少奇反对“五·一六通知”的记载。[53] 

“文革”的第一步是毛泽东于1966年4、5月间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定罪。彭、罗、陆、杨四人都是刘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班底还是刘当年领导北方局时的老部下，彭真更是刘提拔倚重的亲信。“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垮台，使毛泽东得以控制中枢要地──首都、军队和中央办公厅。刘少奇对此既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作任何抵制，相反却积极配合毛的部署，采取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的态度。据李雪峰回忆，1966年4月19日刘少奇出国回来后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54] 刘少奇“点名”某人为“反党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刘点名抛出来的大概就包括他的亲信彭真。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会见时刘少奇告诉这位越共领导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其问题已经解决了。[55] 当时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朱德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因而被中央责令检讨，1966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会。

从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关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案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文革”初步部署的态度。在这个座谈会上刘少奇说：“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56]

毛泽东制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难道刘少奇竟然会毫无觉察？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于5月18日作了发言，大谈“政变经”，李雪峰和与会代表当时便知道矛头指向了刘少奇：“他（指林彪）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57]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还包括周恩来。[58] 既然刘少奇当时的地位危如累卵，他为什么还积极拥护毛泽东针对他的行动，毫不留情地尖锐批判自己的亲信彭真？了解中共党内政治文化的人其实不难明白，刘这么做，除了表明他仍对毛心存侥幸外，不外是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不仅以自己坚决支持“文革”的态度争取求得毛的谅解，还用牺牲别人──包括将他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送进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绞肉机──的方式换取自己的幸免。简言之，刘少奇当时的所思所为就是害人保己。 

错觉之二：刘少奇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确实以请教的方式婉转地表达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法的不同意见，但毛批评他后，刘便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以臣服姿态赞成并拥护这一提法了。 

从1966年5月到7月，刘少奇是党中央一线对全国“文革”的实际领导者。这段时期内，刘不但在口头上拥护毛的“走资派”理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的“文革”运动。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颁发和批转了近十个文件，以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59]

在刘邓的一线中央的领导下，各地党委批判斗争了数百名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谓的“黑帮”、“三家村”，这些斗争对象无一不是经过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被批斗者当中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负责人，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当时定性为“黑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当时定性为“黑帮”）和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当时定性为“三家村”），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汪小川（当时定性为“黑帮”），安徽省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居荟明、王世杰（当时定性为“三家村”）、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当时定性为“云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杨西光等人。仅在中南地区，被刘邓的一线中央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兼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人。在教育界，刘邓的一线中央还点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娄平，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东北工学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沈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辽宁大学校长邵凯以及他与杨俊超等人的所谓“黑帮”，浙江大学校长刘丹（定性为“黑帮”），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定性为“黑帮”）。在上海市，由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包括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的叶以群和王西彦等人。 

此外，刘少奇在这段时期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一线中央领导人亲自指导过一个马拉松式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刘、邓、周与毛的“文革”派人物一起，“连续斗垮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60]”。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亲自出马，代表中央严厉批判了乌兰夫。他们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而将乌兰夫打成继彭真之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刘邓的指示，华北局于7月底起草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该报告称，“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该报告给乌兰夫做出的政治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自此乌兰夫开始经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