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功与过
在晚清半个世纪的坎坷历程中，有三位人物举手投足都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走向，而这三位人物在历史上却都留下万世骂名。这三个人就是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而袁世凯尤其特殊，他不止在晚清政局中一柱擎天，他还一手开创了民国的政治版图。
曾几何时，袁世凯是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强有力的象征，不管是土崩瓦解的大清王朝还是嗷嗷待哺的中华民国，都将他视为自己的救世主，但转瞬之间，他又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既是大清朝的“乱臣贼子”，又是中华民国的“不赦罪人”；想当年，他以孔武有力、深谋远虑的民族英雄的刚健姿态登上了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但到谢幕的时候，他已经是“卖国求荣”、“不惜以一己之私害及天下”的无耻政客的活标本了；在他晚年十多年诡谲多变的政治生涯中，他真正谋取了足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极峰地位，但即使在他处在权力最颠峰时，对他的恶毒诅咒也和对他的赞颂之词一样多；每一个见识过他手段的人，不管这些人多么刚愎自用自视甚高，都不得不或明或暗地佩服他的领袖才能和超凡魅力，可是，即使那些不遗余力赞颂他的人中也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称颂他是一位真正“德配天地”的“伟人”——因为，据说，他实在是“不讲道德”。而这位根本不符合儒家正统史笔弘扬标准的大人物，却恰恰是弘扬孔孟之学最为热心的一位政坛巨头。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对这样一位以建立不世“事功”自勉而自诩的人物，后世史家却一再以道德判词来痛砭，对他的事功不屑一顾，对他的败笔却一书再书。他是一个“阴谋家”，是一个“伪君子”，是不折不扣的“窃国大盗”，——先窃清朝代以民国，后窃民国代以洪宪王朝，但是，在他的时代，又有多少叱诧风云、精明超卓的伟人如孙中山、黄兴，如梁启超、章太炎之辈，都被这个五短身材的小个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更不用说那些在他死后横行一方、胡作非为的军阀巨头在他面前多么恭顺了。
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居然有如此惊人的“骗术”和“盗术”？当世和后世的人众口一词地断定袁世凯“善作伪”，然而，如果人人都说这个人“一生作伪”，那么，什么样的袁世凯是“真正”的袁世凯？又有谁“认识”“真正的袁世凯”？这真是历史老人给我们这些后人开的一个大玩笑。
“历史”，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我们赋予了它多得数不清的任务：我们习惯于从事针对领袖的造神运动，结果我们很自然地以拥护还是反对领袖作为是非标准来编撰历史、臧否人物，——当矗立城头的“大王”走马灯似的换，那城头的“大王旗”就不得不一日日花样翻新；由于执掌史笔的文弱书生没有言论自由，他们被迫寻章摘句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结果，“历史”就成了政治风云中的“如意金箍棒”，可长可短，宜细宜粗，还可以附会上五彩缤纷各种细节。但不管怎么变，它总之还是一根被人不断挥舞若有所指的棒子。
“袁世凯”这个名字就是一根绝好的棒子，它横扫那些“独裁专制”的“民主对头”，猛戳那些私欲膨胀的“政治野心家”，更直指那些“卖国求荣”的“民族罪人”。比如，在八年抗战时期，袁世凯的“恶名”日益昭彰，多多少少和他签订丧权辱国的对日“二十一条”有些关系，而僻处延安的陈伯达这时候拎出这位早已作古的总统来鞭挞示众，就不无影射当时的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之嫌。
在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成了别人笔头或红或黑的墨水的时候，在这大棒飞舞之际，还有多少人去探究，袁世凯为什么要签下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条约？他从这一票卖国买卖中又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多少人还去计较袁世凯一生为抵挡日本对中国的侵蚀和侵略而付出的心血，还有多少人记得他曾经也是声名显赫的“抗日英雄”？因为戊戌政变中的角色，也因为洪宪帝制的复辟，袁世凯成了开惯了历史倒车的 “捣蛋司机”，再也没有人关心，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有资格操纵中国这辆大车，当然更没有人去关心他开的是一辆什么样的破车老车、这破车是行驶在怎样崎岖曲折的路上。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偏颇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如果今天我们说袁世凯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创者”，会有为数不少的人斥之为谬论，而如果有人说他其实还是一个“爱国者”，那就更是“颠倒黑白”。
然而，历史本来就不是一幕幕黑白影片，相反，它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色照片。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也取决于我们怎么剪辑和解释这些彩色的图片。
袁世凯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
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
历史曾经以他为分界线。可是，多少年来，对这样一位历史大人物，我们实在谈不上有多少真正的了解，我们对他留下的 “历史遗产”不加审视地唾弃，甚至视而不见。我们已经习惯了袁世凯僵硬的漫画式的脸谱，对他的生动表情已经感觉陌生而奇特。那么，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位如此重要的历史演员卸装后的面目吧。
一、大泽龙方蛰 中原鹿正肥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些所谓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是历史进程的里程碑，是历史变革的关节点，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历史变迁的方向。比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等大事，长久以来都是一般人注目的焦点。在这些大事件炫目光彩的掩盖下，很多“无足轻重”的事件就滑落出我们的历史视野了。
不过，当我们将镜头切入到细微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会发现历史远远比“大事件”展示出来的脉络复杂的多。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却很可能是长时段的重大变革的起点。
1882年，在大清帝国的属国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就是这样一件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场发生在海外异国的兵变中，却令人惊异地出场了好几位在此后三十年的中国政局中呼风唤雨、颠倒乾坤的大人物：袁世凯，在平定这场兵变中一役成名，从此青云直上；张謇，晚清的名状元，在身历事变后以一纸《朝鲜善后六策》赢得朝野注目，为以后的政商大业打下牢固根基，而后在辛亥年领导立宪党与革命党和袁世凯鼎足而三瓦解了大清朝的二百六十年基业，这时候他却不过是进兵朝鲜的淮军将领吴长庆的一介幕僚；唐绍仪，中华民国的开国总理，1882年兵变之后随即以税务帮办的身份来到朝鲜，扮演一个小角色；朱尔典，这段时期是英国驻朝鲜公使，到清末鼎革之际已升任英国驻华大使，操纵掌管英帝国对华政策，对中国政府的更替实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我们会看到正是这几位人物几乎支配了当时的全局。
更加意义深远的是，这一场事变其实是中日这一对百年冤家真正的民族和国家较量的开始，在这一场冲突中展示和逐渐形成的两国不同的国家对外战略深刻影响到此后两国的命运——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实多肇端于此役。
这诸多此后声明显赫的人物风云际会于如此逼仄的“三千里江山”，实在也算是命数。而袁世凯来到朝鲜，也是因缘凑巧。要明白为什么袁世凯最初是在朝鲜建功立业，甚至要理解袁世凯一生的命运和整个近代中国的命运，都不得不说及中日朝三边关系。要知道，1894年正是朝鲜问题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再过五十多年后的1950年，又是朝鲜问题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朝鲜战争，这后一场战争的后果到现在也还没有消受完结——朝鲜半岛分裂，中国统一台湾受挫。而就袁世凯个人际遇来说，是成也日本，败也日本。
此时的朝鲜还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国，向中国称臣纳贡，内政自理而接受中国保护，对外没有独立主权。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12岁登基，以生父大院君李罡应为摄政。待李熙成年，性情怯懦，在艳丽聪颖而权欲旺盛的朝鲜王妃闵妃操纵下，罢李罡应之权，从而演出一幕父子翁媳争政的戏来。李罡应保守而亲华，此时的闵妃却主张开放亲日。不过闵妃当政后却是政局败坏，结果予李罡应可乘之机，唆使欠饷的兵士作乱，而乱兵愤于日本历来的侵扰而烧杀日本使馆，日使花房义质狼狈而逃，仅以身免。朝鲜承平日久，乱起则无宁日，不得不请“天朝上国”派兵敉乱。日本则因侨民被杀迅速出兵朝鲜，结果这一场兵变变成了中日两国的明争暗斗。
1882年六月兵变发生时，向来主持中外交涉和北方军政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因母丧而丁忧去职，由另一名淮军将领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七月，张树声接到朝鲜驻天津官员金允植的求援要求，迅即议定出兵朝鲜平乱，由驻在山东登州的吴长庆率六营淮军乘北洋水师丁日昌的军舰前往朝鲜。而弱冠之年的袁世凯此时就在吴长庆军中帮办文案——个小小文书科员。他谋到这一职位是因为吴长庆和他叔父交情匪浅，吴袁两家是世交。
二、簪缨世族中的纨绔
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叔祖袁甲三是剿捻名将，袁家也算簪缨世族，所以袁世凯未成就一番功业前，认识他的人大都目之为“纨绔子弟”。
袁世凯少年时也的确没有辜负这一名头——他随居官南京的叔父（袁世凯年幼时即过继给叔父）住在这六朝金粉地时，日日以跑马闲逛为乐事，到叔父逝世他困居乡里时，照样以啸聚林泉为乐。不过，袁世凯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就是不管他怎么胡闹，他总能甜言蜜语哄得大人开心。这副本领对他以后的飞黄腾达真是太重要了——看看他后来交结满清权贵如权相荣禄和庆王奕劻的手段，尤其是巴结那拉氏不遗余力且总能得其欢心这一点，就会明白袁世凯的天赋对他的发迹多么重要了。袁世凯因为过继给叔父为嗣，所以他有两位老娘需要伺候，而这两位都对他溺爱无已。他周旋于两位妇人之间而左右逢源，这等经验想来对他伺候那拉氏不无裨益。
除了天生讨人喜欢这一点，袁世凯别的特征可就很难合乎规矩了。袁在家乡时间不多，因此一直没有好好读书，而且他对八股文章实在不感兴趣。据说他的爱好是饮酒和驰马，每饮酒必豪饮数斗，骑马则驰骋郊原。袁少有大志，这大志出自黄口小儿之口，自然被大人目之为“自幼好大言”了。他归里守制时，有空即泛览兵书，虽不能通晓其意，但对客谈兵，每侃侃无作色。他也曾经以制艺为业，还在家乡组织过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但终究不是这块料，到十九岁时他两次科场蹭蹬，一怒之下尽焚历年所作诗文，从此立志效命疆场，对科举不再抱希望。
其实，袁世凯对科举制艺的心态真是“爱恨交加”。恨，是因为自己才不及此，有心无力。在家书中他愤愤地说，所以，到他在清末新政的惊涛骇浪中成为改革领袖时，力排众议废除科举，恐怕和早年的这一段心病有点关系；爱，则是因为在中国，文章到底是“千古事”，以文抒志自古以来是中国历代英雄的传统。岳武穆留下几阕名词，曹孟德也曾横槊赋诗，哪怕造反作流寇的黄巢，还有“我花开尽白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霸气冲天的菊花诗，更不用说汉高祖的“大风歌”和楚霸王的“垓下歌”了。袁世凯既然胸有大志，想成就一番功业，当然也希望自己有“传世之文”，哪怕这文以事传也好。而文章写得好不好，先得过了科举这一关再说。所以袁世凯对有科举功名的人是“徒有羡鱼情”。也正因为有这一份心绪，袁世凯在以后权位愈高，对文人学士、硕学鸿儒则态度愈尊，对其笼络不遗余力，以至于到他当上民国大总统时，居然规定只有前清有过州县官为官资历的人才能当民国的民政长（省级官员），也就是变相规定民国的民政长都得有前清的科举功名。这一条后来是被归为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罪状”了。凭心而论，这措施主要还是为了保持地方政局稳定。
三、 文人不足以成事，无文人则不足以成大事
纵观中国历史，有个贯穿古今的、纠缠不清的话题，就是“文人”和“事功”的关系。毛主席常嘲弄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所谓的“臭老九”一脸的鄙夷，有时甚至出愤激之词，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坑得好，然而，自古以来，手摇羽扇、头顶纶巾的文弱书生，却又一直是中国土地上苍黄翻覆的种种惊天伟业中少不了的厉害角色，春秋战国时凭三寸之舌横扫六he的苏秦、张仪不说，大名鼎鼎的诸葛，不就是“文人参政”奠定宏图大业的绝好“案例”？司马相如一篇大赋可让汉武帝回心转意，骆宾王一纸檄文让武则天胆战心惊。说起来，在纷纷如走马灯上台倒台的帝王将相背后，何时少得了几个摇笔吟哦的文士？的确，有时候“文人”不足以成事，但关键时刻“文人”却足以坏事，所以若想真正成事，还得仰仗文人；有时候武人固然能够成事，可若想经营天下，没有笔接千载、文驰瀚海的几个精彩文人指点江山，却也不易成功，所以，真正的帝王之才，必少不了文人“助仗”。
袁世凯是否看到了这个惑人的历史“怪圈”？从他一生行事看，他的确天生异禀，居然年纪轻轻就深明此中五味。他一生在政海的惊涛骇浪中争雄，使将出来的“帝王”手段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很少为人觉察的就是这“优容文人”的一招，这是他真正臻入化境的“帝王术”。
我们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则不能不惊异鲁迅早年的批评不无道理，他说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
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凯所颁勋章作扇坠，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袁世凯半日，袁世凯竟不敢出来置一辞，而且终了也没有加害于章氏。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派自己的“贴身”老仆周妈来北京要帐。袁世凯此时万事不顺，哪肯再付这冤枉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婉拒，说是让她先回，钱随后汇到。哪知这周妈竟精明透顶，不依不饶，日日到袁世凯居处缠讼不休，说我家老王当初在劝进书上具名可没有保证你做成万世皇帝，你堂堂一国之君说好价码怎能出尔反尔，再说你为当皇帝花的钱数都数不清，怎好意思卡着我家老王这点小数目。这样一说，袁世凯大窘。而当袁恼羞成怒威胁这老太太时，老太太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说这死没良心的老王让我到北京来送死，你袁世凯一个大皇帝怎么好意思杀我这手无寸铁的老太婆。这位杀人无算的枭雄袁世凯居然毫无应对之策，只好把周妈安顿在家里，让自己最宠爱的姨太太陪她闲聊游玩，翼图动之以情。可玩完吃喝完，周妈照样要债不误。在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大家都是当笑话看，笑话袁世凯复辟不成的丑态。其实转念一想，要不是袁世凯优容大度，哪有什么周妈讨债这样精彩的戏——十个周妈也成了泉下之鬼了。再想想段祺瑞射杀街头学生，张作霖绞杀教授李大钊，和蒋介石暗杀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袁世凯对文人学士向来采取笼络办法，但他还是担了不少摧残文化的恶名。这其中有些当然是他为了攫取政治权力而不得不为的手段，但也有些是冤枉的。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黄远庸是民国初年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新闻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于1915年远避美国，却于当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生了，袁世凯实在无以自解。
待到暗杀黄远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经是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孙中山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袁世凯为他背了这个“黑锅”。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生，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
袁世凯任用文人，推崇文人，这一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能够成就功业的不二法门。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编撰一部“步兵操典”，请他一位很器重的幕僚张一麟（字仲任）修改，修改完了，他又叫过来一位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督练公署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审核，一天他当着张一麟的面问何总办这部操典怎样，这何总办不知深浅，说，“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后，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提出修改的地方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袁世凯当下就沉下脸来，“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你们知道修改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任先生！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他毫不留情面地教训这位总办，“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看完了好好向张先生请教。”何总办退出去后，张一麟倒不好意思了，说大帅的词色太严厉了。袁世凯说：“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惹祸的一天。”袁世凯一死，他的话不幸言中了。
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段祺瑞组阁，非得要求自己的心腹，也是军人出身的徐树铮，来当国务秘书。袁世凯大发雷霆：“什么官都给挎东洋刀的当去了，总得留几个给学文的当吧！”为此不惜得罪段祺瑞。袁世凯深明武人干政终将乱政的道理，所以终其一生，他都将文人的地位摆在武人之上，虽然武人才是他基业的真正柱石。这之间的微妙平衡，没有高度的智慧，难以达成。
晚清著名封疆之中，张之洞以幕府中人才鼎盛出名，但张之洞之“事功”，虚张声势之事所在多有，论起真正实绩，袁世凯高出侪辈甚多，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甚至袁世凯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如帮他主持修建交通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
再看看后来袁世凯谋称帝，锣鼓震天响，真正响到点子上的还是那几个文人敲出来的鼓点。文人的确帮了他的大忙，不过复辟一事，文人卖力是卖力，却无异于将他往祭台上送，这可是帮倒忙了。
当然，袁世凯做到这样大肚能容，对文人高看一眼，也是在官场上滚打了几十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吴长庆营中的袁世凯，他初出茅庐时却是大大咧咧，锋芒毕露，杀人不眨眼，让人不寒而栗。两相对照，不能不感慨造化弄人。
四、 把握住上司的“兴奋点”
每个人的发迹，归根结底都是靠“关系”，靠人生路途上不同的“贵人”关照、提拔，这不独古今一理，中外也无异。没有人能够一人只手撑天，也没有人能够一人一往无前，他之所以能够渐行渐高，渐行渐远，总之有人前后左右推拉拥佐。那么，成功的诀窍就在于怎么寻找、怎么掌握这些“关系”，让这些“关系”成为自己升迁的“助推器”。其实成功者和庸碌者的真正区别，也就在这里：成功者知道哪些人是真正值得他用心伺候的“金主”，他象嗅觉灵敏的猎物一样知道什么人是关键人物，知道如何赢得这些关键人物的关注，引来这些人在他自己身上“下注”——投资于他的前程！所以，只要你有本事将人生路上的“路人”，变成自己的“恩人”，那么成功只在指顾之间。
袁世凯就是具有此类灵敏嗅觉的猎人，他能迅速地捕捉各种权力关系中的潜在脉络，将这些脉络一丝丝往自己身上牵连，最后他自己就可以躺在这千丝万缕的权力经纬中，安享富贵。且看他如何编织这张关系之网。
在登州，吴长庆开始是看不上袁世凯的，一则他看出袁世凯不学无文，二则认为他不过是纨绔子弟，吃不了苦。这看法也不是没由头。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前，一次上京城谋出路，结果在茶楼酒肆中把盘缠输个精光，几几乎回不了家。又有一次，他携带家中仅有的细软古玩，遄赴上海，打算叩访当时以同知官上海水利厅的王雁臣老师，结果在勾栏妓院中逗留月余，床头金尽，不得不典当这些“见面礼”。哪知这些典当的物件就碰巧辗转到了王雁臣手里，王一看之下大吃一惊，这是故友袁甲三的宝贝！连忙寻觅其来历，在温柔乡里找到这位大少爷，这才知袁世凯到上海已经逾月了。
袁世凯这次投奔吴长庆，则据说是因为在家乡忤逆了同族长老。想想吴长庆向以儒将自诩，对这样一位读书不成器，科场不得意，诸事当儿戏的世侄少爷自然不会加以青眼。所以，他开始的确是看走了眼，没看出袁世凯不是一般的器。他之任用袁世凯，还是出自当时幕下张謇的推荐。
因为吴长庆要求张謇教袁世凯作八股，张謇出题一考察，则袁世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简直无从删改，老师和学生都苦不堪言。但只要叫袁世凯办理寻常事务，则雷厉风行且井井有条，无不像老手作文章一般倚马立就。且袁世凯志气高迈，指点江山，纵论世界局势，识见超卓。比如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他就指出，“法兰西侵略安南（今越南，当时和朝鲜一样是中国藩属国），扰及我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如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他对张謇说，我家有良田，也不缺资材，投军并不是为了糊口，是看到吴公守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这里才发觉吴公温文尔雅并无出战之意，恐怕我也不会长久甘于此处。二人在营中日相盘桓，张謇从袁的言谈举止中看出这人将来必成大器。
其实，善识人者看文章是能看出为文者的见识和气度的。几年前，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曾命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等到交卷，则所作之文，前后多不成句读，但其中有二小段妙句，可资奇文共赏。句云“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为之咋舌不已。想来张謇如看到此文，亦会有同感，哭笑不得。这里“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一语尤值得注意，因为后来袁世凯正是被后世斥为“不仁不义”。
袁世凯曾受教于张謇，并且给张謇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点对袁世凯后来的事业至关重要。但就他当下的处境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要取得吴长庆的信任和重用。
取得上司信任的方法有很多种，但统而言之却只有一个途径：让上司高兴。然而，不同的上司有不同的高兴事，所以还得把握住这些上司的“兴奋点”。象张謇这一类心怀天下的书生，绝对不喜欢谈风花雪月，更不喜谈脐下三寸之事，那么来一点感时忧世的豪言壮语就能够拨动他的心弦，而象吴长庆这一类精明干练的儒帅，最看重的是能为他分忧办事的真才实干，所以将事情办利落就是邀他欢心的最好法门，此外哪怕谀词如潮也是白搭，有时反而有负面效果。
再说这年七月，吴长庆大军开拔，按军令需在七日内全部出发，可动员起来，才知淮军暮气沉沉，拖沓敷衍，毫无锐气。这时张謇向吴长庆进言，要求启用青年，并称袁极有才干。当军队即将登陆朝鲜海岸时，吴长庆命一营为先锋，而这营的营官推脱说连日海途颠簸，士兵呕吐，请缓一缓。长庆大怒，立马将营官撤职，任袁世凯代理，并颁给令箭，说如有不服从者，就地正法。
等待了多少年，袁世凯一朝令箭在握，终于可以大志得抒了！
两个钟头，袁世凯就把营队整肃得服服帖帖，完全就绪。次日登陆，袁军一路如疾风偃劲草，直奔朝鲜王京。长庆大军随后跟进，入内陆五十里，则看到袁世凯数骑在前迎候，说是前面路途安全，一安顿之处切准备妥帖，请大帅升帐。长庆看到他如此精干，指挥若定，大为满意。进得营帐，袁世凯才说：“现在有要事禀报大帅！”长庆说：“好好，你说。”袁世凯说，所带营队中有兵士劫掠鱼肉百姓者。话没说完，长庆大怒，大声说你为什么不严办！世凯连声应道：“喳！喳！我已经请得令箭正法七人，请大帅验明首级。”这一下，长庆大出意料，笑逐颜开，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果然是将门虎子！”经此一番考察，从此吴长庆对袁世凯的才干再无怀疑。而袁世凯也因此得以在朝鲜立足，长达十二年之久，始终处在对抗日本的最前沿地位。
袁世凯斩得七颗人头以立军威时，尚不足二十三岁。
五、 危机：庸人眼中的危险，强人眼中的良机
其实，政治风云中有一个不变的规律——有危机的地方就有机会！对庸人来说是危险的地方，对强者来说反而是挺身而出、树立形象的最好时机。庸人之所以为庸人，就是因为他只能看到危险，却看不到危险之中的巨大机遇，也没有勇气去抓住这机遇，所以他们永远四平八稳、毫不起眼。而强人则不然，他们喜欢冒险，而且愿意为这冒险承担责任，于是往往他们的冒险成功，他们就脱颖而出。对他们来说，一次危机就是一次跃迁的大好时机。
看看袁世凯一生的几次巨大提升，哪一次不是在巨大危机之中实现？1894年，大局糜烂的甲午战争中袁世凯抓住时机掌握操练新军的大权，1898年的戊戌政变袁世凯获得山东巡抚的厚赏，从专任官员一跃成为方面大员，1900年的庚子事变，袁世凯更是借机取得慈禧太后和洋人的信任，随后得到直隶总督这个大红印把子，终于可以操纵朝局，1911年的辛亥革命，群雄逐鹿，他更是将大好江山收入囊中，成就了“帝王”功业。
这种把握机遇的本能，是袁世凯最让人惊叹的本事，是晚清其他几个巨头所望尘莫及的天赋。这种天赋在袁世凯早年从军朝鲜就表现出来了。
在壬午兵变中，吴长庆等人设计智擒大院君李罡应，将其迅即移往中国军舰，后送至中国保定软禁达两年之久。朝鲜兵乱很快平定，吴长庆军驻扎朝鲜。
1884年，这时中国南疆果如袁世凯所预言，中法在越南开战，战事往北蔓延，5月，吴长庆率三营淮军回防中国北方，仅留三营军队驻防朝鲜汉城，袁世凯是驻军的三位长官之一，任军务帮办，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处心积虑欲吞并朝鲜的日本这时候看到机会了，日使和朝鲜国内亲日派勾结发动政变，劫持国王，处决亲华派。这就是朝鲜的“甲申政变”。这时中国驻军领袖提督吴兆有急忙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欲待北洋定夺对策。袁世凯一看，这等紧急时刻，哪里还等得及国内研究之后发指示，力请出战，救出国王。那两位军事长官不肯“擅作主张”，怕承担责任，最后经不住袁世凯严厉要求，决定出兵干涉。袁世凯一人带队直冲王宫，苦战一日一夜，将朝鲜国王救出带往清军大营。日使和朝鲜亲日派看大势已去，再不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连忙狼狈出逃。
甲申朝鲜一役，若不是袁世凯一人临机应变，敢于负责，力主开战，则朝鲜不必等到甲午战争，早已脱离中国。这一点，是连那些最鄙薄袁世凯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的。这一次胜利，是中国在朝鲜和日本交锋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胜利。
袁世凯赢得主持北洋大政的李鸿章之刮目相看，就是从这里开始。
甲申一役，袁世凯虽然保住了大清朝对朝鲜的控制权，他自己却反而陷入了困境，陷入了危机。然而，他很快又把这危机变成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他的困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他年轻气盛，遇事专擅，揽权自用，权力欲极为旺盛，不容于当时驻扎朝鲜的其余中国官员，这些人大多是吴长庆淮军的积年旧部。他被吴兆有等人参劾，理由则是他“蓄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军饷”，只气得他大叫“官运恶极”。而且他平定政变后不经请示即挪用军饷抚恤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并且要求李鸿章将这笔款项作为正当开支报销，遭到李鸿章严厉训斥，谓其“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反戈一击，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应负甲申事件的责任。与此同时，日本不肯善罢甘休，积极布置，陆续向朝鲜增兵。朝鲜的局势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而这时候中国和另一强权法国的战争在华南正打得如火如荼。刚刚摆平十几年的洪杨和发捻之乱，且又力战收复新疆的中国，已经被连年战争拖累得奄奄一息，怎么可能再经得起南北两端同时和两个国家开战呢？内外交逼之下，清廷派出吴大澂、续昌为特使到朝鲜来调查袁世凯。吴大澂出身清流党，向来主张对外强硬的，但这一次形势如此严峻，所以还没有启程就打算把责任完全诿诸袁世凯，并向日本谢罪。
袁世凯在他几十年的军政生涯中，第一次面对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这场危机并不关涉到他对国家军国大事的判断对错，而是关涉到他在中国特有的官僚政治体系中是否能够适应的问题：他破坏了这个体系长久维持的某些原则，让那些靠这个原则而得安宁的人感到不安，以至愤恨。
甚至袁世凯最初的赏识者张謇对袁世凯也不能容忍。“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袁世凯对他的称呼，则“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因为袁世凯升迁太快了，而他这时候根本不懂得掩饰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和自己对大权在握的得意。当他只是一营前小卒时，他谦恭懂礼，“谦抑自下，颇知向学”，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飞黄腾达，所以要靠“好学”的姿态装点门面。可是一旦大权在握，他就对耆老旧宿颐指气使，张狂跋扈，整军发令则免不了对这些长者辞严色厉，这是典型的“小人得志”。想来，张謇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幕：袁世凯刚刚率队登陆朝鲜时，在路边迎候长庆和张謇，当长庆捻须微笑对张謇说，慰庭不错，不枉你老师推重的时候，袁世凯诚惶诚恐滚鞍下马，连连磕头，连声向长庆和张謇说，谢大帅提拔，谢老师夸奖。这时候的袁世凯真让张謇感到欣慰啊，他怎么说变就变呢？
而且，袁世凯向上爬的欲望如此强烈直露，以至于他不顾中国官场一般的交往原则来扩大自己的关系网络。按照传统的看法，袁世凯是吴长庆提拔起来的，他就应该对吴长庆保持个人忠诚，可是长庆虽是淮军系统出身，却和淮军老大李鸿章在政见和私交上均不洽。以袁世凯的战略眼光，他当然看得出吴长庆终其一生不可能取得和权倾天下的李鸿章相抗的地位，而且长庆1884年就病死军中。依靠吴长庆这棵小树，袁世凯是不可能乘到多少荫凉的。所以袁世凯驻在朝鲜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交结李鸿章，赢得他的注意，这是他继续获得权力的必经路途，以袁世凯的为人，他不可能为了吴长庆的知遇之恩而牺牲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
以后袁世凯在很多重要关头都毫不犹豫地在各种权力靠山之间转移活动，一点都不觉得矛盾为难，这般举动是由他对政治权力的欲望所决定的，换句话说，这是他的活动原则。但这样的原则在张謇这样看重“一仆不仕二主”的人来说就是背叛吴长庆，辜负吴长庆的提拔，而背叛自己的“恩主”，这在袁世凯所厕身的政治环境中，绝对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是一个道德原则问题。张謇邀集吴长庆幕中几名袁世凯的故交，写了一封致袁的绝交信，大有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意味。袁世凯没有对这封信作答。他们两人从此不通音信十余年，直到甲午战争的时候，才再度相晤，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不是当年的袁世凯，张謇也不再是当年的张謇了。中国的政治改变了他们性情中很多本来最率真的东西，教会了他们掩饰自己的欲望和真实想法。这是他们的幸，抑或不幸？
至于那些和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吴长庆旧部，则更有愤恨的理由，因为他们花了多少年积累的资历在这位年轻人的眼里直如无物。袁“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官至三品。更难受的是，他们享用已久的某些特权被这个半路杀出的毛头小子剥夺得所剩无几。前面说到袁世凯初露头角是因为治军极严，杀戮不忌。可是，军队骚扰民间向来是清军的传统，放纵部下掳掠有时候是鼓动军队斗志的一招，而且统军将领多少能从部下掳掠中得到点实惠——据说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的南京时得财无数。驻扎朝鲜的清军将领除了吴长庆这样的儒将，是没有人具有战略眼光的——他们不会将清军在朝鲜的作为放到整个中国战略全局中考量。但袁世凯虽不过二十出头，却视野宽广、深谋远虑，具有世界眼光。他知道清军在朝鲜军纪驰坏将严重危及到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这和军队在国内骚扰民间影响完全不一样，他看出让政变中受害的亲华派朝鲜大臣迅速得到安抚和支持，是保持中国在朝鲜支配地位的一个关键，所以他大胆将军饷挪作抚恤费。袁世凯不贪财，这是他一个少为人知的特点。
《容庵弟子记》是袁世凯幕僚撰写的记叙袁世凯早年在朝鲜活动的“回忆录”，其中多粉饰赞颂之词，但也保存了不少难得的史料。其中记载袁世凯禁止军队骚扰民间：
“将多吴公（吴长庆）旧侣，素骄纵，复多谗阻，公（袁世凯）因曰：禁骚扰不难，得帅信非易耳。吴公默然。逾日滋扰愈甚，公入帐请吴公出外，仰观山坡，遗物堆集。吴公问何物？公曰兵丁掠民间什物，其粗劣者委弃于道也。又曰王师戡乱，纪律若斯，贻笑藩封，玷辱国体，帅其勉旃，我请从此辞矣。吴公大惊变色，誓曰：请汝放手为我约束，有听谗谤者，非吴氏之子孙。公乃传令各营，有入民居及杂伍者斩。适有犯令者，立斩数人传示。有韩绅控奸戕其妇者，公徒步往查，亲督搜捕，竟日夜不食，卒获手刃之，厚恤韩绅家。滋扰稍敛，然仍未绝。
“有武弁凌辱韩人，公执，将戮之。吴公亲造公室，乞贷一死，坐久不去。公故以案上图书请吴公阅，潜出斩之，入而请罪。吴公大笑曰：执法固应若是。吴公戚属有在军者，吴公常戒以汝勿犯法，袁某不汝恕也。”
从这几件事可以看出袁治军的严厉，虽然过于张狂跋扈，对于散漫的清军却是无可指责的。可是以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来整顿大军，那些老将何以自处？所以袁世凯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压抑排挤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在以后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袁世凯在中国这个注重个人人际关系的特殊的政治网络中总是如鱼得水，穿梭往来游刃有余，甚至可以说，他之所以能够靠种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手腕取得显赫的权势，完全是因为他是饱浸在中国这个政治“酱缸”里，他深知这“酱缸”的各种色素搭配比例。可是他初登政坛的时候，却是如此“幼稚”。这种“幼稚”， 在以后的袁世凯身上是再难见到了——他改弦易辙了。
吴、续两位钦差刚抵达朝鲜马山浦，袁即于第一时间派人将叙述事变经过的书面报告呈上，动作迅速而又恭谨，全无倨傲之态。到得汉城，不待传唤，马上亲自谒见，当面辩解，言词恳切。最关键的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完全改变了两位钦差的先入之见。
朝鲜当时尚是中国的藩属，按照礼仪，“天朝”来了钦差，韩王应该首先亲自拜见钦差，行礼如同天子亲临。但是这时候的朝鲜已经看出大清帝国外强中干、奄奄一息，加上欧美列强和日本与朝鲜交往日多也让朝鲜开了世面，朝鲜再也不肯对清朝服服帖帖了，首先就不愿以臣子谒见天子之礼来接待钦差。所以吴、续两位钦差来到朝鲜先就碰了个钉子，个人面子不好看架子端不上是小事，失了“天朝上国”的颜面，可是丢官的大事。但他们也不可能将这韩王强行拖出来摁住磕头啊，所以彷徨无计，愁眉不展。这时候袁世凯说，小臣或可效力一二，可以唤得韩王来见。钦差大喜，促马上去办。结果不多一会儿袁世凯果然把韩王招来了。原来，袁世凯在朝鲜的两年时间里，用心耕耘，借着帮助韩王训练军队的机会，结交一大批朝鲜大臣，他又是一位铁腕人物，而韩王生性软弱，所以他在朝鲜政局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说了不的事情，朝鲜绝对难以说是。加上这次他冒死把韩王从日本人手中救出来，说话就更有分量了。所以他说要韩王来见钦差，韩王有一万个不愿，也不敢不来。
袁世凯做的这一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真正搔到了这两位钦差的痒处，使得他们对袁的才干刮目相看。对于下级来说，上司最犯难的事，是头等大事，能解决了这大事，比送上一箩筐的黄白之物还管用，毕竟，尽管有钱能使鬼推磨，但人世间还有那鬼都推不动的磨，而你的上司很可能是一头蠢驴——什么磨都懒得推。
接下来，就是钦差去韩王宫中回礼。袁世凯护送两位钦差，在路上，这一队人马居然看到一帮朝鲜百姓正在路边忙着树木牌，写着斗大的字赞颂袁世凯对朝鲜的功德。突兀之间，两位钦差满腹狐疑地看着袁世凯，以他们久经官场的见识，当然怀疑这是袁世凯授意，意在邀功。袁世凯大窘，马上踢马上前，和卫士一起使劲鞭笞驱赶这帮感恩戴德的朝鲜顺民。最有意思的还在后头。当会见结束，钦差大臣出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这一群被袁世凯打散的朝鲜百姓又跪在路旁，手持歌功颂德的木牌，神情凄切而又激动。这一回，钦差们若有所思，再无怀疑了。他们真的相信袁世凯在朝鲜不止为维护大清帝国的利益出生入死，而且也深得朝鲜君臣上下的爱戴。这样一位才干卓越而品性贤良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竟然被人指斥为品行不端的劣员，这当然是诬陷。
所以，钦差回朝之后，对袁世凯的考语是极为难得的优叙。他们说袁劳苦功高，不但不追究他的责任，反而竭力安慰他。他们唯一的小小的劝告是，他不要再把军队驻扎在朝鲜王宫了，自己也不要住在朝鲜王隔壁宫室了，因为这会引起日本政府的猜疑借口。
这样一个结局肯定让那些参劾袁世凯的人大跌眼镜。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他们错估了袁世凯的天资和实力。
这场危机就这么过去了，以后很少有人再关注这场风波中的种种细节了。可是，后来有一种说法，说韩王最初不肯以臣子之礼见钦差，是袁世凯授意，这是袁世凯为了在钦差面前标榜自己而出的主意；路上举着功德牌的百姓，也是袁世凯一手安排，他心计最为深沉的一招，则是算准第一次钦差会怀疑这些人被人指使，所以预先安排了第二次的拥戴。
果真如此，则袁世凯不止是天生的战略家，还称得上是天才的战术家。老谋深算，算无遗策，当年诸葛孔明也不过如此罢？不过，这世上的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又说得定呢？袁世凯后来复辟的时候，不就是借着那一拨拨“驱之不去”的“民意”和“劝进”代表，“勉为其难”地登上了“中华帝国大皇帝”的宝座？面对这纷纷芸芸的历史迷雾，只能说，袁世凯一生中的谜团太多，他在通往权力颠峰的路上踏出的每一个脚印，都可能是一个掩饰着的陷阱，留给我们这些后人一团团疑惧。袁世凯告诉我们：在造假的时候，千万不要假设上司是蠢驴。也许他真的很愚蠢，但万一他忽然聪明起来，那么你一辈子的机会说不定就一把输光了，至少在他手里不可能翻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