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

研究工人阶级状况，是我在大学期间就有过的计划。现在算来，已快三十年了。当时我还是大学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在研读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被恩格斯详实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所震撼。这种震撼不仅由于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工人家庭，我的亲人大都是工人，对工人这一社会群体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更主要的在于，我为恩格斯运用的研究方法所吸引。当时，我就计划，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所有的人也知道中国工人的历程和苦难，光荣和梦想。然而，我却一直没能实施这一计划。因为，当我试图以实证的方法开展这项研究时，却发现自己对从小就朝夕相处的工人生活过于熟悉，已感觉不到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需要记录下来了。更为严重的是，自己工人家庭出身这一社会背景以及人生经历时刻在干扰我对问题的观察和判断。这让我感到困惑，并最终认识到如果没有理论研究的视角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观察和真正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的。也就是说，自己的学术积累和理论修养尚不足以把握这一重大题材。于是，我只得将这一计划搁置起来，转而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希望从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中寻找到观察工人问题的视野和方法。当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时，我感到应该是实施20年前计划的时候了。因而，我决定用相对集中的时间，将多年来对中国工人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进行阶段性总结，并选择了以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研究的表述对象。
事实上，我的这项研究工作是长期而分时段进行的。在我看来，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观察，需要有一个历时过程，只有在动态的变化中才能发现其真实的内在结构和意义。因此，我对安源的观察坚持了4年。但它不是连续不断的，我没有像一个安源人那样在这里生活，而只是在我认为适当的时候，来到这里了解他们已有的变化。虽然我曾有过把自己变成安源人的计划，但最后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不仅仅是由于我尚不能完全自由地脱离已有的生活轨迹，更在于，我发现，研究者身份的改变会对研究对象的变化产生影响。这实际上是所有人类学和社会学工作者面临的共同问题。许多研究者努力的方向是成为“自己人”，而我却总想把自己变成无关紧要的“客人”或“旅游者”。 既便这样，由于长时间的交往，我还是不幸地成为了被研究者的诉求对象，这是我需要认真检讨的。
我的这项工作主要是文献研究和观察性访谈。文献工作主要是收集和分析有关安源工人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的文本，此外，为了能够将安源工人这样一个群体置于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之上，我还研究了与主题相关的全国性的历史资料和学术文献。观察性访谈实际上是研究者直接记录的口述史。安源工人的坦率和见多识广使这些访谈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这些表述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中国普通劳动者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理解及对未来的希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验证中国民间言论。显然，这些访谈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当前政治话语的影响，但他们终究不像某些理论大师的著作那样虚伪了。而且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项研究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安源工人，事实上，追踪研究全国发生的职工群体性事件是我近年来最主要的工作。我力求做到的是用全国性的变迁和事件作为学术背景来验证在安源获得的感受，但安源工人的讲述在这里是我主要的表达文本。通过这些研究，我得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结论。
其一，迷失的阶级。由于中国工业化独特的道路，中国产业工人自产生起就因受到帮会组织的控制而欠缺自组织经历和阶级意识认同。因此，当他们成为革命党人反抗旧体制所依靠和动员的对象后，他们的阶级意识就被赋予了许多超越其阶级本来意义的政治理想，其组织化程度也因受到政治动员的制约成为了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工具。在革命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工人阶级又成为了主流政治话语中“统治阶级”被政权逐渐组织结构化。中国工人阶级正是在被赋予了无比的神圣性的同时，最终成为了一个因革命动员和政治斗争而迷失自我的阶级。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政党主要有两个，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本质上来看，这两个政党都是崇尚革命的政治集团。虽然他们曾经有过黄金般的合作期，但最终由于在进行社会动员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因为，当时国民党的主体是中上层知识精英，动员的对象是社会中上层权力阶层和资产者。它进行的是精英动员。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社会精英是无法实现对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整合的。因此，国民党最终也就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当时共产党的核心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动员的对象是工农，进行的是底层动员，是利用工农的力量来实现其建立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目标的。共产党要想将工农纳入到社会运动之中，就必须要寻找到能够动员工农的理论武器，服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宏大的革命目标，以建立一个公平共产的社会为基本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学说是最符合底层动员需要的。因此，在“十月革命”感召下，革命的共产党人也就按照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以求引导当时已广泛存在的以维权为目标的工人反抗运动向阶级斗争方向发展，寻求工人阶级解放。这种解放不仅仅是对工人作为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又将其理想化为“解放全人类”这样宏大的目标。我对安源工人运动的考察证明，知识精英对工人的革命动员具有世俗化的特征。他们以符合知识分子的合法身份进入工人社区，其中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班是其最主要的方式。他们先以拜访学生家长的名义进行活动，在与工人有一定接触后，就开设工人补习学校，并对工人进行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的启蒙教育，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这类具有半政权化的“苏维埃的雏形”的组织。正是通过这些有效的动员方式，共产党将产业工人纳入到革命组织之中。当然，这些在革命动员下产生的工人组织，并不是产业工人内生的政治社团，而是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中国工人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之初就被一种外在的理论和需要所左右。
其二，改革开放使革命失去了合法性，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所拥有的神圣光环也随之消失。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急剧变迁，把泛化了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割裂成为了不同的群体；作为工人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在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上的弱势地位也成为了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因利益受损而造成的生活困苦和对社会现实不满，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以维权抗争为主体内容的非阶级行动，成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是用“以理维权”来表述目前中国工人的维权行动的。这里的“以理维权”主要想表达的意义是，第一，当前工人以理维权是在目前阶级失踪和群体分化的状况下发生的。长期以来，在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政治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是其最为基本的特征。其结果就是中国没有一个确定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群体，这个阶级在所有人都贴上其标签中反而失踪了。也就是说，当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经济地位、不同思想意识的人都被称为工人阶级的时候，这个阶级也就因没有明确的界线而不能有最为基本的认同。它也就实际上是不存在了。这是目前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基本事实。当然，整体意义上的阶级失踪，并不意味着具有明确职业特征意义上的工人群体的消失，事实上，其主体部分的产业工人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群体。只是这个职业群体不是以阶级的形式而存在的，它们被中国学者称之为具有客观经济利益关系的阶层。第二，当前工人维权抗争的依据是政治伦理。在我看来，当前工人以理维权的理，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这种政治伦理最直接的精神资源来自长期宣扬的意识形态。由这种意识形态决定的主流话语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执政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真正的统治者。这种政治化的话语，一方面影响着工人的独立思考和阶级意识的发育，另一方面又成为了工人维权抗争的武器。
其三，中国工人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就要从虚幻的“统治阶级”的迷梦中解放出来，就要在“劳动者”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就要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大旗下重新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只有这样，这个社会群体才能获得自己本来的意义和利益；也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及长期和稳定的发展。
我认为，在一个群体高度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实现权力、资本和劳动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是一个极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无论人们如何选择，在我看来，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是现代文明社会最为基本的原则。这种保护就是多方面的。它不仅需要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政治集团制定出明确的社会行动规则，还需要掌握经济资源的资本集团能恪守这些社会规则并赋予它符合人性的内容，更需要劳动者实现利益组织化来形成制约权力和资本的社会力量。在目前的中国，对工人和农民这两大劳动者群体来说，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寻求组织化保护，已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了。事实上，当前工人维权抗争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工人阶级的出路问题。它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根据自己真实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利益来完成其阶级意识的建构，并在这种阶级意识指导下实现阶级利益的组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解决的重大问题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现实性要求我们有更多的调查和研究，在这本书中，我认为有两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第一，就是工人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阶级认同。这首先要突破现有意识形态的制约，要把政治化的“泛工人”群体分离出去，而根据职业特征来确定真正的工人群体；其次，就是要重构工人的阶级意识。当代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也许有许多内容，但其中的核心思想却是肯定的，这就是，他们不是“领导阶级”，他们也不应希望自己成为“领导阶级”；他们就是社会劳动者，他们要争取的是他们作为劳动者的权利，要承担的是他们作为劳动者的义务。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工人的真正利益就是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劳动者的权益是有比较明确的标准的，这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也应是现代中国社会应恪守的准则。如何保护工人作为劳动者的权益，应成为当代工人政治的主体内容，甚至可以说，这应是当代中国工人行动的指南。如果偏离这个目标，就有可能使工人沦为新的政治工具。第二，工人要实现利益组织化。工人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围绕这些利益的组织。当然，工人的利益组织化，对中国现有的工会组织会提出严重的挑战。它如果不能通过改变自己来真正满足工人的利益要求，就会被绝大多数工人所遗弃。同样，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更富有挑战性。因为现实已表明，革命年代的政治承诺与发展主义价值观及现行的政策性选择之间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冲突，并使执政者在维护历史道统及其合法性和承认社会现实及顺应历史潮流之间难以抉择。
这本书最后定稿是在哈佛大学。世界著名政治学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亨利.罗佐夫斯基政治学讲席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前主席裴宜理博士（Elizabeth J. Perry）看后写了一篇评价很高的序，她说：“于建嵘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的描述和研究堪与E. P. 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相媲美。像汤普森一样，于建嵘探讨了劳工的历史变迁，熟练地将工人的政治倾向与他们对自己过去经历的自我诠释联系起来。但是，汤普森的著作是一部劳工史（寻找19世纪英国阶级意识的源头和手工业者对工业化的反应），而于建嵘的这本著作同时还是一部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它用人类学家的参与式观察和政治学家对于理论意义和政策涵义的关注，补充了历史学家们对逝去时代遗痕的追寻”。当然，这是人家说的客气话，但象裴教授这样的名家能这样说，我还是蛮高兴的。说心里话，我自己也认为，这是我目前写得最满意的一本书。
尽管如此，这个书在国内也没有获得正式出版。但你们到网上一搜索，却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以及书号之类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本书写出来后，我计划在香港和内地同时出版。当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我签订了协议，也发排了。当时约定最好国内先出版，海外的明镜出版社再出。最后明镜的老板先出了，并进行了宣传。全国总工会研究室知道后就去买了些回来研究，并向全总的领导人写了一个报告，认为虽然讲的都是事实，但不宜大众传播。全国总工会的某位领导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就是国家的领导人了，看了报告批给了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就下达了查堵这本书禁令，这本书最后也就没有办法在国内出版了。
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些书之外所进行研究，比如信访制度的研究，现在正在进行的地下宗教的研究等等，就不详细讲了。但在进行下一个部分讲解前，我要先给你们放一个有关北京上访村的记录片。
关于底层社会的立场
大家刚才都看了“我们的上访村”这部记录片，心里也许会生出许多感慨。我看见有些同学都流泪了。但我在这里不是为了骗取眼泪，我想告诉你们，在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有许多东西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有许多人群的生活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我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告诉你们和更多的人，并想思考出这其中的根源和意义。现在，我简单地表明一下我有关底层社会的立场。
一、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底层社会是当代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和社会结构整体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单位平均主义制的社会结构，对中国社会结构分层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及社会结构的重组，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社会结构分层日趋明显，并初步呈现出半固化的特征，社会断层和底层社会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征。可以说，对于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最有研究的是孙立平教授，他提出了“社会断裂”这个概念。康晓光教授对这个过程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对精英联盟盘剥底层人民最富有批判精神的研究，就是这个骨子里充满精英意识的康晓光完成的。然而，以上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的结构出发，或者秉持精英主义的思维，自上而下地“发现”了底层社会。
日本有位叫三浦展的学者，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下流社会》。这本书以大量的社会调查为基础，从消费市场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中流阶层正在“下流化”的过程。作者指出，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日本还是一个由极少人数的上流社会（不劳而获却能够维持富庶奢侈生活的地主、资本家等富人阶级）与人数众多的下流社会（无论怎样埋头苦干也摆脱不了贫困生活的穷人）所组成的等级社会。自战后的50年代至70年代前半期，日本经历了一个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日本出现了一些被称为“新中间层”的社会阶层，并且逐年增多。然而，现在的日本却出现了一个“下流化”趋势。这个下流社会不是指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弱势人群，而是中流阶层的下层，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全面下降。
当然我们不能用日本学者的这样描述来理解中国的底层社会。那么，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所具有的形态和特征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有关社会分层。在中国社会分层方面，最富有意义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学学会的前会长陆学艺教授带领的团队完成的。当然，我们所说的底层社会并不是希望重新做一个社会阶层的分析。我们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使用这个概念，这就使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但并不是说，我们所说的底层社会没有明确的标准的。在我的研究中，对底层人群有四个基本规定性。其一，他们不掌握公权力，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或事业单位任职，或者简单说，他们不拿财政工资。简单说，他们不是“干部”，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其二，他们的生活主要不是靠资本收益，而是靠出卖劳动力。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老板。其三，他们生活处于温饱或温饱线以下，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底收入者，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社会是穷人。其四，他们很难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或转化。如果按照我上述的标准，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群体。
二、从价值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底层社会”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要求我们从底层人群的处境出发，从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出发，来理解社会的发展和目标。
精英主义价值的核心，精英们按照所谓社会规律或理想，设想出一个社会方向和目标，并以此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知识阶层对底层政治的无视到了理直气壮的地步，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是微乎其微，就是那些对边缘弱势群体问题的呼吁，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底层生存状况的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精英思维的反应。显而易见，基于“危险”反应的对于底层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者说是上层利益阶层的立场。底层所获得的关注眼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底层群体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对政治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我们需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那些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们也不能停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制约精英们行动的社会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首先来自政治背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然后才是制度的设定和遵守。在这里，民主政治的主要意义，就是让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各群体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平台。只有当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底层阶层都感到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并能意识到这种表达是有效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而和谐的。
当然，我也并不是说，底层民众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是对的。但管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没有实行真正民主和宪政之前的威权时代，就有一个治理者如何了解底层人群的意愿的问题。如果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和意识，所制定的政策肯定是有问题的。就以信访制度来说吧，这也是我与你们的康老师争论的问题之一。在国家信访局为修订信访条例叫我们去开咨询会时，我们就发生过争论和冲突。我认为，由于信访制度存在许多重大的制度性缺失，越是强调信访，就会有更多的人上访。而只要中央政府搞信访责任追究制，就会使地方政府与信访人的博弈变得复杂而无序。加强信访，不如加强司法。当时你们的康老师很生气指责我说，胡锦涛都主张以民为本，你姓于的不是一直说要保障弱势人群的权利，为何在有关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信访问题上你却倒退了呢？我当时回击康教授说，你不了解信访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信访人群的心理。不信，我们就等着瞧，加强了信访反而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当然，最后国家还是采纳了康教授一群人主张强化信访的观点，修改了信访条例。新信访条例实施两年多了，情况就有如我所说，信访问题更加严重。不信，我念条短信给你们听。这条短信是我刚才收到的，是河南的一位上访者发给我的。这个上访者很有名，我称之为“超级访民”。他的事本来很简单，就是他老婆和孩儿由于没有在本村落户，所以在外面来征地时少分给他们家大约六千元土地款，他就开始上访，当他告到省里时，县里面感到有一定的压力了，就给了他家一万二千元。他还不服，就告到了北京，这下影响到了县里的政绩，把县里惹火了，把他搞回来劳动教养了一年。这下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他一放出来，就直接到了北京上访，一呆就是4年，搞得这个县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他在这4年中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本来也就打算回家过日子算了。可最近要开奥运会了，中央出台了一个信访责任追究制。他好象又看到了希望。他刚才给我的短信是这样说：“于老师你好，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了，因为我县政府已派公安来抓我，所以我想拜托你，和我政府谈判，一定把我的条件告诉他们，就说少了20万，我不会和他们谈。要想解决问题，先给我家拿10万，我就回家，不拿10万元，我就不可能回去，非常感谢我的亲人于老师”。这条短信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制订政策者不了解民情民心，所制订的政策释放出来的信号及所形成的社会评价，就会制造出这样的“超级访民”。所以，我一直说，对底层社会不了解，对他们的心理状况也不了解，对他们的愿望不了解，你的政策表面上是亲民的，实际上是害民。
三、从方法论的视野来分析，“底层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从底层人群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现象，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理解底层人群的社会心理将具有特别的意义。
“底层社会”可以说是不被关注和被遮蔽及忽视的另一个世界，着眼于底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深入底层人群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事件，将有助于揭示和再现社会运行的深层动力和被“隐蔽”的社会事实。底层社会的揭示有助于理解和揭示中国繁荣发展社会转型背后的另类社会现实，对于丰富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冲突理论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的底层社会研究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是相当薄弱而贫乏的，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并认识中国的底层社会也是社会稳定之必需。具体来说，这些问题可以表述为：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所具有的形态和特征呢？底层冲突性事件发生发展的结构性根源是什么？底层群体的心理如何？底层群体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如何吸纳并引导底层群体的政治参与？
而要认识研究底层社会，起码需要坚持两条。其一，要坚持从个体出发，每一个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我们把底层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但并不能因这个群体而否定个体的存在。我们要研究工人、农民或其他群体，就要具体了解他们作为个体的状况和需要。布劳格曾经指出：“从原则上说，如果有可能和当作有可能的时候，用个人的行为来给所有象宏观的因素、总体变量或不管被叫做什么的整体概念下定义是非常合意的”。当然，我不主张离开个体去谈群体的，并没有否定群体的存在。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讲“底层社会”就是认可了一个有着同质化的社会。我们在这里只是强调的是，要研究群体，需要有个体的视野，要从个体的需要和行为中来理解社会群体的变迁。这有如思想家哈耶克所说：“那些伟大的个人主义作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实际上是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其二，要相信底层人群是理性的，他们能够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的利益需求和行动也能影响到社会发展的。也就是说，底层群体与精英一样，都是理性人。这里的理性，是指个人选择正确手段以达到利己效用。选择行为的理性意义，虽然也体现在搜索和确定利己效用目标的过程中，但更主要体现在实施这些目标的过程之中。在一个具体的行为过程中，个人选择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可能同时存在，甚至不能将他们完全分开。但在具体的个人选择行为中，这种理性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理性能力表现为认知能力和环境反应两个方面。而且，任何选择行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基于一定的目标和意愿的过程和结果。但是，我们肯定这一点，并不是赞成“目的论”。目的论是那种按照某种目的或结果来解释事物的学说，它将事物的目的、功效视为其发生或产生的原因。而我们这里阐述的是个人选择行为的目的，表明的是行为人内在的动机，是个人选择行为的目标和意愿。这种目标和意愿在个人选择行为中显然是存在的。这也是作为人的行为和与动物的举动的区别，是个人本能性行为和选择行为的区别。在这方面，印度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计划所运用的方法和提供的研究成果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总之，我今天所讲的底层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研究方法。我所努力的就是要揭示这种社会存在，要张扬这种社会价值，要坚持这种研究方法。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