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学者”往往是倾向于庸俗发展观的，其中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人（简称资改派），尤其是这样。这表现在他们把我国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都归功于庸俗发展观、归功于自由化改革观等方面。因此，认清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庸俗发展观的危害性，有助于把当前这场由“郎顾之争”引发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引向深入。

科学发展观和庸俗发展观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和以物为本的对立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科学发展观主张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必然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最高标准，即以民为本。

“主流学者”从多方面论述了他们的庸俗发展观。邢贲思提出，应当改革掉“突出政治”的“旧社会主义”，建设“突出经济”的“新社会主义”（《新视野》1994年第1期）。显然，在他看来，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把经济放在冲击一切的位置上。于光远在上世纪的80年代就大讲：“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转引自《诘问与答辩》第46页）。他宣扬的实质上是把金钱当作发展的唯一目的、动力、标准的“一切向钱看”思想。陈志武写道：“按美国的经验，'以人为本’经济发展观首先是要让每个人'有所有’。在中国实现'以人为本’的根本也应该是让私人拥有更多的产权”（《谈和谐社会》第2页）。这是公开把'以人为本’的根本说成是产权。

主张金钱至上，以物为本，发展下去必然导致以资为本，以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为本。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也是这样。当年赫鲁晓夫搞“个人物质利益至上”、“利润挂帅”，把卢布当作“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导致庸俗发展观的影响越来越大，不正是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起点之一吗？可见，把庸俗发展观作为重要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和平演变的一条重要规律。这充分说明了庸俗发展观的欺骗性之大，危害性之大。胡总书记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把思想从庸俗发展观的牢笼里解放出来，拨乱反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性意义，正在逐步显示出来，将来必定会更充分地显示出来。对此认识不足，那是会犯大错误的。

第三，全面发展和单边发展的对立
全面发展进步，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目的。这决定和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目标任务的全面性，推动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在内的整个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坚持动力的全面性，使经济动力、政治动力、精神动力都发挥作用；坚持标准的全面性，把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实践，都作为实践标准的内容。

庸俗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片面、单纯地强调经济发展，把经济指标甚至把GDP当作唯一目标和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搞“一俊遮百丑”。这样强调GDP，对经济发展好像很有利，实际上则很有害。这是因为：

（一）它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状况。由于GDP计算的是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国内所有产值，所以单纯追求这一指标，对于自1995年之后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低于GDP近两个百分点，每年2000亿元左右的剩余价值以外资利润等形式流向海外，它不仅不反映，反而鼓励其盲目扩大。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打工型经济”。

（二）它容易忽略社会成本。这种成本是多种多样的。就拿环境污染来说，据中科院课题组的计算，“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我国万元国内总产值的能耗，也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多。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高成本经济”。

（三）它难以顾及效益质量。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生产率的增长在1995至2001年期间仅占GDP增长总量的6%，而且增速大幅下滑，由1995年之前的3.3%至4.6%，降至1995至2001年的0.3%至2.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效益，1985年是20%以上，2001年只有17%。总资产贡献率则由23年前的24%降为2001年的8.9%。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低效益经济”。

（四）它容易导致对投资的依赖。我国的投资率多年高达40%左右，这在全世界都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在GDP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以上。这当中，外资占的比例相当大。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依赖型经济”。

（五）它容易导致产生经济泡沫。例如，商品房空置率连续多年平均增长15%以上，而2002年的房地产投资仍增长1/3。再如，GDP中的水分也很大，国家统计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的统计数据约有40%的水分，县级的水分则高达80%。这样，GDP简直成了他们想吹多大就吹多大的水泡。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泡沫经济”。

（六）它容易使“政绩工程”成为顽症。政绩标准，对干部有巨大的导向作用。把GDP作为唯一标准，搞“一俊遮百丑”，自然会使那些能尽快把GDP搞上去以显示政绩的项目多起来。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全国1/4的城镇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这对于我们极其宝贵的资源，是多么大的浪费！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政绩型经济”。

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甚至只强调GDP提高的单边发展模式有这么大的危害，“主流学者”为什么不积极促进对它的改革，反而把这些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归功于它，极力加以维护呢？说穿了，是在于它有利于制造“虚假繁荣”，以便作为唬人、骗人的资本，掩护他们推行私有化。认真回顾一下近几十年来的历史，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第三，协调发展和畸形发展的对立
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按照这一要求实行“五个统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当前的情况看，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是对社会上的敌对势力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否则就是损害人民利益，也谈不上人民内部的和谐。其次，这种和谐社会，基础只能是四项基本原则，方向、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再次，要通过解决好人民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分配不公、社会治安、国资流失、“三农”问题等，求得和谐。

“主流学者”公开宣传要学习西方的宪政，“政党可以轮流执政”，“开放报禁”（李锐，《民主中国》序言）；公开指责人民群众，胡说“现在中国一般老百姓反对国企民营化并不科学”（曹思源，《华岳论坛》2004年11月28日）；公开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的法律是不合理的，合理的东西都是不合法的，这就是中国社会”（张维迎，《红旗论坛》2005年1月7日）；公开鼓动大搞腐败，宣扬腐败“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第二好的”（同上，《财经》第1辑，第40页）；公开反对解决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大造“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之类舆论（厉以宁，《社会科学报》2004年4月22日）。从根本上说，资改派实质上是不和谐因素最危险的制造者，是引发许多群体性事件的罪魁祸首，不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将不仅会造成政治动乱，而且有可能在近些年造成经济动乱。就拿他们积极促进的腐败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这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真正有相应的提高，而且由于腐败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所以腐败的增多实质上意味着和平演变危险的增加。但由于腐败已成为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生活方式，能从某些方面给他们带来享受，所以反起腐败和和平演变来，明里暗里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腐败便成为一种顽症，成为很容易引发动乱的祸根，不拿出大魄力、大决心、大气力来解决，必然会在今后引发新的、更大的事端，哪里还谈得上构建和谐社会？

第四，可持续发展和泡沫式发展的对立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路。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促进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国家长治久安，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社会发展规律。

“主流学者”往往采取多种手段对抗可持续发展，疯狂贱卖资源，盲目大量举债，就属于这类手段。比如，土地批租，就使有些地方政府3到5年内花掉了50到70年的土地收入，使城市基本建设占用的资金，大大超过经济增长应该提供的资金。再拿借债来说，前些年引进外资5500多亿美元，合人民币47000多亿元；再加上都可数以万亿计的股票、债券、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质上“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元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月12月7日）。就是说，全国男女老少每人头上都挂着一万元的债。这等于说，20年来我们每天吃的大米白面都是借来的；今后10年每人每年要还1000元的债。拉丁美洲不少国家的乱子就出在债台高筑上，我们万万不可上“主流学者”的当，盲目大量借债，寅吃卯粮，“断子孙路”。

第五，实事求是和实用主义的对立
实事求是，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前提。坚持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有些地方、单位天天大讲实事求是，而虚报浮夸、形式主义、空话套话之类反而特别严重。与此相联系，腐败现象、分配不公、社会治安、国资流失等现象也在滋长蔓延。这是为什么？许多同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重要原因是把实事求是给实用主义化了。实用主义之所以危害这么大，主要是在于：

（一）它所主张的有用就是真理，会导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讲原则、不顾已被证明的真理；会导致得出凡是有利于他们实现目的的手段都是好手段的结论
。李君如极力宣扬的“两个不问”即“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就暴露了他们搞实用主义的目的和实质。

（二）它所主张的有利就好、有利才干，必然导致各人顾各人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导致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乌烟瘴气蔓延，导致“有奶便是娘，给钱就是爹”的卑劣行径彰显，导致黄、赌、毒、黑、恶、邪的妖风疯长，使多种难题积重难返。

（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地位逐渐被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卖国主义所取代，实质上是演变国家、民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换魂”。灵魂的演变，是最深层次、最可怕的一种演变。因为，它是一种带根本性的、能贻害数代人的内伤。灵魂变了之后，就会使人们认敌为友，认友为敌；把谬误当真理，把真理当谬误；丧失对阶级敌人的战斗力，丧失对革命人民的凝聚力。而有无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关系生死成败的。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实用主义的危害面之所以特别广、危害度之所以特别深、危害时间之所以特别长，原因就在这里。胡总书记2004年5月28日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种实用主义倾向特别令人担心，而实用主义往往掉进虚无主义的泥坑。这话是很有针对性的。

第六，社会主义改革观和资本主义改革观的对立
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但这里所说的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本质规定性的社会主义改革。区分两种改革，关键是完整准确地掌握衡量标准。用“三个有利于”衡量外资、私有经济的发展，有个度的界限，这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不否定这一主体地位的范围内，尽管外资、私有经济本身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但它们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需要的。然而用它们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管从表面、一时、局部来看多么符合“三个有利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则是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这是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否定了它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唯其如此，邓小平既讲了“三个有利于”，又讲了“深圳姓'社’不姓'资’”，是在于“公有制占主体”；讲了产生两极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就是走了邪路，改革就失败了；讲了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这些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区分两种改革的标准。

“主流学者”明明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却公然加以否定。例如，他们公然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宣传私有化，大讲“应鲜明地提出民营经济主导论”（张寒松，《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4月26日）；“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樊刚，《强国论坛》2004年10月14日)。他们公然否定我国的政治制度，宣传要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大讲“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没有缺点，但正面作用是主要的，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能帮助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因而应当搬过来（李锐，《民主中国》序言）。这样公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是违犯党章、宪法的。可见，他们确实已经猖狂到了极点。

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群“白色造反派”仍然把“改革”作为欺骗人民、保护自己、发泄对现实不满、攻击党和政府的“王牌”。张维迎说：“现在是绝不允许你犯错话，你可以不改革，这就是我们的现状”（《红旗论坛》2005年1月7日）。高尚全、盛洪等最近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散布，现在是处在“暖冬中的寒日”，有些人在“用发展压改革”。然而，这一套已经既骗不了多少人，又吓不倒多少人了。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高级领导干部，正在党的领导下理直气壮地投入到反对自由化改革观的伟大斗争中来。例如，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两会”期间在新闻媒体上讲：“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乱改’现象比较严重”（《思想理论动态》2005年3月28日）。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何秉孟说：“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科斯的产权理论，不仅在我国经济学界的相当一部分人中具有很大影响，而且已经渗透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工作之中，严重影响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并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