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系列)
作者：易富贤（中山水寒） daguokongchao@gmail.com
引言
希腊、罗马文明非常发达，为什么走向衰败，欧洲出现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宪政将权力关近笼子，婚姻将“性”关进笼子。为什么只有成功地限制了“性”的民族才得以延续下来？
汉族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一民族？与中国势均力敌的古老民族到哪里去了？
500年前人口仅为400万的英国，怎么现在英裔人口超过2亿，主导世界格局超过两个世纪？而欧洲政治格局的长期主导者法国，为什么却一步步走向衰落？
17世纪中期，17世纪中期法国人口两千多万，中国清朝初年也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为什么现在法国人口仅仅6000万（还是因为寿命延长），而中国人口却有13亿？
德国为什么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500年前偏僻落后的600万人口的莫斯科公国怎么崛起为人口近3亿的超级大国苏联？
南斯拉夫为什么一分为六？
美国为什么能够独霸全球？为什么对美国构成竞争是印度而不是中国？
上面这些问题，大家习惯了历史学家的“以物为本”的各种解析方法；但人才是历史的主人，国际关系是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物”之间的关系，现在让我用“以人为本”的思路重新审视历史。目的是让大家关注中国空前的人口危机。
目录
一、婚姻将“性”关进笼子，宪政将权力关进笼子
二、摧毁古希腊文明的人口理论又在摧毁中华文明
三、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四、近代人口爆炸
五、清代中国人口增加的原因
六、法国衰落、英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七、德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八、苏联崛起的人口因素
九、美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中印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一、近代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
十二、南斯拉夫分裂的人口因素
十三、各民族的博弈归根结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附1：《第一财经日报》人口讨论系列文章：
郭志刚：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
王丰：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已成定局
顾宝昌：世界对低生育水平时代到来的困惑
附2：《社会科学论坛》文章：
易富贤：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穆光宗：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一、婚姻将“性”关进笼子，宪政将权力关进笼子
2004年布什总统曾发表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权力和性是人类最原始的自然力。人类文明史就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人类通过利用、改造、征服自然界从而形成物质文明；通过利用、改造、征服自身的“自然力”而形成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一直在限制“性”（对抗这种最原始的自然力），但同时却也一直在设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基督教等宗教通过神权将王权关进笼子。中国古代创立“天人合一”理论以限制皇权，利用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让皇帝反省。儒家的很多经典著作就是教统治者要如何从政。《中庸》、《论语》、《孟子》、《礼记》、《尚书》、《诗经》、《易经》、《孝经》等，无一不是在驯服统治者。《大学》讲“大丈夫，当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中庸》讲“万事以中为度。以诚心、至诚为修身方法，以达到中庸的目的。为君须知九经之道等”《论语》讲“以温、良、恭、俭、让五德待民；以恭、宽、信、敏、惠五事利民；以尊五美、屏四恶而从政等”《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不作独夫民贼。不率兽以食人等。”《尚书》讲“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三位一体。”像这样关于驯服统治者的精辟论述，其它各派经典书籍内容，也比比皆是。
宪政就是把权力装进笼子里，婚姻制度将“性”装进笼子里。其实这两种限制都是非常有益于人类持续发展的。
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大事。性器官是生殖的专门器官，性行为是动物最基本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两重性，从造物主的安排来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为了增加繁衍的积极性，是一种奖赏（古代宗教将手淫视为邪恶，并施行割礼，就是要确保性行为的“工具”地位）。
但是性冲动是人类最难以克服的原始欲望之一，对“性”的管理不当，不但威胁生育大事，而且对社会道德的威胁性最大。孔子就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世界上的很多坏事都是淫开头的，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对于性欲的恐惧就已经表达得十分明白。巴比伦文明和罗马文明的灭亡就是因为“性”从婚姻的笼子里钻出来，淫乱的民风导致人口减少，文明难以延续。四千年前辉煌的古巴比伦文明消失得无影无踪；希腊、罗马的相继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希腊的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因此各种文明都对性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可能是吸取罗马帝国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圣经的新约称“性就是罪”。基督教会反对性愉悦，宣扬性是罪恶的，性和罪恶有着种种联系。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对性的恐惧就像对死亡的恐惧一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天主教教会之所以禁止通奸和离婚，就是因为他们确信，对付通奸和离婚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救治的。”拿破仑为了离婚还专门修改法律。
“性”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性”其实是活力的表现，“性”活跃的年龄也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段。对性过于放纵，是很多文明覆灭的原因，比如罗马帝国和古巴比伦的灭亡就是因为淫乱导致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中国晋代的淫乱间接引发了五胡乱华，现在西方国家的“性解放”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超低生育率；但对性过于压制，同时也压制了人性，导致社会发展缓慢，比如欧洲的中世纪。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相对来说，中国古代对性控制的度掌握得比较好。即使在有“脏唐滥汉”之称的唐朝和汉朝，中国的性开放程度也远远达不到罗马帝国那种淫乱的程度；而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兴起之后，中国禁欲又远远达不到欧洲中世纪的程度。原因是中国早在西周就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礼教文化，核心是家文化，通过婚姻制度将性严格控制在礼教之内，控制在婚姻之内。
人类至今未能完全将权力关进笼子，但却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成功地将“性”关进了婚姻的笼子。限制权力让老百姓过得更好；而限制“性”却让社会得以延续下去。因此对“性”的限制比对权力的限制更为重要，对于民族持续发展来说也是更紧迫的事情。古代无数民族相继灭绝，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很好地将“性”关进笼子，而有幸延续下来的民族都成功地建立了类似的婚姻制度，将“性”关了起来。
对“性”和权力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对“性”进行规范，是文明产生的第一个标记，对权力进行规范，是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而性混乱则是文明崩溃的第一个迹象。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权力者的驯化。而一个文明是否能够持续延续，却并不在于驯化了权力，而在于管理好“性”。
20世纪由于青霉素等抗生素医治一些性病取得了特殊疗效，激素类避孕药的出现，乳胶避孕套质量的提高，消除和减轻了人们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引起性病和怀孕的顾虑，西方国家掀起了“性解放”风潮，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生育率下降（西方国家生育率在1960、1970年代不断下滑）。同性恋、吸毒等现象在西方蔓延。
同性恋、吸毒团体还积极参入政治。欧洲不少国家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民事结合)已合法化国家：丹麦(1989)、挪威(1993)、瑞典(1994)、冰岛(1996)、荷兰(1998)、德国(2001)、芬兰(2001)、法国(2002)、瑞士(2002)、比利时(2003)、加拿大(2005)、西班牙(2005)、英国(2005)。欧洲委员会的《欧洲人权手册》称同性恋关系等同于男女婚姻关系，并且宣传同性恋价值。波兰因为抵制同性恋，还遭到欧洲委员会的谴责。
荷兰2001年宣布批准大麻列为处方药，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三大城市，合法吸食大麻的咖啡厅林立，光是阿姆斯特丹就有两百多家。
大麻半合法的国家也不少，英国政府免除民众限量持有及吸食大麻的罪行；德国在七大城市设立了七百个吸毒点，瘾君子可以在合法的吸毒点公开吸毒；葡萄牙当局不再视个人吸毒与持有者为刑事犯罪，只要缴纳罚款即可走人；瑞士撤销贩售安非他命的判決，理由是安非他命是软性毒品；西班牙与意大利政府也免除大麻持有者的刑罚。加拿大还出现了大麻党，积极参与政治。
现代西方民主虽然实现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关进去一个小魔），但是却将“性”从婚姻的笼子里“解放”出来（放出来一个大魔）。这一“解放”就出了大问题——生育率低下，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性解放是目前很多国家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养育孩子是非常辛苦的。贪图快乐到了性解放和吸毒的地步，她们/他们还愿意养育三个孩子？还有什么社会和家庭责任感？
2、增加离婚率，降低结婚率，导致无数家庭解体。
3、破坏生育器官：性病（甚至艾滋病）流行、堕胎、不育不孕。发达国家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高达15％－2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殖器感染。
欧洲国家平均生育率不到1.4，远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世代更替水平2.1（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罗马帝国的历史正在欧洲重演。
凡是在性方面比较保守的国家，生育率都比较高。德国四分之三的男人当过嫖客，西班牙40%男人当过嫖客，英国只占有6%男人当过嫖客。德国和西班牙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英国却有1.66。西方国家对权力的驯化做的比较好，但是对“性”的管理却不如穆斯林国家。要是其他民族无法遏制人口锐减的势头，从人类长远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延续现在的文明，就像当年日耳曼人延续罗马文明一样（而古巴比伦文明因为无人继承而彻底消失）。
美国是唯一将生育率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的发达国家，可能原因如下：
1、宗教力量在增强。53%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英法德三国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16%、14%和13%。美国每周参加宗教活动的有43%，加拿大只有20%；美国只有8%的人从来没有参加宗教活动，加拿大却有38%。47%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者表示他们的理想家庭是拥有三个或更多小孩，而在很少上教堂的人中，仅有27%有这种想法。
2、性趋向保守。美国在1980年代后痛定思痛，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家庭，发起了“家庭保卫战”、保护贞操运动，反对性滥交，结婚率在增加，离婚率在1980年代开始稳步下降。所有数字均表明美国人正在回归家庭观念。
3、对堕胎、同性恋、毒品的容忍度降低。美国对同性恋、毒品的容忍度远远低于欧洲国家和加拿大。
4、美国人均购买力比欧洲高1/3，住房等民生压力比欧洲小。
5、美国男女分工破坏较轻。美国女性议员比例为14-15%，低于欧美平均的27%。美国妇女婚后仍改夫姓。这并不表示美国妇女地位低。难道单身的吕秀莲会比有5个孩子的老布什更懂得关心普通妇女儿童的利益？美国现在不把家庭妇女叫house wife了，而是叫home maker，是为了给她们更多的尊重，同时也正式赋予家庭妇女一个新的职位。
可见1980年代开始美国回升的重要原因是加固了“性”的笼子，繁衍越来越多的后代将使得美国保持阳刚，加强美国在未来两代的战略地位，而人口萎缩的欧洲将变得越来越阴柔，逐渐堕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但是美国也正处于“决堤”的边缘。美国的前途在于能否巩固“家庭保卫战”的战果，防止“决堤”以阻止生育率的下滑。
台湾、韩国学习西方驯化权力的制度，但同时也跟着西方国家将“性”解放出来了。台湾导演李安凭借数部同性恋(《喜宴》、《断臂山》)、情色电影(《色戒》)而享誉全球。但是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其实在潜移默化地颠覆华人传统的生育文化。李安的多部影片在美国并不受欢迎，有些是限制上演，怕毒害少年儿童。李安的同性恋题材电影《断背山》没有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很多台湾人觉得不公平。其实要是李安的同性恋电影能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那么美国就已经不是美国了，美国的生育率就会像欧洲一样低了。
中国大陆是：权力还没有完全关进去，“性”却被解放出来了。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对性的控制力度之低是前所未有的，有下面这些原因：
1、传统礼教经过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刻意摧毁，已经荡然无存。
2、西方观念的传入，李银河、李安等人利用现代媒体高调推波助澜。
3、计划生育政策摧毁了传统上宣扬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计划生育还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为性解放提供了大量的过剩时间和精力。
4、互联网的传播。美国当年性解放论传播的主力是《花花公子》、《阳光与健康》这一类昂贵的色情刊物，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仍然比较有限。即使在鼎盛时期，《花花公子》的读者也不过9万人。现在中国互联网正在高效、低成本地传播“性解放”的观念。
5、中国没有较强的宗教势力对抗性解放运动；而西方国家的“性解放”遭到基督教等宗教的顽强反抗。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孕不育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这也是中国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的原因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性失控。纵容性解放是怂恿一个民族慢性自杀。
“性”已经从“潘多拉魔盒”里“解放”出来了，并且化成了无数的选票，哪个政治家有魄力、有能力加固婚姻的笼子，并将“性”再关进去？
二、摧毁古希腊文明的人口理论又在摧毁中华文明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与中国一样喜欢尊古，动不动就说“古人云”。究其原因，是直到文艺复兴，欧洲一直没有恢复到古希腊、罗马的文明程度；而中国至今尚未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
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是自由和民主的典范，涌现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大师。古希腊的文明，造就了现代文明；欧几里得、毕答哥拉斯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影响，奠定今天科学的基础；雅典独特的建筑风格影响着全世界的建筑师；甚至伴随着全世界儿童成长的伊索寓言等全部来自希腊。希腊是代表和平、进步、友谊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祥地。那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为什么走向衰亡？——人口政策的失误！
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尽可能地多生孩子。斯巴达（古希腊势力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古代的立法者来库古（前700年？-前630年）认为，对妇女来说，生育是第一要务。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说：“多子是男子除勇武外第二大美德。”多子才能多福，悲剧《伊翁》中的主人公夸耀说：“我原有适量的财产，还过着多子多福的生活。”结婚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家庭的大事，儿女的婚姻往往由父母作主。新娘过门后除了料理家务，主要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丈夫可以提出离婚，通常的原因有二，一是妻子不贞，二是无子，而后者更为重要与合理。在欧里庇得斯（前480年—前406年）的悲剧《美狄亚》中，美狄亚面对负心的丈夫说道：“若是你因为没有子嗣再去求亲，倒还可以原谅。”一个男人未婚而亡被认为是大不幸，一个女人到了年龄而没有结婚是极不名誉的事情，不能生育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场灾难（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浅论》）。可见，古希腊的婚姻制度与中国古代非常类似。可以说，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对于希腊文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希腊人口政策开始出现失误应该是在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年）时代。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过小就不能自足，过大……就难于建立一个政体”，因此，“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人口过多就会破坏良好的秩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邦就已经不是一个城邦了。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在限制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应该限制孩子的数目。”这算是最早的“适度人口”理论、“增长的极限”理论，比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理论）、索维和宋健的“最适人口”理论早了2300多年。而《增长的极限》和“最适人口”理论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依据。
出于对人口数量的恐惧，古希腊非常注重人口“素质”，认为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优生学就是柏拉图首先提出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任他死去。
人口素质提高要顺其自然，通过政策来“提高人口素质”只会适得其反。古希腊的那种“优生优育”的措施不但不能提高人群素质，反而在降低人口数量的同时也降低人口素质。中国是现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却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只占全世界每年出生1.3亿人口的10%左右；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
歪竹子生直笋，“低素质”者的后代不一定素质差。从个体来说，儿童和老年时期需要别人照顾，青壮年时期为社会做出贡献；从群体来说，某些人终生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某一代子孙却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江山代有英杰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对于社会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要是当年牛顿和他的寡母没有获得资助，能有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没有爱因斯坦“低素质”的祖先，能有“高素质”的爱因斯坦？因此“优生优育”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策层面上的优生学被国际社会视为伪科学。滑稽的是，中国传统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正在为西方国家所继承，美国将弱智青年阿甘塑造成英雄；而中国却正在继承希腊文明的“优生优育”。
古代婴幼儿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短，妇女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由于医疗的进步，现在只需要生育2、3个就能保持世代更替；但是现在由于生育能力的下降、晚婚晚育、养育成本提高、生活压力增大等原因，主流家庭还生不了2、3个孩子），人口很难增加，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数千年之内人类数量一直波动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中国人口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清朝初年一直波动在数千万的水平。而妇女的生育能力是有限的，美国史家斯塔尔估算，希腊的已婚妇女一生平均也只生育5—6.5个孩子。即便所有能够存活的婴儿都能得到良好的照料，也仅仅只能保持人口稳定。但是希腊却还借“提高素质”的理由“人为地”减少婴儿，这就必然导致民族人口不断萎缩，民族灭亡不可避免。“高素质”的希腊文明最终被“低素质”的希洛人所灭。希腊、罗马相继灭亡之后，欧洲文明大倒退，陷入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中华文明由于有正确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文化支撑，虽屡受征服，但却一直延续下来了。比如晋代五胡乱华之后，人口锐减，逃到南方（东晋）的汉族人口可能只有三百万左右，留在北方的汉族也只有几百万。但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还几近灭绝），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黑暗的中世纪”出现在中国。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但是其后，西藏喇嘛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2000年全国人口12.6亿，藏族人口只有541万，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
风水轮流转，真理在不断重复（文艺复兴之后希腊的科学文明重新回到欧洲大陆），谬误也在不断重复。比如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的“最适人口理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等都在1970年代成为全球思潮，希腊的“优生优育”理论现在正被中国付诸实践。人类太不长记性了！
二战之后，由于婴儿潮等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美国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爆炸》（1968年）中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粮食不足，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他认为美国2亿人口已经是极为过剩了，他希望“美国不再发展”，希望看到全球人口从35亿降低到5亿，美国的人口从2亿萎缩至1.35亿（注：美国现在人口超过3亿）。
法国的A.索维（1898～ ）和美国的J.J.斯彭格勒(1902～ )分别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以保持“适度人口”，这是现代“适度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索维自己后面也否定了“适度人口”理论。宋健等（1981）从食品等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认为中国适度人口在7亿以下。其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比如300年前中国只有数千万人口，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比现在13亿人口要少。田雪原（1981）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其实就业取决于生产，而生产取决于消费，消费取决于人口，人口少的话，就业机会也少。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聚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俱乐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下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并对第三世界进行了不合理的贬斥。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
外界批评罗马俱乐部具有极端马尔萨斯主义和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是欧洲权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鲁精英的联盟，该俱乐部发表警告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科学事实。有人甚至把该俱乐部与一些国际阴谋联系到一起，比如“新的世界秩序”。然而这些批评并未降低罗马俱乐部的影响力，《增长的极限》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卖出了三千万本。
《人口爆炸》和《增长的极限》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台湾、新加坡、韩国、甚至穆斯林国家伊朗等都在这种思潮下积极控制人口（提倡二胎）。联合国从此开始通过人口基金宣传、赞助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2008年世界人口日之际联合国还在强调计划生育减缓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1980年更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同样是受到这股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影响，1976年印度也实行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历年的竞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敢提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国际社会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为没有强制执行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有年轻、合理的人口结构。
可见，希腊人口理论与现代计划生育理论非常雷同。
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增长的极限》是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为标准，呼吁停止人口增长；索维认为，“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宋健从食品角度、田雪原从就业角度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增长的极限》从资源、环境、粮食角度出发，得出了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的结论。
由于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980年的22.4%下降到2005年的19.3%（19世纪初曾占全球40%，20世纪初占全球25%），并且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的10%，意味着今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下降，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比韩国和台湾省落后20多年，现在台湾和韩国在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只有1.1左右。目前中国大陆每年只出生600万左右女孩，如果不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很可能二十多年后像韩国和台湾省现在一样每个妇女只生1.1个，那么每年只生600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将萎缩成无足轻重的小民族！
唐太宗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应该吸取希腊人口政策的教训，果断调整人口政策。
三、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家需要劳动力，需要征收赋税，需要征发徭役，需要兵源，这些都需要人口基础。在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者不绝于史[1]。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也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强调“以人为本”，中国的周公、老子、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亚里斯多德都先后论述过“以人为本”。春秋齐国名相管仲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孔子说这话的时候，中国人口占世界1/3以上，现在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9%），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口，相对于土地和生产力水平来说，使得人口最大化。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 “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礼义。总结管子和孔子的观点：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后才能懂礼节，文明才能大行其道。道理类似现代城市化的“聚集效应”。
战国时秦国改革家商鞅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管仲和商鞅首先强调的是人众，其次才是兵强，人众是兵强和国富的基础。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人口多国家更好治理，社会更为稳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缺的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他将大量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尉缭子》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有三宝，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务管理。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 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人者，国之本”。南宋叶适则进而论述了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的道理：“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因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 “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可见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综观历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时期都国运昌盛；而视百姓为草芥的时期都国运衰败。
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历史上昏君千奇百怪，但是明君却有共同点：以人为本。
“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徕民”（吸引移民）。加入“徕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四、近代人口爆炸
人类数千年来人口数量波动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在1830年之前从来没有超过10亿），中国人口长期占全球人口1/3以上，90%的人不得不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
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推广到全球，传入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粮食作物）、马铃薯（现在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番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等近30种，使得世界人口快速增加。马铃薯、玉米、番薯的单产比欧亚大陆传统的小麦、谷子、大麦、燕麦、高粱要高出许多倍，粮食的增加使得欧亚大陆人口在近300年左右快速增加。
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很多学者都担忧人口过多会引起生活水平下降，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据世界银行统计，自1800年以来的200年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食品价格事实上下降了高达90%，这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也能吃饱肚子。
尤其在最近100年人类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提高。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中国人口只增加3倍），同样的时间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 (按1990年美元换算)增长5倍（连增长最慢的非洲也增长3倍）。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下降的。比如，多种主要谷物—玉米、小麦、稻子的国际价格（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用美元结算）从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种国际贸易金属和非食品农产品组合从1900年到1999年价格下降了将近80%（剔除通货膨胀因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学家的预测一次次破产？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科技进步。人类文明是近三百年才加速发展的，刚好与人口的增长一致。
我们从世界历代人口情况看看文明的发展。世界人口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美洲高产作物经过一、两百年时间推广）才快速增加的。我们以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为界限，看看前后两段时间共有多少人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知世界人口在1830年10亿，1930年20亿，1960年30亿，1975年4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2005年65亿。300年之前的世界人口数量难以准确掌握，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有人口记录。我们粗略假设中国人口在1700年之前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3。中国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大约是1000万，那么同时期世界人口约为3000万；中国人口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500年波动在1000万到6000万（我们假设平均为3300万），那么世界人口平均为1亿（有时候两三亿，有时候数千万）。以30年为一代（寿命近代才延长的），那么1492年之前共有大约100亿人口，1492年之后共有200亿人口在地球上生活过。就是说过去5000年的人口总数不到最近500年的一半。而现在的文明又是继承了人类所有300亿人口创造的文明。过去寿命短，活到50岁以上的人比例不高，以15岁到65岁为创造文明年龄计算，古代人口平均每人创造文明的时间很短（现在平均年龄在70岁，意味着每个人有40、50年时间创造文明）；古代人类从事科研的人数与现在相比微乎其微；并且由于人口稀少，传播速度也慢，知识往往在传播过程中消失了，因此难以积累，科技人员之间也难以形成协作关系。人口稀少，使科技成果难以产业化，也就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要是每10亿人出一个牛顿式的人，现在每一代人可以出好几个，古代需要10代人才出一个（并且寿命短，还没到创造成果的时候可能就去世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先祖能创造出过去那种辉煌的文明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相对于我们的祖宗来说，我们现在的成就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的马铃薯、玉米、红薯的基础上的。说明：这项推测是非常粗略的，仅仅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近两百多年的“人口爆炸”导致了“知识爆炸”和传播速度的加速(比如说从言传身教到纸媒体，再到电子媒体)，科学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新科学新技术迅速地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要强调的是，人口爆炸是科技爆炸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与其他必要条件(如科技鼓励制度、社会制度等)一起催化了科技的进步。
五、清代中国人口增加的原因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包括民族格局。由于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对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区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悬殊，也从此改变世界民族格局，相当于进行了一次人口大洗牌。
从1650年到1800年，中国是近代第一轮全球人口洗牌中的大赢家。印度传统人口比中国少，但是中国明末清初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其时印度人口是远远多于中国的。以1650年为起点，当时中国人口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印度（这里指的是大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超过一亿（1700年的时候印度人口为1.7亿），法国两千多万。而到180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达到3.3亿，印度只有1.9亿，法国仅为2750万。
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中国人口在17-19世纪快速增长：
1、新作物品种：由于气候的原因，欧洲17、18世纪人口增加的首功要归于马铃薯，中国人口增加的首功要归于产量更高的玉米和红薯（甘薯）。明末徐光启敏锐地认识到甘薯的优越性，总结了甘薯十三个方面的优点，即所谓“甘薯十三胜”，并积极加以推广。为此，他对甘薯的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甘薯从福建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是留种越冬。徐光启进行了多次试验，成功地解决了甘薯从华南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使甘薯得以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推广。除藏种之外，徐光启还总结了新的育苗和红薯无性繁殖的扦插方法（只要留很少的种就可以大面积种植，这样比马铃薯更容易大面积推广）。红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并且“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向高山、大箐、丘陵、河滩进军，大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支持人类的繁殖。这些作物还可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等）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它们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番薯的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玉米以及马铃薯、红薯的淀粉的耐储存性，使得丰收年份的玉米和淀粉可以储存起来，可以补充歉收年头的粮食。农业技术大为提高，复种指数也大为提高，并且出版了一些农业书籍。
2、并且中国当时的以“孝”为核心的生育文化是世界上最为顽强的。
3、人口政策：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 的人口思想下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 （添丁不加银）等税收政策客观上也起到了持续刺激人口增长的作用。地方政府积极推广来自美洲的高产作物。中央政府对作物推广很重视，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吃红薯，还亲自下诏推广红薯。自康熙时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历 30 年，收到巨大成效，水患消除，农业连年丰收，清王朝还采取了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的政策。
由于这些原因，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持续而迅速地增加。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说明康熙初年人口最多三千万（就算人口误差一倍，那么康熙初年中国人口最多不过四、五千万），中国人口在一百多年之内增加十几倍。1830年中国人口4亿，占全球人口的40%。
六、法国衰落、英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欧洲人口与中国人口一样，几千年人口波动在低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美洲高产作物引入后，引起全球人口剧增。从欧洲来看，只有两个边陲小国英国和俄国人口增加最快，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人口增加并不快。这是因为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陆的传统生育文化在淡化；英国却仍然延续禁欲主义，保持中世纪的基督教生育文化；而俄罗斯当时还是个非常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普通百姓几乎不受新思潮的影响。
当英国人口因为美洲高产作物而翻了几番后（比如爱尔兰因为马铃薯而使得人口从1672年的110万增加到1801年的520万，再到1846年的830万），马铃薯直到19世纪才被法国人逐渐接受，人们最初迷信地认为，它会引发麻风病甚至不育症，因此一开始只用它来喂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1802－1885）还曾把马铃薯称作：“可怜虫的块菌”。
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如粮食短缺、环境污染、城市社会治安问题、就业压力增加等），引起32岁的未婚英国小伙子马尔萨斯的担忧，1798年他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认为必须控制人口，否且将会面临战争和饥荒。马尔萨斯理论在英国并没有市场，英国当时实行禁欲，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整个英国严格执行禁欲主义（可以保证家庭稳定促进生育），导致生育率居高不下。
然而马尔萨斯理论却极受法国人推崇。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后在法国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了避免马尔萨斯所描述的战争和饥荒等可怕后果，法国人积极采纳马尔萨斯的观点控制人口。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便极欢迎马氏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1500年英国（包括现在的英国和爱尔兰）人口400万，法国1600万（1450年法国人口曾为1970万），法国人口是英国的4倍；1600年，英国人口600万，法国2000万；1800年，英国人口1630万（是1500年的4.1倍），法国人口2750万（是1500年的1.7倍）；1900年，英国人口4160万，法国人口3890万；2000年，英国人口6260万（是1500年的15.7倍），法国人口5930万（是1500年的3.7倍）。
并且英国人口还大量外移。最为保守估计，现在的英裔人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有2.15亿。而法国加上外移人口，总计最多也只有9640万。就是说这500年以来，当初400万英国人增加到53.5倍，当初1600万法国人只增加不到6倍 （还是因为寿命从二十多岁延长到七十多岁）。
人口压力逼出了英国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步入了现代化；拓展殖民地，从殖民地获取资源；并向外移民，开发新大陆，英裔人口遍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英语原本是欧洲一支数百万人口使用的方言，现已成为世界语言。人口优势使得英裔人口（包括美国）在历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主角，主导世界格局超过2个世纪。
法国本来一直是欧洲的中心，世界人口大国，但是采纳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控制人口，人口萎缩，是有名的人口停滞之邦，也是世界上人口结构最早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的国家。随着人口优势的丧失，法国逐渐失去了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原本辉煌的法语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而西班牙语却因为拉美等地西班牙语人口的快速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
七、德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德国一直是整个欧洲的战场，松散的德意志各个邦国的人们经常成为欧洲列强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人口时增时减。德国人口在1500年为1200万，1600年增加到2000万，1648年“三十年战争”之后人口降低到1000万，1800年增加到2900万。拿破仑1806年入侵，这个所谓的帝国中的普鲁士等邦国遭遇惨败，人口也减少。1814年，拿破仑被反法同盟击败，在英国和俄国主导下，由38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成立了，但各邦依然拥有着独立的主权。1816年德国人口为2240万，其后人口比较稳定地增加，1830年恢复到2940万，1834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1871年德国统一时人口已经增加到4110万，成为欧洲第二人口大国（仅比俄国少），而此时英国和法国人口分别为3160万和3690万。
印第安人的马铃薯使得德国人口剧增，比如，1759年至1763年，欧洲发生了“七年战争”，尽管法国、奥匈帝国和俄国多次入侵普鲁士，摧毁了地表的农作物，普鲁士人却靠生长在地下的马铃薯躲过了灾难。
德国人口增加迅速，人口压力大，但是又不能像英国那样从殖民地获取粮食等资源，这就迫使德国转向于科技创新。于是，德国一方面是人口大国，一方面又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加强科技创新，使得人口资源快速转变为人力资源。凭借人力资源优势，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比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德国研制出化肥，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肥料，1913年实现了合成氨工业化的生产，不仅提高了本国的粮食产量，也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
德国人口优势进一步加大，1913年人口增加到6700万，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人口的4500万和3900万。与人口优势相伴随的是综合国力大增，实力全面超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8710万，而欧洲邻国英国和法国人口的分别仍然只有4500万和3900万。绝对优势使得德国野心再次膨胀，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见德国的崛起得益于人口的增加。从1816年到1913年这差不多100年间，德国人口增加到3倍，而英国只增加到2.3倍，法国只增加到1.3倍，中国人口却没有增加。从1816年到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3.9倍，而英国和法国人口只分别增加到2.3倍和到1.3倍（从1913年到1939年这两国人口没有变化）。
将不断增加的庞大的人口资源开发成人力资源是德国崛起的秘诀。日本的崛起也基本是采纳德国的模式。而中国1979年以来走的道路却与德国刚好相反：一方面通过独生子女政策减少新增人口资源，一方面又大幅度降低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比例。德国和日本的人口压力大，以至于一些法西斯战争狂人认为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德国、日本本身就足以养活庞大的人口。日本1937年人口不到7000万，感到人口压力大，需要扩展地盘；现在人口1.27亿，生活水平比1937年要高多了，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
八、苏联崛起的人口因素
哥伦布发现美洲所引发的全球人口大爆炸，最大的受益者要算英国和俄国，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英裔）和苏联（俄裔）。
俄国以前是东欧一个人口稀少、闭塞的小国，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太多发言权，原苏联区域所有地区1500年人口只有600万（其中1500年时候的俄国还没有这么多人口），1600年快速增加到1300万。彼得大帝的革新，推动俄国展开了广泛的“西化”运动，学习英国、法国等国，以变革自己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局面，俄国迅速发展成为东欧的强国。但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非常保守的，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都采用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方式，追求俄罗斯的强大。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后，她公开指责启蒙思想是“法兰西的瘟疫”。当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家庭在享受现代生活而减少生育的时候，俄国仍然是农奴制国家，普通百姓保持自己东正教的生育文化，人口增加快速，1800年人口增加到3550万，1815年人口达到4500万（其时法国、德国、英国人口分别约为3000万、2200万、1900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181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俄罗斯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恩格斯曾这样指出：“惊慌的西欧，在伊凡统治之初还不知道北方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现在由于看到一个硕大的帝国出现在东部边境而目瞪口呆。”
由于农奴制带来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1860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其时人口已达7410万，其后人口增加的速度并没有放慢，到1900年人口增加到1.33亿，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人口已达1.85亿。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广袤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革命，使得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人口大国，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强国，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人口也增加到1990年的2.89亿。
要是俄罗斯的人口增加速度与法国一样，那么即便崛起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就不错了。
可见，俄罗斯的崛起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加，人口使得俄国的崛起延续了近300年才衰退。哥伦布发现美洲引起全球人口爆炸，其中“炸”得最厉害的要算两个国家：英国和俄国，也“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来自英国）和苏联（继承俄国）。1500年的时候英国和俄国人口分别只有400万和600万。然而当初400万英国人口目前总后裔至少2.15亿，增加53倍以上。当初600万俄国地区（并不光是当时的俄国）人口，到1990年的时候增加到2.89亿，增加48倍。
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众说纷纭。美国著名未来学家Peter Schwartz认为人口决定了苏联的崩溃。苏联由于破坏传统的依附于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在1930年代就开始下降，生育率长期低下，1950﹑1960年代，美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分别为3.5﹑3.0左右，而苏联却分别只有2.6﹑2.2左右。堕胎与出生婴儿比例曾高达 4：1（美国即使在1980年代初性解放高峰时间，堕胎与出生婴儿比例也只有0.4：1），又没有引进移民，并且死亡率高，人均寿命比美国短，很多人在劳动年龄就过早死亡，劳动力短缺问题在1980年代末最为严重，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系统，导致1991年的崩溃。
虽然1990年苏联人口仍然比美国稍微多一些，但是苏联的人口结构严重畸形，劳动人口不够，不足以支撑2.88亿人口的大国。可见人口结构是很重要的，无论人口多少，要是没有合理的人口结构，都很容易崩溃。
目前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几个穆斯林国家外，其他国家的生育率都只有1.3左右，人口减少威胁国家的持续发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要是能够建立起有效的鼓励生育制度，防止人口减少，俄罗斯凭借目前的1.4亿人口还有复兴的希望。就是说俄国成也人口，败也人口，复兴的希望也还在人口。
要是当年苏联引进移民到远东，说不定能够避免苏联解体。俄罗斯现在还担心中国和朝鲜等国人口进入远东，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中华文化圈生育文化已经淡化，已经是“再生障碍性贫血”了，生育率低下，朝鲜生育率只有1.97， 韩国只有1.08， 朝鲜半岛人口正在快速萎缩。中国即便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那么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内地人口涌往沿海城市，内地城市将因为人口不够而难以实现规模化效应，哪里还有人口往俄罗斯移民？俄罗斯不可能在近几代内繁衍大量人口开发远东，现在的俄罗斯领导要是明智的话，应该提前吸引中国劳动力移民远东。不然的话，今后根本无法与中国的沿海地区争夺劳动力。
九、美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1776年美国刚建国时人口才250万人，1800年有530万，得益于高生育率和移民，人口增加很快，1900年达到7621万，1915年突破1亿，1967年突破2亿，1990年达到2.49亿。就是说从1915年到1990年人口增加到2.49倍；而苏联人口从1917年的1.846亿增加到1990年的2.886亿，只增加到1.56倍。
美国和苏联的人口对比变化也可以从东西德国看出端倪。二战后德国一分为二（还有部分地方脱离德国），西德人口从1946年的4660万增加到1988年的6140万，人口增加31%；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东德人口1946年为1850万，1988年为1670万，考虑到1961年柏林墙建造之前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通过西柏林逃往西德，人口基本上没有自然增长，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劳动力严重短缺。值得注意的是，东德的堕胎率远远高于西德。
美国之所以是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原因之一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仅次于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在发达国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规模效益。除了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外，科技创新与欧洲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诺贝尔奖得主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美国。1901年到1936年，美国有13人获得诺贝尔奖，占全球获奖者（126人）的10.3％；1943年到1997年，美国有170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320人）的53％；1998年到2000年，美国有16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25人）的64％，其中2000年美国有8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11人）的72.7％。美国科学家囊括2006年所有的诺贝尔化学、物理、医学奖。随着欧洲人口萎缩而美国人口增长，今后欧洲与美国在科技上面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据2002年的 《The Economist》(经济学家)的分析，1950年，西欧（这里的欧洲指的是冷战时期非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比欧盟15国稍多）人口超过美国整整一倍：3.04亿（其中欧盟15国人口为2.96亿）对1.52亿。此后大西洋两岸生育率都下降，1970～1985年，美国生育率略低于欧洲。然而，1980年代，某种奇怪的情况开始发生。美国的生育率突然开始扭转其下降趋势，到1990年代，美国的生育率恢复到了略低于2.1的标准。而欧洲生育率仍然继续下滑。2000年美国人口2.81亿，西欧的人口也比美国多出1亿多。欧盟的委员们喜欢自吹自擂地说，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此，他们在贸易谈判中要求获得与美国同等的地位。一些人也认为，由于人口相当，欧元有一天将成为与美元对抗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这样的地位维持不了几天。根据人口学上保守的预测，到2040年，美国的人口将超过西欧。而根据更大胆的预测，到2030年，美国的人口就会超过西欧。到了 2050年，欧洲人口将跌至3.6亿，美国人口将到达5.5亿。如今美国的国民平均收入比欧洲高出三分之一。如果这一水平能够维持，那么即使中欧和东欧诸国加入了欧盟，美国的经济也将比欧洲大出一倍多。由于拥有4亿至5.5亿富裕的消费者，美国市场对外国公司来说无疑比如今更重要。较高的生育率和更多的移民不仅产生更多的人口，而且产生一个更年轻、种族上更融合以及总的说来更充满活力的社会。根据密歇根大学人口学家比尔·弗雷(Bill Frev)的说法，到2050年，美国的中位数年龄将是36.2岁，而欧洲的中位数年龄将是52.7岁。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差别，几乎完全是由欧洲人口的迅速衰老造成的。就目前而言，中位数年龄在美国是35.5岁，在欧洲是37.7岁。换句话说，中位数年龄的差异有可能从2岁升至2050年时的17岁，基本上是两代人。年轻的人口，无疑将使美国在经济竞争中 处于有利地位。
2006年10月17日美国人口总数已达3亿。中国一些学者开始为美国担忧,认为人口增加将导致美国国力、生活水平下降。但是美国很多学者认为人口增加意味着繁荣，美国突破人口三亿大关象征着美国比起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工业化发达国家来说经济上更具活力，政治制度上更具吸引力。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T. Griswold说，美国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上升成正比。美国人口是一百年前的四倍，但是美国人比1906年生活得要好得多，平均寿命从48岁增加到78岁；美国的新生儿死亡率大大下降；美国控制了致命传染病的流行；美国人民呼吸的空气更新鲜，饮用的水更清洁，食品更加丰富多样，住房面积更宽敞。他认为，没有理由质疑生活质量上升的趋势会因为人口的增长而起变化。同时，Griswold认为，美国人口增长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他说，自1900年以来，美国人口一直维持1.31%的增长。但在过去15年里，降到每年1.16%。2000年以来，人口增长率跌到1%以下。因此，Griswold认为，美国突破人口三亿大关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他说，美国人口众多才能产生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才能刺激创新和经济的活力。
十、中印崛起的人口因素
中、印都是文明古国，凭借其众多的人口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但近代都落后于西方，在历史博物馆里你能体会到这种文明的更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变(要说有改变的话就是亚洲几个小国家的兴起)，发达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穷国仍然是穷国。但近些年开始，世界格局开始改变，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可能还应包括巴西)的兴起：有人口密度优势和人口规模优势，有足够的劳动人口重新推动了这两国的崛起。
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殖民经济、市场独占、资源掠夺。但现在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这些发达国家当初兴起的条件，不可能通过殖民和资源掠夺来进行原始积累，也不可能垄断市场，本身资源也缺乏，但中国和印度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人力资源丰富。
诚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一旦中国人口这一宝贵资源减少，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而是整个全球经济”。为政者将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却说什么人多是问题。没有1950-1970年代繁衍的6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中国还谈什么崛起？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可发现人口的增加是“盛世”的标志。现在经济似乎还很强劲，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将导致人口锐减和经济乏力，从历史角度看无论如何谈不上是“盛世”（哪有导致人口减少的“盛世”？）。
十一、近代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
18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4亿之后，可能是土地的粮食生产率已经基本稳定，又因为外敌入侵（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八国联军侵华）和长期的社会动荡，中国人口又再次维持在大约四亿的一个平台，太平天国时期还出现了人口的锐减，到1901年仍然只有4.2亿，占全球的比例从1830年的40%降低到25%。而印度（大印度）和法国人口却还在增加，1800年到1900年印度人口从1.9亿增加到2.9亿，法国人口从2750万增加到3890万。
其后又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人口虽有增长但增长缓慢，到1950年人口达到5.5亿，占全球人口比例降低到21.9%。解放后由于预期寿命的成倍延长，中国人口又快速增长，增长速度与全球基本同步，1980年中国人口达到9.87亿，占全球人口的22.9%。
1980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出生人口锐减，从1970年代的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降低到2000年的1300多万左右。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也从1980年的22.4%快速下降到2005年的19.3%。
1901年印度（不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地）人口为2.38亿；其时中国人口4.26亿。2006年印度人口10.95亿；而2006年中国人口12.5亿左右（计生委宣称是13.1亿，但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承认到2004年就有至少4000多万的水分，并且水分逐年增加）。换句话说，从1901年到2006年，印度人口增加到4.6倍，而中国人口只增加到2.9倍。
与印度相比，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印度；19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稍慢于印度；20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印度；现在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只是印度的一半，意味着今后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都只是印度的一半，并且中华生育文化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今后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到印度的1/3。
以现在的1.3的妇女总和生育率(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为1.33。韩国、台湾经济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但是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不到1.1)计算，这样下去将来人口会怎么样呢？假设2004年我们这一代为1000人，以26年为一代，要是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的话（发达国家需要妇女生育2.1个孩子，中国需要生2.3以上)的话，人口会一直维持在1000人；如以以1.3的生育率计算，182年后，只有35个人了；以1.22生育率计算只有22个人了。当然实际人口结构不会这样简单，但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由传统的数千万上升到13亿只花了两百多年，要是以目前1.3的生育率，只要两百多年就可以跌落到数千万的水平。1.3的生育率对社会的影响比过去6.0的生育率还要大，过去两百多年中国以6.0的生育率使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8亿，虽然人口压力大，人与资源的矛盾大，但毕竟有足够的年轻人口，社会还是在前进的。而1.3的生育率意味着持续的老化，这数千万人口到时将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劳力少得可怜，由于人口的持续老化，社会将难以发展。可见，不要说我国有13亿人口，就算有130亿人口，如果不保持合理的生育率，也很容易下降到几千万甚至灭亡的。天不老地不荒，人生却是如此的短暂，倘若彻底停止生育，即使现在有130亿人口，但一个世纪之后也该都进了黄土，到2100年中国也该亡国灭种了。
人口和森林、草原一样是可更新资源，对可更新资源必须合理利用，保持更新能力，切忌实行掠夺性利用。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相当于掠夺性利用人口资源。
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可能还有水分），只占全球出生人口1.3亿的10%，但出生缺陷儿却占全球的20%（意味着今后人口素质将大为降低），意味着中国人口今后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目前中国每年只出生600万女孩，扣除生育前死亡以及不孕妇女，今后生育妇女将不到500万，如果仅仅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将比现在的台湾和韩国的1.1还要低（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比韩国和台湾落后20多年），意味着每年最多生育600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而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每年死亡2000-2700万（1950-1990年中国每年出生的2000多万人口将死亡），每年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即便所有妇女都当全职妈妈，也难以阻止中国人口锐减。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将萎缩成无足轻重的民族！
十二、南斯拉夫分裂的人口因素
随着2006年黑山共和国的全民公决，曾经辉煌的“南斯拉夫联邦”在十几年内一分为六，“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光荣的名字彻底消失。南斯拉夫的解体很大程度可以说是因为人口和民族政策，“得益于”铁托的民族政策。整个铁托时代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的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而被被铁托整下台。在压抑处于人口和经济强势的塞尔维亚族的同时，却照顾和优惠人口较少的其它民族、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决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作了有利于 “压制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新民族”相继独立。在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与地区，“谁想独立就让谁独立”的结果必然是爆发旨在争夺土地、资源与统治权的无止境的种族战争与极其残酷的种族清洗，这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好处。
十三、在生育方面，我们还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生育文化就像人的骨髓（造血器官）。要是骨髓正常，即使失血再多（只要不危及到生命），也能很快恢复；但一旦骨髓出现障碍，那么就会出现造血功能异常，导致血液细胞减少，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再障）。临床上常出现较重的贫血、疲乏、软弱无力、感染和出血。死亡率高，尤其是急性型再障死亡率高。在血液病中再障和白血病的死亡率占80%，急性再障和白血病的死亡率占95%，再障故有“软癌”之称。致病原因最常见的是药用工业（如氯霉素、保泰松）或生活中接触到化学物质的中毒或过敏。
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多次人口锐减的事件，有时候损耗人口80%，但是因为有传统的生育文化（骨髓），人口能够快速恢复。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并经过历代统治者和精英阶层的精心维护；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华文化圈的生育文化的根基（祖宗文化、礼教文化）已经不存在，并且生育文化已经被刻意破坏，就是说人口再生产的“骨髓”已经出现障碍。工业化就像保泰松一样抑制了我们的“造血功能”，而中国的计划生育却又像氯霉素对骨髓抑制一样加重了对生育文化的抑制。
仅仅是生育文化自发消失就使得香港、台湾、韩国等地的生育率偏低，而中国大陆还存在“自我设限”的心理障碍并刻意破坏生育文化。中华文化圈就像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由于生育文化缺失（造血功能障碍），即便鼓励生育也难以提升生育率，而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加重了对生育率的压制。
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我们的先祖曾经建立起世界上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我们民族傲视世界上千年。但是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孝”文化）和礼教文化（控制“性”）都已经消失几尽，而又没有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扪心自问，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挽救、重建中华文化圈的生育文化，中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十四、各民族的博弈归根结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人是世界的主人，哪个民族能够在人口上占主导地位，就能主导世界的未来。在缺乏经济激励的情况下，生育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刺激人口增长的必要因素。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菲利普·朗曼预测：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将统治世界。朗曼认为现代性正走向自我毁灭。越来越多的世俗论者出于经济因素逃避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很多虔诚的宗教徒维持高生育率。那些拒绝某些“现代思潮”的人，不管他们是安分守己的摩门教徒还是仍然忠于大家庭的穆斯林，似乎拥有进化优势。
北美有一个特殊的民族——阿米什人（Amish），是德裔瑞士移民后裔，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大约在1720-1730年间，他们的祖先因为宗教迫害来到美洲拓荒定居，从那时起已没有一个阿米什人留在欧洲。目前人口20万，都是当初数百名拓荒者的后裔。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 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其余的百分之一居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他们不从军，不使用电力，远离汽车、电视、照相、电影、时装等等现代化的充满技术机巧的东西，不接受社会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帮助。阿米什人并不视技术为邪恶，但是对接纳新技术非常谨慎。例如，电力被视为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使用电力会导致使用家用电器，令阿米什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复杂化，引发为了物质生活的个人竞争，进而摧毁整个社区。笔者曾经得到阿米什人的面包母料和面包制作说明书，不要酵母，直接用母料发酵，这个过程需要10天时间，10天后面包做成，留一些做母料（留给自己或者给朋友），一直传下去。味道确实不错，只是每10天得传一次，比较麻烦，很难坚持下去，只有阿米什人这样有协作精神的团体才能将母料一直传下去。
阿米什人与非阿米什人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青年人从16开始恋爱，到20岁时结婚，结婚仪式很复杂。阿米什人与阿米什人结婚，不许离婚，严格一夫一妻制。不采取任何节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每个妇女平均生育6、7个孩子。人口每20年增加1倍，只要再过两三代人，其人口就会相当于美国一些小州的人口。他们不为现代文明做出贡献，也不享受现代文明成果。随着土地价格的高涨，他们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脱离土地。谁能保证今后的美国不是他们的？
1877年从中国陕西移民俄国的回族东干人，由于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至今仍然保持很高的生育率，在短短130年之内，人口从1877年的30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12万人（增加到30多倍）；而同期中国全国人口却只从4亿增加到现在的近13亿（只增加到3倍）。
美国作家Mark Steyn出版了一本名为《America Alone》的新书，在书中他指出西方的低生育率将导致西方文化的死亡，而穆斯林的高生育率决定了未来他们有可能控制西方发达国家。Steyn认为现在欧洲的穆斯林势不可挡，不是因为穆斯林的暴力行为，而是因为欧洲人的生育率下降，而穆斯林生育率上升。
加拿大的生育率是1.5，欧洲整体为1.38，日本为1.3，俄国仅1.14。Steyn将这种状况称之为“自绝的文明”。
但是，穆斯林国家平均来是每名妇女生5-7个孩子。还有更严重的一面，那就是年龄结构。目前在英国和欧洲，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5%，而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40-50%。在一个国家里，如果祖父辈的人口远远高于孙辈的人口，将来会是很严重的问题，类似于中国古代最恶毒的咒语：倒绝。
从人口统计角度讲，Steyn说生育率高的族裔将来会控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不需要一枪一弹。现在美国是唯一一个生育率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发展不停滞的发达国家。而其它发达国家等于已经向穆斯林的战斗精神投降了。
要是其他民族无法遏制人口锐减的势头，从人类长远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延续现在的文明，就像当年日耳曼人延续罗马文明一样。
面对全球生育率下降和社保的冬天，就生育文化来说，美国还穿着件破棉袄，法国、英国等国还穿着件夹克，俄罗斯、日本、韩国还穿着件千疮百孔的衬衣，而中国却只穿着条短裤。再不添件衣服，能够熬得过漫长的冬天？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最优秀的人口统计学家）：原始统计资料是最可靠的。多次调查均证实生育率很低。陷在“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估计→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这个怪圈里，迟迟无法理解和正视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这个事实，最终导致错过调整政策的最佳时机。
北青网 - 第一财经日报：郭志刚 (08/06/30 10:08)
http://dycj.ynet.com/article.jsp?oid=41304547&pageno=1
编者按
中国似乎从不需要为人口下降而担忧。长期以来，人们所关心的几乎都是如何才能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一定数量以内。老龄化、少子化、低生育率，似乎仅仅是欧洲和日本所需要为之苦恼的问题。
事实却并非如此！人口学研究表明，中国可能正在走上与欧洲和日本相似的道路。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很低生育率”的人口新时代。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出现短期难以扭转的负增长局面，与之相伴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等问题。人口是经济的重要基础，人口变局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构成诸多挑战，影响到劳动力、消费、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繁衍与发展。
从本期开始，《第一财经日报》邀请人口学、经济学专家，撰写“低生育率与中国经济”系列评论文章，为我们分析“低生育率”问题的由来与效应，提出应对政策建议。欢迎参与讨论：
cbn_wer@yahoo.com.cn。
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沧海桑田非一日之功，真正重大的转变往往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的。将近20年前，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但我们对它的认知却远远滞后。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生育率开始低于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此后这一状况维持了近20年。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以平均每30年减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
判断人口形势有一个常用的指标——总和生育率（下称“生育率”）。它表达观察到的生育状况所反映的平均每个妇女（每对夫妇）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生育率不仅是测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又可以预示未来人口的总体变动趋势。人口学家通常以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下称“更替水平”）的标准，也就是说，在考虑到子女一代的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换句话说，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就意味着人口数量的零增长。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把低于1.3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
从全球来看，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且这种状况不断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有关国家的生育率也越来越低。出于低生育率对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忧虑，引发了“低生育率危机”或“低生育率陷阱”的热烈讨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极大关注。1997年时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44%的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联合国为此召开了专家会议，研讨低生育率问题，并出版了论文专辑。目前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社会中。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还属于高生育率国家行列。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中国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下降；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在2.5上下浮动，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为2.3。历史性的转折点出现在1992年，当年全国生育率调查结果首次显示生育率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1.6左右，各方测算略有出入）。从此之后，十几年来几乎所有全国性人口调查统计均反映生育率处于1.5以下。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很低生育率”。由于我国城镇人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城镇生育率甚至显著低于1.0，这种情况可以称得上是“超低生育率”了。
多次调查均证实生育率很低
在其他国家，低生育率形势一经发现，往往会震动政府和公众，引起高度关注。但我国的情况却很不一样，尽管统计上的“很低生育率”已经持续多年，有关部门却一直表现得颇为迷茫，似乎不能理解和正视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事实；而人口学界的有关讨论，也很少进入公众视野。
由于生育率刚刚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徘徊局面，所以1992年生育率调查结果首次突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大大出乎政府部门和人口学者的预料，包括国际有关方面，一时间都认为中国的生育调查统计存在严重的出生漏报，并不相信这些结果，期待以后调查可以查出漏报、获得反映真实生育水平的较高的统计结果。一晃十几年已经过去，历次调查到的生育率总是处于很低水平，而且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经过回溯推算，还不断肯定以往年份的生育率就是很低。这样一来，人们所假定的大规模出生漏报总是不能查实，怀疑生育率调查所未能正确反映的所谓“（较高的）真实生育水平”也始终是虚无缥缈。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生育率最低，仅为1.22，经统计部门调整后也不过为1.4。于是在2003、2004年有过一番关于真实生育水平的热烈讨论。尽管众说纷纭，但共识是接受了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但对具体水平的认识差异很大。虽然有关部门也采用了“低生育水平”来描述当时生育状况，但是该口径过于宽泛，反映出对于生育率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把握。实际上，以往十多年中的人口规划、决策和工作，包括2004年启动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都是以生育水平稳定在1.8左右这个假定为前提操作的，并未考虑过“很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如果历次生育率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基本属实，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应当处于“很低”水平，甚至有可能接近“极低”水平。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当年生育率为1.33，而2006年国家计生委做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则反映2005年生育率为1.74。一年之中进行的两个全国性调查在同一年的生育率上的差距竟然达到0.4之多，这为判断近年生育率再添迷雾。尽管两者出现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根据这两个调查的数据，却可以一致地推算出2000年前后的生育率远在1.5以下，再次肯定了以往年份调查到的“很低生育率”结果。
1992年以来的几乎每一次生育和人口调查都证实了生育率处于1.5以下，属于“很低生育率”，而我国人口规划、宣传、决策却并不是依据调查数据所一再证实的“很低生育率”，而是长期沿用1.8这个生育率假定。生育率在不断变化，而我们的认识老是跟不上，就会造成同现实情况脱节、误导政策制定的后果。
思维定势和盲区造成认识滞后
多年来对生育率的认识之所以严重滞后于生育水平的现实变化，不能理解和正视实际调查统计的结果，主要原因是受到一种思维定势的局限，认识上存在盲区。
这种思维定势一方面片面强调人口政策对生育水平的作用，认为能够使生育率下降的只有计划生育行政管理这一个因素。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力度近年来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大量流动人口也使管理鞭长莫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生育率只可能上升，而不可能显著下降。
为了解释这个结论和实际调查结果之间存在的明显不符，出于思维定势，于是就会去过分夸大统计中的漏报，特别是群众超计划生育的瞒报和基层政府为政绩有意低报所占的比重。
统计得到的“很低生育率”只可能是由极其严重的出生漏报导致的虚假统计结果，并非真实出生率的反映——这种看法尽管缺乏确凿证据，却相当流行。
瞒报和低报的情况现实中确实存在，但它们所占的比重有多大，是否足以影响统计结果的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而且按照一般规律，即使当年存在出生漏报，后来的调查，尤其是人口普查，应当能够推算出真实的生育率。如果一直存在大量漏报，则后来的调查应当对以往生育率有大幅度的修正性调高，然而现实是后期的调查不但没有大幅修正，反而一再肯定以往调查得到的低生育率。由此可见漏报对统计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全局性的影响。
再来看人口流动对生育率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调查研究表明，外出并在农村之间流动的育龄妇女比留在原籍农村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低，而从农村流向城镇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则要相对更低，有些年份的统计表明其生育率甚至低于城镇原有的非农户籍妇女。因此，人口流动效应如今已不能再用“超生游击队”会导致生育失控这种简单化的逻辑来片面概括了——即便在当年，“超生游击队”也未必是一个足以影响整体生育率的长期、普遍现象。人口大量流动的真实效应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大降低了农业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进而拉低了全国的生育水平。
调查结果与经验认识不同时，正确的做法是既要慎重对待调查结果，也要对经验认识进行反省，而不是简单假定以往的认识是正确的，一味怀疑和拒斥调查结果，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然而现实中我们却往往很难摆脱思维定势的局限，无法认识到现实生活的多种因素都可能造成生育率下降，形成了一个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认识盲区。
经济、社会生活变化导致生育率降低
那么，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哪些因素会造成生育率下降到很低水平呢？
在国际学术界，低生育率研究发展很快，涉及到生育率变化史、低生育率影响因素、未来生育率发展前景以及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干预等方方面面。其中，低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和视角对我们解释中国的“很低生育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国际上新的低生育率分析模型以生育意愿为基准来研究生育率，在这个基准上根据不同因素对生育率提升或抑制的影响来进行调整。提升因素包括由于避孕不到产生的非意愿生育、由于子女性别偏好而多生、由于子女伤残死亡而导致的替补生育，如果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大就会导致实际生育率高于生育意愿。而抑制因素则包括生育推迟效应、不孕效应以及（为追求其他人生目标而放弃原定生育意愿的）竞争效应，如果这些因素影响较大则会导致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
由于近年来国内生育率研究主要关注出生漏报，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十分薄弱，致使有些方面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鉴上述框架，对中国的生育意愿基准、生育率提升和抑制因素作一番粗略的梳理。
2001年和2006年的全国计划生育调查均表明，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个孩子。这个水平本身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然而略高于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1.5个孩子的平均生育水平。一些研究发现，上述调查中，由于问卷设计等原因，被调查对象有时会以现有子女数或计划生育政策所要求的子女数来回答理想子女数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农村比城镇更为普遍。因此1.7个孩子的理想子女数可能并不能准确反映群众的生育意愿。根据很多很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意愿也仍然普遍维持在2.0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会大体类似。但是，生育意愿是一回事，而实际生育是另一回事，其中有很多因素在发挥作用。
作为提升因素的非意愿生育仍然会长期存在，但是由于避孕和人工流产手段的普及，其影响程度现在已经很小。同样，由于所生子女死亡、伤残等原因而进行替补性再生育的影响对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并且，要想取得这两个因素的相应统计也并不太困难。
性别偏好本来是另一个主要的提升因素。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存在着强烈的子女性别偏好，这可以从生育意愿的性别构成和出生性别比上清楚地看出来。但是需要特别考虑的是，由于生育政策的限制和群众理想子女数本已较少，现在满足性别偏好的方式极有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以前通过多生来满足性别偏好转变为通过胎儿性别选择及人工流产的方式来实现。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超计划生育，又可以避免非意愿性别的生育。有的研究已经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工流产之间存在明显关系。还有的研究证明，对于想儿女双全的人群，要使其中的95%以上实现愿望，如果仅靠多生方式则每对夫妇必须平均生育2.94个孩子才能达到，而如果能完全控制生育性别，那么平均生育2个就够了。可见，达到性别偏好实现方式的转变对生育率会起到抑制作用。原本是中国生育率一个重要提升因素的性别偏好，很可能已经通过中国目前较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和较高的流产率而得到了释放，对生育率则反而转变成了一种抑制因素。
国外的研究已经证明，生育年龄推迟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来欧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导致其生育率降低了0.3。笔者用同样方法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迟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为0.11，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则高达0.23，可见在中国，生育年龄推迟这个抑制因素的影响已经变得相当大。
不孕是另一个重要抑制因素。现代社会中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还有结婚生育年龄的推迟，都对不孕有一定的影响。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报道，现在美国不孕率为10%~15%，而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我国的研究发现，新一代已婚妇女的不孕风险明显提高。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原发性不孕率为17%。
第四个抑制因素——竞争效应是指，因为其他生活追求与原生育意愿发生矛盾而导致的减少生育，即根据实际情况而放弃了原来的生育意愿。在现代，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广泛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更多个人发展的机会。我国在转入市场经济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费用越来越大，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人们正在努力追求新的生活目标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及品味。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都会导致夫妇倾向于减少生育，这在人口转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中早就被描述过，而且已经是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验。尽管这个因素的影响幅度很难量化，但它的存在应该没有疑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中国近20年来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中国当前生育率的提升因素已经相对削弱，甚至部分转变为抑制因素，而抑制因素则相对增强。虽然生育意愿这个基准还没有公认的研究结论，但是一旦跳出“行政管理是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这个思维定势，就可以看到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因素还有很多，中国的“很低生育率”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结语
笔者并不否认出生漏报是个问题，应该说出生漏报问题本身研究得并不好，解决得也不好。但笔者更想强调的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视野是否足够开阔，是否能够跳出旧有的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生育率的认识。除本文所涉及的因素以外，还可能存在没有被察觉到的因素，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探讨。忽略这些因素，草率地下结论，我们可能就会更久地陷在“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估计→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这个怪圈里，迟迟无法理解和正视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这个事实，最终导致错过调整政策的最佳时机。
王丰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在人口学上有很多前瞻性研究，驳斥了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的论述
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已成定局
第一财经日报
王丰 (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与中国经济改革几乎同时出台的另一项基本国策，便是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代表的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近30年来，几乎所有城市的夫妇与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夫妇都遵循了这一政策。至今已有1.4亿的独生子女，亦即造成了1.4亿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妇或家庭。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增长已为举世共睹的奇迹。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历史性转变却不尽为国人与世人所知。
中国人口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便是近20年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已持续地并已大幅度地低于人口维持再生产的更替水平。而人口生育水平降至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又恰恰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广泛纳入全球化经济轨道同步发生的。在“一孩政策”开始执行的20世纪80年代，全国的生育水平徘徊反复，并没有明显下降。这就说明我国近年来形成的低生育率，甚至部分地区的超低生育率是源于全球化经济压力以及全球化文化影响，而不是我国特有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备注：计生们除了狠狠地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外，其实没有办一点好事，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新的挑战。低生育率已成为国际社会新的主要担心之一。许多国家政府都已经积极制定或修改社会政策以阻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至今几乎无一奏效。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备注：中国计生可以把妇女像牲口一样拉去刮宫流产，但可以像牲口一样拉她们去交配吗？）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对生育的考虑和打算和他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和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正如近半个世纪前初次倡议计划生育所遇到的抵触与接受上的迟缓，导致后来人口急剧增长一样，对中国人口形势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根本转变的漠视或滞后认识，将使我们重蹈历史旧辙，承受人口减少的后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总数不可避免地减少。当平均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一倍时(总和生育率为4~5)，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翻一番。同样，当平均生育水平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时(总和生育率为1.0)，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缩小一半。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已有10个左右省市的生育率降到了这个水平。目前我国总人口规模仍在慢速扩大，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所造成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而一旦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的惯性也将导致人口减少势不可挡。
中国人口总数减少，简单地看可能不一定是坏事。然而人口减少恰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人口减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龄组人口均匀减少，而是从最年轻的年龄组开始，一批出生人数比一批少。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大。这便是加速式人口老化。其次，人口减少一旦开始，就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无法马上逆转。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周期特别长。物质产品生产政策变动的结果一年甚至几周或几个月便可见。而人口再生产政策变动的影响可能得几十年才能明了。今天的老年人都出生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今天的劳动力则出生于20多年前。
与30年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对中国就业、消费、积蓄、资源带来一系列挑战一样，近年来全国总体生育水平连年低于更替水平，部分地区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也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的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
目前，我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大于日本总人口数的1.4亿的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2亿，2030年达到3亿。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而由于过去近20年中已形成的并不断加剧的低生育率，真正的劳动力减少才刚刚开始。仅5年之后，也即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20~24岁)的规模将开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内，也即至2023年，达到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13年时的要小25%以上。而这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大幅度缩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需求结构也有直接的作用。人口老化会造成对某些消费品如服装、化妆用品、文体娱乐开支的减少，同时扩大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需求。人口老化也会迫使人们为未来作准备，包括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这些新增的储蓄，一方面为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孕育着新的风险。
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之后，21世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性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化。中国社会由于生育水平在近20年前就已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已成定局。换言之，尽管表面上中国人口总量还在增大，而未来中国人口规模持续缩小、人口不断加剧老化的大势已经造成。这一人口的根本转变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潜在危机已经是事实，不可漠视和观望。认识把握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新形势，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减小由于盲目观望等待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81年获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法学硕士，1983年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社会学和人口学硕士，1986年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社会学和人口学博士。
1986－88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1988－89年任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人口与发展顾问,1990－1998年任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1999－2000年任纽约人口理事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高级研究员，2001-2004年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兼国际合作部部长，2005年3－5月应邀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研究学者
目前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人口学组成员，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成员，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生殖健康社会科学专家组成员，美国纽约“国际计划生育展望（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刊物国际编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兼职教授，昆明医学院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理事会成员，山西省人口研究中心顾问，福州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客座教授。
1981年为第一位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奖学金出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1986年第一位回国工作的人口学博士，1988年为第一位受聘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顾问的中国专家，1998年第一位受聘担任纽约人口理事会的高级研究职务的中国人口学家。
1992年获得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并曾获得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学会等多次奖励。
世界对低生育水平时代到来的困惑
顾宝昌
时间:2008/07/08 来自:北青网 - 第一财经日报：
面对低生育水平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我们的人口研究还是我们的人口工作，都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从如何应对人口的快速增长，到如何认识和应对人口低生育水平的挑战，人类正在从一场“静悄悄的全球革命”转到另一场完全相反的“静悄悄的全球革命”。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到上世纪50年代，久违的和平时期终于到来，随着医学卫生的进步和死亡水平的下降，世界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的局面。尽管许多人口学者和有识之士对人口的快速增长表示忧虑并纷纷呼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呼吁难以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和政府的关注，甚至受到批判和指责。
各国人口学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次开会，希望引起对人口快速增长对世界影响的广泛关注，但第一次由联合国召开的世界人口大会迟迟到1974年才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
这种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会继续向什么方向发展？会对世界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应该如何有效应对并尽快扭转人口过快增长的局面？它对人口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课题，对各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由此，20世纪的上半叶迎来了世界人口研究的蓬勃发展，各国政府应对人口挑战的政策方案频频出台。降低生育水平成为扭转世界人口过快增长的关键一着。学者们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加以研究；各国政府组织实施种种计划生育项目，提供避孕节育服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展开，人们对高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和后果以及促使生育水平下降的机制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对策越来越完备、效果越来越显著。
到了20世纪后期，世界人口的生育水平不断下降、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人们感谢人口研究的开展促进了对人口变动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欢呼各国政府开展计划生育的伟大胜利。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人口学家、服务提供者的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明显遏制，这甚至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奇迹”，“一场静悄悄的全球革命”。
但在人们欢呼生育革命成功的同时，地平线上却出现了另一种人口情景，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情况，并呈不断下降的势头。
人们原本以为这只是欧洲的独有现象，开始时对低生育水平到来的关注主要是出现在欧洲的人口会议上和欧洲的议会大厅里。但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所谓的“欧洲现象”正在向世界各地蔓延，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以至于一位德国学者不久前在《科学》杂志上惊呼：2004年人类正在跨过一道历史性的但几乎不为人注意的门槛，即人类的大多数已经或即将生活在长期处于低于更替水平的社会中。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先后步入低于1.5的“极低生育率”的行列。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人口如要实现世代延续就需要把生育水平保持在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简言之，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那就会出现下一代比上一代人数更多的情况，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出现人口膨胀；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那就会出现下一代比上一代人数更少的情况，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小。因此，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是否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还是以下，成为考察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高低及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的重要标志。
人口学家原来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后就会保持在这样一个维持人类世代更替的水平，但这一假设却被各国的事态发展所无情推翻。并且，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欧洲，也出现在了亚洲；不仅出现在发达社会，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伊朗的生育水平纷纷跌入更替水平以下，并还在继续下降，从2.1下降到1.8，又下降到1.5，又下降到1.3，甚至更低。
什么才是这种下降的终点？这种下降趋势说明了什么？又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它对各国和人类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这种下降趋势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与在发达社会的情况又有哪些不同？
面对低生育水平的到来，各国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强，并积极应对，完全不亚于当年面对高生育水平的劲头。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无论是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国家，投入虽著，但收效甚微。到目前为止，在那些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度中，不论政府和社会的努力有多大，除了瑞典和法国，还没有一个人口在生育水平降到如此之低后能再把生育水平提升回到1.5的，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把生育水平提升回到2.1的更替水平的。
当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后，尽管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人口在一段时间内还会有所增长，但它最终将必然跌入人口负增长的境地。但这种由低生育水平而来的人口负增长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它的规律性，它的未来趋势，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所有这一切，我们对它的认识还非常肤浅，才刚刚开始。
我们过去的人口研究成果虽然辉煌，但难以解释今天面对的人口态势；我们过去在应对高生育水平方面的经验虽然丰富，但无法应对今天的低生育水平的挑战。显然，面对低生育水平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我们的人口研究还是我们的人口工作，都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使命，回避彷徨、畏难退缩是不可取的，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也不足为道。我们必须像当年面对高生育水平对人类的挑战一样奋起努力，我们一定能不断地加深我们对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我们一定能寻找到应对低生育水平挑战的有效途径，为人类和后代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
但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正视世界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这一基本点，再不能溺于高生育水平的思想定势之中，必须要换个眼光看人口问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
独生子女政策始作俑者陈慕华
1921年生。女。浙江青田人。读中学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从国统区奔赴延安，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同年6月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