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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立德:从毒奶粉到华尔街 危机一言难尽
路透中文网2008年 9月 28日 星期日 17:07 BJT
上周六早上,当我正在吃早饭,并为是不是该喝掉冰箱里的那盒蒙牛牛奶而发愁时,突然接到了一个中国朋友的电话。他也正在和我想着一样的事。
他生气地说,“老包,这毒奶粉的事真让我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丢脸,。我对政府很失望,对人民很失望。中国就跟津巴布韦似的,真是一场灾难!”
最近的确有不少关于毒奶粉事件的评论,认为它揭示中国社会“没有道德底线”,“社会风气太坏了”。尽管我也感到担忧,但在我看来这些悲观的观点有些夸大其词了。
我回答这位老兄说:“大跃进後的饥荒是灾难,文化大革命是灾难,但是过去30年中国还是有不少进步的。再说,有麻烦的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看看华尔街吧!”
这两大灾难的确值得比较比较。在毒奶粉事件中众多婴幼儿生病甚至死亡,的确令人痛心。直接用婴儿们的健康作赌注,似乎比最恶劣的金融犯罪更让人唾弃。同时,在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是违法的,而华尔街上的危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则是由合法的交易引起的。
然而我越比较这两种危机,便越认为两者本质没有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发生在美国和中国的这两起危机在核心因素上非常相似:参与者追求眼前利益,不计长期的负面结果。同时管理机构未尽其职,未能保护无辜者受害。
先说奶粉事件吧。那些参与者一定也知道让婴儿们生病是很差劲的商业策略。就算没有媒体介入,自己的顾客吃出病来也意味着他们不会再买你的东西,更何况还有人死亡。那究竟是怎样的逻辑导致这种行为发生呢?
就我看来,导致毒奶粉事件发生的思维模式和导致其他多起伪劣商品丑闻的思维模式是相同的,从建筑材料中的有毒原料到泡菜里的工业盐。当事人可能是这样想的:“我只是动了一点小手脚,在将来某个遥远的时候,有可能会让一些陌生人受到一些小的伤害。就算是真的有,我也不认识那些倒霉的人”。正是因为不清楚自己行为即将产生何种恶果,以及行为和後果中间的时空距离,让他们容易来理性化自己的行为。
那些往奶粉里加三聚氰胺的人,直接目的并不是要毒害婴儿,华尔街上贩卖次贷的人们当初也没有打算要导致这场经济危机。而随着多家大公司的裁员和倒闭,这些人许多都面临失业。华尔街危机不同之处在于,自主性的行为和负面结果之间的关系更加间接和复杂。甚至没有人知道究竟他们的账本上还有多少“毒债 ”,以及还有多大的灾难在前头。
两起灾难都是由于操作人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误算的结果。这些危机的发生,是因为人们试图利用这个复杂的系统来牟取自己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个系统足够复杂,才允许他们行为的後果不被仔细的考量。但因为这复杂性,人们容易打错算盘最後促发危机。
回顾人类历史,大部分时候事情都是以简单的方式在运作。比如你如果在吃烤羊肉串的话,你很可能是自己已经做了“质量检测”,因为这是你自己养的羊,自己亲自杀了它又烤来吃的。在古代,“金融”充其量就是在陶罐里储存一些贝壳,或者拿它们到市场上去换些珠子。
然而,随着过去几个世纪里的全球化,食物生产和金融业变成了高度复杂的全球体系。今天,一包加工过的食品常常含有来自全球的原料。所以即使是已经禁止进口中国奶制品和婴儿奶粉的欧盟,还是于周四宣布需要检查包括巧克力和饼干在内的一些主要进口食品,因为这些食品中含有至少15%的奶粉,而这些奶粉仍然有可能是中国制造。
这就意味着,欧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食品是从哪儿来的,以及里面包含了什麽。事实上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的食品是从哪儿来的。而国际金融系统还要更加复杂。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考虑监控机构的问题,以及政府失职而导致这日益复杂的全球体系失控的问题。
中国很多人在讨论三鹿是如何变成“免检”产品的。不管这是否是症结所在,食品质量事件在中国频发,都意味着中国食品检查机构未能尽到其职责。去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悲惨例子。
有人质疑一党制度的体系下能否建立一个真正有效和独立的监管体系。《纽约时报》周六发表了一篇文章,并引用了知名中国专家葛艺豪(Arthur Kroeber)的话。他表示,只要政府参与价格控制,企业管理和信息流动,更多的大丑闻就不可避免会继续发生。
但让我们来换个角度看问题。美国用一百年的时间来建造现代化食品制造业,而中国花的时间要短的多。然而,即使在美国和欧洲等监管经验丰富的地方,我们仍然不时面临致命的食物安全危机。中国人都知道疯牛病,一些90年代初期感染疯牛病的欧洲人在不断死去。但很多人都不记得最近美国也发生诸多的食品危机,,包括2006年的菠菜污染事件,今年的辣椒污染事件,让上千的人生病,并造成至少5人死亡。去年的有毒宠物食品案同时让中国和美国监管机制的弱点昭于天下。
从总体来看,西方在控制食品安全上仍然比中国要胜出一筹。这就意味着企图挑战法律和道德以牟求更大利润的人在西方较难生存。但我们仍然在商业和金融世界里看到了十分相似的行为模式,人们还是有办法鉆规矩的空子。从安然的轰然倒下到现在的华尔街危机,我们发现有效的监管在复杂的商业体系膨胀的面前显得束手无策。
更让人心痛的是,一些导致这些危机发生的关键性的监管失误并不是偶然。他们甚至是计划的一部分。和往奶粉里偷倒三聚氰胺的行为相似,2000年美国的一些参议员也偷偷把一条弱化对复杂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的法律条文塞进了其他法案中,蒙混过关。很明显,美国立法程序的复杂性也可以同样被利用。
毒奶粉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了中国没有“道德底线”以及“社会风气太坏”呢?三鹿的某些行径,比如在婴儿们生病後还试图掩盖,是非常值得谴责的。但是,我认为导致华尔街坍塌的行为和往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的行为不相伯仲。 华尔街最大的五家投行(现在只剩两家了)在2007年底付给了他们自己390亿元的红利,而同时他们的股东们在同一年因为股价的下跌而损失了740亿美元。他们的冒险行为直接导致了华尔街现在的崩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揭示了“没有道德底线?”这也值得思考。
最後,让我们再进一步比较。在食品制造体系和金融体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的体系被复杂的危机所威胁:环境。当科学证明由人类导致的全球变暖这一事实无可争议时,我们也就发现我们自己的自私行为,以及全球监管机制不足是怎样共同将我们推向无尽的危机中。
本周三在纽约的“克林顿全球动员”大会,出现了惊人的一幕。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号召人们发挥“温和抵抗”精神,反对建设缺乏二氧化碳处理回收技术的新火电站。这标志着戈尔将气候危机进一步与道德挂钩。。
事实上,美国和欧洲环保主义运动早就在使用道德语言;在美欧的一些社区,如果路上开着的SUV只坐了司机本人,就会被斥责为“缺乏基本道德规范”。这观点听起来极端,但这样的意识已开始向大众普及。
戈尔一直在强调像《京都议定书》针对全球变暖的国际的监管制度的重要性。但对个人,他也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应设法保持“碳中立”状态,即明确地知道你向大气中排放了多少碳,尽可能减少排碳量,并通过其他的机制抵消你排出的碳。
你可以不同意这一具体的办法,但是很明显的是,要处理这一复杂的危机,关键在于在各个层面上获取更多和更好的信息。这些信息将帮助我们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
美国国会正在重新强化对金融体系透明度的规定,估计这一次北京方面也会对食品采取类似的措施。但信息也对个人一样重要。在全球系统日益复杂的背景之下,我们越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和对环境的後果,我们个人的价值框架和道德观念也许就能越趋于完善。(完)
翻译:李春晓 审校:王丰/包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