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中国--奇迹的黄昏（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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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年底，中国南方一家时尚杂志，做了一期封面文章《忽然中产》。文章以小资们典型的渲染笔法宣布：中国的中产阶级运动开始了。“忽然”一词虽然带有夸张意味，但确实非常精准地传达了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陌生和惊诧。的确，中国中产阶级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中产阶级早在将近20年前就已经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但作为一个真切的中国事实，作为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表征符号，作为一个激发人们想象力的社会阶层概念，中国中产阶级则是近几年才进入中国大众媒体的的视野之中的。这个从西方舶取的概念，可能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新近出现的某种现象，所以它一经大众媒体发现，便迅速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话语。在中国大都市做作的小资群体中，中产阶级可能仅仅意味着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身份。但中国的学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们显然不会满足于这种肤浅的解读，他们迫切的要赋予中产阶级以更加宏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2003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集聚起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的文章，文章明确提到，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虽然《求是》杂志没有明确提到中产阶级这个在意识形态上仍然颇为敏感的术语，但毫无疑问，这个所谓的新阶层就是大众传播媒介早已经津津乐道的中国中产阶级。《求是》杂志的文章用中国宣传机构惯有的虚伪姿态谈到了他们与工人、农民的联系之后，对这个新阶层的素质和品德大加赞扬。这是相当不寻常的，因为就在1990年代，中国领导人还以不屑的口吻提到过中产阶级，并将它斥之为“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主要工具。显然，在工人和农民逐渐成为异己力量并随时可能掀起反叛运动的时候，中共正急于寻找自己新的阶级基础。在中共眼中，中国中产阶级就正是这样一个大有希望的新阶级。没有领会错的话，中共最新意识形态“三个代表”中的所谓“先进生产力”指的也是这个阶层。由此，这个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新阶级终于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自己正式的位置。除了急需寻找合法性资源的中国执政者之外，中国学术界也对中国中产阶级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他们以一种古老的想象，将中产阶级描绘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描绘成一个新社会主流价值的维系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在他们那里，似乎没有中产阶级，国家就没有未来。就倾注的“热情”和标榜的程度而言，中国中产阶级正是由中国学术界“发现“并“推荐”给中国执政者的。那么，中产阶级究竟是什么？它真的像中国执政者和中国学术界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样，具有扭转乾坤的神秘力量吗？
与边界明晰的传统工人及农民阶层相比，中国中产阶级虽然已经成为中国都市媒体中的主角，但他们的阶级形象仍然异常模糊。就连那些天天谈论着这个阶级的中国知识界，也似乎只是在谈论着一个他们并不知道在哪里的东西。当他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在谈论来自西方经验的西方中产阶级。至于在那些浅薄而狡猾的中国媒体那里，中产阶级则完全沦落为一种具有十足引诱意味的商业广告。中产阶级对当代中国的巨大诱惑力，可能正是来源于它的这种朦胧。神秘的事物之所以充满诱惑，乃是因为人们对它的陌生。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热烈追逐，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
究其原意，中产阶级与其字面相去不远，指的是一个社会中间阶层。如果仅仅是这样，中产阶级就失去了它的现代意义。因为这样的中产阶级，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都能寻找到。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指的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现象，即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分工的日益复杂，许多先发国家都出现了中间阶层逐渐膨胀并占据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这个成分复杂，分布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广泛职业中的阶层，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企业层面上，它是传统企业逐渐科层化的产物；在政府层面，它是政府功能日益复杂化，统治者大量分权的产物；在社会层面，它则是中介机构日趋重要和发达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分布在这三个领域中的现代中产阶级实际上都可以找到它的传统“原型”：在企业中，他们是老式的企业主，在政府中，他们是中下层的各种官僚和代理，而在社会中，他们则是像传统律师这样的中间人。现代中产阶级虽然在职业分布上已经演化得相当复杂，但从这个角度回溯，它们的谱系仍然是非常清楚的。总体上看，中产阶级是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和精密化在社会结构上的一个结果。它们是连续的，而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新事物。现代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现象并成为社会学家高度关注的对象，不仅是因为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口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日益膨胀并逐渐成为人口主流，更是因为这个阶级在主流意识以及社会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新意义。（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在意识上所表现出的某种保守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上的新意义，使传统的尤其是马克思的分析方法陷入了困境。）米尔斯在他那本经典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曾经仔细分析过美国中产阶级的历史演化过程，他以富有“社会学想象力”方式洞察到，大量出现的白领阶层正在取代由中小企业家、以及律师、医生等最传统的职业阶层而成为美国新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职业声望、收入、工作方式以及自我意识上都由有别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并由此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无能在什么社会，也无论以收入或者其他什么维度，我们都很难对中产阶级作出具有分析意义的精确定义。基于此，米尔斯的“白领”概念可能是一个最富解释力的值得继承的视角。白领涵盖广泛，但仍然有一个可以大致概括出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在从事某种管理性和技术性的工作，他们是凭借知识和脑力，而不是传统的体力来完成他们的职业行为的。只有在白领这个视角上，我们才可以比较有效的观察和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否则，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就可能成为学术上的一个陷阱。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发轫的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造就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服务型经济的转型、以及封闭经济体系在全球化环境中向开放经济体系的转型，几乎是在同一时空中展开的。这些转型在其他先发国家中则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逐步完成的，其中许多方面（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甚至是其他先发国家从来就没有遭遇过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发端并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中国中产阶级也就在成分上呈现出繁纷复杂，新老并存的局面，对应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新老中产阶级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中，齐齐出现在中国社会中。他们中既有由于市场机会突然开放而迅速生长起来的中小企业主，也有存身于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中的领薪白领，也有仍然寄生于传统体制中的各种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这个在短短20多年中突然崛起的阶层，来源复杂、背景殊异，但他们往上区别于位居社会顶端的各类精英，往下区别于庞大的下层体力劳动阶层。正是在这样一个模糊的边界上，我们勉强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新的这个中产阶级。循此脉络，我们可以非常粗略的估计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根据陆学艺等人编撰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干部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即知识分子阶层、国有、集体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少量在外资企业中服务的经理人员的加总，大致就是就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总规模。如此，这个阶层的人口总量应该在8500万左右。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这尤其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在大中城市与小城市之间。考虑到这个特点，如果我们扣除在小城市（尤其是县城），中西部中等城市的这一部分职业人口，我们上面按职业划分的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能要因为收入因素而大打折扣。据此，综合收入和职业这两个确认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因素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应该不会超过5000万，其在整个就业人口中的比率不会超过7％。如果以都市媒体刻意渲染的那种所谓“有房有车”的生活方式（中国浅薄的媒体经常将中国的富人等同于中产阶级）标准衡量，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可能就更会少得可怜。我们这个估计虽然十分粗糙，但不至于太离谱。当然，如果我们将这些中产阶级人口全部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沿海特大城市，就可能产生中国中产阶级已经蔚为壮观的错觉。事实上，集中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的确具有某种“展览”作用。许多西方观察家正是通过沿海城市的中产阶级“橱窗”找到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有趣的是，外部观察家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上述地区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了。从19世纪中期中国被彻底卷入现代化进程之后，每遇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外部观察家都在像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国沿海地区“找到”过经济上和生活方式上的中产阶级。西方旅游者和记者为此留下过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而那些对潜在市场天然就具有敏感和想象力的西方商人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描述更是不绝于书。
一位外国观察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时，曾经这么写道：“中国共产党创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处于全球性萧条时期，农民遭受着饥荒、教育和医疗的缺乏以及国际丝绸、烟草和棉花市场的衰颓。相对而言，中国城市的生活相当好。根据历史学家Jonathan Spence的描述，'中国男人开始穿戴商业西服、礼帽或布帽，年轻的女人穿戴短裙和高跟鞋。那些比较富裕的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相当舒适，而且外国人发现在中国生活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舒适。’”这个80年前的历史画面与今天中国社会有惊人相似之处。而混杂于庞大贫困底层之中那些耀眼的“戴礼貌、穿西服”者正是当时的中产阶级。毫无疑问，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跨国公司的先辈们就已经在中国发现了那些让他们怦然心动的中产阶级。
在商人眼中，中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消费胃口，所以，中产阶级的规模就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潜在的市场规模。在这种历史对比的意义上，中国今天最新的中产阶级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而是“旧”的。让人惊讶的是，中国最新一次中产阶级“热”也首先得益于西方投资家们的“炒作”。美国的投行巨头美林公司就曾经放胆预言，中国中产阶级在未来十年将达到3.5亿之巨。其他投行研究机构以及新闻媒体也透过各种调查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纷纷作出估计。与以前那些零星的报道和旅游记录相比，西方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这一次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估计虽然有了更加“科学”和“客观”的背景，但其兴奋程度却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情绪极大的鼓舞了中国的官员们，他们以更加兴奋但显然也更加外行的方式谈论起中国的中产阶级，并将它作为中国经济灿烂前景的有力佐证。但与我们上面的估计相比，所有这些具有商业招徕性质的展望都显得过于乐观和鲁莽了。这种鲁莽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中产阶级现状的判断上，也同样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的估计上。
在所有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乐观判断中，都隐含着一种相当可疑的假定：即随着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必然的）历史结果。但事实上，中产阶级的成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应关系却远远不如想象的那样清晰和肯定。换句话说，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能等同于中产阶级的持续成长，更不等同于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诸多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中看到。除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外，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其他后发国家也都随着经济增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中产阶级社会。在更加精确的意义上，中产阶级的持续增长与其说取决于经济增长，倒不如说取决于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分配模式，取决于决定这种分配模式的政治结构。有学者曾经意识到，美国及欧洲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积累机制由泰勒制向福特制的转型密切相关。以低薪劳动和血汗工厂为特征的泰勒主义外延型积累体制，在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赤贫的劳动大众；而福特主义则将更多的利润还给了工薪劳动者，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有着巨大的消费胃口和能力的新阶层，并推动资本主义向高技术与高薪劳动相结合的转型。这是一个非常接近中产阶级历史本质的说法。但是，泰勒主义到福特主义的转型，并不仅仅是出自资本家扩大市场的经营智慧，也同样出自于劳动阶层在争取权利中的主动姿态。简言之，这个分配模式上的转型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虽然我们无法厘清西方中产阶级社会出现的所有历史成因，但有一点非常肯定，那就是，所有这些“原因”都不是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实现的。中产阶级社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而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已经被中国25年的改革历史所见证。25年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成长，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快速扩大，到2002年，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0.46以上，一跃而名列世界前茅。有人统计，1991年收入在20％～80％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53.2％，而这个数据到2002年已经萎缩到41.6％，十年间减少12个百分点。中间阶层人口规模的萎缩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尤其是后半段改革中，以各种现代职业为特征的新中产阶级的扩张速度落后于旧中产阶级的消亡速度。中国实际的中产阶级总规模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这与中国基尼系数急速赶超的势头非常吻合。这个事实不能因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扩张而被掩盖。中国社会中充满文学夸张色彩的中产阶级想象，并不是建立在对这个阶级的历史考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肤浅和幼稚的联想之上，建立在一种对新中产阶级新颖形象的好奇之上。中国中产阶级在性质上和形象上的改变，在中国导致了一种对中产阶级的普遍幻觉。仔细品味中国新闻媒体为我们描述的那些中产阶级人物以及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你就会轻易发现，那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少数人。如果这个新中产阶级只是我们人口中的少数甚至极少数，那么他们还是现代中产阶级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吗？如果它是，那么中国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已经出现过同样的中产阶级。无论从职业特征、收入、社会声望等方面来衡量，在上个世纪早期聚集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洋行职员、政府公职人员、教师、新闻记者们与今天的中国新中产阶级并没有什么两样，但非常清楚的是，我们不能将那个时候的中国称为中产阶级社会。一个出现了中产阶级的社会不能被等同于中产阶级社会。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中国离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社会可能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事实上，上个世纪中国城市中产阶级过早夭亡的直接肇因就是当时中国经济分配上的极端不平衡。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也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上在1949年的突然断裂。当今天中国的大学教师在津津乐道当年胡适们的薪水是如何了得，并以此来讽喻时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时大学教师超高的生活水平恰恰是对那个旧时代贫富分化的最贴切描述。在那个时代，所谓中产阶级不过是一小撮，是中国广大人口中的极少数。讽刺的是，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1949年。这是不是在暗示，经过25年艰苦的改革之后，我们正在迅速复制一个旧时代的阶级景观？1949年之前中国掠夺性的分配体制不仅导致一场血腥的革命，还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滑向另一股极端的轨道。这个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苦涩而又诡谲。它告诉我们，由中产阶级而至中产阶级社会的道路，相当崎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仅仅是刚刚站在上个世纪同样的起点上。要想竞其全功，不仅需要运气，更需要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改造，决非单方面的经济增长可以促成。更何况，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猜想呢？当有人列举各种数据言之凿凿的告诉你，中国经济还可以稳定、高速成长30年，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将在未来达到多少多少亿人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是缜密的科学结论，那可能是一种无知的信念，也可能是一种阴险的诱拐。在所有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肯定的前景，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实际上，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一种推断：如果中国改革中隐性的分配逻辑已经定型，那么，中国中产阶级的命运也就早已经注定。由于存在着一个顽强而稳固的掠夺性分配体制，所谓中产阶级可能永远只是一个两极社会的欺骗性点缀。换言之，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新中产阶级（就像我们以前以及今天所看到的那样），但我们可能看不到一个新中产阶级的社会。
从更加直接的动力来看，中产阶级社会的勃兴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关系紧密，其中现代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急剧扩张功不可没。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以专业知识为职业特征的现代服务业正是批量创造中产阶级职位的温床。让人不安的是，在全球经济分工日益明确和稳固的今天，先发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能不能在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中复制，却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本世纪之初，中国凭借几乎完全失去价格弹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又争得了一项世界性得荣誉：世界工厂。在许多人陶醉于这个最新成就的时候，我们却有理由忧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不是已经被固定在全球产业分工的最低端，中国的中产阶级职位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流向其他国家？在概括中产阶级兴起的产业结构原因的时候，有人曾经将其归结为所谓“产业软化”。但观察中国的经济，我们就会发现，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却在反常的“硬化”。这个趋势中隐含的一个后果大概就是，中国经济可能只需要少量的中产阶级，而与此同时，却需要大量的血汗劳动力（我们经常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术语称其为廉价劳动力）。无疑，在中国的社会版图中，中产阶级市今天最为抓人的一面。不过，当我们为这种情景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那仅仅是中国的一面，而它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与那个巨大背景的对比。这就是所谓世界工厂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上所呈现出的真实面相。
中国的这种产业结构特点，固然是受到了国际经济体系的挤迫以及中国本身的比较优势的影响，但影响最烈的莫过于对国内公民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剥夺。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从对国内公民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各种荒谬的限制中（这尤其表现在各种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限制中）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剥夺虽然换来了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官营企业的过度投资，换来了超高投资率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增长，但其代价则是民间经济、国内经济自主成长能力的长期萎缩。更加确切的说，由于制造业投资在创造GDP上的显著功能，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制造业投资（不管是外来投资还是国内投资）严重的成瘾性依赖。这显然极大的抑制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成长空间。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恶性传统，但这种传统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改革开放中表现得同样明显。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内容变成了“宁赠友邦和权贵、不予家奴”。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走向某种危险的极端。1997年之后，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至今已经持续了8年之久。这也就是说，中国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不断减少。在所有我们听说过的经济增长案例中，这无疑都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反常特例。如果这个现象已经构成一个被锁定的趋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总规模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悄悄的达到了它的顶峰？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可以在一个服务业份额不断萎缩的经济体系中出现。
不过，这不是中国服务业的唯一隐忧。简单的观察一下中国今天的所谓服务业实况，我们就不难对中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以及发展潜力得出基本印象。按照一种流行的调侃，中国的服务业大概就是餐饮和带有暧昧色调的发廊的集合。有人甚至半真半假出主意说，“中国发展服务业其实不难，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你给我按摩，我给你按摩，保证服务业能够大发展，而且比美国人的生活舒坦一万倍。”这个绝妙的“经济主张”或许的确包含很多真理的成分，但明显的是，这种建立在独特国民性基础上的服务业，恐怕很难哺育出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上的畸形可能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结构上的畸形。
新世纪之后，中国城市中的住房、汽车、旅游等各种中产阶级消费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在这些消费人群的背后，一个陌生阶级的身影似乎已经翩然而至。这在中国内部和外部刺激出了巨大的中产阶级想象。这种想象，对长期困扰与内需疲弱的中国的经济来说，无异于买到了一份未来的保险。在2004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巴黎百富勤在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将在2010年达到1亿之后，紧接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一亿个中产阶级家庭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不用问，这是投行经济学家为投资者们开出的一份中国经济增长的期货。中产阶级人口与消费市场规模之间直观而富有魅力的换算关系，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行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关注。所以，当他们在描述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测算潜在消费市场的规模。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消费社会的兴起密不可分，呈现高相关性。在许多人看来，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消费阶级，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完美结合。如果说人们在中产阶级其他特性上还存在什么分歧的话，那么对中产阶级在消费特性方面的认识则几乎完全一致。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这种贴现和夸张性格，在中国初起的中产阶级消费浪潮中得到了一脉相承的贯彻。我们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世界的中产阶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发生学的角度与国际资本关系紧密，也同样是因为他们在消费特点上与世界中产阶级的神似。远东经济评论在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大型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趣味上与其他国家中产阶级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大致可以肯定，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已经与世界其他中产阶级完全接轨。消费，既是中国中产阶级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外在阶层标志，也是他们内在的共同意识。在消费上制造差别，并赢取社会声望，消费上的前卫性就是中产阶级们必然要追捧的。的确，消费上的进取正是中国中产阶级对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和示范作用的部分。有人曾经讽刺中产阶级说：中产阶级只有生活方式，没有生活。但不管中产阶级的在生活方式上多么俗气和做作，但他们在推动消费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上，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之后在消费上的表现完全得益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爆发力。不过，诚如我们前面对中国中产阶级总体规模和未来发展的估计，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爆发力能够持续多久则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消费爆发性增长之后的长期停滞，我们已经在彩电等其他家电产品市场上看到，它们会不会在汽车、住房等商品市场中再现呢？在某个短暂时段中的集中消费浪潮，可能与中国的收入结构以及独特的国民性格有关，但却可能造成中产阶级社会正在按照某种历史必然性准时到来的错觉。零碎的事实和大胆的猜想，是中国时下中产阶级想象的两个主要来源。
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张则肯定会推动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寄予的巨大经济期望，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与这种期望相比，中国社会（主要是中国学术界）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想象就多少有些想当然的味道了。在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论述中，中产阶级一直被赋予了社会稳定器的标准政治形象。这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与他们的阶级地位相吻合的政治保守意识。所谓消费前卫、政治后卫，就是对中产阶级意识的一种形象概括。显然，这是出自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历史经验。不过，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稳定力量并不是不需要条件的，这不仅与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文化条件有关，也与中产阶级自身的规模和素质有关。彼中产阶级并非此中产阶级，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恐怕很难担当塑造社会主流价值，消解社会激进力量的角色。这不惟是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极少，而且也是因为中国中产阶级从根本上缺乏稳定和独立的政治意识。极而言之，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中国现阶段的中产阶级诞生于一个全面失范的转型时期，这导致了中国中产阶级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价值倾向。他们从来就不真的相信什么，他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规则，同样也不相信市场。他们仅仅相信眼前的实惠，以及那些可以立即带来实惠的机会主义手段，哪怕这些实惠可能违反任何一种正义准则。当我有一次谈到有些低薪收入者不足以糊口的时候，一位中产阶级博导冷漠的说：这很正常。我闻之大骇。显然，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点也不在乎把中国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试验场。中国中产阶级这种极端的丛林面目，与中产阶级在教科书上所具有的温和理性形象，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事实上，这样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态度，在中国中产阶级中相当流行。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真正的信徒。当他们自己成为这个主义的牺牲品的时候，他们立即就会激进的反对这个主义。因为他们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一路走到今天、就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中国中产阶级的形象虽然十分模糊和分裂，并且具有某种异端和体制外色彩，但就其本质和主流而言，中国中产阶级仍然隶属于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考虑到中国改革是官僚内部的分权过程，中国中产阶级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称作中国改革中的“权力经纪”，换言之，他们是带着体制外面具的体制中人。他们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边缘来回游弋，以期毫无成本的博取改革红利。有调查表明，中国私营业主中的1／3是以前的干部。这说明了，中国中产阶级与垄断性权力体制有密切的勾连。私营业主如此，新中产阶级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职业中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与政治特权不大光彩的干系，在中国中产阶级的上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其实不是什么突然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新生事物，而是脱胎于旧体制的旧官僚。在第一批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他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短暂的自由放任时期崛起的第一批老中产阶级，非常类似于米尔斯描述过的美国老中产阶级）在市场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之下迅速的衰败之后，中国新中产阶级的面目越来越趋近于传统官僚的脸谱。无论他们带有何种职业面罩，他们更多的不是属于市场，而是属于旧权力。在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故事似乎是最具有个人色彩的，但从其主要的来源看，他们仍然是在演绎某种集体的命运和阶级的故事。因是之故，中国中产阶级就不可能不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人格。他们以顺从特权为本阶级的天然品格，因为只有这样才最符合他们的机会主义计算。令人厌恶的是，他们经常将这种品格标榜为成熟和理性，并以个人的成就来证明和炫耀这种可怕的智慧。一旦被注入了这种品格，中国中产阶级成为某种得势的极端主义追随者就不足为奇了。有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有强烈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极端倾向固然与某种诱导有关，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健康、理性和温和。
按照对中产阶级的标准描述，中产阶级在一个社会中应该起着承上启下的沟通和妥协功能。中产阶级的这种阶层地位可以直接还原为他们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他们上有老板，下有蓝领，起着居间调停，上下协调的作用。放之于整个社会，中产阶级扮演的，就是粘合社会分裂，寻找国家共识、塑造主流价值的的角色。中产阶级的温和意识形态即由此而生。不过，这对中国中产阶级可能并不适用。诚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诞生于特殊时期的中国中产阶级，带着与这一时代精神完全耦合的、而且挥之不去的文化疾病。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主流价值的创造者，而是一批毫无主见的追随者和彻头彻尾的依附者。比起1930年代中国中产阶级，中国今天的所谓中产阶级，都具有更加强烈的政治依附性。无论是今天的大学、律师所，还是公务机关，都远比那个年代都更像是政治机构的附属物。所以，他们根本无力为转型社会创造一种基本价值，因为除了消费主义，他们本身就没有价值。
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与世界市场在中国的扩展同步成长起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展不仅为他们带来新的机会，也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只是世界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更多的是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本国的其他阶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意识更多的是与世界主流意识同构，而不是与他意识同构。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无国界，而在今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中产阶级无国界。在相当程度上，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已经将中国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中分离出去，而成为世界市场的的一个有机构成。中国中产阶级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同类虽然有不同的肤色，但却分享着同样的意识形态。换言之，世界市场的兴衰直接关乎他们中产阶级身份。这构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另外一种依附。
中产阶级在理念上的依附，直接来源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附性。与中国其他阶级一样，中国中产阶级毫无组织性，因而也就根本不具备组织起来谈判的力量。这决定了，他们只能以分散的状态，个别的去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无法改变现行的分配结构，也就只能依附于这种结构。凭借自己在智力上的优势，他们随时准备先人一步将自己出卖给出价最高者或者权势最强者，以换取消费上的更大自由和个人地位的提升。而经济地位的提升正是中产阶级们最为珍视的身份来源。显然，在政治权力仍然全面宰制中国社会的今天，中产阶级就只能依附于权力、委身于权力。他们饱尝权力的蹂躏，又以由此集聚的巨大挫折感去蹂躏所有的信念。有论者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出现普遍的政治冷漠特点。但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冷漠，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变态——一种由政治恐惧导致的政治市侩主义。容易想象，如果有一天，中国政治领域中出现某种压倒性的极端思潮，中国中产阶级将是热烈的追随者。德国中产阶级在法西斯时期所留下的狂热和盲目纪录，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1978年算起，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了25年，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增长持续的时间越是长，离经济停滞或者突然挫折的距离就越是近。如果真的遭遇经济境遇上的突变，对在经济增长中受益良多但在精神上却极其脆弱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将可能意味着某种不能承受的挫折。中产阶级最重要赖以维系他们阶级地位的最重要的保护伞，就是他们的职业稳定性，但任何经济衰退，首先要攻击的就是这种职业稳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的未来实在前途叵测。
我们有一种近乎直觉的判断，由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集中在廉价劳动力上，所以白领中产阶级将是经济衰退时期遭受失业困扰最为严重的一个阶层。中国大学毕业生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为这种前景作出了某种提前的警告。按照通用的标准，中国大学毕业生在人口中的比例无疑是相当低的。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1999年第一次扩招的大学生甫一毕业，就遭遇了毕业即失业的困难。荒诞的是，减轻就业市场压力正是中国大学大肆扩招最大的理由。大学一直被公认为是批量制造中产阶级的机器，但在中国，大学却似乎正在变成制造失业中产阶级的机器。大学教育固然可以提供作为中产阶级职业应该具有的技能和知识，但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我们能不能提供这么多中产阶级的职位？大学生作为替补中产阶级的困境反映的可能不是中国中产阶级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遭遇。深入中国改革的历史之中，我们甚至发现，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发家致富的秘诀已经悄悄的让位于了权贵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产阶级靠自我奋斗实现梦想的奇迹，已经成为零星的个案。在中国所有的阶层中，中产阶级可能是最信奉个人奋斗的一群。中产阶级没有财产，但却具有人力资本，他们信奉这种资本的力量，也普遍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这种力量。这种伪意识，使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了一种认知上的迷乱，他们误以为这种自我奋斗是不需要体制和制度条件的。这种认识在中国改革开放知道90年代初期，市场机会急速扩大的情况下，多少得到现实的印证。但进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产阶级这种自我奋斗的意识开始碰到市场和制度的双重壁垒。当权贵体制开始逐渐恢复它冰冷的真面目时，自我奋斗神话就迅速失去了它的玫瑰颜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立在个人人力资本自信之上的自我奋斗意识对中国中产阶级人群熏染之深，使他们轻视组织性的力量和体制性的改善，这既是中产阶级的迷人之处，也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软弱性之根源所在。先发国家的中产阶级可以凭借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并通过制度性的选票市场来显示他们的力量，那么，既无组织资源，又无制度依恃的中国中产阶级将如何表达他们的诉求？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中国中产阶级就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开始具有强烈的表达愿望。然而，他们已经注定是政治上无关紧要的一群。因为他们既无表达渠道，也无表达能力。一个被都市媒体渲染成时代英雄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侏儒。这大概就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又如何有力量去建设、维护一个稳定而温和的社会呢？
二、谁在治理中国？——阴影中中国的精英们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90年代中期，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应邀到南京某单位讲课，下榻在南京当时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次日，经济学家离开，邀请单位去酒店结帐。但让邀请单位大吃一惊的是，一夜之间，这位经济学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费了一万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费一万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在90年代中期，这个纪录则绝对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领教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学问之余，邀请单位也对这位经济学家的个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学术大腕的这种排场，让这家单位再也不敢邀请经济学家了。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的经济学家依然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接受着芸芸众生们的顶礼膜拜。
不过，这仅仅是中国知识精英们在90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后不久，在经过了最后的抵抗和游移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了一个急速溃烂和恶变的过程，其形象也由此变得更加猥琐和不堪。
2002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但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悬殊的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人们可能只会将它当作一个谈资，宽容的一笑了之。但问题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的来回机票。同是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但他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全无羞耻的勒索竟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学者。然而，千真万确，正是他们——标榜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正在以最漫画的方式演示着中国改革价值在90年代中后期的彻底沦丧。
如果说从89之后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还是在以个人的方式偷窃的话，那么自此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则是以整体的方式对改革价值进行背叛，并不惜以践踏道德底线的手段开始抢劫。偷窃还仅仅是趁人不备的时候顺手牵羊，就像那一位用房卡偷偷消费一万元的经济学家。而抢劫则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们他人交出钱来，就像那一位逼着人家为自己的情妇买单的院士一样。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偷窃者是对自己的行为怀有耻感的，而抢劫者则完全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是不是道德和合符正义的。当然，中国的知识精英并不拥有暴力，他们只有名望和话语权力，但在话语权力无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毕之后，他们就只能用对自我实施道德暴力的方式来牟取钱财。事实上，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道德自残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最主要的谋生方式。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在欺骗或者乞讨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已经不再会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价。他们已经在整体上被彻底“痞”化，成为分赃体制中最重要、最主动的分赃者之一。
作为中国新的精英阶级的主要成员，中国知识精英不仅标示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现状，也标示了中国整个精英阶级的现状。
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精英阶级的浮现就是这个“新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与毛泽东时代政治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同的是，今日中国的精英已经在功能上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分殊。按照一般精英理论划分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已经在中国出现。以这个角度理解，所谓精英，其实就是那些运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对社会施加重要影响并对大众具有示范作用的人。显然，这是一个人数极少但却举足轻重的阶级。虽然天生幽默的美国人在使用精英一词的时候，经常会暗含讽刺，但在中国，无论是媒体还是民间，精英一词都充满了对某种特殊生活方式的以及巨大影响力的联想。这种联想非常准确。如果忽略掉那个人数很少而且前途未卜的新中产阶级之外，中国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层，那就是上等阶级和芸芸大众，或者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精英就是这个上等阶级和统治阶层，是那个“关键少数”。他们不仅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主宰者，也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公共权威。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行政系统高度垄断社会资源并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所以中国除了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之外，别无其他的精英种类。不管他们是以局长、厂长、作家还是教授的名义出现，他们本质上仍然是官僚精英。1978年之后，因应于中国改革中的放权、分权和各个领域的日益专门化，官僚精英作为中国唯一决策者和支配者的情况渐次瓦解。中国精英群体的形象也为之一变。中国不仅出现了日益独立于政治行政系统的企业家，也出现了逐渐脱离了意识形态紧密裹挟的知识精英。即便是在官僚精英本身，也因为管理知识的复杂化而变得越来越具有专业色彩。准确的讲，中国行政体系内的技术官僚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的。
中国官僚系统极其发达，历史也极其悠久。官僚精英不仅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者（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也是大众的主要的道德示范者。这种功能决定了官僚精英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如今，官僚精英虽然早已经不是大众的道德示范，但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地位却未有稍减。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至深至广，相形之下，经济精英与文化知识精英都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从官僚精英的这种支配性地位看，官僚精英是三类精英中最关键的精英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邓小平时代伊始，受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推动，以及经济发展对官僚体系必然要提出的专业分工要求，中国的官僚精英出现了某种技术化的专业色彩。这种现象，在中央一级的诸如金融、财政等专业部门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就专业素养而言，许多在这些部门中服务的官僚精英已经非常称职，甚至非常出色。不过，从整体上说，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摆脱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政治化本色。1989年之后，经济发展既作为中共的一项政治承诺，更作为中共执政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不仅变成了中国官僚体系的第一政治要务，也成为了中国官僚精英录用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此，经济发展作为上级的一项政治任务以及个人升迁一项拿得上台面的政绩而被各级官僚精英接受下来。这就是说，从1978年直到今天，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技术化、专业化、反而因为经济发展成为政治任务而变得更加政治化。这个趋势，在1989年之后因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政治上的压迫性而变得更加严重。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在90年代后期越来越偏离其本来的意义，而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当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迷信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经济的专业性实际上就岌岌可危了，其代价和可持续性也就相当可疑。这与毛泽东在50年代将工业化（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当作一种政治任务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信任的是民众的热情，而邓小平则信任官僚体系的力量。事实上，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精英在以一种类似意识形态的狂热对待经济发展时候，其各种荒谬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与大跃进时期不遑多让。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经常的情况是，中国官僚精英主要利害计算既不是出于专业考虑，也不是依据民意取向，而是依靠对政治和政策的揣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官僚精英仍然是旧式的官僚。他们既不是能够坚守专业原则的专家，也不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行家，而是一群将取悦上级放在第一利害考虑的旧官僚。这并没有因为中国官僚精英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质上的改变。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官僚精英，如此观之，当今中国官僚精英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
除了完全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态度之外，中国官僚精英也在新时期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是当今中国官僚精英在态度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取向。中国官僚精英在经济利益上的冲动丝毫不亚于他们在政治利益上的冲动。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同时在两条战线上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度量这种成功的具体程度，但从我们个人的亲身观察以及腐败官员令人惊讶的财富积累上，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中国官僚精英群体是中国改革中在经济上受益最大的集团。显然，这是一个权钱双收、边界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要想正确的观察中国改革，两条潜在规则必须把握。一是官僚体系内部的分权、另一条则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利益最大化（这表现在官僚对改革以及改革意义的垄断，不容外部人置喙）。前一条为中国官僚精英攫取改革红利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后一条则为这种攫取提供了保护屏障。这显然是官僚精英发展个人经济利益的最佳土壤。于是，在不影响自己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的又一个重要取向和流行的潜态度。在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这两种利益不仅不存在冲突，反而经常是相互促进的。在已经披露的越来越多的省部级官僚精英的腐败案件中，哪一桩没有牵涉到买官鬻嚼的丑闻？中国江苏徐州市市长陈耀南买官一案，更凸现了中国官僚精英中的这种风尚已经达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这位市长为了获得升迁，竟然向一位自称是中央领导秘书的骗子行贿了160多万元。引人联想的是，如果这位久历官场的市长以前没有成功的买官经历，怎么会贸然投下这么大的赌注呢？实际上，买官（卖官）成功的案例恐怕要比买官（卖官）败露的多得多。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为什么会在中国官僚精英中蔚为风尚。显然，权可生钱、钱能买官、权钱相通，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致信奉的官场法门。经过了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官僚精英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对待中国改革的最佳态度、并因此在中国改革中进入了游刃有余的最适状态：那就是将对权的狂热和对钱的狂热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统一起来。这种“传统智慧”虽然在理论上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讽刺的是，中国官僚精英们不仅做到了，而且因此还不断受到事实上的丰厚奖赏。这种奖赏，开启并巩固了中国官僚精英们在转型时期贪婪的机会主义态度，也驱使中国官僚精英的文化径直跌落到文明社会的底线之下。在毫无道德约束地直接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官僚精英也以同样的寡廉鲜耻攫取一切他们认为稀缺的东西。从90年代之后中国官员文凭造假中，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种贪婪已然达到了何等病态的程度。浏览一下当今中国官员们的简历，大多数人将会产生一种中国已经普及了博士或者硕士教育的错觉，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博士就是拥有硕士头衔。但知情人知道，这些头衔不仅（绝大多数）是假的，而且还是中国官僚精英在道德上彻底崩塌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本来，博士或者硕士并不是中国官僚录用的硬标准，也决不能证明一个官僚的能力甚至学识，但博士头衔稀有，所以中国官僚精英必须占而有之。但这种占有对文凭和官僚精英本身其实都是一种损害。中国东部某省的一位省级官员的学历非常具有荒诞意味：在短短两年多时间中，这位省级官僚竟然从一名1999年的函授文科大专生一跃变成某重点工科大学的工科硕士。如此大的专业跨度，在让人们佩服中国官员们的绝顶智商之余，也让人们感慨于中国官员们的胆量。
自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决定性的溃败之后，中国官僚精英的信仰体系就陷入了一种巨大和长久的空白。他们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他们既无宗教敬畏，也无世俗遵循。如此，权力贴现主义的短期行为就变成了他们的唯一生活指南。他们挥霍他们现在可以挥霍的一切，而丝毫不顾忌这种饕餮是否可能带来厌食反应。中国某省一位市长的丑闻被揭发之后，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位市长光为其购买了房子的情妇竟然就达十四人之多。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一种对未来的极端恐惧。
中国的官僚精英长期浸润在一种极权主义环境之中，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规则及生活方式相当隔阂。在一个权力不受或很少受到监督的社会中，权力的魅力更是巨大。所以，中国官僚精英中一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权力崇拜。80年代之后中国市场社会的勃兴，虽然带来另外一个偶像崇拜——钱，也一度使中国社会出现过对权力崇拜的某种动摇，但当人们经过短暂的犹疑，发现权力也可以带来巨大财富之后，权力在中国社会所受到崇拜实际上比改革之前更加炽热。反映在中国官僚精英的态度上，对权力的迷恋就变得更加具有理性了。当然，他们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如果权力受到限制和监督，对权力的崇拜就会有节制得多）。也就是说，中国官僚精英与其是说是迷恋权力，不如说是迷恋权力在中国的特殊行使方式。中国官僚精英不仅在私人生活中体悟到了这种权力带来的快感，更在公共生活中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权力行使方式的必要性。改革之后，中国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持续的增长纪录，不仅大大助涨了中国官僚精英的自信，也为他们在中国采用极权模式找到了充分的当代证据。不难想象，中国官僚精英们在私下里对各种限制权力的警告会采取什么样的傲慢和嘲讽态度。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官僚精英们对权力的态度就从迷恋走到了迷信。悲哀的是，为这种迷信提供证据的事实，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几乎俯拾皆是。
在中国行使权力固然可以获得绝妙的快感，但获得权力却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此苦非彼苦，而是精神之苦，人格之苦、依附之苦。长期处于这种人格煎熬中的中国官僚精英们，一旦媳妇熬成婆，就立即会焕发出他们权威人格的另外一面。中国东部省份一位非常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在刚刚被扶正后即因为强奸女下属而告事发。对此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凭这位年轻厅座的权力以及资源，得到漂亮女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该省组织部的一位人士提供了一种心理解释，他说：“我在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我太了解这些干部了，他其实不是在强奸女下属，而是在验证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非常信服这种解释。因为作为中国官场环境的一种主要产物，权威人格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典型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的一面是奴才，另一面是主子。他们要么是主子，要么是奴才，中间绝无任何其他选择。现代文明中的平等伦理在这里没有存身之所。做惯了奴才的中国官僚精英一旦变成主子，变成一方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就立即会以报复性的方式行使权力——他们要百倍的补偿他们曾经长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这样理解问题，前面那位年轻厅座的行为不仅很好解释，而且值得同情。他们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而已。
中国官员的遴选机制极不透明，遴选标准也非常模糊。这样，中国官僚精英要想在仕途上一展宏图，就必须以人身依附的方式极力接近某些关键人物，迎合这些人物的各种需要，用更加通常的话来说，所谓“跟对人”。由于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跟对人”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仕途前程的一条可行途径。这种围绕某个关键人物形成的，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的非正式组织，往大里说是“派”（带有某种正规的政策取向含义），往小里说叫“帮”。这种非正式组织，一般以亲属、同乡、同学、战友，上下级的纽带纽结而成，构成一种互惠互利，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所谓“裙带”。裙带集团或者帮派在正式的中共意识形态中是不道德的象征，而且一旦“帮主”失势，就可能给全体带来毁灭性的命运，这说明，“跟对人”的官场路径实际上蕴涵了某种巨大的风险，但它之所以成为中国官僚精英普遍的“次优选择”，实在是现行的遴选制度使然。自己既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官场命运，就只好将自己的命运以人身依附的方式交给有决定权的人物掌握。毋庸置疑，这种关系紧密的裙带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普遍事实。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中国官僚精英的眼光和德行都很难超出本集团之外，所谓“内外有别”“结党而私”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实际上就使中国官僚精英的伦理回归到了中国古老的特殊主义传统。以这个视角观察，中国官僚精英的精神不仅是在向旧时代回归，而且是在向毛泽东、蒋介石之前的中华帝国时代回归，向一种更加久远，但显然也更加有害的传统回归。这种精神复辟与中国25年改革所取得的物质和技术进步，形成了极其刺眼的对比。看来，技术的进步以及更高的教育水平都无法自动缔造一个健康的官僚精英群体。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不出现制度性的外部监督和制衡，中国官僚精英们的文化取向就很难得到扭转；同样，只要经济增长不被突然中断，中国的官僚精英们就依然会按照现在这种（他们认为十分惬意的）方式继续治理中国。
经济精英的崛起，是中国25年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和最有力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是我们这个“新社会”区别于旧时代最醒目的标签。毛泽东弹指之间就将资本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抹去，只在教科书上为我们留下了那种“吸血鬼般”的妖魔化形象，这几乎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对资本家和资本无知。如今，资本家不仅回来了，而且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和礼遇。看看企业家在中国大众媒体上出现的频度，看看福布斯中国排行榜在中国社会中所引起的兴奋和骚动，你就会知道，资本家在中国的真实地位要远远高于正式意识形态所愿意承认的。的确，中国的经济精英们配得上这种注目。因为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塑造着这个新社会。
作为在短短20年中迅速崛起的新精英，中国当今的经济精英大多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各种职业转换而来的。他们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构成。一是毛泽东时代的底层阶级。由于在当时社会结构中身陷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乎被完全封闭，所以邓小平的改革甫一兴起，他们就毅然决然的投入了市场，并开始逐步积累财富。这批人最早投身市场，具有草根阶层普遍具有的坚韧精神。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及其兄弟们可能是这批精英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中国经济精英中的另外一支来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与那些本来就在“海”中的草根派不同，这批人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中有稳定的职业和比较优越的地位。“下海”一词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他们在当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市场进程的深化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使这批人更多的进入了当时的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房地产行业、金融产业等。由于这些新型产业的资本密集特点，他们必须要有规模的借助要素市场。而这些人在原体制中的人脉勾连，则多少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方便。这批人中运气和耐心比较好的，已经成为行业中的翘楚。中国当今经济精英的第三种来源，就是我称之为的“跨体制经济精英”。这批经济精英亦公亦私、亦官亦商，身份难辨。他们要么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要么是传统的官僚精英，要么是与上述两类人具有特殊裙带关联的内部人。自中国改革发轫，跨体制集团即开始繁衍生长。到现在，跨体制集团几乎遍及中国行政系统的每一个层级，中国市场体系的每一个环节、经济领域中每一个产业。在长达25年的改革转型中，跨体制经济精英们所承担的全部任务，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化公为私，或进行各种形式的产权和利益输送活动。所以，每当有新的经济机会出现，我们就会看到无数的“带权下海者”，在新旧两种体制中同时牟利。事实上，在中国25年的改革中，成长最快的并非是外界所以为的所谓民营企业，而是这种跨体制的权力企业。而诸如金融之类的关键行业，更成为此类企业的禁脔。在这种意义上，“两栖化生存”的跨体制经济精英是中国经济精英最具有控制力的一支。
经济精英本来是作为中国改革政经分离的一个积极成果而出现的，但诡谲的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精英又重新出现了靠拢政治权力的明确趋势。这就是说，一度从全能社会中独立出来并以此为自豪的经济精英们，正在通过后门重新回到政治精英们的会议室中。对此，一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这样注释到：“做大必须从政，不从政不可能做大！”。看得出，在改革早期一度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找市长找市场”的企业家精神，正在悄悄的被“不找市长当市长”的权贵气质所取代。隐匿于这种精神嬗变背后的时代背景是：一方面市场空间已经变得日益狭窄，通过市场纯市场手段获取利润的成本开始变得极其高昂；另一方面，各种关键资源（比如资本、土地）仍然高度垄断在政治权力手中，而这些资源正是经济精英更上层楼的必经阶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产权状况不是变得更加清晰，而是变得更加模糊；产权模糊的资产存量不是变得越来越小，而是变得越来越大。通过政治权力而不是市场来瓜分这些资产，不仅快捷、而且廉价。这种诱惑加大了中国经济精英在新时期重新靠拢政治权力的动力。何况他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出身于官僚精英呢？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中，无论经济精英是出身草根还是出自以前的干部或者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都必须与行政权力结盟，占领进一步发展的制高点。不如此，他们就可能在下一步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对这种“新”的企业竞争生态，我们上面提到得那位浙江民营企业家表达得相当露骨：因为我的对手已经从政了！。虽然企业家直接当市长的情况还为数甚少，但中国经济精英在各级党、政、以及人大、政协中日渐活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显然不只是出于某种社会声望的考虑。这不仅暗示了中国经济精英们在精神上的一种质变，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精英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必然宿命。正如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经济精英的命运一样。中国经济精英们没有任何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个人地位和组织地位，甚至财富本身也要取决于权力的施舍、输送和保护。当然，只要这种依附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带来超市场的利润，这种依附就是值得的。事实上，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精英正是凭借这种依附而获得了比其他公民多得多的权利和利益。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现状感到满意，并支持和维护这种现状。中国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培养了一种顽强的文化信念，只求结果、不问手段。中国经济精英们正是这种文化信念最坚决的拥护者。他们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基本伦理非常陌生，而且根本就不屑一顾。就此而论，那种认为经济发展能够自动带来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推论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起码我们在中国的经济精英身上没有发现这种现代价值的蛛丝马迹。在中国改革特殊环境中成长并壮大起来的经济精英们，不仅没有被培养了一种公民精神，反而深深的沾染了一种特权习气。财富既可以通过创造而来，也可以通过掠夺而来，而当掠夺的成本很低并成为一种普遍的市场风俗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期望中国的经济精英成为一种健康的制衡力量。他们最大的愿望和可能，就是与特权合谋，并成为特权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合谋进而结盟成一个稳固的上层阶级的趋势（这不需要任何明确的宣言、正式的纲领、和授人以柄的组织形式，只需要上层阶级之间的一种默契），在中国早已不再是一种假想。
2002年8月21日，上海市市长陈良宇在会见ABB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一位私营企业家——上海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赫然在座。这种特殊安排被普遍理解为中国私营企业地位上升的信号，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上海市外经贸委一位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参与经贸外事会见的人员，除了政府领导，就是国有大企业的负责人。私营企业老板的加入，说明政府对私营企业的重视和这类企业的自身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这位官员说得的确不错，但这个“破天荒的第一次”在不经意之间也曝露了中国的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中国企业家从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舞台，他们必须借助政治平台才能够一逞其雄心。过去如此，改革25年后之后的今天仍然如此。这种贴身依附究竟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的幸运，还是他们的不幸？当然，这并不是这个“特殊仪式”的全部意义。这个具有政治宣示意义的仪式，也为中国未来各类精英之间的默契提供了有用的线索。
一个精英统治联盟要想稳固和有效，知识精英是不能够缺席的。在9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的新体制在渐进改革中悄悄脱胎而出的时候，新体制对中国知识精英的赎买也开始加快步伐。
1989年之后，中国知识精英与当局之间的敌意达到了顶点，知识精英在体制内向上流动的出路几乎被断绝。一批知识精英开始下海在市场上寻求解放，另一批知识精英则继续无奈的寄生于传统体制之中。对于中国的正式体制，中国知识精英在这一阶段的基本上采取的是疏离、背叛的姿态。他们既不能见容于正式体制，也就只好闯荡于体制外的江湖之中，成为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的体制孤儿。就其生存状态而言，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知识精英的“江湖时代”。中国知识精英与当局之间的这种僵持和游离状态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解冻，中国知识精英开始逐渐回归正式体制。这一方面是由于知识精英在整体上出现了妥协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当局意识到一个新的体制必须由知识精英来解释和证明它的合法性。但最为关键的原因则是，在这个时候，当局已经逐渐具备了在整体上赎买知识精英的能力。在此之前，持续的分权化改革使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陷入捉襟见肘的紧张状态。当局即便有心，也无力赎买知识精英。在朱镕基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的困境开始缓解。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新体制赎买知识精英的进程加快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幅度提高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上普遍的工资水平，高校教师工资水平提升的幅度是相当惊人的。不仅如此，中央财政还以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从1995年开始实施的“211”工程）的名义向高等院校大幅增加投资。除了体制内直接的财政挹注之外，当局也鼓励中国高等院校利用“市场”牟取双轨之利。始于1999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高等教育完全被国家垄断，而文凭（注意：不是教育）又极其稀缺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当局送给知识精英们的一种巨额财政补贴。事实上，中国的高等院校几乎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对这一点，馈赠者（政策制订者）和获馈者（政策受益者）都应该心领神会。不过，以这些补贴在合法性上的疑问，这些补贴就更像是国家对特殊群体的一次行贿。在输送经济利益的同时，当局也开放和出让了一部分公共空间给知识精英，以满足知识精英对社会名望和话语权力的需求。这种幕后的默契表现在前台，就是越来越多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出现在各种公共媒体上。虽然这种开放的条件极其苛刻、空间极其有限，但对于中国知识精英来说，则不啻于一种久旱之后的巨大补偿。由于有1989年的前车之鉴，重新获得了公共空间的中国知识精英，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性和温和。这种“温和和理性”在表面上是一种自律，在骨子里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中移入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审查习气。他们谨守话语分际，生怕越雷池半步。纵观中国知识精英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公共表现，他们的确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配角。最出色处不仅在于他们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更在于他们对自己的角色非常心满意足，丝毫也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不安。（他们唯一不安和沮丧的时候，是他们想起那些精英前辈们（如胡适们）远远高于当时劳动阶层的薪水的时候。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正是这种很难被现代文明所接受的收入差距，才导致了一场革命。在高等院校普遍实施津贴制之后，南京的大学教授们用这样的顺口溜自嘲：干部哈哈笑，工人哇哇叫，教师光着屁股上花轿。所谓“教师光着屁股上花轿”是在比喻教师得了名声却没有得到实惠。这显然与90年代中后期的事实不符合。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大学教师的收入增幅要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教师顶层（知识精英）与社会底层民众的收入差距甚至远远超过了1949年之前。这种流行的口头文学，如果不是出于自恋，那就只能说明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相当隔膜。
在90年代中后期，通过多种方式的赎买，在1980年代一度以独立姿态与政府分庭抗礼的知识精英们，终于心甘情愿（甚至是兴高采烈）地认可并回归了体制，成为新的统治体制不可或缺的一翼。任何成功的统治都需要行政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这并不独独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特色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高校、研究机构几乎完全为政府所有。换句话说，他们几乎统统是政府的雇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就是行政体系的一员，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知识精英地位，完全是依靠行政性垄断权力而取得的。）拿人家的钱，自然就要看主人的脸色。在这样一种雇佣关系下，知识精英的独立性实际上就荡然无存了。而这种独立性正是知识精英们取得社会公信进而行使话语权力的生存根本。如果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是雇佣，那么行政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就很难称得上是合作，而只可能是赎买或者别的什么。身份上的依附性，是中国知识精英与行政精英这次最新合作最启人疑窦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一种赎买关系的腐蚀下，中国知识精英的态度在1990年代后期不仅日趋保守、而且迅速地滑向“极右”。他们将这种精神上的猥琐和趋附装扮成心智上的成熟，将既得利益上的自私粉饰为学术上的保守主义，并以这种精神和态度屏蔽一切转型时期的社会苦难。他们以一种“高贵”的冷漠，将发生在他人身上的苦难轻松地解释为转型代价，甚至社会的正常现象。他们不仅是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而且是彻底沦为了既得利益的囚徒。一个充斥着乌托邦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固然是可怕的，但一个完全泯灭了理想主义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具有同样的灾难性。当今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在精神上所呈现的，正是后一种可能性。基于这样的理由，当我们看到知识精英热衷于加入中国新的精英统治俱乐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一种凶险的发展。因为，这意味着知识权力（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对政治及经济权力将完全失去它的制约能力。中国知识精英被政治及经济权力彻底缴械的现实有力的提示我们，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精英联盟很可能是一个盘踞在大众之上的分赃集团。果真如此，这将是一个相当可畏的前景。
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整体赎买虽然是一次迟到的赎买，但却是一次成功的赎买。到目前为止，这次系统性的赎买仍然在延续之中。2004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的三号文件，就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虽然中国政治领导人经常会例行公事般地表达对知识精英群体的重视，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表达这种重视，在我们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尤其不同寻常的是，中国领导人这一次强调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群体。这与以往更多强调科技知识分子群体的倾向大异其趣。这个题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文件究竟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未来的重新布局，还是进一步加强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控制，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在未来将从官方获得更多的利益输送则是相当确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对这个文件空前热烈的欢迎和感激中略窥一斑。但如此一来，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就被更加紧密的捆绑在政治权力的利益上。这种形似“关怀”的捆绑式赎买，对社会及知识权力本身的戕害与腐蚀不问可知。绕了一大圈之后，在中国改革中一度分道扬镳的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实现着一体化。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的知识精英有可能变成一种上层政治符号而遭到激烈的反抗和挑战。中国知识精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系统迫害，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人不安的是，几乎没有人洞悉这个秘密。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宁愿相信，他们在“文革”中所遭遇的一切，完全是政治领袖的阴谋。然而，他们似乎从来没有问过：个人的阴谋怎么会在刹那间转变成底层大众的狂热？由于政治人物的诱导、发动和参与，中国的“文化革命”被抹上了强烈的阴谋色彩，但从底层民众的角度看，这显然更像是一场对上层官僚精英的清算运动。从属并依附于官僚精英的知识精英不过是这场运动中最脆弱的殉葬品。
纵观中国25年改革中的精英现象，除了政治精英的有非常明显的世袭先赋特点之外，中国25年改革所造就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具有更多的后致色彩。这得益于中国高考制度和早期农村改革中起点平等特点。但这种比较公平的精英形成机制在90年代之后被破坏殆尽。从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国系统性分赃机制的逐渐成熟，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种主要资源越来越局限于在上层精英封闭的圈子中流动，而与底层民众无缘。（1905年，被许多外部观察家视为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份，其原因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了中国精英循环机制的阻塞。从某种意义上，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精英分利集团的形成，对中国社会起着同样的扼杀作用。在经济增长不断创造奇迹的表象之下，中国社会内部的活力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衰败和萎缩。）通过花样百出的各种“互惠”活动，中国精英将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资垄断在一个狭小的精英集团之中。政治精英可以通过权力换取财富，换取文凭而拥有经济精英或文化资源；经济精英可以通过财富买官位、买文凭而拥有政治和文化资源；而知识精英则可以通过知识权力换取财富或者加官进爵。一位博导对自己博士生的招生“结构”是这样安排的：三分之一的名额留给官员、三分之一留给企业家、另外三分之一留给真正做学问的。这实际上是中国上层精英在90年代中后期的“互惠互利”一个极其辛辣的写照。留心观察过中国社会的人都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国政治精英们在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知识水平”也获得了奇迹般的提高，博士、硕士学位在中国官员中几乎达到普及的程度。相应的，中国经济精英的政治地位和“文凭地位”也迅速窜升。作为普及博士和硕士的回报，中国知识精英的财富也在同一时期开始膨胀。这种精英之间的“互惠互利”在一位湖南企业家拥有的复杂身份中表现得最为真切。因为一起司法纠纷而引起广泛关注之后，人们发现这位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头衔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他不仅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湖南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如此“通才”，成为“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中国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获得者”自然也就是情理中事。这虽然不是这位国有企业家的全部身份，但已经足够让人们意识到中国“官学商”一体化精英集团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特征，也足够让人们领教中国精英集团对各种权力资源欲壑难填的程度。这幅荒诞的“现形图”虽然粗糙，但却大致勾勒出了90中期之后中国精英分肥的基本图景。不过，在一个资源被高度垄断的社会中，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这几种权力其实就是同一种权力，是被同一种政治“合法性”所赋予的。
相对于中国政治精英的绝对控制力，中国经济及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力仍然相当有限，但经济及知识权力作为一种单独的权力正在日益扩充自己的疆域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制衡，而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勾结、和分赃。显然，一个自私的精英分利集团正在中国的改革中悄悄破壳。这个潜在的集团无需明确的合谋和组织即可以形成强大的集团力量，因为他们对本集团的利益有高度默契的自我意识。
一个表面上由相互独立的权力所构成的精英统治，比赤裸裸的政治精英统治（中国改革前的情况）更具有法理上的欺骗性，在统治上也更具有适应性。这恰恰是中国新阶层结构的又一个危险所在。任何时代都有精英，任何体制也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精英统治特性，但当代中国的精英问题在于：谁来监督和制约精英？
第五章 财富到哪里去了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负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正如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的名称所要显示的那样，美林显然是想借此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特别能够满足虚荣心的头衔也正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想得到的。而这种虚荣心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所赐予，则更显得其确凿无疑。然而，就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报告发布前几天的8月24日，在离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一位46岁的男人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每月300元的下岗工资已经无力支付他女儿的学费。几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区的另外一个小区中一对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很难将上面两起悲剧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贫困以及贫困所带来的人类尊严的丧失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国南京——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城市蔓延。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国不断攀升的自杀率相吻合。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再是中国下层阶级出于生存恐惧所杜撰出的预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个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国，那幺，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国——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万确的是，它们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我们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几乎天天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在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幺？
一、滚烫的土地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及至1990年代初期，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还仅仅是徘徊在书斋中的不详推测。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幽灵开始悄悄步出书斋，啃噬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多年之后，贫富悬殊已经变成一只巨兽，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噩梦。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并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国1990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却要阴暗得多。在这幅图画中，在绝望中挣扎的底层与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构成了中国颜色的两极，仿佛来自不同世纪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是这个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真的在开始演绎这种历史记忆的现代版本。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国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国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有必要询问：中国人20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上，这个令人愉快和怀念的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代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为一种新的逻辑所取代。这个逻辑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绝对损失为代价的。这与我们1990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当吻合。在这一时期，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恶化，但非常不协调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富豪也不断涌现。这表明，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果实之外，而且还受到了蓄意的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4400亿。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财富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如果将历史时期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将是未来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要素，剥夺了农民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远为紧要。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井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与此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不过，深入在这背后的土地故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种城市繁荣是建立在什幺样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一度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改革者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并没有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持续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年之后，中国各省政府纷纷推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并不能消解中国农民人力被剥削、土地遭剥夺的困境。2004年10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中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二、向市场阶级寻租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让出租车司机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
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士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在解释“中国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案例是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例证。不过，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勤劳而不富有。事实上，部分中国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告知，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国大陆客户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是1000万美金。这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国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另外一边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国，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今天，当中国人自以为自己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后门回到了过去。
三、宁赠友邦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GDP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幺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国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的出口。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将此理解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但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无法估计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国现在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发达起来的国家。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国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
四、锈蚀的团结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实际上是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
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位于中国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中国的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只是给一个脆弱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它就是消费能力的长期低迷。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更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著下降。到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相似印尼、菲律宾等国。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
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主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已经被推至极限位置，低劳动成本以及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已经被挤压至极限位置（中国2004年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提醒我们，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国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隐蔽的线索，即：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而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