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接受本文作者采访
近来，整理多年来的新闻采访资料。其中，1991年在夏衍府上听他讲向江泽民总书记直谏的记录，今天读来仍如黄钟大吕，镗鞳在耳。
1989年后，文艺界陷入几近鸦雀无声的状态。夏衍对此深感痛心。
1991年初春，江泽民总书记召开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当时，新华社发了消息，但没有详细报道座谈会的情况。会后不久，笔者正好去看望夏公。虽已91岁高龄，老人的记忆还特别清晰，打开话匣子，就一一讲述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过去，周总理经常接触文艺界人士，每年总要和大家见见面，交换意见，当知心朋友。希望党的领导同志，学习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多与大家沟通，继承好的传统。”
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源远流长，自古以来都是忧国忧民，讲究'文以载道’。中国的作家是很好的作家。他们绝大部分是爱国的、进步的，为发展人民文学事业而努力工作。'左联’以来，进步作家为革命文学发展做了许多事情。'左联五烈士’就是杰出的表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艺界成立了'抗敌文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上海、重庆等地的同志，在国统区坚持斗争，写了很多好作品，演了很多好戏。那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国民党特务盯得很紧，但他们照演、照写，很了不起。当时，蒋介石很生气，指责专管宣传的头目说：'为什么共产党能把文艺界那么多人拉过去，你们一个也拉不过来！’解放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解放初期，远居美国的曹禺、老舍和在日本的冰心等人，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马上想办法回来。他们不在乎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条件。像吴祖光、钟敬文他们从香港回来的，就多得很了！这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大量作家跑到外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爱伦堡、阿·托尔斯泰都走了，高尔基也到国外住了好些年才回到苏联的。”
夏公说：“历次极左运动整知识分子，文艺界受到很大的伤害。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文艺界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拥护改革开放，创作了许多新题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人动辄把自己看不惯的作品，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其他什么帽子，作家的创作生命受到损害，这对繁荣文艺事业十分有害。至于有个别人跑到外国，自有他的原因，不能代表整个文艺界。很多人没有走，他们起码是爱国的。出去的也应弄清情况，万勿一棍子打死。说文艺界是 '自由化的重灾区’，我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个极严肃的政治概念，不能想扣帽子就乱扣！执政党要珍惜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生命。”
坦荡夏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在党的总书记面前仗义直言，挺身肩负保护文化人的重任。
那时，他因双目白内障，动过两次手术，戴着厚厚的眼镜。不过，心既明，眼睛又如何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