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赤祸洪潮渗进

第一章　　战火蔓延到安国县──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个夜里，周围的情况正和我七年来在华北的其它早秋夜里情形差不多。我还是做着同样工作，过着一向习惯的生活，只是我每天的工作在逐渐增加了，因为自从日本军队入侵后，逃难的人民一天天地在增多。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到现在是两个半月了，难民不断地向南逃来，只是我们在安国县城西门外的教堂收容所里，便收容了三千多名难民。
　　安国县在北平南一百英里，日本的飞机每天飞来轰炸。来到这里的中国难民，许多都带了伤，更有些吓得生病，大都是囊中一文不名。我们只有少量的粮食，只有中国籍的修士修女，主教和我自己，但是我们一直维持得很好。
　　我相信情势会改善，我那时候还是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才三十二岁，我自己抱有无限的信心。在那天夜里，如果我能够预料到日本的侵略恐怖仅是开端，如果我能预料到这种恐怖会造成共产党的绝顶野蛮，（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当我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并和他们来往时，我曾一再目睹这种野蛮行动）我那时的信心便会整个动摇。
　　在这几年内，除去被日本人拘禁的两年半外，我看到共产党的行动没有一项不是为了推展共产主义而采取的。那时候有少数人曾看出，共产党和中国国民政府的「联合阵线」乃是由于莫斯科的命令。它所宣称的目的是对抗「共同敌人──日本」。从我的经验里看来，这项宣称的目的全是次要的，甚至是临时偶然的，他们的真正主要目的，在于渗透进华中地区，进而在最后攫取全部土地及政权，并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以期用阴谋和武力强使国民接受这种野蛮的思想。
　　但是在那年九月凉爽的秋分节夜间，我对这些事还都茫然不解。我没有先见之明，我预想不到在将来会发生什么情事。我也绝没有想到那天夜里发生的一件小事竟改变了我定型的生活。
　　那天经过整日的辛苦工作后，身体备感疲劳，我很早地便上床就寝。这时候是万籁俱静了。教堂里面所有的声音都沈寂下去。但那晚又是那样地充满刺激性，使我无法安眠。所有纷纭的思想和旧日的回忆都一齐涌上心头。七年前，当我搭船离开欧洲的时候，我便看到我不仅是抛开我的旧日生活，并且离弃了我的家庭和朋友，弃绝了我祖先和我青年时期所生活的西方世界。在中国，我已经投身于一个新的生活，我虽然是此地教会里的唯一欧洲人，方圆几十哩内的唯一外国人，但我一些不感觉孤独和陌生。我好像生来就是注定渡这种生活和职业的；渐渐地，我完全熟习东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了。
　　那天晚上，我心情扰攘不能安眠的情形，还是极少有的现象；我回想起在比利时的孩提时期和第一次大战中在英国的童年时期，旧日的情景都清晰地像一连串图画般地映上心头。我忽然想到两星期前──九月十三日──是我的生日，这样一个可纪念的日子竟忽略过去了。我在一九零五年降生于科特莱(Vervios)城。我的父亲是一位采矿工程师，在三十八岁时逝世，丢下我的母亲和五个孩子。我是最大的孩子。母亲自然便让我做了「这家里的小家长」。
　　父亲死后一个月，战争爆发了，母亲带着我们到了伦敦。我和弟弟法兰克在伦敦进小学读书。两个妹妹和另一个弟弟由母亲在家庭施以教导。后来有几个比利时耶稣教会教士在哈斯丁开设一所学校，我和法兰克便到那里读书。
　　我们曾看到德国的徐柏林式飞机袭击伦敦，我们害怕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是远离祖国的孩子，我们晓得家乡已被敌人蹂躏殆尽了。但直到停战后我们在一九一丸年返回比利时的时候，才看到房屋毁于炮火，家产全归一烬。外祖母家住在东部边境的小城里，是比利时与德国交界的第一个城市，她带着一群孩子们回到那里，我们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钱。但是母亲还把我和法兰克送到佛维尔(Verviers)的取稣教会学校读书。她时常说：「我们可以在旁处省钱，但不能牺牲教育」。
　　一九二零年，常我才十五岁的时候，我遇到了雷鸣远神父，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他在中国已经住了许多年。那时他正在欧洲协助二千多名由于中法银行倒闭而断绝经济来源的中国溜学生。中法银行便是在法国支持共产党组织的银行。在所谓「毛泽东计划」下来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再能从法国的社会主义党及共产党手里获到金钱，虽然法国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曾欢迎甚至鼓励他们来法国；他们也无法从国内家庭方面获到接济，因为那时的中国正陷于军阀的混战，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刚刚开始九年，从制到民国的演变正在进行中。那时我年纪还青，对一切事情的意义还很模糊。共产主义已经用暴力方式在俄国成功三年了，正在向中国和亚洲伸张；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毛泽东拟订一个计划，使他的同学们留学法国，
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及共产主义的哲学和方法，而形成他在日后赤化中国的庞大计划下的核心份子，这项计划竟在三十年后实现了。（注）
　　雷鸣远神父照顾着这些留学生，当他看到他们已经陷于政治阴谋的圈套时，他便设法尽力拯救他们。他在思想和精神上都是最进步的人，关心中国的进步与改善，关心中国人民的物质及精神幸幅。他那种伟大不自私的献身精神，使人人都晓得他是一个「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外国人」了。他晓得这些断绝经济来源的中国学生，大部份都是具有爱国热忱及正直思想的青年，他们留学欧洲，是希望在返国后对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有所贡献，他开始旅行于法国，比利时及荷兰，设法对他们加以协助，他越遇到困难时，他越是使出全副精神加以克服。
　　当他抵达比利时的时候，我遇到了他。我那时虽然还是个孩子，我立刻看出，如果我能追随雷鸣远神父到中国去，在他的手下服务，并以一生精力像他那样地献给中国和中国人民时，我便可以真能实现我一生的目的，完成我一向的抱负。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那个夜里，当我睡在安国县城的那张小床上的时候，我回想到十七年前，首次遇到雷鸣远神父的那个可纪念的日子。我看出他的力量和热情，和他孱弱躯体里所蕴藏的不可制服的精神。当我把我的意念向他讲出时，我看出他凝视着我的目光，流露出一个问题。他用深刻的眼光向着我注视，好像是在研究这是不是一个孩子的幻想，抑是我能否具有像我所表示的那种志愿。
    他告诉我静候到毕业以后。他发现出我有些不耐，但是他不曾讲出口。以后他时常来比利时，我担任起他的秘书工作，时常谈些问题。我们永远谈到中国。他很少指导我的研究工作，他鼓励我继续艰苦的体力工作，其实这乃是我一向习惯的事情。我的体力一直发育得很好。我的父亲曾教给我若干种运动。我能够滑雪，游泳，拳击，足球，爬山，及负重做长程旅行。我作过许多用膂力的运动，当我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我必须应征入伍服国民兵役。我是家庭里的长子，我可以自己选择我服务的部门。于是我选择了骑兵，希望能够训练起骑马术。
    在那个辗转不眠的夜间，我微笑着想起我在比利时所骑的英勇骏马，拿它和蒙古马相比，更和我在华北游山时所骑的小毛驴相比。
    雷鸣远神父在欧洲住了七年。在他回中国之前，他已经看到中国的另一伟大希望。一九二六年，他曾在罗马参加六位中国主教的任命典礼。一九二七年一月，雷鸣远神父返回中国，在安国县的孙麦祺（译音Melohior Sun﹞主教下任职，孙主教便是在罗马任命的一名主教。雷鸣远神父离开欧洲前，他介绍我去拜访孙主教，孙主教又介绍我到卢芳（Loavain）神学院读书。在我服兵役之前，我曾在卢芳读过两年书，但不是主修神学。现在我成为一个神学院学生了，在卢芳神学研究所攻读硕士课程。这个研究所是枢机主教马赐尔主持成立的，美国的佛尔敦主教(Fulton J. Sheen)便是这里的毕业生，后来我在中国的时候曾遇到佛主教。
　　我在那里攻读哲学、神学、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开始认识了天主教的这些敌人。我在卢芳大学读书的时候，使我学习到酷爱真理，并且同样尊重那些真理的敌人所使用的武力。当我研究唯物哲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我会亲眼看到共产党竟运用武力和暴力把这些理论加诸中国人民的身上，促成中国文化的全面改变。
　　过去的事迹纷纷涌上脑海。我一时沈湎在这些回忆里。随后，现实将我从回忆里唤出。教堂里传出一阵犬吠声。我听到了一个生病孩子的低微号泣声，金风的吹袭声，最后，我沉沉地睡着了。当我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只睡了几分钟。我听到守门人和另外一个人在谈话，那时候夜间只有三点，雄鸡还不曾报晓；我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教堂的侍童在房门外敲门了。和他一齐走进房门的是张仰文(译音)县长的信差。我和张县长已经有五年多的友谊，我晓得他在深夜时分派人送信给我一定是有些重大事件发生。信差的面部没有什么表情。但我却极感不安，赶快撕开书信，在朦胧的光线下阅读下去。
　　这封信写得很简略：县长已经奉到率领县府职员及警察撤离安国的命令。他来不及亲自向我告别，很觉抱歉，因为他所奉的命令是立即撤离。
　　我立刻晓得了他何以要选择这样的深夜时间来告诉我这项惊人的消息。他想在国军到达之前，委托我协助这县的人民，以便当日军袭击时采取适当的措施。我们曾经作过若干次的长夜谈话，就政治经济及哲学问题交换意见。在若干问题上，我们都同意于基本原则。当我们成篇至友以后，他时常和我讨论地方问题，他晓得我对这些问题都非常熟悉。
　　现在已经是教堂里人们要起身的时候了，我立即走到主教房间、告诉他发生的事件。他极关切安国县城的安全。因为他是个中国人，他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一个五万人口的县城，在没有警察，没有任何行政当局下是如何的危险，尤其是日本军队离得这样近，还有大批生人杂在难民群里继续涌来。
　　王约翰(John Wang)虽然是个很优秀的中国主教，但在思想上是中国农民的头脑，他最先想到的是那些穷人，下层阶级，难民和无亲无告的人们的危机。
　　那时他约有五十八岁，中等身材，圆面孔，带着眼镜，额下留着短须，颜色已转灰白。他的整个仪表是沈静和霭；这种沈静的外表乃是他在牺牲救世的精神下，内心沈静与和谧的流露。
　　我们这些在他手下做事的人，都经过严格的训练；但他总是身先作则从来不请求别人担任些比他本人所担任更多的事务。举一个例来说，我们的伙食津贴每人最高仅相当两块五角美元。我们只能吃最粗的农人伙食──每天吃小米饭和盐水炒青菜，一星期吃两次面包，一年四次大节日才吃肉。
　　当我刚来到安国县在王主教和另一位中国老教士方神父下面担任职务时，他曾告诉我他过份节约的原因。
　　「我是农人出身，」他说，「如果我不是主教的话，我仍旧是个农夫，每天吃着农夫的伙食。因此，我虽然做了主教，我仍愿吃农夫所吃的饭，把节省下的钱用来作民众教育，而不仅是为了中国天主教徒」。
　　我在那时候总觉得肚皮饿，因为我在比利时过惯了不同的生活，但是我觉得羞于抱怨，又不好意思要求比那个较我又老又弱的主教或那些非教士的教堂人员多加一些饭他们都和我一样地艰苦长时间地操作。
　　在追随这位主教的清苦节约生活后，我的意志越发坚强，身体越发健壮。在我日后的生活中，我对这点锻炼更为感激涕零。现在，主教正在凝神思考，我注视着他的面孔，我自己在想着：他精神的严肃，使他的表情是如何的感人啊！他沉默了一会。随后他开始谈到县城牢狱里囚禁的那些犯人。
　　主教对他们很担心，我也同样关切他们；因为我在那牢狱里设有一个小型学校，并且给半数的囚犯施过洗礼。我们对这些囚犯的如此关切，好像也有些奇怪，但这里却有许多原因。安国县城已经拥满难民，城里的人民都不愿意这些罪犯们再分去他们那一点可怜数量的食粮配给，也没有人有功夫去保护他们，但是我们又没有释放他们的权力，于是我们为这件问题大伤脑筋。
　　我尽速地跑到县政府，看看到底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我乘着脚踏车穿进县政府大门，把脚踏车停在院里，开始到各处查看。全部警察都走光了，整个县政府里面连一个卫兵也找不到。县长办公室的门没有下锁，我顺步走了进去。里面寂无一人。县政府全部都空了。好的是电话还没有断。我按着次序往邻近的四个县──蠡县、博野、深泽和安平──的县长办公室挂电话、对面电话铃大响，但房子都空了。显然是这些县的县政府官员都同时奉命撤离了。
　　于是我赶快走到牢狱。中国县城的牢狱建筑都是一样的，有三层牢墙，第三层墙的里面是牢房。每层墙都装有坚厚的大木门，外面上着铁锁。每个囚犯都带着脚镣，夜间更把脚镣联锁到一起，以防止脱逃。
　　当我看到门上的大铁锁时，我晓得囚犯们还关在里面。我高声喊了一声。他们立刻辨出我的声音，在里面答话。我晓得他们还都在里面。我更看出，如果没人照管他们的话，他们终要饿死。但是我没有权力释放他们，因为我既非县长，也不是行政当局。如果我自己把他们释放出狱，结果他们竟掠劫了这个县城，或纵使任何一名囚徒触犯些轻微罪行时，全城人士都会一致反对我。战争已经在各地造成紧张情势，敌人侵入的危机随时都会发生。
　　在疑难不决之下，我走去拜访安国商会会长蒲文浦（译音Pu Wen-Pu）先生。蒲先生是县城里的大户，有权势，也有声望。
　　「你能够帮助我放出那些囚犯吗」？我问他道。
　　他听到我的话表示非常震骇，他注视着我，好像觉得我在发疯。「什么？把那些囚犯放出来？他们会掠劫全城的！他们会杀害并抢劫每个人──而且要强奸妇女呢！我不愿担起释放罪囚的责任」他简直地说出。「如果你想那样做时，你去做好了──我允许你那样做」，他带着讽刺的口吻讲道。
　　但是这并不是我想得到的答复。那根本不能解决这件问题。
　　因此，我再设法去找另一有权势的人──舒慰农（译音）先生。他也不愿意这样做，惟恐有什么危险的后果发生。
　　如果这两个人都反对释放囚犯时，我真不晓得谁再能支持这项行动了。我失望着向教堂的路走回，迎面一个骑着骡子的兵士，沿着大路飞跑过来。我认识他是本城的孩子，便向他打个招呼。
　　「你是那个番号的」？我问他道。
　　「第三军第二师」，他回答着说。
　　「你们的师长是谁」？我又问他。
　　「唐海源（译音）将军」。他答道。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和唐将军以前有过来往，我想我可以和他谈一谈。「唐师长来了吗？」我问着那位兵士。他转着头来告诉我说，唐将军就要到，但嘱咐我行勤小心。「唐将军就要从西门开到」他说。「他和其它官员都是徒步。当兵的骑马或骑骡子」。
　　在战争初期，日本军队集中目标轰炸射击军官，他们认为军官被毅死后，便可以很容易地击溃统率无人的军队。但这些机智敏捷的中国军队，很快地看出敌人的轰炸和机枪扫射都集中于骑马和骑骡的队伍。那日早晨，我首次看到国军施用巧技诈骗敌人的方法。
　　那个兵士扬鞭飞驰而去，我立刻跑到西门等候唐将军。当他到了以后，我个略致寒喧，我便请他偕同其它官员到教堂里去用饭。几日来他们没尝到一餐热饭了，他们自然欢迎我的邀请。
　　教堂的厨夫飞炔地准备妥一席简单而精致的午餐。我们并且弄到一些酒来招待这些上宾。几天来的疲乏下，他们初次得到一会安歇，并且享到这顿午饭，和当地的安谧和秩序。
　　在吃饭中间，我渐渐和他谈到囚犯问题，并要求他能否把他们释放出来。他告诉我他不能这样做，他是个军人，不能干预县里的地方政务。
　　但是我并没有绝望。饭后，我把他请到一旁对他讲道：「唐将军，按西方的习惯，说「不行」的时候就是「不行」。按中国的习惯，这里还有商量。」
　　他哈哈大笑起来，觉得这位外国人竟能把中国人的心理实用到一件中国地方问题上，倒是一件趣事。他一边笑着问我打算怎样做。我便简直地把我的意思告诉他。
　　「请你拨给我几名兵士，到牢狱去把那些人放出来。不然他们便会死掉。
　　「你关心这些囚犯──你？」他问我道。
　　「是的」，我坦白地说。「他们之中的半数经我施过洗礼。我使他们信了天主教，我可以相信他们。」
　　「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他问着我，几乎竟是等不及地要帮我的忙了。
　　他吩咐副官传进几名兵士，我带着他们再奔向牢。我们打开外面两道大门的铁锁，再打开最里面牢门的铁锁。当我那天一早到牢狱以后，囚犯们已经猜想到出了毛病。他们已经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并且也没有卸除下系在一起的脚锁。
　　在兵士们卸除他们的脚锁之前，我先告诉他们说，我是代表唐将军向他们讲话的。
　　「在唐将军的恩惠下，你们将获到释放。他并且允许你们自做选择，加入他的军队，去我的教堂，或是回家。但是，」我说──这是我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们胆敢抢掠，或纵使在城里髑犯极小的罪名时，便立时就地正法。这是师长的命令。」
    犯人们喊着他们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兵士们使他们整着队走出三重大门，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回家，只有少数几个人愿意投军。使我感到有些悲哀的是没有人愿意随我到教堂去，甚至那些经过我施洗礼的人也不愿如此。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程度，超过任何人的想象以上。这件事只不过是根据人道精神的行动。但由于环境和时间的特殊，人们都夸张着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城里人民对囚徒们的被释离城都异常欢悦，并且城里也不曾发生什么事故，于是在第二天他们便推举了一群代表来到教堂，要求我出任县长。
　　当地人民对我的信赖，使我异常感动，但是我认为这工作对我是不适宜的，我是这里的唯一外国人，一个天主教神父，不适于做一个五十万人口县份的行政长官。
　　我提出了这几点难题，我告诉他们我的年纪太轻，在这里仅仅住了七年。他们的发言人把我的这些反对意见都抛开一旁。我们反复地把这件问题讨论了极长的时间。我必须确实看出这并不是中国人的客气表示。我必须确实晓得我有担当这种工作的充分能力。并且我必须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最后，主教替我做了决定，我也觉得满意，因为这是一个中国人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做的决定，我愿意从中协肋。
　　整个下午，主教都在静听我们的讨论。最后他对我说，「人民需要你。他们希望你所做的事乃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请你接受这个职位，但不必接受这个职衔」。
　　九月二十四日下午我成为河北省安国县代理县长。安国县有五十万人口，其中有五万人住在县城里面。
　　第二天，在我的领导下我们组织起一个行政委员会，命名为临时委员会，仍为代理性质而不具实权。
我立即开始募集警察，并在全县办理联庄自卫。一个月间，我致力于各项县政工作。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全县四百多村都完全组织起未，成为几个大联庄，从事自卫；县城里的警察也装备妥当；全县各地的政府分设机构也都告成立。
　　当我们刚完成各种组织后，中国共产党军队便开到了。虽然我们想着他们会来，但我们毫无怀疑地都晓得他们的到达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怎样的悲剧。共产党的占领，比中国人所尝受到的日本人的屠杀和掠劫还更为残酷可怕，不过人民还没有机会来领略它的滋味。有些人很快地便看出共产党的真面目，他们晓得已经堕入陷阱，但已经无法拔脱了。
　　当中国国军向前转移后，共产党便从延安基地向东推展，越过重山，转而北上。当日本军队侵入中国，军事行动日趋剧烈时，这一场从九一八起中日间不宣而战的战争，便成为日本企图征服中国的全面战争。
　　日本军队沿交通线前进，他们兵力不多，无法占领中国全部。共产党老早就晓得这种情形，并晓得如何利用这机会来扩展势力。他们立即占领了日本人所不能占领的地区。并遵照莫斯科的命令，把占领地区按严格的共产制度组织起来，毁灭了一切新旧制度，欺骗老百姓，利用人民的爱国思想，和幼稚的理想主表，施行恐怖统治，并毁灭所有文明国家中反抗共产主义的成分。
　　在中国，反抗共产主义野蛮行动最坚强的份子，是六种宗教。佛教，儒教，道教，回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以及家庭；宗族；秘密会社，中国人的道德传统制度，和中国国民政府。
　　在这里我必须先说明，俄国共产主义和任何其它共产主义在实际上都是一丘之貉，不管这个共产国家所标榜的精神如何。所有共产统治都根据莫斯科征服世界的计划。所有共产及卫星国家，都遵守着这项计划。不同之点只是表面上的差异，一般是方法上的不同。方法上的不同，只为了临时适应当地的情况，等一切情况改变后，折衷方法便会停止。折衷方法便是共产党的咒语。当目的实现后，他们便立刻把它迅速无情地予以根除。他们也绝不许旁人──共产党除外──利用折衷术。妥协的人一旦被共产党发觉后便不会活得太久。
    不久我们便看见这一切丑事在我们面前展露出来，正像是一个魔鬼所绘的一幅中国画。

注：

原著谓毛泽东为北大学生，及拟订留学计划等，均有误。按毛泽东曾任北大图书馆职员。

第二章　　红军到了

　　当我们听到共产党军队北上的消息时，我便召集县城里的绅商开会，这些人便是最初请我出任县长的人，他们曾在临时委员会里面协助我推进县政。我建议欢迎这些共产党军队。但是他们已经听到共产党占领其它县城及乡村的情形，他们深感惊骇，表示不赞成我的意见。实话讲来，我本人也不大热中于我自己的建议，但因为我是个代理县长，我觉得应该陈述一些意见；除此以外，我更认为友谊的表示或许是很好的政策。
　　「让我们试试看」，我这样主张说。「让我们欢迎他们一下，看一看我们能否同他们合作。」这些人嘴里嘟嘟囔囔地摇了摇头。
　　「我相信任何一支中国军队都比日本人好得多，」我说。「让我们看看他们是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抗日。如果他们真是抗日的，我们就帮助他们打日本」。我这样主张。
　　中国人的天然保守思想，由于他们听到旁人的身历经验，和他们逐渐了解共产党军队的性质与行为，而愈形强烈。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冲突，乃是近代史上记载最不清晰的一段史话，我正在这段时期的中间来到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中国语言以准备传教工作，我对中国当前政治情况的了解，远不如我对中国旧日生活方式与习惯及中国上古史与中古史的知识。
　　在旧日战争中，地方居民照例是欢迎任何打进来的军队，献纳礼品和大米，以后再有任一派军队占领该地时，他们仍是照例欢迎。我告诉与会的神商们说，我想把这种惯例应用到这一次。
　　我这几位中国朋友们会意地默默头。
　　「共产党把那些惯例都改了」，一位老年人冷淡淡地说。「当他们刚到江西某地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曾经欢迎他们。后来他们被国军赶出，但随后又回来了。这次回来后，便把那些曾经欢迎国民党军队的老百姓扫数杀掉」。
　　「江西遭遇过最惨痛的战祸」，另一位老年人说。「江西人口本来很稠密，在共产党占领前全省人口有二千五百万。但后来人口竟减少了一半」。
　　「神父，那太危险了」！当我沈思他们的讲话时另一个人又讲道。「如果我们准备欢迎时，他们会停在这里抢走我们的所有财物。我以为还是看看风头再说」。
　　他们的辩论把我说服了。于是我也决定看看风头再说。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在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官员到教堂来拜访我。「我代表吕正操将军」，他说，一面递过这位共产党将军的名片。「我是他的副官」。
　　我们点头致敬，并讲了几句中国的客套话。
　　「吕将军今晚要到达这里」，那位副官说。「他将在安国县设司令部。他想请你一同吃晚饭」。
　　我道着谢接受了邀请，副官随即谈到正事。
　　「我们晓得你有一部印刷机」，他说。「我们想请你替我们印一些图片──立刻就印」，他补充了一句。他说话时很有礼貌，但不容我有所考虑与选择。他把图片的样子递给我，立正敬礼，转身走出。到了晚上，我骑着脚踏车到了吕正操的临时司令部。那栋房子是用灰砖造成的，中国人一般都喜欢用灰砖建造住房。像天津、上海和其它大城市的红砖房屋，乃是「西式住房」。华北一带的大部住房都是平屋顶。这栋房子却是起脊的瓦房，这无疑地是大户人家的住宅。
　　大门两旁有两个石狮子。据中国神话所载，这两头狮子是住宅的卫士。但这位共产党将军却有两个荷枪装刺刀的门岗做他的真正卫士。
　　门岗正在等着我，立刻把我领进第一层院子。在这里我遇到他的亲随卫兵。他们向我敬礼，带着我穿过第二层和第三层院子，走到吕正操的私人住房。
　　中国家庭生活的欢悦谈话声消逝了，满院荒凉灰黯。在大朗气清的十月里，中国人经常喜欢在院子里种上几盆紫苑或菊花或其它种花草用作装饰，现在却都不见了。这些东西已被视为无用的累赘品而被移开。但当我被引进吕正操的私人住房后，我发现房间里还挂满许多匾额。我迅速地把眼光向匾额扫去，发现那都是送给这所住宅的前任主人的荣誉品。这位共产党「将军」并没有下令像移除花盆那样地立即拆除这些匾额。许多中国人虽然不识字，但纵使目不识丁的人，也晓得匾的意义。
　　吕正操立即接见我，很有礼貌。我们在一起吃饭，同桌的有他的参谋长，和另外几名官员，吕正操年纪很轻，瘦高身材，面色灰白。他很健谈，讲一口好官话。他有一套共产主义哲学，但对另一方面的东西也知道得很多。他开始军旅生活时，任职于东北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当五十三军被日本军队打垮时，他正在西安；因为他老早便庇护共产党份子，他便加入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所发动的「西安事变」中的叛军。张学良之驻防陜西，是受命剿灭该地区的共产党。但是自从张学良的军队被日本人从东北驱出后，共产党在东北军队里的宣传已经日趋活跃。共产党的口号是结束内战，对抗日本。
　　结果制压共产党的运动，实际入于停顿，这样使蒋委员长亲自飞到陜西。张学良随而劫持了蒋委员长和他的高级官员。两周后蒋委员长才告脱难。
　　这次事变的结果，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又有另一次「联合阵线」，虽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国共首次联合的誓约，早已经共产党无情地背弃。
　　如果吕正操不向我详细叙述他个人的经历，我仍会晓得他刚加入共产党不久，没有受过真正「老」共产党员的驯练，所谓老党员是指那些在一九二零年时代初叶便加入共产党的人们。那天晚上我看他只吃了一管鸦片烟，这便就明了一切事实。老共产党员不准他们的高级官员吃鸦片。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染上鸦片或酒色嗜好，或任要他纯物质享乐时，便不会成为一个可信赖的好党员。中国共产党「三巨头」之一的朱德，以前曾是个鸦片鬼。他抛弃了鸦片而不抛弃共产主义。
　　吕正操显然是要戒绝他的鸦片嗜好。在吃鸦片烟前后，他一支一支的连着吃香烟，整晚没有停嘴。
　　吃过晚饭，我们的谈话转入正题。他对我说，当他听到一位天主教神父是一县之长时，他真吃了一惊。当他又听到这位县长不仅是个天主教士而又是一位欧洲人时，他更觉惊异。
　　这样便引起我要讲的话头。
　　「我今天晚上是特别来向你办交待的」，我告诉他说：「我们这里没有政府官员，老百姓便推举我出来作反抗日本的组织。但是我一直在等候一个适当中国当局的到达。现在你来了──你是一位将军──你又有军队。因此你便是合法的当局──我不再代理下去。如果你能接过这项职务，使我重新返回传教工作，乃是我最感高兴的事」。
　　他听到我这项动议很觉吃惊。显然地是他还没准备解除我的工作，因此他用许多阿谀的言语，强烈反对我的意见。
　　「我已经听到老百姓是如何爱戴你」，他说：「那乃是最重要的事。人民和人民的需要。你必须继续你的职务。你继续作下去与我也有光彩」。
　　但在他的慰勉下，我并没有放弃决定，我也用同样有礼貌的态度坚请辞职。但是我同意继续和临时委员会的三名委员帮忙，（这三名委员曾担任过行政与改组的主要工作）直到举行选举后为止。这三个人爱国思想都很浓厚，办事忠诚。一位是蒲丈浦，商会会长，六十岁。一位是舒慰农，办事能力极强，有领袖天才，另一位是朱卓清，是退任的少将。
　　那天晚上当我离开吕正操的司令部时，我满怀着希望，觉得我们能够真正共同合作。我的乐观情绪不久就云消雾散了。三天之后，吕正操把临时委员会的三名重要委员一并逮捕起来。他把我请到司令部，简短地谈了几句话。
　　「我需要两百枝来复枪和两万块银元」，他说：「如果明晚八点钟前后不到的话，你的朋友们便要被枪决」。
　　多辩是无用的，他己经在命令上盖上官印，并注明时间，我晓得多争辩只是耗费宝贵时间。我立刻走出搜集枪枝，心里感得异常难过。
　　当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候，吕正操曾特别关心我组织起安国县的方法，他问起我们在县里都做过些什么事。他想晓得我们怎样弄到这许多枪只。我一一都据实以告。
　　我告诉他，当我就任县长后，我看到我们需要些来复枪装备警察以保护县城。我记得当国军南撤时，他们必须渡河。他们必须迅速涉水，在深永湍流中，有弄多人都淹死在河里。只在曹家庄附近的一条河里，便淹死了一千多名兵士。
　　在九月间，我晓得河水会降低，于是我在一天集合起一群老百姓，每人携带一根长铁棍。我们有的涉水，有的搭乘舢板，把铁棍探到河底。当听到碰着金属的响声时，便潜水下去把枪枝捞上来。我们这样做了一个星期，总计寻到三百多枝枪。
　　这些都是来复枪，擦净上油后便可以使用，现在城里城外警察和民团所用的枪，都是这样得来的。
　　我深夜派专人到各处送信，要求他们把枪枝交出，以赎救这三个人的性命。但是老百姓们都不愿交出来，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银元倒还容易搜集，但到了第二天四点钟──距离限期还有四小时──我只收集到一万银元和七十枝来复枪。现在已经来不及再搜集了，我只好去见吕正操蹉商一下：
　　「老百姓都穷得很。我们又在打仗。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人。你能不能把这些收下，不再追索欠数──并把那三个人放出呢」？
　　吕正操的神气是全无商讨余地。
　　他答复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必须把我要求的数量全部缴齐，否则枪毙你的朋友」。
　　我要求他展限。他在命令上又批注限「夜半」交齐，盖上印，让我离开。
　　我再拼命各方奔跑，别人也帮忙搜集。直到四点钟，我们才休息一下，吃几口饭──这就是我那天的早饭。到了晚上，我晓得我们要拼死命去做了。到了夜间十一点，我们把二百枝来复枪和两万块钱都凑齐了。我先跑去向吕正操报告，人们在等候着消息。
　　吕正操假装出很殷勤。他带着所有参谋人员来欢迎我们，因为我并不是独自来的──城里的几位绅士都到了。他收下现洋，背着后面架起的来复枪，很讲了一片话。
　　「我到过许多县」，他说：「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像贵县老百姓这样爱国，情愿送给我两百枝枪和两万块银元」。在盛大炫耀的场面下，这三个人被释放了。
　　第二天他又弄出一套新花样。
　　他发布了一张通告，告诉全城和全县人民说，人民所交进的枪枝和银元并不是他们的债务，这笔帐应该由那被释的三个人偿还，他们应该以同量的枪枝和银元，缴存县库来偿付人民。其实这三位委员是自动为县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工作而被捕的，但共产党却不管这项事实。任何抗议都是没用的，那样只有使他们再遭逮捕。这三个人只好再设法筹集两万块钱和两百枝枪交到县城。结果，当共产党揭开假面具而接管县城时，这些东西自然还落到共产党手里。
　　现在他们真地在积极接管县城了。吕正操主张举行「选举」。临时委员会迟疑不决，设法拖延时日。他们开始提出反对。他们指出安国县在战区里是个大县份，举行自由选举很困难，须要长时间筹备。同时，吕正操愿否提出一位县长呢？
　　吕正操主长使人民做「自由选择」，请我们提出建议。委员会提出一个性行均，优受人尊敬的人士。显然吕正操并不高兴这个选择，他处处和新任人为难，第二天那个人就辞职了。于是人们同意举行选举，并订好日期。
　　这时候一位本地律师王焕章（译音）走来看我，他告诉我，他希望出任县长。王焕章受过良好教育，也颇有人望。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王焕章为人正直，我确实晓得他佰给人民谋幸福。从他以往的行动便可看出。我同意支持他，并私下把这消息传给各村，请求大家对他加以支持。
　　中国人民都很聪明，判断事情很透澈，能做出最技巧的行为。他们看出吕正操的用意是想让他的一位腹心人做县长，但是他们却希望一个可信赖的当地人。他们看清吕正操的计划是想用表面的选举方式选出一个他可以控制的人，那样他便可以把城内收藏的枪枝全部都弄到手里。因此老百姓一直在害怕选举，直到他们晓得王焕章是一位干练不怕事的人以后，他们才略觉安心。
　　共产党到安国县后第六天便举行选举。吕正操深信选举结果一定是对他有利，他亲自来监视选举，并请我严予监督，务求合法。
　　出席投票的全县各村代表共计二百四十人，计票结果，王焕章获到二百零二张选票。吕正操感到了惊异，当他建议全县各村派代表来安国县城选举时，他料想不到结果竟是如此，也没想到竟几乎是一致推选王焕章。现在他是真正合法民选的安国县县长了。
　　吕正操立即看出人民智取了他。但表面上不露声色，立刻委派一名委员「协助」王焕章，以期从旁牵掣。王焕章在吕正操离开安国的期间作了三个月县长，吕正操返回安国后，又继续作了一个月。那位「协助」王涣章的委员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使吕正操很容易地藉词把王焕章逮捕起来。他向人民公告称，王焕章不替人民服移，他是个「汉奸」。共产党在解除或清算一个不幸的牺牲者时，时常提出些诸如此类的谎言。
　　王焕章于一九三八年初被捕入狱，吕正操立即委派他那位腹心人出任县长。
　　这是一九三八年初几个月里的情形。那时候共产党已经控制到二十四个县。一九三七年末，共产党已经在华北组织起一个边区政府。一九四零年，他们控制到陜西，河北和察哈尔的一部。在边区里面，他们建立起坚强的基地以从事游击战。在这段期间内，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强烈的社会及经济措施，但实际并未放弃基本共产政策。在民族主义及抗日的旗帜下，他们加强宣传和灌输工作，他们并设法争取爱国份子对八路军（共产军队新编番号）的支持。
　　吕正操刚到安国时，手下只率领一千多人，，一年后扩展到十万。他利用人民的爱国情绪和抗日的号召，扩展起一支庞大的势力。他永远不称自己为共产军。他自称为「人民军」。
　　共产军逐日地图强庞大起来，技术也愈形进步。从我第一次遇到吕正操以后，我曾遇到许多其它共党将官，校官和兵士。我渐渐敬佩他们的刚强，我从来不过低估计他们的盲目服从。
　　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是愚蠢而无意识的，中国共产党的残忍是荒淫而阴险的，他们以保护人民利益为借口，实际则是残暴不仁。共产党的罪恶千百倍于日本人，这几年间我都饱尝到了。
　　几年间我这段梦魇性的遭遇，并不仅是代人受过的行为。我在那里的大部年月里，我之所以为外国人，只因为偶然诞生地的不同。我度着中国人的生活，说者中国话；有时候除去在职务上阅读拉丁文，日常生活中用中国文以外，再不晓得有其它文字了。我的食，住，思想，说话都是中国方式的，我之所以挣扎奋斗，并不只因我住在那里，而因为我就是它的一部分。我成为中国人民的一部，他们也成为我的一部。我所以和共产党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必须如此，我一直在尽我的力量对付他们的邪恶阴谋和野心。
　　吕正操来到安国县的前三个月内，我看到他扩充军队的方法。河北中部一带县份，没有一个行政当局。只要那一个势力强大，两千多万老百姓便要俯首听命。
　　游击队在四乡出没无常。盗匪也乘机公然活跃，借着打仗的机会招募党徒。共产党扩展军队的对象有三部份人士──游击队，盗匪和真正的爱国份子，这些爱国份子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纵使是共产党，也会拼出全力和日本打仗。他们都在设法搜集长枪手枪及武器以组成坚强的队伍。爱国份子和游击队只想打日本；其它部份人的动机便不那样纯正，但是他们也是痛恨日本人的，他们一方面在联合起来抗日，一方面在弄几个钱谋生。
　　在开始的时候，共产党还在扩展期间，本身力量不太强大。他们迅速地招集军队，并派遣小股队伍到山西，河北，山东及华北各省，这些省份一向以饶勇善战的兵士著名。那时共产党有许多问题要处理，他们暂时放过盗匪。但他们却随时对这些人加以注意。
　　当共产党略取到城市县镇后，他们便想实现最初的一项计划──消灭猖獗各县的盗匪。共产党制压盗匪的运动，只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实际目的，而不因为盗匪是罪大恶极。盗匪们很可能变成游击队，他们很可能像袭击日本人的那样袭击共产党军队，再有，盗匪们的武器也是共产党所觊觎的。于是共产党一方压制盗匪，一方采取有效的宣传运动。他们一再宣布，他们的消灭匪徒运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自然赞成这种主张而尽力予以协助。因此共产党在制压盗匪的运动中，获到无数的自愿协助者，报告匪徒的窝藏地及匪魁。这样共产党便逐一消灭了各股盗匪，有的予以击溃，有的予以收编。
　　一股游击盗匪的首领朱占魁──也是一位爱国份子（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率领部下便衣队百余名抵达安国。朱占魁并不是共产党。他在那时候实际是做政治活动的。他只希望和日本人作战。他要求村民给他们制服和枪枝，一年之间，竟扩充到一万多人。当朱占魁羽翼丰满之后，吕正操便把他这支队伍改编到共产军里面。当时吕正操的手段是爽快而简直的。他邀请朱占魁开会。他递过一杯茶和一支香烟。
　　「加入改编」！吕正操命令着朱占魁。
　　朱占魁毕竟是条有骨气的汉子。
　　「假使我不这样做呢」？他问着说：
　　「你一定要和我联合起来打日本」，吕正操说：朱占魁面不更色地看着他，他停了一下又说。「如果你不加入的话，我就把你打垮」。
　　朱占魁想了一会，他同意加入，但坚持他自己统率那支队伍。吕正操对这点意见不置可否，他只是赞誉朱占魁的军队。
　　「你的军队必须有更良好的训练」，吕正操说：「他们都是很好的兵士。这正表示出你的领导有方，但当我们训练他们以后，他们更会替你增光」。
　　朱占魁接受了这项最后通牒。带领他的队伍向五台山出发。
　　到五台山去的军队都变成了共产党兵士，否则便被枪杀。朱占魁本人成为共产军的一名将领。其它的游击队首领也都走了朱占魁的路线。仅仅一年以后，一九三八年年底，所有盗匪，游击队，和小组织的爱国份子都逐一被共产党所「制压」，有的被杀害，有的被编入共产军队里面。

      （注）朱占魁本为永清县一带著名匪首，后加入共匪。不应视之为「爱国份子」。

待续

 

中国魂

第三章　　初期经验

　　共产主义是一种自行滋生的罪恶，用几何级数速度扩展。共产主义在一个新体上的初步移植称为「细胞」。共产党组织的理论，系采取生物的形态；在生物中，细胞是植物及动物有机体的基本及组织单位。包括有原形质。
　　当生长过程开始前，人民，像土壤或培养媒一样，必须予以准备。
　　吕正操和他的军队立即开始组训安国县民。他成立超「乡村近代化协会」，他强调地声称这协会的目的只有一个：抗拒日本侵略，将各县人民形成一个公民爱国组织。
　　宣传工作开始推动起来。为能读书的人制印图书和小册子，向不识字的人演说，总不外在宣扬一项主旨──人民军会保护他们，对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共产党一方面在宣传抗日的主张，但吕正操和他手下的人们却秘密地遵守着毛泽东的命令，利用抗战和人民仇日的心理，扩展并巩固共产党的权势。
　　吕正操用很简单的方法控制住每个人的行动，并详细地调查好当地的人口。
　　「为了防止汉奸进入计」，他说：「我们必须签发护照」。大部份中国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安土重迁，在战乱时更不愿远游，于是都到指定处所去登记，甚至到邻村探亲时都请领护照。同时，他们的名字都被共产党登入名册，许多人的命运在那时就注定了。在户口调查时，姓名、年龄、职业，和其它详细情形都一一登记，当一旦决定那个人须予以清算，那个人尚须留用时，这都是些毒恶的有用资料。
　　同时，吕正操的军队更推行一项重要的指示，使共产军队「造成人们对它的好印象，使他们相信人民军和中国共产党是良善而和霭的人」。
　　在这种训练和命令下，共产党军队最初非常有礼貌。共产党在江西的暴行、只有几个消息灵通的人知道和记忆着；安国县的大部人民，在遥远的时间和距离下，都不曾亲身尝受江西的浩劫，无法把那些共产党和这次自称为抗日的人民军队联到一起。
　　年轻的兵士们态度很好。他们不曾抢掠。也没有盗窃案件发生。如果有人犯法时，立刻便受到吕正操的惩罚。
　　年轻妇女也无须畏惧军人。她们听惯了那些彬彬有礼的兵士唤她们「大嫂」或「大娘」。兵士们时常走到老百姓门前叩门问道：「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帮忙吗？大娘，我们替你扫扫场院好吗？大嫂，我们替你挑水好吗」？
　　到了秋收的季节，共产党官员更派他们的兵士协助农人收割粮食。中国的农民都受宠若惊了，兵士们对他们有礼貌的帮忙，给他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以前的军队和他们记忆中所听到的满清队伍，都不是这漾。
　　兵士们自己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不是满清政府的军队」。他们极力以行动和言语使老百姓来做比较。
　　这是共产党的标准行动。这种伎俩现在还在推行着。我在美国曾经看到一本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的《人民世界》（共产党英文杂志﹞，里面刊载着笑容可掬的农夫和露齿狞笑的共产兵士正在田里一起做工的照片，标题里解释着红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受着人民的敬爱，他们走到田里和厨房里帮助男女同志们做工。一个标题这样写道：「人民解放军战士协助农民」。
　　共产党很晓得获取人民好评的重要性，只有用这种方法他们才能获到人民的信任。一旦他们赢到人民的信心及人民的拥戴，农民们便会和他们山南海北的随便聊天，他们可以回答许多问题，多少事情都可以在谈话里得到，因为在中国农村里，每个人都晓得其它任何人的身世和为人。这些谈话都可以利用。这样搜集起来的事实便可以做细胞生长的准备。
　　「今天早晨我在市场上碰见了小贩老王。那人怎么样」？一个兵士在帮助农夫在田间做工的时候可以这样随便问起。
　　「噢，老王是个好人」，那位农夫会这样回答。「他很有骨气，是条硬汉子」。
　　「我喜欢老卓」，这位兵士继续说下去：「那位兑换银元钞票的老卓。他真是个好人」。
　　「噢，不，他不是好人。他是个坏蛋。你认识清楚他以后，你就不会喜欢他。他根本不是好人」。农夫这样回答，同时心里觉得很着急，以为这样一位好的年轻兵士如何会受到那样一个人尽唾弃的坏东西的影响。
　　日子不多，吕正操的政工人员和老卓接近了，使他加入了他们的工作，而那位好人老王却被处死了。
　　利用这种方法和其它方法，共产党在教育，警察和其它方面的重要职位上，都安置上自己的工作人员。
　　替共军搜集这些情报的兵士，并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只是接受获取情报的训练，官员们并不告诉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情报。等到农民们晓得事情的真象时，已经来不及了。
　　兵士们和老百姓的随便谈话中，又可以探询出本地私藏枪枝和军火的情形。每个薄有财产的中国农家，都想有一枝枪。一枪在手便等于有了保障。有时几个农家合购一枝来复枪，富有的农家和地主，有的拥有几枝来复枪。实在说来，来复枪是极好出手的商品，在战乱时间，人民宁愿要枪而不愿要钱。
　　共产党想要增加力量和人数，必须攫取到所有的枪枝。人们常因一些罪名遭受逮捕，并被迫交付若干枝来复枪。每个被捕的人必须交出若干枪枝，否则便被枪决。人民无论触犯轻微过失，重大罪名，或甚至莫须有的错失，都被罚以现金折付枪价；这是共产党的一种标准伎俩，也是共产党完成严格控制乡民的一部策略。
　　当共产党刚刚到达并在努力争取人民的好印象时，他们经常在强调抗日救国的决心。他们要求人民缴纳超过正税的摊费，作为「战费」以「协助政府」。许多有钱的人们想讨好共产当局，当他们捐出金钱时便等于决定了命运；若干守法的农民也常在重大牺牲下捐出款项。共产党只在静候时机成熟便下毒手。
　　那只是个很简单的步骤。他们把一位已经捐献五十银元「协助政府」的富人请到。
　　「你很有钱」，一位共产党官员对他说上面用严厉的眼光钉住他。「你向政府捐献五十块钱还不够。你现在还要捐几枝枪。明天早晨带十枝来」。他在命令上注明时间盖上官印。
　　那时候在国内买枪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因为人的性命系于枪枝，于是很快地发生出枪伎买卖的黑市。共产党鼓励这种黑市的存在，正如他们鼓励任何能有助于他们目的的非法企业存在一样。在星期一仅值五十块钱的来复枪，到星期二便涨价了，当这个人在最后购齐应缴的枪数时，他已经耗用了一部财产。
　　罚缴枪枝越来越多，已受处罚的人还会受到更多次的处罚。那位在初次罚缴十枝来复枪的人，在那次没受枪决也没遭监禁，但当他刚刚喘过一口气以后，他又会再遭逮捕，再罚缴十枝来复枪。这次购买十枝来复枪较上次更加困难，耗用的财产也较上次更多。这次他看清了，他只是用枪来买到一段生存的期间，他唯有再等候第三次的逮捕和第三次的罚缴枪枝。 …
　　用这种方法共产党弄到大批的枪枝。他们获到的武器越多，他们越能迅速地扩展起警察大队，军队和秘密警察。警察大队的力量越雄厚，他们越能够控制住重要的职位以制服所有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份子。他们经常用如下的口号来替他们的行动作辩证：「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
    在这种有力的团结口号下，共产党有计划而澈底地控制起每个县份，在重复实行这种步骤下，共产党达到了他们的最后目的；他们搜集到民间所有的武器和金钱──他们可以随时把人们杀死。
　　用这种方法一个人从共产党那里所买到的生存期间，是极容易消逝的。这样买到的时间，削弱了买主而加强了卖主。最后，烟气终于把火光蚀灭了。

第四章　　反共的力量

　　共产党何以能蹂躏了中国大陆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一般人都不相信有此可能性。根据历史记载，中国永远能同化外来的侵略者或征服者，一般人对共产党的看法，都受这一点历史事实的影响。许多中国商人，新闻记者，作家和学生（不是学者也不是历史学家），时常在中国的酒吧间俱乐部，欧洲的会客室和沙龙，美国的会议场和餐会中谈论到这一点，并在最后加上一句难以驳倒的结论：「连犹太人也被中国人同化了！你想一想看」！
　　他们会告诉那些旅行者和有成见在怀的人，犹太民族如何在唐朝时代来到中国，而现在那当初他们定居的地区上已经没有犹太人，而只是一些略具希伯来人血统的中国人。
　　犹太人的种族纯粹，个人主义，及尊重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精神，乃是犹太人在两千年间被遭迫害及流逐下而仍予坚决保守的，但到了中国却完全丢光，那足以证实这段历史记载，中国人具有战胜其它种族和民族的独特性格。
　　但是，这些人却忘记了一件事实，这次征服中国的人并不是外来的民族而是中国人，澈底受过一种野蛮的外国思想所训练的中国人。他们狂热地吸收了这种在根源和性质上都是外国形式的思想，这里面便产生一项使人难解的问题，中国人如何能拥护这种思想呢？我们就在这奇怪的现象下找到难题的答案。共产主义败坏了中国人的天性，但不曾把中国人的天性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日后必为中国人的天性所击灭。
　　反抗共产主义的因素，远较欢迎共产主义渗透中国的因素为强大。共产党比任何人都更明晰地了解此点。宗教，家庭，宗族，秘密结社，文明的道德及权利法典，个人的荣誉及礼仪，都一致受到共产党的攻击。他们更集中力量毁灭所有宗教影响，因为宗教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的。
　　佛教本身是一种消极的宗教，祂劝导一个人应该忍耐制欲，因为欲望乃是痛苦的根源。祂是一种神秘性的宗教──主张明内心，以清静，默坐及祈祷来实现灵魂的永生。中国佛教徒大多数都信净土宗。净土宗是纪元四世纪间一位山西人所创立的。观世音和阿弥陀佛最受人们的膜拜。这个宗派的佛教和其它宗派一样，其主要特色为消极，出世和忍耐。
　　共产主义正与佛教相反。它是积极的，活跃的和好侵略的。两者的各趋极端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当他们攫取到一块乡村地区后，便开始打击佛教。他们的第一步行动是把和尚驱出庙寺，并攫取过他俩的财产供自己使用。我亲眼看到共产党军队在山西省五台山上扎营。聂荣臻把这里做成共产党的基地和训练中心，把若干爱国份子，游击队和盗匪都收集到部下。佛教圣地一般都设在山里或山顶。中国有四处佛教徒的朝拜圣地，其中以五台山为最享名。聂荣臻的总司令部便设在道里。聂荣臻是一个「老牌共产党」，是法国和比利时的留学生，第一次大战后曾在查理洛大学读书。现在是晋冀察军区司令。他在这里训练新共产党员并再训练老共产党员。
　　我看见到共产党所到之处，一定是没收佛教财产，杀戮和尚，或将他们驱逐出庙沦为乞丐，使人民失掉千百年来的精神安慰。他们所以敢对佛教肆行无忌，完全因为中国的佛教是个没有组织的宗教。每个教派或每个庙院是各自为政，因此共产党可以把祂们逐一推毁，把和尚杀戮或驱出。
　　但是那些佛教徒在目睹佛教被迫害下，将不会忘却共产党的暴行。自从纪元前二百十七年以来，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嗜爱或政治需要的不同而迭有兴衰，但从没有像这一次遭到这样残暴的压迫与仇恨。
　　一九四八年，当我在北平的时候，做地下工作的各佛教组织代表秘密来拜访我，商研是否有团结一致对抗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我们谈得时间很长，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决心对共产主义作战。在那次谈话中，
一位虔诚而勇敢的佛教徒曾鼓励其它教徒坚定信心，团结努力。听说这位佛教徒目前正在大陆上从事反共运动。实在说来，历千百年而不变的佛教哲学，现在已因环境的不同而产生显著的改变；从古老的默念的神秘主义，一变而成为积极反共的动的哲学。我敢说，共产党决没有想到一个阐扬和平主义及出世的宗教竟在面临毁灭的威胁下而变成反共产主义的坚强份子。但这确是实在的情形。佛教徒的地下运动，乃是对抗所有共产主义教条及行为的强大作战力量。
　　儒学自始便使共产党感觉头疼，因为它有一套积极的伦理信条，以王道及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基础。这又和共产主义恰好相反。共产主义教条是反伦理反家庭的；它反对任何权势，只有共产党权势除外。
　　儒学虽然被称为具有宗教及哲学的两种性质，但若干外国批评家及中国学者都否认它是宗教。但孔孟学说中的若干点已经发展出西洋人所谓的宗教的意义。无论如何，儒学已经成为千百万人的宗教代替物。
　　但是孔子实际并没有一套哲学系统或宗教，他只着重于一项哲学课题──伦理──并把伦理主张实用在政府事务上面。毫无疑问地，共产党也要毁灭儒学。
　　党共产党占领安国不久，我曾参加共产党一个全面攻击孔子的大会，当地县民也有许多参加。当共产党狂号怒吼的时候，听众们都心惊胆战地静坐不勤。主要讲演人是一个弩着眼睛的年鞋人，显然他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已经受过重要阶段的共产党训练。后来我才晓得，他已经逐步完成村，区，县的训练中心阶段，并将被派到延安「大学」受训，然后再派到莫斯科「研究院」攻读，那里乃是若干特殊选拔的中
国青年接受一连串文化奴役训练中的最后地点。
　　「中国要灭亡了」！他喊着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俎上肉，中国已经被洋鬼子榨取枯竭了，现在日本小鬼子就在这里用枪炮飞机炸弹轰轰地杀害我们！中国何以这样衰弱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原因！那全因为中国人追随孔子，而孔子的思想是落伍的。他不像今日共产党那样眼光远大和前进。儒学已经使中国人成为奴隶，在近代世界里把他们束缚在旧的思想上面。共产主义是今天的进步思想。它可以把你们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它可以使你们在近代世界里更有权势更受尊重，因为近代世界只尊重权势和力量！
　　他毫无倦容地讲下去，反复连续地满天撒谎，一直在申述着一个主题：孔子是一个不合时代的反动者，中国如果打败日本，必须抛弃孔子的主张和理想。
　　会议结束时，他要求每个人高呼口号：「打倒孔子！打倒大汉奸孔子」！
　　听众们都怒不可遏，更感气愤的是他们无力可施。几千年来孔子一向被尊为智慧和道德的源泉。辱骂污蔑这位中国圣人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口号梗在喉间无法喊出。
　　人们在畏惧惩罚之下勉强服从──但喊出的声音并不是共产党所希望的狂呼怒吼。那位青年共产党员抑制住怒容，但也无计可施。喊声虽仅是约略可辨，但人民总算是服从命令了。
　　孔子深信在适当教育下人性便可以保持善良；道教的始祖老子则深信人性须在放任下才能保持善良。老子的无为哲学始终被认为无法实行。道教的观院虽不如僧庙或孔庙那样多，但在中国的影督也很大。许多秘密会社都多少受道教的影窖；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相信画符念咒之后便能刀枪不入，都是道教影响的明证。
　　道教开始时是一种哲学，后来逐渐发展成宗教，今日中国所流行的道教主要是崇拜商朝以后的鬼神，驱邪除魔，呼风祈雨，画符念咒等。
　　上乘的道教，像它始祖老子一样地未曾消灭。不仅词文并茂的庄子一书还被人普遍诵读，一小部份道士，现在还保持着旧日道教的传统精神，例如在山东的劳山观院，便是自古传下来的道教圣地。
　　这两派道教构成反共的核心。道士们说，我们不应强迫任何事物；但共产党却是用武力强迫来存在和生长的。道士希望生于和平，希望生命的调协和自然界的调协；希望一切事物和总体间的调协关系；但共产党却希望打仗，分裂和散布混乱。
　　那些在乡村观院里渡着遁世生活的道士们，老早就被共产党驱逐了。他们无法谋生，因为他们比和尚的组织还更为散漫。那些以默坐苦修工夫希望长生不老的道长们，都被共产党处决了。小道士们都被逐出观院，仍渡俗人生活。他们仍然秘密地操着驱邪除魔的生涯，老百姓们也替他们保守机密。也许他们的驱邪除魔便是对付那些新「魔鬼」──共产党吧？这些还俗的道士们也许会像义和团似的变成一个狂热的教派，像义和团扶清灭洋似的驱逐那些染上野蛮外国思想的中国人。
　　佛教，儒学和老子的信徒，在中国有几千百万；除此，在云南，河南，山东，及西北各省，还散布有一千万至四千万的回教徒。根据回教史记载，回教徒系于六五一年来到中国。此后，回教徒又从陆路取道波斯阿富汗进入新疆和中国其它各地。七五五年，回教首领阿不葛拉佛曾应中国政府之请派遣四千阿刺伯兵士协助中国平定内乱，后来这些兵士便散居各地，和汉人结婚，而成为今日若干中国回教徒的祖先。
　　中国回教徒一直在坚守着他们自己的宗教。回教徒在中国的一千三百年历史里，人口一直在滋生，历代子孙都继续信仰回教而很少改宗。他们对共产主义是不会屈服的。回教徒的宗教战争，证实他们的宗教热狂；大战后印度人与回教徒的战争造成印度巴基斯坦的分立。
　　谈到在中国的西方宗教，基督新教是一个根据若干教义的信仰，并分成若干宗派。而共产主义却是一们教义，一个组织。就表面来说，这一点好像是对共产主义有利的因素。但是在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已经稳定地扩展起祂在中国的工作，替人民造许多福利，并获到若干信徒。祂在各大都市开设的学校和大学，已经造就出成千成万的中国学生。祂的医院和医师已经把卫生的福音和上帝的福音一齐传播出去。
　　许多新教教士，医师已经被共产党屠杀了。这些殉难教士都足以鼓励人们的反共情绪。有一位教士的情形我知道得最清楚。华莱斯博士是浸信会教士，梧州斯徒特纪念医院院长，今年四十二岁，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死在共产党牢狱里。华莱斯博士是田纳西州诺克斯维里人，仪表动人，身材瘦高，沉默寡言，一向尽力于济世工作。他是梧州教区天主教玛丽诺尔会神父的至友，十五年来时常照顾那些卧病的美国教士和修女。战争期间，华莱斯仍留在中国，共产党进入梧州后，他依然在艰苦与障碍下从事他的本位工作。
　　梧州地方的人民，对他非常尊敬，他的声望成了他的致命伤；共产党的宣传──「邪恶的美国人」，「帝国主义央歧人的走狗」──无法伤及这位心地忠良尽心于中国人民的美国医师。
　　圣诞节的前一周，十二月十九日午夜三时，共产党兵士来到斯徒特医院敲门，声称有一位病人需要他医治。大门拉开后，兵士们冲进医院里，包围住华莱斯的住宅，把他从床上拖起，开始到处搜查。
　　他们从他的席子下面「搜到」一枝手枪。华莱斯说他从来没有过一枝枪，他的仆人也发誓说，在共产党未进来之前，这房间从来没有过手枪。但兵士们不容分说，竟在凛列的十二月天气里把他拖到狱里，身上只穿着一件睡衣。随后共产党便设法诱迫他在供状上签字。他们并且召开「控诉大会」，但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出头控告他。共产党随后又逮捕了医院里的六名职员，指称他们是「亲美反动份子」。这六个人从被捕后便一直没有下落。华莱斯又被押解着游行梧州全城和附近乡村，带着一面有侮辱性的牌子，直到筋疲力竭奄奄一息的光景，才再被关进梧州牢狱里。　　上年三月间，美国国务院宣布华莱斯已于二月十日死在狱中。同时国务院更称，「若干美国教士」正被拘禁在中共「各地」的牢狱里，但是国务院拒绝申述详细的情形，惟恐消息的来源方面遭到危险。
　　华莱斯博士并不是第一位在中共地区死难的教士，以前已经有许多人遇害，以后也有千百人遭遇牺牲──中国和外国的新教教士和天主教教士，及若干其它宗教的教友。
　　中国人早期所信仰的东方宗教，和近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新旧教，具有一种潜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日后抵抗中国共产主义的作用上，是无法衡量的。共产党之无情地打击所有宗派或信仰（不仅是天主教及基督新教），足以证明出祂们本身具有强大力量。有一天，当我和一位高级中国共产党员谈话时，我更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我说：「我们共产党有三个最大的敌人：第一是美国，第二是天主教会；第三是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
　　共产党承认天主教是它在所有宗教中的大敌人，因为它晓得天主教教义中基本精神。天主教真基督教中历史最悠久最纯粹的形式；千余年来，祂的教义虽然在适应变动的环境下而修正，但祂信仰的整体中心则始终未变。每个天主教徒在他的心灵里都有一个信仰整体，任何外力无法动摇。共产主义自己晓得它本身的力量，并且在细密地衡量别人他力量。
　　即使在结构上和组织上共产主义和天主教有相同形态时，这里面还有一个绝大的差异点：共产主义否认个人责任，毁灭所有自由，制压并消灭自由意志。反之，天主教则承认个人责任，拥护选择的自由，并主张自由意志的培养与表达。
　　天主教相信祂宗教的绝对性来自上帝；但共产主义的绝对性则来自政洽局，政治局里面的那十二名魔鬼，正在努力毁灭人类最宝贵的个性──自由意志。

第五章　　破坏中国道德传统

　　共产党一方面摧毁宗教，另一主要目的便是毁灭中国家庭生活，他们拆散夫妇，分离父母子女，企图击毁家庭制度的力量。他们鼓励年轻人嘲弄年长人，并戏谑传统的家庭习惯。这虽使人发生反感，但还是比较缓和的初步手段。更严厉的步骤随后就来。
　　最初，他们特别嘲弄「孝道」，及孝道的一切精蕴。「孝道」一词，在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孝是人伦之本，推广而及于人类的行为规则，并且是政治结构的基础。从中国四千年前有史以来，孝道一直是齐家治国之本。
　　古代的精神生活，起于崇拜及奉祀各种重要的自然现象。除去龙王，风神，水神等以外，最高的神便是「皇天」（即上帝）。与「皇天」相对的是「后土」。神和人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划界，人死后都成神，都受着后代子孙的膜拜。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奉祀祖先的风俗，起于孝的推广，但逐渐地含义缩小，奉祀祖先是想祈求死者的保佑。
　　许多中国人都没有正式的宗教信仰。他们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教徒；不是回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但极少有中国人不信仰先圣孔子，不把崇拜祖先做为生活中一部的中国人，更属凤毛麟角。在共产党未以文字及暴力宣传以前。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极少的下流忤逆子除外）是不具有孝道观念的。
　　中国人承继下最重要的活的文化，时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几千年来传袭下的道德遗产，乃是文明道德的宝藏和个人礼仪的法典。最低贱的中国人，纵使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分有一部这样的遗产。
　　中国家庭是中国文明的骨斡。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在旧日帝制时代，皇帝便是所有中国家庭的家长。中国人给他们廉正的地方官吏一个美名──父母官。中国的「家庭」是指整个家庭而言──父亲，母亲，儿子，儿媳妇。若干家庭合成一个宗族，一县里的若干宗族不仅构成一种良好的互助体系，并且是好政府的保障。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也许不敢控告一个贪污的县长，但若干宗族联合起来便可以向政府诉愿请求撤换县长。
　　在中国家庭里面，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一家里年岁最高的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是老家长。这位老家长也许是一位老祖母。所有儿子，孙子，儿媳妇都须听从她的命令。
　　家庭制度具有多年来累积起的庞大力量。这种制度刚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相冲突。因此共产党便运用他「分而治之」的手段来摧毁家庭制度。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当我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们继续斫伐家庭制度的枝干和根。
　　有一天，我在里上村听到一件故事。村子里有一位年轻的媳妇孟淑兰，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性情活泼而有大志。这两点个性引起了一位共产党工作人员对她的注意，他立刻看出她可以替共产党拉到一个新党员并摧毁一个家庭。最初，他仅是花言巧语地谄媚她。然后又设法在她和她的公婆之间制造紏纷，而使她和她丈夫之间发生裂痕。
　　他有时问她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一生和你的天才浪费在那些老顽固的身上呢？他们从来也不关心你的一切。你不应该像他们或村子里人们那样守旧。你不像他们那样愚蠢。你很有本事！你可以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妇女领袖」。
　　他夸奖她生得很漂亮，因为中国共产党引诱妇女的方法是先获到她的好感。然后他再举出其它国家共产党妇女的「成功史」，和怀有大志的中国妇女──如孟淑兰──相比。例如西班牙的帕新娜拉是一位早期的女英雄，中国也有一位附从共产党的女英雄宋庆龄。
　　共产党主张爱情已经走过几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封建式的爱情」，妇女听命于丈夫，依赖丈夫，「成为他的一部分财产」。他们轻蔑地认为「资本主义爱情」是人类关系的一种交易市场，「妇女出卖她们的容貌，青春和肉体以换取男人所供给的享受和舒适」。共产党藐视西方人在婚礼时所赠的珠宝，贵重礼品，和物质享受的允诺，更看不起文明社会中男人在求婚时所附带的倏件──优良品格，勤勉和负责的天性，愿意接受保护一位女人的责任，他们所希望建立起来的家，和所希望的孩子。在共产党世界里，男人追求女人时是允许使她成为「妇女领袖」，并且如果她的思想坚强而残忍时，更可成为「世界革命中
的重要人物」。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刺激物，但是它在孟淑兰身上却发生了效力。
　　当那位工作人员看到时机成熟时，他便把孟淑兰带走。最初，孟淑兰对他们的事还感到一些内疚。以前她对她丈夫并没有什么不忠实的地方，但渐渐便有些心意活勤。她的爱人替她想好一个逃奔的妙计。在他的指导下，她表示出特别惧怕日本人；当那年日本军队发动春季攻势的时候，安国四乡再度沦为战场，她借「逃难」为名而脱离了她的丈夫和家庭。
　　她离开家乡三年，并且加入了共产党。当她再回到村中的时候，她已经成为她那区的共产党妇女协会主席。当中日战争结束共产党公然发动他们攫取中国的运动时，她已经成了正定，　城和无极三县的共产党妇女协会主席。
　　自然她要弃绝她的第一位丈夫和家庭，在共产党当局面前公开控诉他们，看着他们「以反动份子」罪名──这是在莫须有罪名下惩罚犯人的最好借口──当场受到惩处，并且做出一个榜样给其它妇女们看：一个中国共产党妇女应该怎样「带头前进」。
　　在无极城西郊，我还看到共产党施用狡计毁掉一个家庭的实例。这一次他们是努力诱使一个少女和父母脱离关系。他们选择了一个生活最美满的家庭──父亲，母亲，两个儿子和一个温柔美丽的姑娘。一个共产党农会的青年委员何春山，选中了这位十九岁的姑娘刘维琴是他发泄色情的对象和政治目标。刘家非常保守，具有中国旧式家庭的最优传统习惯。这位年轻的姑娘不准白天到大街闲逛，黄昏后便不准走出街门。一般中国旧式家庭的年轻妇女，大部受到这样谨慎的监护，在兵荒马乱的中国社会中，可以免去许多不测。何春山决心要讨她作老婆。他无法在街头上和她碰面，并且他也不能随便走进她的家里。但是他借着共产党军队来撑腰，毕竟在她的父母反对之下走进家里去访问刘维琴。
　　有一次他严厉申斥他的父母亲不应管束太严。他们辩论争吵直弄得这两位老人手足庶措。他在这女孩子面前批评他们思想陈腐，使她的父母在她的眼里失掉尊严，利用她幼稚的思想，使她相信她的青春和天才都断交送自私而贪婪的父母手里。他嘲笑他们的行为方式，咒骂他们「专制」，并且劝那个女孩子不要每天忙于家事。
　　她的父母深觉愤怒，特别是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开始受到宣传的影响。他们无权无势，一筹莫展，虽然一再阻止他进门，但他竟恫吓着要用军队或秘密警察来作报复。
　　以前这女孩子家事做得很殷勤，现在却一天天懒惰下来，她的父母感觉有些失望了。但仍是执拗地阻止何春山和他女儿结婚。这种争执局面继续了几个月，他手段愈形毒恶了。现在这女孩子已全为他所掌握，思想也完全改变，不服从父母命令，弃绝了家庭而嫁给何春山。在何春山求婚的最后阶段中，他也利用了前面一位工作人员引诱孟淑兰的方法。那位年轻而柔顺的刘维琴也被「妇女领袖」的荣衔扰昏头脑。她脱离家庭后，思想澈底受了毒化，随后也像孟淑兰那样地做了当地共产党妇女协会主席。何春山所以和她结婚，只为了一个原因：他只有讨这样一个年轻没知识，没经验的女孩子，才能骗得旁人相信他们并不是在破坏家庭生活的旧基础，而是把它们加以现代化。把婚姻和事业联到一起，最能使中国的女孩子们着迷，特别是小城市和乡村地方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地方还没有受到西洋风气的影响。
　　在共产党世界里面，什么事情都逃不脱他们的攫取，希望获取权势的野心妇女，面目丑陋；独处无侣的妇女，意志薄弱或风流不羁的妇女，都是他们谄媚诱引的最好对象。
　　利用这些妇女作前锋，劝导其它妇女担任「革命责任」，接受共产党的恋爱和婚姻观念，并积极地割弃传统概念。在共产党占领中国前，婚姻是在慎重考虑及愉快的气氛下产生的，以期生男育女，延续宗祧，并获取两性生活的调和，及在接受责任下实现自我。西洋人所称的罗曼蒂克恋爱，并不是永远存在的，但也不是根本不存在的──纵使男女婚姻是在童年时期由父母所决定。
　　但是在共产中国内，共产党对恋爱的解释，载于他们的辩证法中，和讨论「恋爱及婚姻问题」的小册子里。他们认为新「民主（即共产主义）恋爱」乃是「男女间没有买卖雇佣关系的状态，那样才是最高形式的恋爱……这种恋爱是庄严的，灵智的，和革命的」。小册子里指导着选摆终身伴侣的方法。「共产党青年首先须注意到正确的政治思想，然后再论到教育，品格，健康，和容貌」。
　　自由离婚风气也在中共地区内盛行。现在搜集离婚案件的总数字，还为时过早，甚至共产党的那些不负责任的统计学家也还做不到。但据共产党宣称，仅在江苏省的一个城里，在共产党统治后的一年内，已经有九百三十一对「封建式」婚姻宣告离异，离婚的唯一根据，是「证明」出对方为反动，反革命，或思想落伍。这种「证明」，可以像犬吠驴鸣那样迅速而容易地提出，只有一方想有离婚的打算，自然易如反掌。
　　逐渐地共产党又施用挑拨离间手段以促进维系家庭关系的因素的崩溃。在我逃出中共区前不久，我亲眼看到共产党如何挑拨兄弟反目以毁灭一个整个乡村。
　　这事情发生在河北省新乐县的刘家庄。庄上有五十多户人家都姓梁，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一个祖先传下来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间的兵荒马乱期内，在周围战火蜂起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这村庄一直保持安谧，自己管理着事务，丝毫未受到周围纷扰的波及。感情融洽及五十户人家的守望相助，是维持秩序及安宁的主要因素。刘家庄是宗族制度效力的最好例证，是梁氏宗族的强力与整体性的绝好证明，这个村庄自始就反对共产主莪，并且抵御住这个外来思想的渗入。
　　但到了一九四七年，一个极干练的共产党工作人员被派到这个反共而难以制服的刘家庄来担任工作。他在一天黄昏抵达庄内，住在一个两兄弟的家里。这两个兄弟早已双亲弃世；没有妹妹没有亲族；都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这种情形在中国还很少见，并且特别有利于工作人员的计划。原来党这位工作人员没来刘家庄之前，他的上司已经把全村各家情形调查清楚，认为这两位兄弟是他们最好的工作对象。他们甚至还晓得这两个兄弟，老大比较儒弱，并且探听好他所有的其它弱点。
　　这位共产党工作人员开始向老大宣传。他的这项策略立刻被这两兄弟发觉了，一齐对这些手段加以嘲笑。这位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嘲笑毫无愠意。他假装出局促不安，并且请他们原谅他的拙笨，因为他是新近加入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是如此新颖，如此具有希望，他真想和大哥共同享受共产主义的好处。他们三个人一锅吃饭，一坑睡觉，岂不和他自己的大哥一样吗？
　　他这套策略最初很少有进展。但是他用着绝大的耐心来挑动老大的野心。最后，他打动了他的野心，用花言巧语使他受了感动，并且在心理上挑拨起他们兄弟间的不睦，然后他便答应老大，如果他愿意加入共产党的话，他便可以使他成为该村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首领。
　　最后他把老大征服了。他加入了共产党。他那样快地做了首领，高兴得头都发晕。现在他完全被工作人员的宣传所左右了，他看不出来这是计划的一部份，他那日益澎涨的自大心理，使他感觉到自己才是全村中唯一能担任这项职务的伟大重要人物。共产党允诺之迅速实现，使他深受感动，于是不管不顾地作起来。
　　现在他是个共产党员了，他必须给他的行动和地位做辩证，他必须找出个道理来证实他行动与地位的合理。梁氏族人和所有村中居民都异常震愤，因为他加入了共产党并把全村出卖给共产主义；他们看到全村的团结结构已经被分裂了。
　　这位工作人员开始努力训练他如何用毒恶手段压制抵抗。这位新党员也拼命在村里制造紏纷以期争取党徒。他的弟弟像从前一样地和他辩论，但是毫无成效，最后便和他断绝往来。他在村子里获到几个党徒，党他获到每一党徒时，便在人民间散播下紏纷和愤怒。他开始用「斗争」──人民法庭或人民审判──手段来制服村民。每个人都晓得，所谓「人民审判」便是私刑的别名。对刘家庄的人民来说，这是他们难于忍受的恐怖，他们谴责他们中间的汉奸，并严厉地咀咒他。人们对他愈是愤怒，他对人们愈是毒恨。因为他失掉了弟弟，又没有朋友，也不能收回他一切的恶行，他只有做一个澈底的共产党员，希望那些新党徒们对他的残暴行动鼓掌喝采。从那时候，刘家庄便不再有和平的日子了。
　　刘家庄的村民，像中国其它无数的乡村人民一样，相信严格规定的道德法。这种道德法是从孔子哲学中传下来的，「君子」被尊为人类行为的典型和范式。在全中国各地，习惯上是由年长者来教训家庭里或一地方上的年轻人，君子不做这个，君子不做那个。这项道德法并且鼓励一般平常人努力作个好人。
　　共产党对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一直加以攻击，因为他们看清，任何严格遵守这种道德法的人，都不会照共产党的要求而从事为党牺牲。他们承认传统的中国伦理力量的伟大。很少的文明国家能够像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北方人──那样达到个人道德的高度水平。在中国南部──共产党首先在这里得到党徒──这种美德倒不像北方人保持得那样坚定稳固。北方人有一种极纯粹的生活方式，特别在维持妇女贞节方面有绝大影响。
　　共产党利用人们的最劣天性来完成他们的目的。他们在乡村和城镇的墙上贴起如下的标语：「打倒孔子道德」，「打倒孔子正义」，「打倒孔子礼仪」。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在城门外下了大车，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检查我的护照。他们都穿着短棉布裤和草鞋，腰际以上完全赤裸着。我常看到苦力和农夫在夏天做工时穿着不扎腿的粗布短裤。在我的经验中，我从来没看到过任何一个中国妇女──不管穷富──像那女孩子那样地半身赤裸着。
　　当我走进城以后，我看到很多这样打扮的女孩子，有的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有的更显出局促脸红，只有少数女孩子老着面皮自觉得意。直到后来我才晓得这种「新装」的详细情形。共产党主张年轻人要「舒服一下」，同时并可以节省棉布。最初他们建议，为了经济起见，男人应该脱掉他们的长袍马褂。后来他们又告诉人们说，在共产主义下男女是平等的。如果男人们可以在暑热的夏天享受到较多的舒适时，何以女人们就不应该如此呢？当父母劝告他们的女孩子们不得如此粗野时，共产党便下了一道命令。当我到那里的时候，这道命令刚在实行。我走到各处都听到人们在抱怨这种违犯礼仪的行动；在我离开之前，共产党终于在舆论沸腾下废除了这道命令。
　　当共产党力量尚未完成绝对统治之前，他们有时候操之过急地推行那些不近人情的新理想，而结果归于失败。每常这种情形发生时，他们便迅速撤退，在「人民的意思」前面低头。
　　但同时他们又组织并促进各种青年运动，并渗入各种教育机构之内，或自己设立新的教育机构。这些都可以使他们有绝好的机会来推进他们的理想：所有事物的享受──教育、吃饭、睡登──必须男女平等。
　　当我们在高各庄的学校还未受日军的蹂躏之前，共产党曾在那里开设了一个「模范」宣传学校。校长在道里推行起所有共产党的新理想。远处乡区来校就学的男女生，都住在学校里面。男女宿舍隔离起来，宿舍学生都并排睡在坑上。但是这位共产党校长竟以提倡男女平等为名，迫令男女生睡在一个坑上，男女相同地睡下去。
　　但是这次共产党又遭到坚强的反抗。每个村子附老百姓，对共产党这种新花样都表示不满。
　　有一次在一个基督教村庄上，若干共产党领袖跑来向我抱怨，他们说那些女孩子们拒绝「慰劳」他们。一个共产党说：「这些农人受的教育太不够，他们不欢迎我们这些新理想」。
　　又有一次，安国县的共产党县长（就是民选县长王焕章被捕入狱后的继任人）在城外的街上看到一位年方二八的绝妙小姐。他派一位随员和那位小姐的母亲说，他希望讨她的女儿。党日本占领时期这类事确常发生，但是日本人乃是他们的野蛮敌人。他们不希望这种事项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军队官员里面，而共产党仍在伪称他们是人民的保护者。
　　女孩子的母亲大为震骇，拒绝了县长的请求。
　　她对这位提亲的人说：「我的女孩太年轻，还不到出嫁的时候」。
　　来人的口气非常严厉，态度非常傲慢，他的威胁和蛮横言语使她手足无措，于是跑来向我求援。
　　「我们怎么办呢」？城问我说。「如果我们再拒绝的话，他们便会指控我们是奸细」，她对我说：「也许我们的全家会被杀掉，而女儿仍被抢走。我们怎么办呢」？她哭喊起来。
　　我想了一会，然后告诉她先拖延一下时间，并且不要触恼那位县长。这位小姐有一些眼病，于是我想起一个主意。
　　「告诉他你的女儿有砂眼」，我给他出主意，「必须到保定去医治。我将和几位修女安排一下，照顾他几个月，我们可以每星期给县长送个消息，说是医生说她的眼病需要澈底治疗，也许还有其它的病要检查一下。我相信他会等得不耐烦。当他不耐烦再等的时候，我们再把她带回来」。
　　这位母亲很高兴这条妙计，回家后便准备用这番话答复。
　　但到了第二次却是这位县长亲自来了。好在女儿当时恰好不在家，她便要求他等候几个星期，她希望把女儿的砂眼治疗一下。他有些不耐烦，告诉她说，他不怕砂眼，他一定要在几小时内把姑娘接到家里去。说完后径直走去。母亲惊惶失措了，又跑来求我帮忙，我只好立刻想办法。我立刻带着那位姑娘，搭上大车赶着十六英里的旱路，在当天下午抵达安国县城。第二天我又带着她赶了四十英里路抵达保定的修道院。整个战争期间她就住在修道院里，最后做了修女，担负护士工作。当我再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上海圣心医院工作。她那次的狼狈出奔，还在我们的恍惚记忆中，想起来还觉得可笑。她告诉我说，她的家庭对她的职业和工作都感觉满意，那位县长也不曾采取报复手段──这一点也正如我的预测。因为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早已找到另一位「慰劳者」。
　　又有一次，我骑着脚踏车从博野县的一个村庄到县城里去。当我走近县城的时候，我看到前面有一群人，我认为那也许是个集日。但是那天并不是集日，这群人的集聚好像是有椿大事发生。我听到锣鼓喧天，喇叭声震耳，一群人的行冽浩浩荡荡地在大街上摆开。许多小孩子领在队前，举着绣有共产党标语的旗帜。我从车上跳下，杂在人群之内依在一堵墙前面看看有什么事发生。行列走到尽头，一位二十几岁的妇人跳上一个凳子上向观众们高声演讲。她撒着满口村言，披头散发地咒骂指控她婆母的各种邪恶和无礼行动。这是中国农人表示极端震怒的方式，头发披散得越乱，越表示出她是怒不可遏，痛楚难伸──不管是真是假。
　　那位老婆母对墙壁蹲伏着，羞愧得不敢抬头。头上带着一顶尖帽子。这位媳妇不时地咬牙切齿，握着拳头，破口谩骂那位老大婆。那老大婆只有把头低下去。
　　那是一个下午的时光，太阳从槐树照射下来，微风吹动树叶，树影在地面上零乱地动摇着。在炎热夏季天气里的观众，都静悄悄地一声不发，那位年轻女人的粗糙声浪，暴烈地冲破寂静的空气，正像用利斧砍木一样地刺耳。我看一看临近观众的眼色，看出大家都在怜悯那位老太婆，鄙视那位年轻的媳妇。
　　中国家庭生活并不永远美满，这倒不是什么秘密；家庭生活之不美满正如生命本身之不美满一样。中国像所有文明国家一样，有一句俗语，不要在大庭广众下洗脏布（意即家丑不可外扬）。不过中国人比西洋人更能细心地遵守这项习俗。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大庭广众下污辱他的家庭乃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我一面想着这句话，一面惊愕地摇着头，想不到在这个礼教统治的小地方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骤然，这位媳妇停止住她的激昂演说。她向那些锣鼓手发了几句命令，并对游行领队人点头打个招呼。一个面目狰狞的年轻小伙子昂首阔步地走到老太婆前面，命令她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老太婆挣扎着站起来，还想掩住羞脸，他不耐烦地推了她一下，她跌了下去，再勉强站起来。他下令锣鼓手和举旗帜的人们重新整队。锣鼓号角齐鸣，大队开始再向前行进，那位可怜的老太婆还带着尖帽子，一蹶一点地跟在后面。媳妇在后面押队，再开始破口大骂。村民散散落落的跟在最后，都露出悻悻的面容。
　　我直看到最后一位游行人的影子消失后，不禁这样想：这实在是个奇怪而悲惨的游行，后来我听见人说，这乃是全县首次发生的事件。我无法丢掉这个记忆，便向别人打听这件事发生的缘起。这位老太婆是在她媳妇成为共产党后的牺牲者，她只有接受这种公开的凌辱，否则便要被处死。这位媳妇是要表现出她从旧日尊敬家庭长辈的传统习惯中的「解放」。
　　当我愤懑不平地正要踏上脚踏车走开时，我发觉一位老年人正在注视着我。我们眼光碰到一起时都觉得局促不安。他把眼光转向下看，一面撂着颔下的白胡子。他摇着头，深深叹了一口气，再看了我一眼，好像是在自怨自艾。
　　「没有道德了──完啦──全完啦──道德全没有了」。
　　他没有等我的回答，沮丧着信步走去，重重地柱着他的手杖。我还听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德沦丧时，什么事就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