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调查之一：忧心忡忡的大背景——摇摇欲坠的基础教育
作者：赵启强
我们在关注当代中国的精神堕落时，首先指向了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缺陷。而知识分子中，我们的关注重点又是许多教授学者的腐败。这不是要证明教育界是当代中国道德滑坡的“重灾区”，而是因为校园原本是一个最不该腐败的净土，因为校园比任何一个机构更能影响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前途——那里不仅集中了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还孕育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可以不夸张地说，对当代社会来说，教育的质量决定一个民族的质量；今天有什么样的校园，一二十年后，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再往大里说：中国校园的命运和前途，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
因此，我们谈中国人的精神品质、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就不能不把视线投向中国的校园……
先从中国教育的大背景说起。
（目录）
1、教育经费投入低，基础教育负债高
2、天怒人怨说教育
3、触目惊心的“吃教育”
4、农村孩子为“吃教育”的人买单
5、教育进入十大暴利行业，教育成奢侈品
6、横向比较——我们的教育与“国际接轨”了吗？
7、纵向的比较——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学费是20元
8、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
9、奥运金牌世界第二，大众体育资源欠缺
10、高端教育比拼欧美，技术创新落后巴西、印度
11、被权力渗透的中国教育
12、中国教育的官场化
13、知识分子曾经对蒋介石说：“大学不是衙门！”
一、教育经费投入低，基础教育负债高
2003年3月6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称，中国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为2640亿元。
这个数字很低：中国一年的教育投入，还比不上职务消费的两个小项——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
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只占中国经济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几，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
与教育投入短缺相对应的是，中国基础教育的负债总额急剧上升——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6月23日，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说，“经审计调查17个省（区、市）50个县的基础教育经费，发现存在基础教育负债严重。
李金华说，50个县2001年底基础教育负债为23.84亿元，2002年底上升为31亿元，增长30%；到2003年6月底，仅半年时间又增长了25.7%，达38.98亿元。负债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负债总额相当于这些地方一年财政收入的80%，最高的四川省小金县负债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6倍多。同时教育负债面也很广，有些县80%以上的中小学都有负债，宁夏中宁县中小学负债面达96%。债务已经成为县乡政府和学校的沉重负担。”
教育经费投入低，负债高的结果是，学校乱收费成了当今中国久治不愈的顽症。
还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6月在全国人大所作审计报告中的数据——
李金华说，“50个县基础教育收费规模仍呈增长趋势。2002年收费总额23.2亿元，比上年增长7.8%，学生人均负担469元，增长4.68%。乱收费问题仍然存在，50个县中有45个县存在此问题，2001年以来共违规收费4.13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违规出台政策收费2.46亿元，中小学自行违规收费1.67亿元。江苏省溧水县10所中小学违规收费达3049万元，占同期全部收费的39%。”
据新华社的消息，教育乱收费问题已经引起了执政党最高层的关注，中共政治局常委吴官正责成相关部门对教育乱收费问题进行调研，并强调，对那些仍然我行我素、违反规定乱收费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共发现教育乱收费问题2566个，清理取消违规收费项目累计361项，109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广州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张铁明研究员说，'一些重点学校每年收的赞助费超过千万也不稀奇。’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十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3日）
2000亿！而我们轰轰烈烈搞了十年的“希望工程”，募集资金只有20亿。
二、天怒人怨说教育
学校乱收费已经让许多贫困或不太贫困的家庭，不堪负担子女的教育；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最近几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以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的发言为证：
——从教二十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于小文，在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二次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教育是国家一项根本性的事业，应当最纯洁、最重要。但是现在一些学校的暴利问题突出，甚至有人称教育为一个暴利行业”；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对教育的高收费表示了强烈地关注，他问，“教育收费已经成为部分家庭的沉重负担，是因为教育成本增大了，还是滋生了一些人的腐败？”
教育暴利与教育腐败是一对双胞胎，这是最近几届“两会”代表、委员普遍关心的问题。
以下是新华社记者（翟伟、刘军、奚彬）的报道：
在江苏代表团驻地国谊宾馆大堂，南京林业大学教授赵奇僧代表给记者讲了一件事：去年，一位同事的孩子中考时距当地重点中学录取线差1分，最后花了4万元才获得一个入学名额。“要上学吗？拿钱来！”把教育扭曲成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活动，把本应由政府投入的教育投资，变相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这对大多数工薪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对此，扬州大学教授刘秀梵代表发表了看法。“最近新闻单位报道的有关沈阳市教育收费情况，就让人心中不平。每年沈阳市小学新生入学和初中(民办公助)招生，市物价局规定每名学生只收9000元，但到了各学校则变成漫天开价，有的收2万，有的收3万，甚至收5万，令学生家长苦不堪言。这种情况必须下决心治一治了。”
更大的腐败集中在高校。赵奇僧代表说，“一些地方高校扩招后，教学质量滑坡无人关注，教师岗位津贴却大幅上升。据调查，一些高校平均每名教师仅工资、津贴等收入加起来就有六七万元，远远超出当地公务员的薪金。华北地区一沿海大城市所做的统计表明，高校教师如今已被列入高收入阶层。单靠国家拨款，教师无论如何也无法跻身富人行列，'吃学生’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教育腐败吗？”（新华社记者翟伟、刘军、奚彬：《要上学吗？拿钱来！——人大代表痛斥教育领域腐败之风》）
教育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相当稳定的恶性循环：投入低—负债高—乱收费；最后是“吃教育”……
谁在“吃教育”、“吃学生”？当然是为人师表的老师和校长们；靠什么吃？靠的是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各级学校的掌门人将市场经济法则引入校园，利用供不应求的教育资源牟取暴利。他们将教育变成商品，明码标价，花样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择校费、赞助费、补课费、中考费、转学费、水费、电费、自习费、基建费、计算机费、耳机费、资料费、取暖费，以及各种强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点班、实验班的费用等；一些基层政府则通过中小学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敬老院费、保安费、集资费、危房改造费、代课教师工资、超计划生育罚款、社会抚养费等；还有一些社会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强行订阅报刊杂志，推销保险、食品、学具等。
一些城市热门中小学择校费或赞助费数额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哈尔滨一所重点小学的择校费要3.5万元，北京一所著名小学的择校费今年已涨到7万元。”（新华社记者赵华：《教育腐败千夫所指》《央视国际》2003年12月08日）
这是一个绝对的卖方市场，所以他们定出天价而不给购买人讨价还价的机会；家长即使愿意花高价，也还得托人——收下你的钱，收下你的孩子，是学校给了你面子。
从“吃学生”中获取的暴利，已经让许多学校赚得盆满钵满。这几年，好多学校掀起大修楼堂馆所的热潮：多功能厅、学术会议厅富丽堂皇，校长办公室越来越气派，学校也越来越华丽。校长们频繁地出国考察，教师们假期免费旅游。到了年底，各个学校发年货、定做高档服装；一些重点学校的奖金一年下来可以拿到好几万。
对这种“吃学生”的腐败，家长控诉了好几年，媒体声讨了好几年，上面似乎也有所察觉，每到新学期开学，都有禁止学校乱收费之类的文件下达，但暴利教育依然没有改观，这个问题依然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的重点话题。
据《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召开的重庆“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择校费”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说，享受义务教育是法律赋予我国青少年的合法权利，而“择校费”已经危及国家义务教育的基石，有些区县农村中小学生由于交不起“择校费”而被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外。
在这次“两会”上，重庆市政协委员徐晓告诉记者说，作为教师，自己所了解的“教育腐败”情况比一般人可能更多一些，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徐委员学校的所在区有一重点学校校长，调入学校不到三个月，屁股还未坐热，就以考察为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溜达”了一圈。
校长们笑得合不拢嘴，跟着笑的还有教育部门乃至各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
“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乃至相关部门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向重点中学收取的择校费按比例提成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学校的请客送礼、公款旅游、铺张浪费大多是从这笔费用中报销。”这份提案的牵头人台盟重庆市工委主委连英俊委员称，这实际上是把搞腐败的经费都算在教育成本中，分摊在学生头上。有些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想方设法消除这一差距，而是将自己的利益与“择校费”捆绑在一起，“择校费”成了教职工的奖金、福利补贴和改善学校设备的主要经费来源。学前班也分级收费……（见《央视国际》2004年02月06日）
“吃教育”，吃得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债台高筑；“吃学生”吃得许多教师、校长、教育局长脑满肠肥，吃得学生家长天怒人怨！
三、触目惊心的“吃教育”
即使代表、委员们披露出来的教育问题已经招致了社会的天怒人怨，但他们所看到、所反映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官方的审计和统计数字更是令人震惊——“吃教育”、“吃学生”能吃到那种程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还是李金华审计长这份报告中的数据：“一些县的教育及财政部门'吃’教育问题十分严重。如2002年以来，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及各镇教办挪用学杂费等2561万元，主要用于建办公楼和办公、招待费开支；市财政局挪用400万元平衡预算。1999年以来，该市教育局还将中小学生订阅图书资料回扣款等1356万元，用于私分和吃喝，其中私分1103万元，招待费等支出253万元。吴川市地处粤西地区，财政十分困难，但该市教育主管部门在2002年至2003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其中市教育局吃喝209万元，人均近3万元，是同期在职教师人均工资的近1.5倍；17个镇教办吃喝和发放补贴402万元，人均2.9万元。（见《审计发现少数地方挪用挥霍基础教育经费严重》新华社北京2004年6月23日）
广东化州不过是一个县级市，既不知名也不富有，它的教育局一年多的时间所吃、所占的教育费居然高达二千五百多万；而广东吴川市则是贫困地区，吴川市教育局挥霍教育经费的豪放更是触目惊心——
经媒体的进一步查证：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吴川市教育局机关餐费开支209万多元，教育局属下17个教育办公室餐费开支402多万元，总计高达611万元之巨。不仅豪吃，这位教育局长还敢豪花：他的司机一年就报销了17万元之多的修车费。据核实，这些修车票据符合规定的只有1万多元；这位局长还从下面的学校挪用56万元、从局办公室挪用资料费10万元、从民办教师基金中挪用10万元，用这笔76万元的巨款一次购买了两部小车（丰田佳美），但车买下来后从来没回到教育局……（新华网广州6月24日电题：《600多万元教育经费是如何被“吃”掉的——广东吴川教育局“吃”教育问题调查》新华社记者张朝祥、徐清扬）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如此豪吃豪用、挥金如土的教育局居然负债数亿元！
这个数字出自吴川市主管文教的副市长李梅之口。
下面是这位主管副市长在接受《新快报》的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记者：吴川市地方政府是什么时候得知吴川市教育局吃喝教育经费问题的？
李梅：去年底审计署广州特派办来到吴川对教育局进行审计。市委、市政府得知审计结果后，非常重视。4月29日，即通过人大常委会免除了教育局局长(苏李祺)职务。
记者：吴川市审计局每年都要例行对教育局进行审计，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
李梅：这个问题上面正在查，我不好说。
记者：吴川教育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李梅：财务管理不是很完善。我们现在正积极配合上级清理和查处有关问题。原来经费报销都是局长“一支笔”通过。现在我们要求大金额的报销要通过集体批准。原来在外面酒店挂账、签单造成招待费比较高……
记者：吴川市教育经费情况如何？
李梅：负债几个亿，具体多少还没有核准。原来可以通过向群众集资或捐资解决教育经费，现在实行“一费制”，本地财政负担不了。现在教育局账面上是负债，没有余额。（林劲松：《豪吃600万的吴川教育局负债数亿局长被双规》《新快报》2004年6月28日）
与高额债务相对应的是，是这位刚被免职的市教育局长的豪宅。我们是从记者配发的照片上看到了这座豪宅——一座亮丽的独门独户四层小楼。
如果不是国家审计总局查实，如果不是这位胆大妄为的教育局长已经被免除职务（还没有见到要他承担法律责任的报道！），这些数据大概永远都不会被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即使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绝对拿不到这些数据……
四、农村孩子为“吃教育”的人买单
将债台高筑、摇摇欲坠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吃教育”的豪放联系起来，的确有点儿不伦不类、不可思议。
但这是真的。“吃教育”的人所吃的，恰恰是农村的贫困学生。因此，巨额教育债务的受害者是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是广大农村的莘莘学子而不是主管教育的教育局。
前面谈及到的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不仅可以每年吃掉和私分教育经费上千万元，他们还挪用了794万教育经费，给教育局盖了一座建筑面积5271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这个教育局共106人，人均办公用房超过了50平方米。而它属下的许多学校里，学生却只能在四面漏风的危房中上课。这种景象是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一个节目中看到的。
在这个节目中，记者的镜头从教育局豪华、明亮、空旷的办公室转到了破烂不堪的乡村学校。从画面上看，教育局的办公大楼富丽堂皇，而孩子们上课的教室却破烂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民间形容乡村学校的顺口溜：“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椅子，新中国的孩子”
可是不，从这个画面上看到的教室肯定不是清朝的，桌椅也不可能是民国的；能经历一百年风雨而不倒塌的房子应该是不错的房子，能用几十年而不散架的桌椅也肯定是不错的桌椅；不，这里的凳子是用木板和砖头搭起的，这里的房子是以最简易的方式凑合出来的——单薄、简陋，摇摇欲坠，外墙还用木头柱子斜支着……
下面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记者（郭峰）：这个柱子是做什么用的？
化州市新安镇横岭下小学教师：这柱子是预防危险的，是保护安全的，建房以前是没有的。这个教室被定为危房以后才打上去的，大概有三年左右了。
解说：我们了解到，这所小学……几乎都是危房，除了几间破损严重的已经无法使用外，大多数仍在使用。这里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
卢国平（化州市新安镇横岭下小学校长）：下大雨刮大风上面的瓦面就重量加大，压力就加大，怕有危险。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采取一定的措施，如果能把学生转到安全的地方去，我们马上就转移。如果下着大雨，学生还在家里，这两个班的学生就可以不上学。
记者：小朋友，你们在这儿上课怕不怕？
学生：不怕。
解说：孩子们说不怕，可谁又能为他们的安全打保票呢？在另外一所小学，人们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去年9月28号，这所小学的几间校舍突然就坍塌了。（〈焦点访谈〉：〈孩子们每天就在这样的危房里上课〉2004年6月23日）
我们众多的农村孩子，就是以这种方式为那些“吃教育”的人买单的。
五、教育进入十大暴利行业，教育成奢侈品
一方面基础教育债台高筑，另一方面侧是教育暴利。
这是中国教育十分矛盾的现象。
暴利？
巨大的教育管理成本，巨额的基础教育债务，在危房中上课的学生……这种教育还会有暴利？
农村的基础教育肯定没有暴利；农民们连“义务教育”都买不起，哪会买你的高价教育？即使一些县、乡中学也收高价，但交不起学费的农民大不了让自己的孩子辍学，也不会像城里人那样任学校宰割。今天，许多农村孩子读完初中就不读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负担不起更高一级的教育费用。
新华社记者周伟、胡锦武在江西省的一个贫困县波阳县采访时，一位学生家长给他们提供了一份孩子教育支出的清单。他的孩子上初中，也就是说尚处在属于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阶段。
下面是这位家长提供的教育支出清单——
初三上学期（21年下半年）：7月19日书本费370元；7月20日补课费80元；8月11日学校上课费180元；9月4日报名费450元；10月25日交学校160元；2002年元月9日试卷费7元；2002年2月4日寒假补课费50元、试卷费5元。交费总计1302元。
初三下学期（2002年上半年）：开学报名费292元；4月10日试卷费30元、英语听力磁带15元、报考费160元；5月6日学校补课费200元、试卷费20元；5月14日交学校70元。交费总计787元。
（《江西一位学生家长的教育支出记录》新华网南昌2003年9月9日电）
这个贫困县的初三学费，一年下来是2089元，如果再加上必须支出的伙食费、住宿费及服装、文具、参考书籍等的花费，那么，这个义务教育每年的支出不会少于3000元人民币；还有，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学，这笔支出还要加倍。这样的教育消费，就算对于已经脱贫的家庭，就算对于城市的一般工薪家庭也无疑是沉重负担。
那么对贫困家庭，这几千元的“义务教育”意味着什么呢？
按2004年7月年的最新统计，中国目前年人均收入达不到637元的贫困人口，从2002年的2800多万，增加了80万，达到了2900万；而就是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年人均收入达不到882元的相对贫困人口还有5600万。
也就是说，今日中国吃不饱饭、或刚刚能吃饱饭的人口有8500万。
显而易见，要这8500万人去购买年人均3000元的初中“义务教育”，就意味着他的全家即使不吃、不穿，也得举债完成。
教育的高价化，使得“教育俨然成为以财富多寡来决定弃取的奢侈品。其恶果是，必然形成富人交得起学费上得起学而穷人却上不起的局面，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和国民素质的综合提高。大米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需品，对于发展机会而言，教育就是每个人发展的大米。如果哪个社会连大米都成了奢侈品，谈论一切都是白说。”（曹林：《教育变成奢侈品：2000亿乱收费让教育陷入尴尬》《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4日）
能从教育中牟取暴利的，主要是城市的学校。
与这二十年中国人的结婚花销增长了一百倍一样，中国人的教育消费，是另一项高速增长的开支。
教育是否应该成产业的争论尚未完成，教育产业化已经在中国实实在在地扎下了根；不过四五个年头，但其蓬勃发展的势头令人咋舌。
据新公布的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小学教育排在房地产行业之后，为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二。
下面是十大暴利行业排名：
1、房地产：上半年房价涨幅9.2%
2、中小学教育：10年乱收搜刮二千亿；
3、殡葬：墓地比商品房还贵；
4、出版：批发商掠走55%利润；
5、汽车：利润高达30%以上；
6、眼镜：利润多少以“倍”计算；
7、电信与手机：手机赚钱电信就赚钱；
8、医药：80%药品通过医院卖出；
9、出国留学中介业：交易额最少达30亿；
10、网络游戏：盈利可能超20亿.
（见魏雅华：《2003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大盘点》《新快报》2004-03-18）
教育进入十大暴利行业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人大代表就此发表了看法，并以此为题写下了自己的提案；包括中央台在内的许多媒体也就这个排名作了专题报道和讨论。
有媒体问：“如果敛财是由于国家投入不足，那么这多收的2000多亿元都是用在了教育上吗？答案是否定的，据媒体报道，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学，仅2003年查出的一笔教育乱收费就高达700多万元，几名校领导私分了这笔钱。教育腐败是最让人痛心疾首的腐败，它和国家投入充足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教育腐败一日不除，教育便难以杜绝暴利。教育是民族的未来，是各项事业的基础。现在是全社会行动起来，阻止教育成为暴利行业的时候了。”（《解放日报》2004年1月6日）
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暴利只是针对中小学校而言；但如果连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都是暴利，高中还用说吗？大学还用说吗？不同的是，在没有实行义务教育的高中、大学里，高收费是合法的、理直气壮的，所以没有人关注。
另外，教育暴利更多的是指城市的教育：国家给城市学校的经费不仅比乡村学校高，而且旱涝保收；尤其是大学，既可理直气壮地向国家伸手，又可理直气壮地向学生索取高价。一个萝卜两头切，岂能不切出暴利？
教育产业化，已经引起了越来越的中国人的不安。一位署名“雅科夫”的网民写了《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一文，文章在网上贴出来，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包括人民网在内的上百家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更多的人在这篇文章后面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这篇文章同样打动了我，其中最令我感动的下面的文字——
那天我看到一幅照片，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独自一人举着木牌上街游行抗议教育产业化。木牌上写着：“任何学校都不能以学生为赚钱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把学生作为商品和财源来榨取的。”老教授坚定的目光，使我早就麻木的情感受到一丝触动，我看到了久违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照片上老教授是孤独的，然而实际上他并不孤独！在他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呼吁平等教育机会，为教育产业化敲响丧钟的人！
六、横向比较——我们的教育与“国际接轨”了吗？
教育“暴利”之说，恐怕很难让办学者接受，他们肯定会以“国际接轨”来算账；而且，这个“国际”，必定是接到人均收入高出中国数十倍的欧美！他们会说，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收费并不高的。
但也有人算过帐：加拿大的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7.2%，中国则占60%-70%，所以中国大学的收费标准实际上并没有与西方的大学“接轨”。
接轨更不会接到欧美的中小学校那里，因为西方的中小学大多是免费的，而且连学杂费、午餐费、牛奶费都一并免了！
不止一位有孩子在欧美上小学的朋友给我谈到那里的中小学教育时，都发出过相同的感叹：“那才是真正的义务教育！”
不仅欧美，在教育问题上，我们这儿十分时髦而努力的“国际接轨”，也不会接到并不比我们富裕东欧——俄罗斯、波兰、捷克……
和我们一样，这几个国家也正在进行着改制、改革的转型。我们曾经从我们的报刊上读到许多关于这类国家在改革中出现了贫穷、混乱、经济下滑、通货膨胀、怨声载道的报道。那时，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特色的改革感到多么幸运和骄傲啊！但是，即使在这些绝不会让我们羡慕的国家，也没有因为“穷”而“吃教育”！
九十年代中期，作者曾经在莫斯科生活过——那是俄罗斯最困难、最混乱时期。一次，一位朋友将国内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接到莫斯科上学。朋友只用了两天时间，没有托任何关系就办好了转学手续。
对这种在中国人看来几乎是神话般的效率，我当然惊讶，以为是钱的使然。就问她，学费是多少？朋友回答：“不收一分钱，还免费管一顿午餐，一份牛奶。”
这种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免费午餐，是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孩子们都能享受到的……
还是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朋友从捷克回国探亲，给我讲了她在布拉格为女儿上学和学校当局的一次接触——
朋友是一位舞蹈演员，离异后独自带着女儿在国内生活。女儿刚刚六岁，第一天上学，班主任挨个问小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这是许多中国老师的习惯，她们或他们对学生的摸底，不是学生的学习和性格，而是他们的家庭背景，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轮到朋友的女儿时，她刚说了一句“我没有爸爸……”就被同学们的笑声打断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朋友的女儿因此而被同学们欺负，以至于她常常害怕到学校去。后来，朋友领着女儿去了捷克。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母女俩以小买卖为生。因为没钱租用铺面，她每天早早地拖着一个小行李车，到中国商人那里批一点小商品，然后拉到市场或地铁口出卖。由于没有铺面，她的居留签证总是很短、很麻烦，所以身份问题比谋生更让她忧心。这种状态下，孩子的上学就自然想都不敢想。
大半年过去了，一次有同胞劝她去试一试，说是捷克上学应该没有在国内那么难。于是朋友领着女儿，忐忑不安地按别人告诉她的地址去到了一所小学。
小学的建筑很典雅，而且安静得不像一个学校。朋友走进去又马上退出来，以为走错了地方。到外免拼了拼大门上边的字母，是学校啊！才又进去。
朋友战战兢兢地见到校长；她很紧张，担心人家问她的居留身份，担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来长期居留签证或是介绍信之类的手续……
校长是通过小女儿的述说才知道母女俩此行的目的——女儿已经会了一些简单的捷克语，所以常常给妈妈当翻译。朋友称女儿是她的“小嘴巴”。
听懂了母女俩是为了上学而来，那位捷克的校长十分高兴，他没有问及母亲的身份，没有看她的证件；当然更没有向她要钱，就马上将一年级的四位老师叫来，然后校长问朋友的女儿：“你喜欢跟哪位老师上学？”
这位捷克校长要让孩子自己挑老师！
女儿选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老师后，所有的入学手续就算办完了。
女教师将女儿领到教室，向全班30几位同学介绍了朋友的女儿，并说，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要欢迎她、爱她。一位小女生站起来问：“老师，我可以吻一吻外国同学吗？”
老师说可以。于是孩子们排着队走到朋友的女儿面前，轻轻地拥抱、吻她的脸颊……
下午放学回来，女儿带回了校长对妈妈问候：“你妈妈真好，她很关心你的学习。请代我向你妈妈表示感谢。”
校长感谢朋友重视教育，将孩子送到他那里……
讲到这儿，朋友又被当初感动过她的事感动了，我看见她的眼睛湿润了。我同样被她的故事深深地打动，并且为她在海外当“二等公民”的遭遇，有了一丝安慰；至少在人格尊严上，这个清贫的单亲家庭得到了与别人一样的尊重。
我甚至庆幸她走了出去——尽管她很艰辛；但想想，要是留在国内，一个30多岁的舞蹈演员，靠一个人养活孩子，靠一个人的工资负担孩子的教育就不艰辛吗？如果她要到别地城市去寻找机会，她怎么解决孩子的初级教育？即使她去的城市不是首都北京，即使她并不奢望找到她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所找到的那么好的学校，我们也可以想象她领着女儿在一位位校长面前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嘴脸；最后，就算她恳求了、花费了、托了关系而允许她女儿进入学校，她能负担起女儿的借读费、择校费吗？
七、纵向的比较——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学费是20元
当“接轨”无法给利益集团带来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不谈“国际接轨”而只谈中国国情。
谈国情的时候，他们总是谦虚的、谨慎的，不再张扬，不再吹嘘我们的GDP已经连续多少年、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在这种时候，他们总会低调地告诫老百姓：不能和人家比啊，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有13亿人口……政府要解决13亿人的温饱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是13亿人的教育！
是呵，一个要养活13亿人的政府该多不容易啊！再小的问题只要乘上13亿，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问题；再小的支出只要乘上13亿，就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开支！
可是为什么不将辛勤劳累的人、创造财富的人乘上13亿？为什么不将人均纳税额乘上13亿？如果我们把视角变一变，13亿人口这个基数，就意味着中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向政府纳税的人，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能有13亿纳税人的养活和支撑，中国政府比起那些没有人气的小国政府该是多么的幸运和底气十足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13亿人口组成的巨大市场，应该是发展的机遇和条件，而绝非负担。
这是题外话。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当前的教育到底算不算高价？
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虽然贫穷，但不为子女的教育发愁。
既然不能与基础条件好的西方国家比，那就跟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比。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四十年里，中国人经历过无数次天灾人祸、人祸天灾——屡屡挨饿，缺吃少穿；但至少有一点毕竟让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穷人怀念：那就是不必为孩子的教育发愁。只要孩子用功好学，总会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最贫困的农民家庭，也是孩子能考到哪一级，就上到那一级。那时候，没有穷人因为缴不起学费而辍学、甚至自杀的！相反，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贫困的农民家庭，竟然有好几个孩子都读到了大学，从而彻底结束了世世代代当农民的宿命……
不过，这个类比也有几个令人尴尬之处：那几十年的中国人，全是低收入，国家几乎只给劳动者发放饭钱——很多时候连吃饭都是紧巴巴的——其余的，住房啦、医疗啦、教育啦，政府理所当然应该包揽下来；再者，那几十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比现在低，考上大学毕竟只是极少数人的机会；再加上政治原因——因出身不好而被高等教育拒之门外；以及在“文革”期间，干脆全国停课十年！真是空前绝后啊！别说欧美，即使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被日本人的侵略搞得筋疲力尽、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学校也没有过大面积、长时间停课。这也足以证明教育在中国的神圣……
因此，我们不比前四十年，我们将视线往前移，移向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
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
那时，无论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没有富起来；
那时，政府肯定没有钱搞大学义务教育，学校也不会有钱贴给学生，所以当时的教育成本应该是比较真实的。
就是那时，北京大学一年的学费是20元
著名的数理语言学家陈明远先生做了一个关于学费问题的调查报告。陈老先生的这份调查报告资料翔实，影响很大，引发出许多对中国当代教育问题的思考——
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
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20个银圆对30年代的平民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在当时，一个银圆的购买力到底是有多大？
作者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见陈明远：《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
八、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
一方面是落后的、负债累累的基础教育,另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的又一个矛盾。
如上所述，乡村教育的累累债务让乡村基础教育摇摇欲坠，广大农村师生苦不堪言：学生在危房上课，教师常常拿不到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
还是来自本届“两会”的声音：一些代表委员在“两会”期间呼吁：“在有的农村，拖欠教师工资额达134亿元。2001年全国30％左右的县，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不足125元，财政预算拨款不足8元。26个省农村中小学有4000万平方米左右的危房”；
我们不能说，乡村教育的落后完全是“吃教育”的人给吃出来的；我们也不能完全怪罪教育投入太低。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三点几的投入虽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对比起七八十年代，其增长速度还是十分可观，因为这二十多年，我们的GDP毕竟翻了几番。
乡村基础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除了有那么一批豪吃、豪花的人之外，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巨大差距、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巨大差距——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近年来，政府对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投入逐年递增。其投资动力来自建设“一流”大学”的雄心。这是富起来了的中国要在文化教育方面向世界显示实力。
这无疑是有关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大事，为此，国家三年给北大投入18个亿，希望它尽快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
问题是，中国有87所重点大学，个个都想当世界“一流”，个个都有为富起来了的国家争光的雄心壮志；还有那数以千计的不是重点的大学、专科学校，也想争国内一流、省内一流、地区一流。他们个个都急需经费去实现野心勃勃的争“一流”计划……
于是，这几年学校扩建、扩招，争一流人才、买一流设备，以及大学城的兴建就成了各个大学重中之重的战略要点。
世纪交替之时的中国，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大扩张、大跃进的大时代——
这是一个升级的时代：中专升大专，大专升学院，学院升大学……于是，学校的行政级别也随之由县团级升为司局级、司局级升为副部级。与学校的级别同时晋升的是校长、主任的行政级别水涨船高——享受起来高干、甚至副部级待遇了。
靠什么享受？当然靠钱、靠由国家急剧增长的教育投入。不过，这笔开销是小头，是毛毛雨；
这是一个博士大跃进的时代：以前我们的大学不过四五千学生，少的二三千也有。据说，这与国外——尤其是国外的一流大学有很大差距。于是“扩招”便成了这些大学争“一流”的第一步。
增加学生人数，扩大学校规模，成了当务之急。好像没有上万的学生，这个大学便少了“一流”的前提和底气。学生增加了，教育经费当然随之增加；而另一头，学生人数的增长就意味着学费收入的增加。现在有那么民办大学和各式各样的培训班，哪一个不是以生源多少为赢利的基点啊！
学生增量虽能显示学校的规模也能增加收入，但不能增加学校的知名度和权威性。研究生，主要是博士研究生的多少才是某个大学的实力所在、面子所在。于是这几年，博士点在这个古老的国土上遍地开花——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博士招生数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速度递增，即使扣除那些对高学历发生浓厚兴趣的官员和老板利用公款或私款“攻读”博士学位所占去的名额，博士生的数量也还是惊人。现在北大清华博士的招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哈佛大学。
据说中国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
这种“博士大跃进”，又是一个中国飞速发展的证据——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只用了二十几年就走完了美国一百多年的路。正因为如此，前些年稀缺的博士头衔，现在却在递过来的名片上频频出现；
这是一个学术论文批量生产的时代：
建“一流”大学的另一个标志是一流学刊上发表论文的多少。近年来经常看到各式各样的中国大学排名榜。那上面有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就是在世界一流学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
学校以发表论文的多少，以及发表刊物等级高低作为考核教师水平、评定职称的一个主要尺度，并且可以由校方出钱帮助急着找刊物发表论文的教师打通关节。
发表论文要交“版面费”，这是国内学术刊物明码标价、公开索讨的；而报销“版面费”则是中国所有大学的老师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正常开支。
有了钱的开路，那许多论文的发表，那许多专著的出版便容易多了：一篇文章可以拆成几篇发表，自己带的研究生写了论文也可署上名字共同发表；就是拼凑的、抄袭的也照发不误。反正中国学术刊物是由国家出钱支撑，发表学术论文的花销是由国家买单。这让编学术刊物的和写学术论文的皆大欢喜，同享双赢。学术刊物已经和学术无关，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无关，那是为办学术刊物人而办，成了他们手中的紧缺资源；那是为写学术论文的人（而非读论文的人！）而办，成了他们获得职称、待遇的工具。
中国学术论文的发表，成了中国科技、文化、教育诸多领域突飞猛进的标志。有数据为证：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2003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中国继2002年上升至第6位后，2003年又前进一步，居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列世界第5位。看来，作为一流教育水准的一个可统计的硬指标——论文数量，就和我们的奥运金牌一样，马上就要赶上日本，超越欧洲坐上世界第二把交椅了；
这是一个鸟枪换炮的时代
人的数量增加了，作为软件的学术论文也增加了，现在该进行“一流”的、“先进”装备了。于是，花巨额资金购买到国外购买“一流”仪器设备，便成了这些年中国高校创“一流”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中国人——尤其是突然富起来的中国人的习性，要买就买最好的；甚至，不管是是最好，但必须是最贵，一次到位。所以到发达国家购买世界一流的教学实验仪器设备也成了近年高校走马灯似地出国的一个原因；而且去的必然是欧美发达国家。
有人做过统计，上世纪末，仅上海高校，就购进了价值5万元以上的精密仪器约3000台，总价值接近6个亿。
然而，也有人算过另一笔帐：“在这些精密仪器中，全年使用时间超过1600小时的占4％，使用时间在1小时至400小时之间的占16％，而全年使用率为零的竟占到了62％。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益；设备闲置造成大量资金呆滞，光是利息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设备'关’在实验室里不用，日常的维护保养费仍然要开支；长期闲置的设备本身折旧加快……（王鹰、吴学庭：《六亿元设备六成“睡大觉”》《文汇报》99．4．26）
这两位作者还列举了上海某所大学，“有价值5万元以上的精密仪器480台，总价值1．18亿元。这些用于科研和实验的仪器全年总共仅用了27700多个小时，平均每台仪器一年的使用时间不到60小时，如以一天8小时计算，全年“出勤”还不到8天。”
中国教育高端部分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十分抢眼，十分给中国增添面子；这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体育事业。
九、奥运金牌世界第二，大众体育资源欠缺
第28届奥运会，中国取得的金牌数量世界第二，这让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对此，笔者与所有的中国人是一样的——在110米跨栏决赛中，当刘翔奋力超越对手向终点冲刺时，当激情洋溢的电视讲解员呼喊着“刘翔！”、“刘翔！！”、“刘翔！！！”时，笔者的眼泪也夺眶而出；刘翔的胜利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或政治的意义，这个胜利从人类学的高度证实了我们这个民族，甚至我们黄种人绝不次于任何人种。
但享受了金牌所带来的狂喜之后，我们又不能不冷静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金牌大国的中国，是不是一个体育大国？我们的民众在体育锻炼、身体素质方面是不是真比那些金牌小国强？我们在游泳、跳水上拿了金牌，我们在羽毛球、网球上也拿了金牌，可我们的老百姓是不是也有在这些项目上能有练练身体、试试身手的条件和权利？不用说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就说我们城里人，不用说到高档会馆去游泳、去打球，就是普通场所，一小时游泳要二三十元，一小时羽毛球场地也要二三十元；网球就更别说了，打网球场已经成了身份的象征——那绝对是富人的运动
第28届奥运会期间，上海学者许纪霖正好在加拿大，面对中国体育健儿摘金夺银的骄人业绩，许教授既感到骄傲，又为中国人为这些金牌的付出的代价而悲哀。他说，加拿大政府很有钱，但他们的钱不是用在“养少数体育尖子，让他们到奥运会上拿金牌，而是切切实实地用在纳税人身上，打造舒适的、遍及各个角落的公共体育场所和设施，让全体国民、特别是一般穷人也像富人那样，有资格享受各种运动，享受空气、阳光和绿茵。体育，在这里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这一点美国也相似，美国所有获得奖牌运动员的训练和参赛费用都是由私人机构赞助支持的；美国运动员需要工作或靠自己的广告收益来维持日常训练，他们自己请教练、自己联系各类赛事并自己负担费用。所以他们的生活以及高额训练经费、参赛经费无需纳税人负担。这样，政府就可以将纳税人所承担的这笔资金用在老百姓的体育锻炼上；所以才有了许纪霖教授在加拿大的惊奇——
刚到温哥华，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的公共绿地如此之多。我所居住的社区，无论往东、西、南、北，只要步行十来分钟，都有一块绿茵葱葱的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PARK。平时安静得如一湖绿水。一到傍晚或周末，就热闹起来。足球、橄榄球、飞碟赛、棒球……身着鲜艳运动服的年青男女们，一本正经地举行着他们自己的奥运会，一样有正式的裁判，有犀利的哨声——但不会有黑哨，因为没有竞标去争取，一切纯粹是生活中的娱乐。
这些保养得不错的PARK，除了少数几块标明只限于本社区居民外，大部分都对公众开放。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免费享用它们。人们虽然不关心奥运会，但每天都在运动：划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
然而，咱们中国却刚刚倒过来，奥运会上扬眉吐气，体育却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农村是不必说了，我不知道在那些贫穷的山村里，是否还有一张乒乓台、一个篮球架？即使在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大都会里，假如你是一介平民的话，又到哪里去打一场球、跑几个圈？几乎所有的公共体育场所，都不向纳税人免费开放。学校一到暑期，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要说周围居民，连自己的学生进去，都颇费周折。而许多社区俱乐部、小区会所，虽然运动场地和器材一应俱全，但往往收了物业管理费，还要业主去办一张收费的金卡。城市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公园被不断地蚕食，马路上充满了有害的汽车尾气。诺大的都市，连一个理想的跑步空间都难以寻觅。
在加拿大，当然不是所有的体育场所都免费，比如公共游泳池、高尔夫球场。但即使是这些经营性场所，也充分考虑到一般平民的承受能力。我住处附近有一处高尔夫球场，在里面挥秆自娱的，竟然不是在国内时见惯了的老板、金领，而是一般的阿公阿伯。原来，在这里玩一次高尔夫，也不过是一天的饭钱而已。（许纪霖：《谁是体育大国？》《南方都市报》2004-8-26）
十、高端教育比拼欧美，技术创新落后巴西、印度
我们说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的体育有相似之处，只是指在与欧美大学“争一流”的高等教育背后，是名存实亡的9年“义务教育”和摇摇欲坠的乡村基础教育；
但中国教育与中国体育不相似的是：国家对体育高端的重金投入，至少使中国体育在培养尖端人才和争夺世界金牌的目标上取得了相当骄人的成绩，至少给国家长了面子。
但国家对教育高端的大投入，虽然同样让基础教育付出了代价，中国高校却并没有长足进展。
浙江大学教授郑强在一次演说中，对中国野心勃勃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提出疑义。他说，“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高端教育没有实质性进步的另一个证据是：与高端教育紧密相关的的国家科技水平、国民素质和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也没有相应的提高。
查一查有关“全球竞争力报告”之类的数据，确实让因奥运会上排名世界第二而欣喜若狂的中国人丧气——
2002年出版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数据，对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状况和利用综合指标方法进行评价，中国的创新能力排名第43位，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是75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43位，而不是全球20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43！）。巴西排名第33位，印度排名第38位，均高于我国。
从中国、印度、巴西三个发展中大国技术创新特征的比较，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差距。
在《论坛报告》指标体系中，中国、印度、巴西三国比较，我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比重指标列第46位，略微超前于巴西（48位）和印度（59位），而在其他方面则落后于巴西、印度两国——巴西领先主要得益于“创新政策”和“聚集创新环境”两项指标的评价较高，分别排在第27位和第25位。我国的“创新政策”列第46位，“聚集创新环境”列第44位，与巴西有较大差距。印度在“创新合作”（产、学、研合作）方面第23位，与中国（第41位）比较占有明显优势，从而使印度和巴西两国在国家创新能力指数的总体评价上过了中国。
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的比重高于印度、巴西，但科技创新和利用能力却低于这两个我们一直看不上眼的落后国家。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把国家的兴旺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学术界，寄托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超过国民经济总值的1%，达到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超过国民经济总值3%的教育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因此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
然而，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这么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的发展不仅跟不上国际发展水平，反而逐年下滑，这与中国GDP的高增长和科技研发的投入的逐年加大形成强烈的反差——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
国内外的这些统计数据是否可以说明，从基础教育挤出来的经费，并没有在实质上提高中国的高端教育（比如像中国的体育那样），使其成为提高国家科技和国民素质的原动力。
前面已经看到，中国近年来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已经站到了世界前列，但与学术论文质量紧密相关的科研及产业技术却没有同步提高。“国内自然科学一等奖在2002年只出了一个，而在此之前已经连续4年空缺；而到2003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经连续6年空缺。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只有美国和日本的1/30，韩国的1/4；在象征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各项诺贝尔奖评选中，目前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可以问鼎的项目和成果。”（熊丙奇：《大学有问题—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
中国高等教育表面的繁荣，是不是也成了展示国家发展、发达的工具？这是其一；其二，在高端教育的繁荣景象背后，中国高端教育的成果是否同样骄人？
我们必须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以给为高端教育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基础教育一个清晰地交代。
十一、被权力渗透的中国教育
我们用了很大篇谈中国教育的大背景：基础教育负债累累，高等教育突飞猛进，教育正走向产业化，并且正在成为一个暴利行业；我们谈论了教育对工薪阶层、尤其是对广大农民来说，越来越成为奢侈品，别说高等教育，即使是中小学义务教育，也越来越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我们还谈论了，对高等教育的高投入，并没有给高端教育的发展带来相应的提高……
这些问题涉及到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是与钱有关的大背景。可以这么说，钱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教育的传统格局，中国教育由于受到功利性和那种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影响，越来越远离了教书育人、提高民族科技、国民素质的宗旨。
然而，当我们为钱对中国教育的深刻影响感到深深的忧虑时，还不能不看到，致使中国教育整体性滑坡的，除了钱的腐蚀，还有另一个因素——权力的渗透。
在一个准权力社会，权力的渗透、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无所不至——校园、尤其是行政级别很高的大学校园，这个问题要比中小学突出得多，很值得用一定的篇幅来谈谈。
当教育越来越向钱看，越来越沾染上铜臭气时，教育肯定就变味了；但如果校园里沾染上很浓厚的官场习气，只认权力级别，不问学问高低，那就不仅是变味，而简直就变成了衙门。
最近有一本专门谈中国大学问题的书，在教育界影响很大，书名就叫《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是上海某重点高校的年轻教师。书中有一个小章节，专门谈今日大学里的官僚化问题，那里官员之多、官气之浓、官僚作风之严重，恐怕与真正的官场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熊先生的这个小章节的标题是：一个校长和三五百个机关干部——
一个校长
五六个副校长
一个党委书记
两三个党委副书记
二十几个机关部处
三五百个机关干部
一个院长
三五个副院长
一个总支书记
两个总支副书记
这是我国高校普遍的组织人事架构。真可谓“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节目，是某电视台就《大学有问题》一书采访作者熊丙奇，请他谈谈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经过。
节目中，主持人特意就书中的两句话“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向作者发问。可见大学里这种洋洋大观的官场给主持人留下了怎样强烈印象。
其实电视台也是严格地按行政级别设置编制的——国家电视台是副部级，省级电视台是司局级。按说，主持人也见过很多的处级干部和更多的科级干部，但她仍然对“处级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这样的规模感到震撼。
有了这么庞大的官场，那么作为教育界的大学就非常不简单了。一个重点大学里，几套班子加起来有十几个副部级、或享副部级待遇的干部，在再加上一礼堂处级干部，一操场科级干部，要把这些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处理得当，肯定比抓好教书育人难得多。
“一位高校领导私下透露，他至少有50%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关系、揣摩上级领导意图上，做事情如果不符领导的心意，花再多的功夫也是白费。很自然的，不能与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决策明显有误，大家也会想方设法粉饰太平，除非这个领导犯下大错被'双规’，大家才会一致声讨他的种种错误与不是。”（熊丙奇：《大学有问题》）
对上级要小心谨慎，对下级也不能掉以轻心：说不定哪一个下级与某个上级关系非同一般，或者就是某某上级的安插下来的。所以既不敢让上级不高兴，也不能让下级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就会告状、就会折腾、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而对今天的的任何一个官来说，稳定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有这么大的官场，就会有这么多的官场待遇。这一点国家规定得再详细不过了。单位上的政工、人事部门执行这些规定时之严格、之严谨，是可以与任何一门精密的科学相比较的；而当事人在涉及行政级别待遇的享受上，则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谦让：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报销什么级别的差旅费，拿什么级别的工资、津贴，该不该配备小车、以及配备什么级别的小车？这些不仅仅涉及物质利益，而且还是一个人的身份所在、价值所在，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政治荣誉。即使你自己想马虎一下也不可能；行政部门会无所适从，人事部门会紧张起来，你周围同级别、或不同级别的人更是会向你投来异样的目光——“他要干什么？！”
笔者的一个朋友，是某文化单位的正局级领导。他家离单位很近，而他又因为身体不好很想每天走路上班。但不行，如果他这个一把手不坐小车，那么那许多副局级怎么办？还有许多正处级——尽管按国家规定不应该配备专车，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辆车名义上属于部门实则属处他自己专用的小车——又该怎么办？不行，他不能为了自己想走几步路就把那么多副局级、正处级亮在那儿，给全得罪了。
于是，笔者这位正局级朋友只好每天从早上走到公园（公园离他的单位不远），再走回家，等着乘坐他的专车上班。
官场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能让学校的官员活得十分精彩，但官场的那张编制精细的网络，却又会使他们活得很累，这种精彩和劳累将理应十分单纯的大学变得精彩纷呈，变得不像大学了……
十二、中国教育的官场化
官员一多，官场一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学校管理成本增加，形成教育经费极大的浪费。中国教育投入高、产出低，庞大的官场肯定是原因之一。
按常理讲，大学的人才成本主要花在教师身上，师资班子越强，教授、名教授越多，人才成本开支越大。但这很值得，大学不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的吗？
但中国的大学——应该说中国现在的大学——非教学的党政班子越来越大：党团政工系统、人事保卫系统、行政总务系统、宣传文秘系统，光是人头费这一块就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别看这许多党政人员不在教学第一线，但他们的工资级别、福利待遇却绝对不低于教学第一线的讲师、教授；当然，这是典型的权力属性而并非大学独有的风景：直接为领导服务就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和迁升机会；因为他们离权力最近。
离权力最近，就可以进入既得利益集团。这是被权力的历史无数次证实过的——
沙皇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艺术院当局提名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叶夫伯爵为艺术院名誉院士；而这位伯爵在文化艺术方面毫无建树。于是，提名受到了艺术院秘书、作家亚?拉勃津的当场反对。
作家质问道：“伯爵对艺术可有过什么贡献？”
回答是很经典的：“他是离皇上最近的人。”
于是作家拉勃津有了一个让他因此遭受流放的精彩回答：“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脚的话，我推荐皇上的马车夫伊里?巴依科夫，他不但是离皇上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
这个故事深刻地表明了离领导最近，就能不费劲地获得升迁、不经意地得到荣誉——尤其当权力旁边没有像拉勃津这样的人站出来反对的时候。
今天中国没有拉勃津。因此，“离领导最近的人”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能轻易地飞黄腾达；而我们也不可能听到像拉勃津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总之，根据这个权力定律，那些不直接从事教学、但“离领导最近”的人理应在利益分配中得到充分的照顾。
熊丙奇在谈及大学加薪时，拉了一个从高到低的排名——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工作还是一样的工作，待遇却是不一样的待遇。大多数高校加薪最高的是长江学者、两院院士，再接下来是学校党政领导，以下是学院院长、首席教授、部处领导，之后是博士生导师、教授、科长、副教授、副科长、讲师等等。学校党政领导、学院院长、部处领导进入最高加薪档次，导致校内舆论哗然，反对声浪颇高。”（熊丙奇：《大学有问题》）
看到没有？利益分配的顺序是：部处领导（也就是是县处级）之后才是教授，科长之后才是副教授，副科长之后才是讲师！
难怪前些年教师们拼命地发论文搞职称，而这些年，许多终于算过账来的年青教师开始朝仕途上奔。这毕竟快得多，谋个科长、副处长毕竟要比评个副教授、教授容易得多，不考外语、不看论文发表数量，不要考核课时多少；只要能将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尤其是将领导的关系搞好就行了，而搞好关系恰恰是这一代人的强项……
北大教授王岳川在谈及当代大学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时，曾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远大的人生抱负渐淡渐消，卓越的眼光和超迈的胸襟逐渐被市侩式的世故虚荣所取代，生命中的无聊感在牢骚、郁闷、无奈中呈现出来。甚至出现了将哲学、文学、史学大师著作丢在一边，而热心于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的现象。”（王岳川：《大学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失重与学风问题散议》）
这种现象难道不正是与大学的官场化趋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吗？
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背后是学校的办事效率低下、教育成本增加，而这种低效高耗背后则是复杂的官场网络遍及了高校的各个角落……
教师们、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心思从此难以安定在教学上。他们心神不定，眼睛骨碌碌乱转——
盯住校长书记，揣摩他们的治校思路，否则你的学问会用不到点子上，最后是出力不讨好；
时时观察着主任的眼色，领会他们的意图，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能轻易地、或错误地卷进某个派系中去，那样的话，你这一辈子算是干到头了；
还有，那些管人事行政的、搞财务总务的，你都得小心谨慎地搞好关系，千万别书生气，千万别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有学问而他们只是为教师服务的服务人员而有所怠慢。今天能坐在大学办公室里的，哪个不是有文凭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离领导最近，而且部门之间也是相通的。你要是摆了知识分子架子，耍了学者派头，那才是“人生烦恼书生气始”，会彻底地改变你在学校里的生存状态——小到用车，分福利实物，中到报销各种药费、差费、经费，大到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这些小事、中事、大事，没有一个环节是仅仅靠把书教好了别的就不用操心了！
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生活，无疑很累人，很累心，但你必须做好，即使影响了你的教学也在所不惜，不懂得这一点，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官场！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人，都得遵守这个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游戏规则：研究课题的立项、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成果的评审，都得按级别高低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在行政级别高的官面前永远不要说不，在学术级别高的权威面前千万不要说不！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何香涛教授，曾经对这种学风进行过批评：“……许多学术上的问题，谁都批评不得，评成果也好，评各种奖项也好，评职称也好，'说一不二’，其他人一看权威说话，就不敢吭声了。在立项上，上级领导一点头，谁敢说不？这种不民主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严重。”（左春明：《核心问题是学术民主》《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8日。）
从生存状态官场化到学术思想官场化，终于将讲师、教授们训练成了权力网络上一个个尺寸相同的网眼。纲举目张，这纲一举，所有的目都会毫无例外的随之而动。真所谓举一纲而万目张——行动一致、动作划一，不会有例外，不会有个性。
久而久之，知识分子身上的书生气终于被磨掉了，他们不再“迂腐”、不再“傻气”，个个都精明得让人害怕；但当代知识分子却因此完全失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以及他们在权势面前所应有的独立和自尊；甚至在人格上都变得唯唯诺诺……
失去了直面权力的气节，失去了质疑权威的勇气，就是评了副教授、教授，他还是知识分子吗？
大学从崇尚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变成如此等级森严的官场，令人嘘欷不已。
十三、知识分子曾经敢于对蒋介石说：“大学不是衙门！”
官场的权力等级与大学的独立精神从来都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的，而权力却从未放弃对这个神圣殿堂的渗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许多势单力薄的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凭借着一己的精神力量，勇敢地捍卫着学校的独立和知识分子的尊严，捍卫这所神圣殿堂的纯净——因为，大学不是衙门！
“大学不是衙门！”，此话出自二十年代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之口；此话是刘文典对站在权力顶端的蒋介石说的。
这是一段学界旧事：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安徽大学学生闹□□，蒋介石传令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前去当面向他汇报。
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
因有怨气，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
刘文典针锋相对，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刘兆吉：《刘文典先生逸闻轶事数则》）
后来两人的冲突升级，刘文典竟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而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羁押，说要枪毙他。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蒋介石掌握国家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文典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见《读书》二零零一年第十期，作者魏得胜）
好一个大学校长，好一个“大学不是衙门！”
设想今天，别说最高领袖，若是教育部长要来学校视察、要来学校训话，那将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事，将是何等荣耀的大事！
这个故事有两个非常精彩的亮点：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是何等的尊严——即使明知这尊严要以牢狱之苦为代价，他们也绝不丢弃；另一个则是大学是做学问的文化殿堂，是知识精英谈经论道的地方，是教师们教书育人、塑造灵魂的地方。在这里，只承认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问而不承认权势——即使是最高权势者，也无权到大学来指手划脚、耀武扬威……
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不能办成衙门。这是常识。
然而，这个常识在今天受到了挑战。
还是在谈及刘文典的这段轶事时，当代学者邵建十分感慨地说：“大学倒不是办成了衙门，而是办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学走一圈，看看楼道里各个门口上挂的牌子就明白了。”（邵建：《事出刘文典》）
有了政府，自然就有了许多官员，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在我们许多办成了政府的大学里，你很难看到纯粹意义的官员。除了党政干部，大学里的院长、所长、系主任、甚至首席教授们都严格的享受着县团级、司局级，甚至副部级待遇，他们不仅是学术带头人、是专家学者，还同时是领导、是官，而且是好生了得的官——司局级可是能享受到“高干”待遇的官——所以很难搞清楚他们到底算什么人？
“一方面，他们是教授、博导、专家，往往身兼数个学术职务和学术项目的主持人，拥有甚至垄断学术大权，但是这样的专家在第一线的实干往往少得可怜，学术质量也难尽人意，有时则有其名而无其实。另一方面，他们是学校各级身居要职的领导，兼任不少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但是他们往往很少深入第一线，根本谈不上'三同’，你要他下基层深入第一线听课参与基层教学科研活动了解实情，他往往以本人已在讲课、在指导研究生等为由为自己无须深入基层辩护。对'官’来说，他为'学’，对'学’来说，他为'官’，往往既做不好'官’也搞不好'学’，但是名、利、权三收，往往成为学界的既得利益集团，严格说来这些官僚化的学者已和普通学者少有共同语言。（黄安年《谨防学术“官僚化”倾向》）
其实，他们的主业当然是官，“学”，不过是权力者手中的获利工具而已。
人大代表赵师庆代表在谈到当今大学里这类身兼“官”“学”两路的知识精英时，十分感慨地说：“一些人味口很大，既要搞学术，又想当官，还想拿钱。'鱼’与'熊掌’都想得到，学术成了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两会代表为“败学症”把脉寻方》）
这就是当今大学的另一个大背景：权力等级与金钱平分秋色，几乎完全主宰了大学——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消亡，学术在钱和权的双重挤压之下，早已失去了理应由它们所占据的大学舞台；即使表面上，“学”还在这个舞台的前台唱着主角，但实质上不过是给钱权牟利的工具而已……
当代中国教育调查之二：大背景下的小动作——吓人一跳的为人师表
作者：赵启强
我们在上篇中谈论的是中国教育的大背景、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毫无疑问，这个大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必然问题多多。
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大学仅仅是钱和权的天下，而我们的教授们只是消极地、被动地充当钱和权的工具、只是可怜巴巴地被钱权榨取，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前所述，钱对大学的腐蚀与权对大学的渗透，使得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和学术自由在当今大学消失殆尽，知识分子的最高价值——独立性和创造性已经与他们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普遍分离。
体制扼杀了知识分子在教学、科研上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但在牟取个人利益方面，今日的大学体制却给了教授学者们难得的机遇；在为自己牟取利益方面，我们学者教授所具有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令人惊叹！
（目录）
1、体制的问题不能掩盖个体的道德缺陷
2、三十年代——国家贫穷落后，教育界群星璀灿
3、沙皇专制下的俄国教育家们
4、“剽教授”们——来自报刊的精彩回放
最大胆的剽窃案。
级别最高的抄袭剽窃者。
最著名大学的剽窃事件。
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剽窃事件。
5、“没有哪一个大学校长敢拍胸脯说我这个学校没有抄袭、剽窃……”
6、中国特色的学术奖项和评委
7、从学术腐败到精神堕落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8、孩子成了教师的摇钱树
9、1000元钱加四条高档香烟才能评上“三好生”
10、教师们所编制的等级制，残酷地摧残着孩子们的身心
11、也为中小学老师说句公道话
12、教授说：想要通知书，先拿十万来
13、不上讲台的“走穴”教授
14、为穷人服务的印度知识分子
15、在某些学者面前，十万元的豪夺只是小巫见大巫
一、体制的问题并不能掩盖个体的道德缺陷
由于问题出在体制上，我们在遭遇和谈论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时，在遭遇和谈论那许多与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知识分子时，我们常常会不经意地说一声，“都是体制造成的！”
因为是体制造成的，我们没有责怪人——哪怕这些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灵魂工程师已经堕落到甚至比以追逐利益为目的的商人都不如的程度（商人尚有诚信、尚要取之有道、取之有名！），我们也还是宽宏大量地说，“哪个领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单单对教师这么苛刻？”；或是，我们会从历史的高度、制度的高度，甚至从民族文化心理的高度去寻找原因，去追究责任！
我们从来没有从个人的精神道德层面追究知识分子的责任，从来没有对个人有过深刻的检讨和拷问。
前些年“灵魂的拷问”一词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时尚，但那是针对别人、或最多是针对这个某个群体而言。一位曾经以此著书立说的学者，就被另一位学者追问道：“你怎么就不拷问拷问你自己的灵魂？！”
是的，我们的体制有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有问题，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有问题；但正因为有这许多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才显得更加重要，知识分子能不能恪尽职守才成了一个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是相反，让体制问题成为知识分子堕落的借口。
是的，中国很穷，而猛然与西方的物质生活接轨，肯定会带来因物欲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痛苦；
是的，中国的社会分配有问题，所以采取同样有问题的手段去夺回自己该得而没得到的那一部分就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各显神通时的道德依据，所以才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哪个领域不是这样？为什么单单知识分子就不可以？”
是的，在一个不能依法行事从而不能公平、公正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公正的手段去纠正那种不公正——商人们可以用不公正的手段去对抗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工人农民也可以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追讨回被非法剥夺的血汗钱（可悲的是，即使用不正当的方式他们也很难追回本来属于他们的那一份）。
然而，即使所有的阶层都因制度的不公正而放弃了自己的道德操，知识分子也无权随波逐流！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担待者，是社会道德底线的守卫者，如果他们以牺牲自己良知、道德和社会职守为代价去对匡正社会不公，不仅不可能减缓社会的不公正，还会因他们的加入而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防线的彻底崩溃，从而将整个民族拖向毁灭。
在苏联时代，当1937到1939年的政治清洗危及到每一个公民的安全时，由于胆怯或由于自保，一些人变节自首、告密出卖自己的亲友，有人甚至站在权力一边落井下石、为虎作伥；然而，当这种本应该由制度承担的丑恶蔓延到个别知识分子和个别作家身上时，苏联的知识分子对此沉痛地写道：“要知道，这是作家！作家啊！他们是人民的良知。象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
因此，无论从制度、历史的高度，还是就个人、道德的微观层面，我们都不能对中国教育大背景下的小动作掉以轻心、无动于衷——那就是，尽管中国教育在体制上存在着严重问题，但这个体制下个人的问题，更应该是我们有勇气面对、有勇气揭露的；否则，这些人的问题，会无限放大了体制的问题，并且对整个民族的精神道德，起到巨大的腐蚀作用……
在谈论当代教育体制下教育精英们的大范围堕落之前，我们先从纵横两个方向作作比较，看看时代的黑暗是否必然造就教师们的人格缺陷？
二、国家贫穷落后，教育界群星璀灿
我们是了解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蔡元培、蒋梦龄、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陶行之、傅斯年、梅贻琦、刘半农、朱子清、辜鸿铭、马寅初、梁漱溟、闻一多、陈寅恪……光是看看这些名字就让人怦然心动——同一个时代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出类拔萃之辈，这的确令人惊讶；而这个时代离我们仅仅几十年！
仅仅几十年前呵，中国还有如此众多的优秀知识分子，中国还有如此令人炫目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开下去——从北京的大学到各地方大学，从著名知识分子一直到那些默默无闻的乡村小学的校长、教师……
那时，办教育、当教师、为人师表是何等神圣的职业和称号！尽管那时的一些有钱人或土财主也会将教师称之为教书匠（而且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穷”字，叫穷教书匠），但即使再穷——那怕长衫上打上了补丁，他们还是备受社会尊敬。旧时县官上任，最先拜见的不是财主、绅士或者商会会长，而是当地的小学校长。
孔子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就是中国人极为珍视的师道尊严。过去，中国人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香位牌，可见教师这个职业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不过，教师的地位不是权力册封的，而是知识分子凭着自己的学识道德博得。向别人传授知识是一件庄严而尊贵的事，但你得从自己做起。
尊重和自重，爱戴和自爱——做教师做学问得先从做人做起；教别人，先得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旧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高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优秀，上述那个很不完全的名单就是证明，这一点无须赘言。需要多说几句的，是这些优秀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背景——那时中国的教育体制并不比今天先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的大环境同样经受着权力的渗透，前面说过的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就是因为没有按官方意图治校而被关进监狱，蒋介石甚至扬言要枪毙他。诸如此类，可见当时教育的政治环境并不宽松。
实际上，刘文典案并非个案。就在那个时期，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要以“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而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也在1927年8月实实在在地制定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为了推行“党义”，国民党中央又制订了《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组织条例》、《检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条例》，从组织上规范党义教师任教资格。教科书方面，南京政府教育部于1929年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其中开列的3项政治标准是：（1）适合党义；（2）适合国情；（3）适合时代性。1938年，该部又颁行《青年训练大纲》和《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强调对大、中学生进行“信仰训练”，要“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文件还规定把“党义”列为大学必修课，内容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史及国民党历届宣言……等等。
（《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张博树《中国现代“党化教育”的制度化过程 》）
但旧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被权力扭曲，没有为争当校长（当时的大学还是以国立为主，能不能当校长当然要国家说了算）、争当教育官员而突出政治、或创造性地落实权力对教育的指令；相反，在权力的渗透面前，当时的许多著名的校长、或最有希望当校长的教授都拍案而起，进行公开的抵制——
胡适公开指责这类党化教育教材为“党八股”，呼吁“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而马寅初、潘光旦、许德珩、张伸府、任鸿隽等著名学者教授也因为反对“党化教育”和在校园内强制性地推行“三民主义教育”而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监视和迫害……
以上是旧时教育所处的政治环境；从经济上讲，那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物质生活生平也远远低于今日的中国。虽说旧时的大学教授也有过较高收入的时期，但对大多数教师而言，这仍然是一个清贫的职业。在战乱或灾荒年间，就是著名教授也难以养家糊口。朱子清拒领救济粮之所以成为美谈，肯定是家里等着那面粉充饥，要是他衣食无忧，拒绝一点面粉算得了什么气节？！
在中国，整整两代知识分子成长，以及他们为民族复兴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不与与这些知识精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或者在他们执教的校园接受过科学和民主的洗礼，或者是在他们的著作或巨大精神力量的影响下而成为中国的脊梁的。
三、沙皇专制下的俄国教育家们
说起体制环境的恶劣与知识分子的优秀的反差，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的近邻俄国——这个以苦难和优秀知识分子闻名的国度。
从沙俄时代开始，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校，他们师生就经受着专制力量的巨大压制。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代，国家收入的一半用于军队和警察开支，而教育经费的支出不及百分之一。在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针对着有许多青年参与了起义一事，加强了对教育的监控：彻底取消了大学的自治权；增加宗教课和学生的军事训练；减少大学招生、增加学费……
尼古拉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公开宣称：“防止出身微贱的青年混入，对于他们，高等教育是无用的，是一种不需要的奢侈，徒然使他们走出他们原来的生活圈子，对于他们自己和对于国家也都是无益的。”（《苏联通史》第二卷P171）
尼古拉一世还利用以宪兵和秘密政治警察组成的特务机构“第三厅”，强化对大学师生的监控。
“第三厅”藉着无数的密探，监视学生的思想趋向，“注意那些对宗教或政府肆意议论的人，并搜索是否有秘密团体出现。”（同上P170）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描写过“第三厅”在他就读的大学里大肆进行特务活动的事：他系里的同学，有的神秘失踪，有的在夜里直接被警察从宿舍里抓走的。赫尔岑说，抓走的“全是很出色的青年”。
除了经费上的制约和政治上的控制，尼古拉一世还采取了蒙昧主义对学生进行洗脑：任命一些不学无术的将军担任学校的哲学教授。到1850年，他的教育大臣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干脆“完全禁止在大学中讲授哲学。”，因为他认为社会科学是有害的，而“自然科学是没有危险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P29）
紧缺的教育经费，专制的政治制度，遭受着权力干预的教育体制，这是旧时代中俄两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十分相似的时代背景；另一个相同的是，中俄两国的知识精英都能坚持不懈地将民主和科学引入校园，为传播科学和民主精神而与权势斗、与世俗的愚昧斗。
贫穷、黑暗的沙皇俄国同样如此：正是因为有了一大批知识精英，才为这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度造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被俄国人誉为 “科学之父”的教育家M．B．罗蒙罗诺索夫，被俄国人称为“教师的教师”的教育家乌申斯基，还有教育家、历史学家、基辅大学首任校长姆•阿•马克西莫维奇，以及以其著作《教育诗》影响了无数中俄知识分子的教育家马卡连柯……
其中莫斯科大学和它的缔造者M．B．罗蒙罗诺索夫就是俄罗斯教育和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典范。
平民出身的知名教育家、科学家罗蒙罗诺索夫一直对民族科学文化的发展寄希望于大学的健康发展——
他主张大学设在俄国科学文化的中心莫斯科，而不设在当时的首都所在地圣•彼得堡，以摆脱沙皇宫廷的直接控制；
他主张每一个平民阶层的子弟都有权利接受高等教育，还提出准许农奴阶层的人入学，从而打破了俄国贵族阶级对高等教育的垄断；
为摆脱权力对教育的干预，罗蒙罗诺索夫坚持不懈地与贵族官僚斗争，勇敢地提出不设当时西欧各大学都必须设置的神学系，并要求教会当局不干涉教学，大学教授的学术著作不受教会和政府当局的检查：
他教育学生，“不谋荣华，不求富贵，为造福后代，有利社会”；他鼓励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要同当时流行的醉生梦死、为非作歹和欺压穷人的社会恶习作斗争……
普希金称“罗蒙诺索夫自己就是俄国第一所大学。”
正是有了许多像罗蒙罗诺索夫这样的知识精英的言传身教，莫斯科大学200多年来为俄罗斯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和科学家。
仅在十月革命以前，杰出毕业生中就有一大批闻名遐迩的科学家，如解剖学与外科解剖实验学创始人尼•伊•皮罗戈夫，俄国生理学派创始人伊•米•谢切诺夫，俄国临床学最大学派创始人谢•彼•包特金，数学家、彼得堡学派创始入巴•里•切比雪夫，天文学家费•亚•布列季欣，动物学家和进化论的先驱之一尼•亚•谢韦尔优夫，物理学和农业生物学家米•格•巴甫洛夫，现代空气动力学创始人尼•叶•茹科夫斯基等。
在人文学科方面，从莫斯科大学走出来的学者、作家更是群星璀灿：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俄国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教育家康•德•乌申斯基，历史学家、俄国国家学派奠基人谢•索洛维约夫，思想家、作家赫尔岑；以及一大批享有崇高声誉的世界著名文学家：诗体喜剧《聪明误》的作者格里鲍耶陀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作者、诗人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和《悬崖》作者冈察洛夫，散文家、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作者屠格涅夫，戏剧《肥缺》、《没有陪嫁的女人》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世界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等……
这又是一份同样光彩照人、同样令人怦然心动的名单；而且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个名单一直可以开下去，从落后的高加索山区一直到西伯利亚的雪海深处，俄国无数知识分子在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像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那样，全身心地将自己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们别无所求，为学生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献出自己的一生……
是的，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权力对精神的钳制无孔不入的条件下，中俄两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在贫困和专制的压力下放弃知识分子的职责；更不没有因为社会的黑暗和世道的不公平而斯文扫地，自甘堕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用这个神圣的职业去捞取好处、或从自己的学生身上搜刮钱财？
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而完全把责任推到体制身上；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我们自身的问题，正视当代知识分子的堕落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四、“剽教授”们——来自报刊的精彩回放
进入新世纪，在一片“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呼声中，中国教育界最抢眼的事件却是对学术腐败的揭露和讨伐。
下面是几个典型的、见之报端的事件：
最大胆的剽窃案。
这个被海外媒体称为“最大胆的抄袭案”的主角是合肥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室主任杨敬安教授。
杨教授是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审组成员。
杨教授的丑闻是被一位以色列博士的揭露才败露的。这位洋博士反映，杨敬安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逐字逐句地抄袭了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当访问学者时发表的一篇论文。
对洋博士的检举，杨教授很不以为然。他理直气壮地回应说，这个以色列博士是他在马里兰大学当访问学者时指导过的学生。学生发表论文，不署上老师的名字是他的不对。言下之意，我抄的是我指导出来的论文，有什么错？
进一步查证发现，杨敬安确实曾经在马里兰大学实验室当过访问学者，但是以色列博士的这篇论文，发表在杨敬安去美国之前；而且以色列的博士根本就不认识他。
再进一步追究，发现杨敬安在国内外的学刊、学报上发表的多篇论文，也严重抄袭了他人的学术论文。他还在这些抄袭的文章上标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字样。
杨教授之所以算是最大胆的抄袭者，是因为“常见的抄袭是把英文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他是直接把英文论文抄成英文论文。一般抄袭的时候会做点改动掩饰一下，他则连改都懒得改，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就往下抄，而且不是copy/paste，而是自己打一遍，好多单词都打错了。他把插图、照片也都复印过去，复印质量还不是很好，也不找一台好一点的复印机”（方舟子：《以“科学”和“爱国”的名义》 ）
2002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表通报：对杨敬安抄袭他人学术论文的行为进行了查处——
“经核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认为杨的行为严重违了背科学道德，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造成了恶劣影响，决定取消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取消其学科评审组成员资格，撤销其正在执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限期追回拨付的项目资助款。”(《科学时报》2002年1月17日)
级别最高的抄袭剽窃者。
南京的东南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被揭露涉嫌抄袭。有抄袭嫌疑的那篇论文，是他的博士生李仕峰与他共同署名。论文所出的研究课题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院士本人就是项目负责人。
事发之后，校方立即作出反应：说该博士生李仕峰的论文，属冒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果，私自署上了顾冠群院士为第二作者，因此，完全属于“李仕峰的个人行为”；同时，博士生李仕峰也写出检查，称“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但很快，又有另外三篇署有顾冠群院士名字的论文被揭发涉嫌抄袭，其中一篇是顾院士与他以前带过的另一名博士生共同署名。
事态扩大了，媒体指名道姓地将此事披露出来，并且不依不饶地追究起院士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发表过这些论文？
校方的回答依然是，“这三篇论文，同样是没有征得顾院士同意署的名，没有交给顾院士看，顾院士不知情。沈军的论文署名同样没有征求顾院士的同意。”
于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发问：“据我们调查，东南大学博士生发表论文，报销版面费时，导师一般要凭'杂志录用通知单’在报销单上签名的，由此可判断导师是否知情。李仕峰二篇论文均交了版面费，导师怎么会不知情？”
即使对事件的追究已经到如此地步，校方还是不愿承认真相，不忍心让自己的首长承担责任。
看看前面杨敬安的理直气壮，再听听东南大学校方在媒体面前的多次辩护，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受道德拷问时，有多么强的承受力啊！
不过，就当代的中国大学来说，校方与其说是学府，不如说是当局，所以我们可以退一步说，至少在东南大学，表现出来的仅仅是权力的丑恶，而不算是知识分子的无耻吧。
最著名大学的剽窃事件。
北大教授王铭铭是一位多产的著名学者，曾经创下过13个月内出版了11本书的记录。他的一部32万字的专著《想象的异邦》，竟有10万字来自他自己翻译一部作品。
王铭铭的剽窃行为是被中文系博士生晓声以《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为题，在《社会科学报》登载后，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
王铭铭教授不仅多产，而且博学，他在自己著作《想象的异邦》的末尾，开列了120多种中外学者的论著，以证明他的阅读之广博、更证明他这部著作学术基础之厚实。但他独独没有将他12年前翻译、12年后抄袭了10万字那部著作的书名列出来，仅此一个证据，就能证明他抄袭的主观故意。
事后，北大免去了王铭铭所担任的所有学术职务。
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剽窃事件。
这位上海某著名大学的教授，是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30刚出头就有了许多非同一般的头衔：他所在大学技术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家某某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委某某开放实验室主任；还有，上海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真是占尽了学界和商界的风光，一直到他在博士毕业论文里剽窃他人成果的丑闻被公开揭露，这位中国最年轻的知识精英才被撤消了博士学位、所长、教授，直至开除公职。
据调查，他将国外科学家送他阅读的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内容据为己有，再加上其它科学家的专著内容，拼凑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同时他的很多论文也属抄袭、剽窃之作。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中国科技界的新星，亲手做了一本根本没有写的书的封面拿去评奖，居然获了学术奖。
这个事件还引发了这位博士的导师（他所在大学的原校长)的学术道德问题，最终导致被除去院士之名。
五、“没有哪一个大学校长敢拍胸脯说我这个学校没有抄袭、剽窃……”
以上事件，仅仅是学界抄袭、剽窃的冰山一角，这些事例之所以成为事件和话题，是因为这些人树大招风，他们的道德文章有很多人关注。可那许多为学位而写的毕业论文，那许多为评职称、争待遇而发表、出版的文章、著作，有多少被人关注而被揭露出来？
国内著名的学术打假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在谈及弄虚作假的学术丑闻时说，“北京有一所非常好的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它的外号叫'抄袭大本营’；南方也有一所非常好的大学，它的外号叫'复印大学’”。
杨玉圣教授曾经在报刊上公布过涉嫌抄袭剽窃丑闻的大学，其中名校之多，令人震惊。
以下是杨教授的原文——
拿抄袭剽窃这一最为人所不齿的学术丑闻来说，单是在媒体上已经公开披露过的著名学术机构，至少可以举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而且，这个令人汗颜、不光彩的名单很可能今后还会继续扩大下去。在这个花名册中，固然有一些牌子一般的高校，但叫人尴尬的是，其中大多数更是名牌学府，如既有国家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也有国家倾斜投资建设的“世界高水平大学”（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面对这个花名册中的“国家队”性质的名牌学府业已暴露出来的严重学风问题，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声称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23日）
真是世界之最啊！应该对杨教授说，别将这个名单开下去了，别告诉我们哪些大学存在学术腐败，只请告诉我们，哪所大学没有这类丑闻！
杨教授十分感慨地说：“90年代以来，此类丑闻不绝，大有风火燎原，越演越烈之势，从内容上看，除高校教材、辞书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外，学术论文、专著、博士学位论文都有份。从抄袭者的情况看，不仅一般中青年人抄，老年人也抄，不仅无名之辈抄，业已成名的人也抄。不仅有学生抄老师的，也有老师抄学生的。最不可解的是被众多专家学者指认、并写文公布的抄袭者，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9日）
南开大学副校长、教授陈洪，在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曾经痛心地说过，“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大学校长敢拍胸脯说我这个学校没有这种问题（指抄袭、剽窃），我想谁也不敢打保证、拍这个胸脯……”（ 天津电视台2002年3月3日“青年大世界”节目）
六、中国特色的学术奖项和评委
无论抄袭剽窃的现象多么普遍、恶劣，仍然算不上知识分子腐败中最无耻、最下作的手段；毕竟这在国外也发生过的，而在中国，抄袭的话题也有了一两千年的历史；更无耻的是，一些教授、学者在评奖、评职称过程所采用的下流手段。
以下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沙林披露出来的三个个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某教授撰写《竹木春秋》一书。出版后，有好几位专家公开发表了七八篇文章，批评此书存在大量的硬伤和大量的抄袭；还把该书大肆抄袭未发表的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事实也揭露出来。这些书评文章都发表在评奖之前，并广为学界所知。但就是这本有严重问题的图书竟与《陇文化丛书》一起获得中国最高规格的图书国家大奖──2000年“中国图书奖”，令学人大哗。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争取博士生导师资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之后还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他靠这些材料最终评上了教授和博导。后来商务的领导见到武大的人问，你们那个谁的稿子怎么还没送来？武大人说，不是书都出了吗……这才露了馅。该人的教授和博导帽子全被掳了，带着一家人去了国外。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某教授来得更奇，他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而且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用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令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各种顺口溜在人们口中传，如：“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到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中国青年报》2001/07/18）
在商场上，制假售假的商家不少，但敢把假货拿到展览会上去参赛评奖的却很少听说。
这些年，中国假酒泛滥，酒类的评奖活动也泛滥，却从没有听说过哪一种假酒得了奖！可知识界的假冒伪劣产品——抄袭剽窃之作，胡乱拼凑之作，品味低下之作——不仅充斥文化市场，而且还能堂而皇之地获奖。
抄袭剽窃之作可以获奖，首先是抄袭者不以抄袭剽窃为耻，敢于理直气壮地把他的假冒伪劣产品拿去参评、参赛；其次是他一定精于中国式的评奖之道，能有把握将多数评委摆平、搞定；至于那两位只有一个书名、只有自己做出的一张假封面而根本就不存在的书也获了图书大奖，也评上了博导的教授，就只能归功于中国特色的奖项和中国特色的评委会了！
那位靠自己制作的一个图书封面而获得学术奖的某教授，正是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占尽了学界和商界风光”的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胡黎明。
为名为利到了不惜使用流氓手段的人，还能得到学术权威的青睐奖励，得到了实业家的欣赏重用！中国人爱说“英雄所见略同”，在这里成了“昏庸所爱相似”了。
是呵，那些平庸的、或心术不正的领导人，总是喜欢重用和提拔与他们内心世界相似的人……这也是我们身边那些个骗子、流氓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吧！
抄袭剽窃就像火车站卖假票的票贩子，而懒到连抄袭、剽窃的劳动都不愿付出的教授们，就像贩卖假票的票贩子，卖到最后，连假票都懒得造了，只是伪称自己有票，先把钱骗到手再说。
一个人——一个为人师表的人，急功近利到如此程度，胆大妄为到如此程度！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词来形容这样的行径——是犯罪，还是流氓？
但他们没有犯罪，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学者教授因为弄虚作假、投机钻营、招摇撞骗而犯了罪。知识分子不会犯罪，犯罪的只是那些制假售假的小商贩、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
对票贩子，无论他倒卖的是假票还是真票，都有被抓捕、被绳之以法的风险。而在我们知识圈内，连根本就没有造出来的假货，还会有报刊为其发表书评，还会有权威的评委对其表示欣赏、直至给予奖励。即使败露了，最多是取消奖项、或是取消什么什么资格而已……
相比之下，在知识界造假售假或耍流氓手段骗名骗利，比起在市场上造假售假，投机取巧的风险成本低得多，获利却十分丰厚——发表了几篇抄袭来的文章，就可以评上副教授，每年稳拿四五万元的津贴；而要是抄袭剽窃的书出版了、获奖了而最终评上博导，那就是暴利了——博导，起码是正教授，套行政级别该是司局级，当然津贴更高，出国的机会更多、分得高级住房的机率更大，获得国家级奖项和国家级科研项目带头人的资格更足；如果争取到研究课题立项，那就有了数十万、数百万的课题经费。
一般来说，这些课题经费是无偿的，是无需对其是否有产出回报承担责任的。只要有几篇论文，有一些试验数据就可以交差了；而论文是可以抄袭，数据是可以编造的……
七、从学术腐败到精神堕落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将这些丑行继续罗列下去，无论对笔者的写作，还是对读者的阅读，都是令人厌恶的。但我们又必须有勇气注视，有勇气承认这些丑恶不仅非常可悲的在知识界存在着，而且决非个别！
近年来，学术腐败的大面积蔓延，已经引起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高度重视。
下面是新华社记者沈路涛、邹声文，对“两会”的代表、委员痛斥学术腐败的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淮南工业学院教授赵师庆说，“现在学风败坏的形式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公开抄袭别人的论文，剽窃他人的成果，伪造实验数据，在学术成绩中大量'注水’，请'托儿’吹捧自己，甚至用钱去买学术职称”；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光机所所长王家骐对“败学症”的年轻化趋势十分忧虑：“在少数研究生中间也出现了科学道德的问题。有一位研究生与导师共同完成了研究课题，却将发表的论文署上自己和爱人的名字”；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不久前也对科技界当前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浮夸不实、甚至弄虚作假、包装炒作、抄袭行骗等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全国人大代表王家骐认为，“现在学生作弊司空见惯，这是学术缺乏诚实的开始。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许多代表、委员认为，道德是一味“温方”，对学术不端行为没有强制作用。要真正根治“败学症”，还需“刚柔相济”，对学风败坏的事情，发现一起就严惩一起。为此，他们呼吁有关部门加紧制定、完善防治“败学症”的具体规则和法规，以更好地配合学术道德建设的进行。
——张存浩委员说：“欧美一些国家制订了防治学风败坏的法规，学术造假者面临着可能被送上法庭的命运。”（新华社记者：沈路涛、邹声文《两会代表为“败学症”把脉寻方》）
北大教授王岳川先生，曾经非常深刻地痛陈当代大学的精神堕落。
他认为当代大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学风问题和生存方式的变化。诸如：心态浮躁，功名心强；门户之见，重学术背后的利益关系；近亲繁殖，论资排辈；学术空疏，不愿意做精深的研究，热衷于在各地不断地组织各种会议，以此形成自己的学术关系网络圈层……在各种会议中不断出风头、拉人选、争夺权力，在不同的评比上获取显赫名声……热衷于经济、大赚其财，夸夸其谈、下海捞钱……”
（王岳川：《大学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失重与学风问题散议》）
如果我们承认王岳川教授描绘的是一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惟妙惟肖的画像，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结构，的确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不能调过头去，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八、孩子成了教师的摇钱树
我们已经描绘出许多学校乱收费、吃教育、吃学生的细节，这些丑恶现象大都是以学校的名义进行的，有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经费短缺、为了学校的建设、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等等……
还有一些教师干脆就是以个体的名义赤裸裸地站出来，直接搜刮学生的钱财。
前面已经讲过，小学开学了，老师先要挨个问一问同学们的家长是干什么的，这是教师在进行资源调查，然后摸排出有用的数据。用家长的话来说就是要在班里找到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孩子——“汽车娃娃”、“煤气娃娃”、“医院娃娃”、“万事通娃娃”……
老师利用这些功能各异的娃娃，既可办成无法用钱办到的事，也可办成用钱办得到的事，但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
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