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的敏感神经再一次被波士顿咨询公司17日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揪起。该报告称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根据2004年世界家庭峰会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家庭已经达到3.5亿个。这意味着有70%的财富掌握在约0.43%的人手中。对比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一般是5%的人占有50%的财富。当然，情形各不相同，这种参照或许只能说明贫富差距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财富的高度集中，说明当下的贫富差距扩大，这对于社会稳定而言是一个潜在的危险。理由与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穷人的经济学家尤努斯一致，只有消除贫困才能维持和平。

　　从2年前反思国企改革开始，到今日关心贫富差距，这或许是改革纵深化的一个标志，而构建

和谐社会促使决策者不得不重视贫富差距的问题。但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对策众说纷纭。但不少策略由于其误解了贫富差距问题中的逻辑而误入歧途，所以理解其中的逻辑是决策之前的重要环节。

　　目前对富人的敌视往往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的市场改革是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市场经济的阴影中不少人通过非正当手段而暴富，是通过排除其他人公平竞争的机会而攫取的财富，加上官僚裙带的腐败因素，致使穷人与富人之间完全处于一种敌对的竞争关系。所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对策是劫富济贫。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随之而来，不少看法认为劫富会伤害激励，富人就不会有激励去创造财富。这种原罪问题只能激起愤怒的情绪和要求重新分配财富的激进诉求。但要预见到如果允许剥夺个人财富，那么不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而言都不是好事。劫富济贫是误入歧途，这是理解贫富差距问题的第一个层面。

　　而且劫富济贫政策的所谓“好名声”只是在纸上虚幻，实际上不仅没有区分合法致富的富人与依靠不当手段获利的富人，更是在贫富之间挖了一道鸿沟。这显然不是既强调分工又强调合作的经济学，因为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还可以有合作的关系，来使双方都获得益处并改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这也是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的主要理念，通过相对富的人借钱给穷人，帮助穷人脱贫也给富人增加收益。合作，是解决贫富差距的第二层次。

　　中央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也提出要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因此鼓励通过合作的方式来缩减贫富差距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方向。而要推动这种合作，就必须进行深入的改革。全面改革正是市场经济改革走到今天的应有之意。对于当下的贫富差距，关键是要从体制改革上给予穷人以发展的机会。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工作也已表明，只要给予穷人一点点贷款，他们迸发的创造力并不亚于富人。这当然也需要社会阶层保持开放流动，这样穷人才有机会变成富人。

　　中国改革的历史在反复提醒决策者中国百姓的创造力，因此解决贫富差距的第三个层次是重视这种创造力，进一步推进全面改革，增加穷人的选择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