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任仲夷广州病逝

　　病重住院期间，温家宝李长春多次来电询问并指示全力救治；贺国强张德江肖扬到医院看望；王刚多次来电询问救治情况

　　根据其生前愿望，丧事从简办理，不举行遗体送别仪式

　　任仲夷生平年表

　　任仲夷，原名任兰甲，曾用名任夷，男，汉族，大学文化。当选为中共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14年9月出生，河北省威县西小庄人(西小庄在1940年前属山东省)

　　1935年，在北平市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

　　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

　　1937－1938年，在济南做平津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后任山西友军第六十六师政训处组织科科长、政训处中共党总支组委，鲁西北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党总支委员兼政治教官

　　1938－1945年，任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校校长、冀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中共冀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学校校长、中共冀南五地委常委兼冀南五专署专员、中共冀南二地委常委兼冀南二专署专员、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

　　1946－1952年，任中共辽南三地委常委兼三专署副专员，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中共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行政公署秘书长，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2年，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3年，任中共哈尔滨(直属市)市委第二书记

　　1954－1966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市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

　　1966年秋，开始被批斗，后下放农村劳动

　　1972－1976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1980年，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0－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5年后，退出领导工作岗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任仲夷和夫人王玄在撤出北平前夕合影。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广东省军区原第一政委任仲夷同志，因病于2005年11月15日13时4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2岁。

　　根据任仲夷同志生前愿望，丧事从简办理，不举行遗体送别仪式。

　　任仲夷同志病重住院治疗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多次来电询问有关情况，指示有关部门全力做好救治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专门到医院看望慰问、了解病情，对救治工作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曾多次到医院看望，并在率团出访期间多次过问治疗情况，要求全力救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多次来电询问救治情况。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也到医院看望慰问。中央和省保健局组织专家医务人员全力救治。省的其他领导和老同志也先后到医院看望。

　　“任老作报告，大家都爱听”

　　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追忆任仲夷，说他非常平易近人，说话也很风趣

　　“任老来广东后第一次视察，就是我陪同的！”在记者打电话采访前的一个小时，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已从其他老同志那里得知了任老去世的消息。他说任老这样思想活跃、平易近人的人离开了我们，让人非常难过。

　　“任仲夷”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任仲夷1980年来广东之前，关相生在几次开会中就认识了他，“任仲夷”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据关相生回忆，当时任老是带着中央改革开放的精神指示来的，开会传达之后，他就提出要到深圳、珠海等珠三角城市去转一转，进行实地调查。在第一次视察中，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关相生全程陪同。他说，任老非常平易近人，说话也很风趣，他开会作报告，大家都很爱听。

　　“他看问题非常透彻，让你心服口服”

　　任老到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不久，就下去调研。关相生在以后的工作中发现，喜欢调查研究是任书记的特点。“他一般不会轻易发表意见，但通过调查研究后，他就有什么说什么。”而且他对下属也是这样要求的。当时关相生还兼任省保健委员会副主任。任老去辽宁考察之后，发现广东的保健工作在全国还比较落后，他就要求关相生再去做一次调研，多学一些经验，回来指导广东的工作。在关相生的记忆中，任老从没有对人发过一次脾气，处理问题非常讲究方式方法。如果发现下属的工作没做好，他不会直接批评，而是谈话进行启发。“他看问题非常透彻，往往让你心服口服。”

　　1980年至1985年，任老在广东担任第一书记的5年间，是广东改革开放最困难的时期。关相生说，当时思想还不像现在这么解放。因为沿海一些城市出现了走私问题，中央让广东解决，而且两次召见了任仲夷，有人私底下把这“二进京”称为“二进宫”。有的还说要撤了任仲夷，当时任老的压力非常大。

　　任老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但任老思想比较解放，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后来又出现了“精神污染”问题，思想也混乱。当时叫“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我们心里七上八下的”。还有的老干部到了深圳参观后，说除了五星红旗没变，别的全变了。年轻人留长发，穿喇叭裤也有人大惊小怪。对此，任仲夷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排污不排外”，“有所引进、有所抵制”。这些口号在当时非常深入人心，也有利地支持了改革开放。

　　退休后没去北京安家

　　除了工作，关相生了解到的生活中的任仲夷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粗茶淡饭，有一段时间，任老家中甚至没请保姆，“王大姐(任老的老伴)那么大年纪了，还自己到菜市场去买菜。”据说，任老退休后，是可以到北京安家的，房子上面都给安排了，但任老没去，还是和广东有感情。

　　“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关相生回忆起和任老在一起的日子似乎就在昨天。他说，9月份他们还商量着省顾委一些老同志一起到华东去考察，没想到在出发的前5天，任老病倒了，未能成行。这就成了关相生心中永远的遗憾，考察回来后，他几次想去医院看望任老，均被告知:任老身体不好，不方便探望。在任老逝世的前一个晚上，关相生还打电话给任老的秘书，询问病情，希望能够前往探望。

　　图：1983年11月，任仲夷(前左一)陪同谷牧(前左二)视察深圳经济特区。

　　图：1980年11月，任仲夷同志在广东省府礼堂和省市干部见面。

　　图：1982年5月13日，任仲夷(左三)在广东海丰县海边与海丰县负责人研究打击走私活动问题。

　　受命南下，接棒耕耘“试验田”

　　1980年，广东改革开放已经开局，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调中央工作，谁来接棒呢？中央经过反复挑选和研究，最后确定由任仲夷、梁灵光去担此重任。

　　任仲夷自1977年2月受中央委派，从黑龙江省调至辽宁省这个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的“重灾区”，主持省委工作以来，大力拨乱反正，政绩斐然，人们有口皆碑。他作为地方领导人，在全国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带了一个好头。他冲破重重阻力，把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女英雄张志新这个冤案翻了过来，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他首先提出要给被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捆绑得死死的国营企业“松绑”。他大胆提出农村要敢于“抓富”，并恢复了过去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农贸市场。

　　在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的领导下，短短两三年的功夫，辽宁大地显示出一派勃勃生机。任仲夷无论从思想理论上，从胆略气魄上，从领导艺术上，都表现出卓越非凡。让他到广东挑起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重担，可谓理想的人选。

　　1980年初冬，任仲夷和正在担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受命于党中央，调往广东省工作。赴任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任仲夷和梁灵光面授机宜。邓小平说:“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1980年11月，任仲夷和梁灵光，肩负党和国家的重托，面对南粤人民的期望，赴粤上任了。
　　
　　勇立潮头，坚定敞开“南风窗”

　　广东杀开一条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广东改革开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以任仲夷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在中央和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坚定不移地廓清错误认识，坚持对外开放。

　　1981年，由于对外开放不久，我省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走私贩私的浪潮。中央非常重视，并于1982年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在这一重要时刻，广东省委提出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

　　1982年，白天鹅宾馆部分试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但心里没底。结果，任仲夷到场，并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表达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特区初创，任务很重，还要面临一些指责。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对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又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中央要求广东“对外更加开放”，广东更加跃跃欲试。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对前者，广东是“近水楼台”；对后者，要学会“长袖善舞”。
　　
　　变通搞活，闯关破垒先一步

　　广东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张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搞活经济，为全国先行一步作出探索。任仲夷到广东后，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要求社科界研究。看到一位研究生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论文后，他很感兴趣，亲自约见。他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我们要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私营经济的正式名字，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他主政的广东，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堡垒发起了一次次攻关。外贸改革，突破独家经营，打破大锅饭。物价改革，按价值规律办事，放开猪、蛋、鱼、菜的统一购销。工交改革，突出在“包”上做文章，把相当一些经济决定权下放到企业。

　　任仲夷认识到单靠财政拨款搞建设不可行，必须改革投资体制，用“以电养电”、“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等办法集资搞建设。1981年，省交通主管部门向外商集资1.5亿港元，并自筹资金8000万元人民币，将广深线的两个渡口和广珠线的四个渡口改渡为桥，通过收取车辆通行费来偿还贷款。投资体制改革，使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极大促进了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

　　广东省委用足中央政策，搞活经济的思路明确坚定，成效越来越明显。到1985年底，深圳、珠海、佛山的物资市场调节量已超过5％，企业用人基本放开，各级财政已实行包干，乡镇企业完全由市场调节，一些地区对乡镇企业负责人实行重奖。另外，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小国有企业可以承包。在全国引发了第一次“珠江三角洲热”。
　　
　　解放思想，立言排污不排外

　　在特区建设过程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有些同志看不惯青年人穿喇叭裤、留长头发，意见挺大。1980年12月18日，任仲夷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说，我认为资产阶级的腐蚀，主要不在这里，就像万里同志所讲的，我们要抓大事，不能盯着穿喇叭裤、留长头发这类事，资产阶级的腐蚀主要不在这里，而是少数干部收受贿赂、贪污中饱私囊等歪风。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求富”心切！有些人开始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更多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走私贩私。1982年2月，任仲夷在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划清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这期间，任仲夷提出:“要自觉地排污，不要盲目地排外。”

　　任仲夷说，最初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对外开放，要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解决长期以来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封建落后的保守思想。“不要盲目排外”，就是不要把凡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都看成是有害的。否则就会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开来，就不能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永远使自己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如果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想进行真正的改革开放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图：1982年2月7日，任仲夷在广州陪同邓小平接见群众。　

　　图：“文革”中被批斗的任仲夷。时任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文革”中惨遭批斗。　　　

　　■任仲夷主政广东之最

　　最早一批“香港游”

　　1983年11月15日，第一批“香港游”从广州出发到香港，改变了过去长期限制内地居民走出境外、接触外面世界的情况。广东人从过去的冒着生命危险“逃港”到以旅游者身份到香港消费，只有短短几年。。

　　率先物价闯关

　　1981年上半年，老百姓上街，还用46种票证，香烟也要票，肥皂也要票，甚至火柴也要票，有46种，市民很不满意。遵循“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方针，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在全国率先进行物价闯关。原来空荡荡的商店货架，忽然之间变得琳琅满目，原先轻飘飘的米袋子、菜篮子，一下子都变得沉甸甸了。

　　最早利用外资建五星级酒店

　　1983年，总投资5000万美元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全面营业，这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建造、自行管理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大型宾馆。

　　最早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1980年，广东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1982年5月，佛山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20多年过去了，广东的个体私营经济异军突起，在市场经济大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最早“借鸡生蛋”发展基础设施

　　1984年1月1日，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广深铁路公司成立，从此突破了传统建制模式，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自我全面发展的经济承包的管理体制。

　　中央为何选择他执掌广东？

　　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随即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

　　批判“两个凡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最早表态。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仲夷后来回忆，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任仲夷当时在辽宁还干过几件大事: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任仲夷说，小平同志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来”，但他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他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他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

　　多年以后，当被问及“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时，任仲夷说，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1982年，打走私与“排污不排外”

　　仅有一次向中央检讨

　　曾有记者问任老:主政广东工作期间有无失误？任老坦言，人哪能没失误，1982年差点过不了关。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当时全省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深圳特区速度更快。有些人“求富”心切，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走私贩私。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1980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当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会议气氛极其严肃。

　　会上，任仲夷和刘田夫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详细介绍走私贩私等情况及对策。会上，部分同志讲话很尖锐，有的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任老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广东的特殊政策。胡耀邦等明确表示，政策不会变，但要总结经验。

　　两省座谈会结束，任老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打来电话说，政治局常委得知会议情况后，认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有些问题还没“讲清楚”，还是请任老到北京一趟。

　　第二天，任老和刘田夫再度赴京。在胡耀邦的建议下，任老向中央写了检讨。这是任老参加革命以来，仅有一次向中央写检讨。这次进京，后被称为“二进宫”。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任老，小平同志把章蕴的报告批给政治局常委传阅，而这个报告对广东和任老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2年在落实两省座谈会精神期间，任仲夷还提出“排污不排外”。5月，他接受上海一份报纸记者采访: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体分析，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认识。

　　1981年，主政广东遇到第一难题

　　破除“缓改革”误区

　　任仲夷来广东遇到第一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会议期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任仲夷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他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他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

　　任仲夷回广东后，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当时经济调整，广东遇到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省委政策对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支持，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

　　1983年，对外开放

　　搞特区利于社会主义

　　广东杀开一条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广东改革开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广东省委坚定不移地廓清错误认识，坚持对外开放。

　　1982年，中国第一家国际酒店白天鹅宾馆部分试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但心里没底。结果，任仲夷到场，并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表达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特区初创，任务很重，还要面临一些指责。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对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又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中央要求广东“对外更加开放”，广东更加跃跃欲试。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对前者，广东是“近水楼台”；对后者，要学会“长袖善舞”。

　　1984年，不拘一格引才

　　给蛇口“放生”打造特区

　　原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曾说，他最感激任老三件事，一件是“给蛇口放生”的那个“31号文件”，一件是任老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留任蛇口；一件是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

　　1984年下达的中共广东省委31号文件，给了蛇口4个具有政府权力的权力:任何进来投资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进人、干部转户口，蛇口自己就可以批，另外地界问题也解决了。这个“31号文件”，是广东省委常委开会定的，会议由任老主持。就是这个“31号文件”，使蛇口真正成了特区，成为了“改革试管”。

　　此外，任老支持蛇口接收清华学生周为民，也叫袁庚一直念念不忘。周为民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四五”英雄，后来“四人帮”把他抓到青海去了。直到胡耀邦出来才给他平反。平反之后袁庚把他招到蛇口来了。到蛇口之后，周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同学，说蛇口这里很民主、自由，如何如何……说蛇口今后的前景怎么样怎么样。不料这封信落到有关部门那里，因为周在1979年北京“民主墙”写过大字报，有过这样一个不良记录。所以周到了蛇口之后，又被抓住不放。但是，这个问题任老一直另有看法。任老一直支持为周为民平反，反对再次查办周。后来，周为民终于在蛇口留下来了。这对蛇口吸引高级人才、坚持改革开放起了很大作用。　　　　

　　部分文字综合自《任仲夷:南粤开风气，多亏邓小平》(关山)、《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

　　图：任仲夷打保龄球。

　　图：任仲夷游泳。

　　图：年逾九旬的任仲夷兴致勃勃地坐进崭新的小汽车里，转动起方向盘。

　　图：南方日报社庆日，蔡东士(前左一)、林若(前左二)、任仲夷(前左三)、吴南生(前左四)等出席庆祝大会。   

　　一耳失聪“偏听不偏信”
　　任老晚年多病但都始终乐观，胃部患癌切去大半他笑称“无所畏(胃)惧”

　　他一目已失明，只一目可视，他自嘲为“一目了然”。他一耳失聪，另一耳可听，他自嘲为“偏听不偏信”。他患胆结石，将胆割去，他自嘲为“我浑身是胆”。他胃部患癌，动手术切去大半，他又自嘲为“我无所畏(胃)惧”。

　　任仲夷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积劳成疾，晚年病魔一个个不可抗拒地向他袭来。但任老善悟人生，善待生活，始终保持乐观幽默的心态，耄耋之年仍然充满青春的活力。他一目已失明，只一目可视，他自嘲为“一目了然”。他一耳失聪，另一耳可听，他自嘲为“偏听不偏信”。他患胆结石，将胆割去，他自嘲为“我浑身是胆”。他胃部患癌，动手术切去大半，他又自嘲为“我无所畏(胃)惧”。

　　任老晚年患了胆结石病，且“结石”长得很快，给老人带来极大痛苦，全家人都为他挂心，医生找家人商量:要把“结石”切除掉，但因为他年事已高，家人怕出意外。任老听说后，风趣地说:“切掉它！我浑身都是胆，还怕什么？”他配合医生顺利地把“结石”除掉了。

　　人到老年，身体恰似一部旧机器，不是这个部件有毛病，就是那个部件不灵了。任老排除胆结石后，不料一只眼睛失明了。家人和亲朋老友都为他而着急，因为他心里总是牵挂着国内外的大事，天天要读书看报看电视，一只眼多吃力呀！再说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另一只眼睛呢！而他却说:“没问题！我是一目了然，一只眼聚光，照样读书看报！”

　　2001年秋天，他的一个耳朵突然又失聪了。这给他带来了许多不便，家人和老友们都关切地劝他买一个助听器，他却说:“我是偏听不偏信，毫不影响和人们的交谈！”

　　顶住“倒春寒”力挺大胆报道

　　任仲夷同志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先驱人物。他在辽宁、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同时，他大力支持新闻工作的事也为人称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多次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任仲夷1977年到辽宁不久，就提出“农村抓富”的口号，并在全省发动一场“要不要富、敢不敢富、能不能富、怎么样富”的大讨论。当时，《辽宁日报》进行大幅报道。可事隔不久，到1979年初，全国出现了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倒春寒”。一时间，“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可能诱发资本主义势力泛滥”之类的声音甚嚣尘上。为此，《辽宁日报》写了篇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农村形势述评。三天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了这篇述评，并以编者按形式予以肯定。

　　事后，《辽宁日报》才知，《人民日报》的这个肯定来得不容易。

　　原来，《莫把开头当过头》见报后，不少干部纷纷议论:“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如此猖獗，还说是没有过头，纯粹是胡说八道！”在这种情势下，任仲夷作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力排众议仗义执言:“我完全赞成记者的观点，我认为，文章的标题还应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会后，他亲自跑到《辽宁日报》社要见一见这个记者。

　　党的十五大召开，任仲夷以八十多岁高龄当选代表前来参加会议，这是绝无仅有的特例。他下飞机后首先来到《人民日报》报社。当他离开报社时，时任总编室主任的江绍高同志说了一句:“祝任老健康长寿！”不料任仲夷同志突然停止脚步，正色说道:“你这话说得不好！”大家都愣住了，问他为什么。他说:“凡是被人说健康长寿的，都说明他快要'差不多’了。哪有对少先队员说'健康长寿’的呀？对少先队员只能说'天天向上’嘛！”说罢，他立正举手行了个少先队礼。

　　确实，没有比“天天向上”更能生动逼真地传达任仲夷的精神状态和精神世界，更能表达对这位可敬可爱的“超龄少先队员”的敬慕了。

　　支持“流行乐”想怎唱就怎唱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连歌舞团的演员第一次手持话筒在台上边走边唱，立刻招致强烈非议，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台风”。时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的范敬宜向任老请示怎么定性，任仲夷反问:“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范敬宜讷讷地说:“好像没有……”

　　“是啊，共产党的创始人从来没有讲过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嘛！共产党的省委不该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这是该由导演管的事！”任仲夷如是表态。

　　八十年代初，社会上曾对流行歌曲争议很大，连《太阳岛上》《军港之夜》等也被指责为靡靡之音。有人说，连托儿所都在教孩子们唱什么“我有一颗火热的心”之类的爱情歌曲。任仲夷说:“这只能说明现在适合儿童的好儿歌太少。其实孩子懂什么？你教他唱什么他就唱什么。文化大革命，托儿所不都教唱'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难道三岁孩子就懂什么叫政策和策略？”

　　有人说，有些新兵洗衣服时一边唱《再见吧，妈妈》一边流泪，影响了部队斗志。任仲夷说:“解放军战士也是普通的人呀！行军训练当然应该唱'雄赳赳，气昂昂’，'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休息洗衣服唱个'再见吧，妈妈’也属于人之常情。十七八岁的娃娃，刚离开家，能不想妈妈吗？流点眼泪有什么可怕？时间长了就好了。你的孩子入伍了，你难道不希望他想你？”

　　任仲夷的精彩言论
　　
　　“浑身是胆”与“无所畏惧”

　　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胆，虽然没有了胆，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1993年11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时我已年近八旬，觉得动这样的大手术也就“无所谓(胃)”了，也可以说“无所畏惧(胃具)”了。
　　
　　“近水楼台”与“长袖善舞”

　　1982年1月19日，任仲夷在广东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应积极引进港澳和外国的资金与先进技术时说:“我们既要注意吸引港澳的资金和技术，同时又不要局限于港澳。对日本和欧美等都要加强经济往来和经济合作。引进港澳资金和技术，广东是“近水楼台”，引进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我们要学会“长袖善舞”。
　　
　　“见怪不怪”与“少见多怪”

　　任仲夷有一次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过去有人说，广东对外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见怪不怪’。我认为，不能笼统这样讲，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允许“变通”，不许“变相”

　　各级党委、各个部门、所有干部在执行上级政策时，都要起“变压器”的作用，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成为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去推动机器的运转。

　　“变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政策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讲“变通”，不应形成“变相”地违反政策。在正常工作中，必须严肃认真地执行现行政策的规定，在执行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

　　至少有三种情况允许变通:第一，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有时要多方查阅各种规定，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而不应到处找根据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允许灵活的，则应向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活经济方面去理解，灵活执行，而不是相反；第三，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果从现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据，还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
　　
　　“排污不排外”

　　不可否认，实行改革开放，在长期封闭的墙上打开窗口，随着新鲜空气进来的，也难免有少许污浊的气息和蚊子、苍蝇。但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
　　排外污，更要排内污，只强调外来的一面还不够，还必须看到我们内部这一面。蚊蝇有从外面飞来的，也有内部孳生的。古语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
　　
　　少用“否决权”，多投“赞成票”

　　一次，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不无气愤地说:“当前经济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管得死，效率低。办一件简单的事，不知有多少部门管着，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行使'否决权’，而投'赞成票’的却很少。许多明明合理的事情不能办，许多明明不合理的做法不能改。造成一种体制性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比之纯粹个人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往往危害更大，而且更难克服。”

　　就上述现象，任仲夷说，各部门都要尽量多'开绿灯’，不要滥用权力'亮红灯’。要多让'车走直路’不要总是'别马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