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拙作《伶人往事》的台湾版与香港版同时推出，其中几篇,如《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尚小云往事》、《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杨宝忠往事》、《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等，也已先后在内地报刊上刊出。

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写这些唱戏的艺人？”

答：“艺人太有魅力了，他们是吸引我的独特群体。”

我仔细想了想，自己第一次听京戏不是在剧场，是在杨虎（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家中。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了。一天上午，父亲对我说：“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杨啸天（杨虎字）家吃饭。”

杨家离我家不远，也是一座四合院。那天去的客人挺多，主人也高兴，拿出齐白石的两幅新作请大家鉴赏。饭后回到客厅，重新上茶。我端着玻璃茶杯瞧，先前的茶水是绿的，怎么又换成红色的了？待客人坐定，杨虎笑眯眯地说：“现今小女在学梅派，想献上一段……”没等说完，大家就鼓起掌来。

杨虎的小女儿一身布衣，清秀标致；身后是她的琴师，穿着长衫。只见杨家小女儿鞠躬后，即双膝跪地。

我对妈妈说：“京戏怎么是跪着唱呢？”

母亲凑在我耳边，悄声道：“她演的是一个在公堂受审的女囚，当然要跪下了。”后来才知道，这戏名叫《三堂会审》，她扮演的角色叫苏三，一个含冤负屈的风尘女子。是京剧旦行，都会唱这一出。回到家中，我宣布：自己也要学两段京戏！可母亲告诉我，杨虎的小女儿每次学戏，继母都坐在旁边，一刻不离。错了，就呵斥；再错，就拧嘴，能拧到出血。于是，我不嚷嚷着“学两段”了。后来，我从事戏曲文学理论的专业学习，几乎是天天看戏了。我叹服伶人的高超和聪颖——居然能用形式感、程式性极强的歌咏、表情、身姿和手势，道出人类灵魂中的一切深浅不同的欢乐、忧愁、愤恨、哀伤、痛苦和惆怅来。

后来，父母都划为右派。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时尝尽，这时伶人的温厚谦和，能让你的内心在瞬间颤栗却又难以名状。而受父母牵连的名伶叶盛兰、叶盛长、李万春、奚啸伯等人在1957年以后的不幸遭遇，更令父母内心充满自责和歉疚。  

再后来，就是在四川省川剧团被管制的日子了。受辱多年，多年受辱的同时也使自己有机会接触到艺人生活的深处和底部。高贵与卑贱、义气与世故的融合，万丈光焰与灰暗惨淡的交替，台上表演与台下做派的错位，令人惊愕不已。刚刚还精神抖擞地扮演一身正气、浑身是胆的英雄，下场就钻进单人化装间给自己扎“杜冷丁”。“文革”中我被两个武生演员强按住，用剪刀在头上乱剪乱戳，身边的一个擅演粉戏的老艺人（男旦）死死盯着我，那曾经风情万种的眼神里流露出恐惧和怜悯。他是同性恋者，被公安局定为坏分子。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也有鸡奸行为。可这位官员怎么就没事儿呢？

总之，人性中美与丑，都聚集在艺人的身上。而且生活形态的东西比艺术作品生动多了，也深刻多了。伶人扮演的角色都是艺术典型，其实最典型不过的就是他们自己。你想忘掉他们，都不可能。

去年，我重返四川省川剧团，进门就打听那个男旦。

答：他早死了。
我问：“死在了哪儿？”

“就死在剧团办公楼的过道。” 顿时，一片寂静。

“他埋在哪里呢？”我又问。

答：不知道。

伶人带着他们的往事是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的，只是不知消失于何时何处？真的不知消失于何时何处吗？
 
2007年1月，香港《明报》出版社的潘耀明先生通知我，拙作《伶人往事》卖得好，要第三次印刷了，希望我写篇“再序”。就在这同一个“钟点儿”，大陆的新闻出版署某副署长宣布《伶人往事》属于2006重要违规书目，要查禁；出版社要惩处。我是一个公民，《宪法》赋予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就这样随便被一个官吏剥夺。文人文化在两地之遭际，何以有此不同。世运乎？文运乎？吾命乎？我都不懂。

《伶人往事》不过是一本书，讲的都是琐细之事，立脚亦浅。但中国艺人的文化生命却永难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