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民主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从新文化运动谈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为了挽救中国的命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提倡民权、自由、平等，为新文化运动打下了基础。辛亥革命之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在大江南北轰轰烈烈地展开，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被称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也早已深入人心，再加上早些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似乎走上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金光大道。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胜利多年的今天，我们不仅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很遥远（最多不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是新文化运动中前辈们为之奋斗的“科学”与“民主”，我们也没能很好的地实现。如果说要达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终极目的”需要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那么，“科学”、“民主”这两个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基本的两个原则，今天却仍然需要我们大声疾呼，确实是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2006年年初的“冰点”事件，以及8、9月间重庆彭水的“秦中飞案”，无不是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一个嘲讽。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① 连公民最为基本的言论自由权尚要受到如此限制，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若有知于九泉，不知心中有何感想？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原因自然很复杂，涉及到诸多历史、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最为重要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的两大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偏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一）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发表发刊词《敬告青年》，其宗旨共有六条：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这六大宗旨，大抵也能概括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在文化方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但并非全盘否定。对于古代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小说、白话文学加以推崇，并且恢复了诸子及佛学的应有地位。即使是大力批判的儒学，也并非认为其一无是处，对儒家的一些道德观念仍加以肯定。在学术方面，新文化运动完全是一场民间的思想文化运动，在黎元洪和段祺瑞废除了袁世凯的《报纸条例》之后，全国各地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报刊就达四百余种，这前后几年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大陆言论最为自由的时期。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之后，“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治校准则并影响了整个中国。同时，新文化运动强调民主、法治以及个人自由，力图使中国人民树立理性（科学）的态度，接受现代文明观念，提高公民素质，为民主共和的现代中国构筑牢固的基础。

从以上的简单叙述中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一种思想、一个主义的运动，“新文化”的实质是科学和民主。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是反映了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以及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的思想觉醒的信念。我们现在简单地将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前期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将“五四”简单地归结为爱国运动，则不免显得有些单薄和片面。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二十世纪中国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随后的几十年，我们其实走了一条退步之路。

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这样写道：“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者操纵和控制，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地给掩盖抹煞了。”

孙中山从“民族主义”出发，将个人自由曲解为一盘散沙，认为自由只能适用于国家，而不能适用于个人。他在教导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的学生时就强调：“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此也表示了赞同：“总理曾说，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去掉个人自由。这一点如果相信不彻底，一定不能革命。”蒋介石不仅继承了孙中山这一思想，曲解自由，否定自由，而且为了“建设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明确规定“国家政府的命令，应引为个人自主自动的意志。国家民族的要求，且应成为个人自主自动的要求”。②

其实早在1921年8月，孙中山致信俄国外交部长齐卓鳞，表示对苏俄政府的组织机构，军队和教育非常感兴趣。 两年后的1923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国顾问鲍罗廷到广州帮助孙中山展开“党化”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党化司法”不仅荒唐地将最高的立法权和司法权授予了中国国民党，而且强迫司法人员入党，当时大理院长赵士北因主张“司法不党”，即被撤职。而“党化教育”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党化教育”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里设立国民党党部支部，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 控制与改订教科书。1924年孙中山还亲笔题写“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去世(1925 年3月)后，每周都举行纪念周。到了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立学校，无一例外地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蒋介石更是抛出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将反科学和民主的论调，成为驯化盲从的工具和建立个人独裁的思想武器。

1923年被孙中山赶出广东的陈炯明，看到“党化”运动之后，广东教育从“自由化”转变为“党化”，十分痛心地写道：“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欧美先进国家，受宗教之感化，进于文明境地，犹以政教分离，解放思想之束缚。中国向无宗教之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③

孙中山、蒋介石的上述思想均明确否定了新文化运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此类思想指导下的社会环境不仅不利于科学、民主精神的发展，甚至以“党化运动”的形式，力图彻底铲除培育科学和民主的土壤，致使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几乎面临灭顶之灾。这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命运。

 

                               （二）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以“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陈独秀彻底开除出党。陈独秀的功过是非，并非本文的主题，笔者只想说一点，就是目前多数学者已经认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罪名对他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应当全部摘去。

这里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毛泽东1941年曾经回忆道，历史上党内有两个生动活泼的时期，一是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二是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任总书记期间。在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在他周围先后聚集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这些知识分子。平时在报刊上自由讨论任何问题，对任何中共领导人提出批评，既不限制，更无审查，即使是在党代会上亦是如此。而遵义会议之后上任的张闻天则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离开自由，民主只能是空谈。在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不但实现了从内战向抗战的战略转变，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力量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壮大。

然而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改变了这一切，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相关回忆录的出版，使人们对于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④ 延安整风过程中对于干部的审查方式，则是毫无科学、民主可言。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几乎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先生认为：“在延安时期，从对人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做驯服工具），到树立毛的个人绝对权威，是通过整风运动完成的。毛的心态是：领导这个党（这个国家），非我莫属，都要听我的，即以他的意志划界线。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继续和发展。”⑤ 整风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变成了“抢救运动”，虽然坚持“一个不杀”的原则（事实上也杀了人，比如王实味），但是大量由于“逼供信”造成冤假错案，给中共党内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估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随之而来的是不断的政治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所呼吁的科学和民主依然难见其踪影。1957年6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储安平的文章《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党群关系不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党天下”的思想。“党天下”的思想，即西方学者所谓的“Party-State”，翻译过来就是“党国”或“以党治国”。正是储安平的这篇文章，使毛泽东决定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彻底转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据朱正先生研究，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种种黑幕之后，毛泽东原本事想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但是储安平“党天下”的批评恰恰击中了要害，使得形势急转直下。⑥

“党天下”的后果是以党代政，总书记挂帅，“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实为斯大林）。马克思将“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视为人的最高本质。可是，我们将这个本质异化为驯服工具，人人甘当螺丝钉；同时，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逼所有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划清界限，宣扬“成分论”，只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绝无中间道路。一切带“人”的观念——人权、人道、人性、人情等统统蔑视。苏维埃时期错误的“肃反”政策，曾冤死十万人，延安抢救接受教训，“一个不杀”，却未总结教训。终于发展到十年文革，满天下“反革命”，整人、死人不当回事，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造反有理”，“砸烂一切”，将推动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动力——知识、自由、民主、科学、法治（更不论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⑦

其实在解放之前，毛泽东是呼吁民主的。1944年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l945年黄炎培同几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谈到治国的方略，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顾准指出，“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⑧ 用这段话来归结解放前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实乃恰如其分。事实上，无论是国民党的“党化运动”，还是共产党“党天下”的思想，都来源于苏联。尤其是“党天下”的思想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间内无人敢对其说“不”，更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缺乏科学和民主的直接原因。

 

科学、民主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自由和理性精神的，没有自然科学和科学思维的传统。古代的“类书”，大部分篇幅充斥着伦理纲常的教化。中国古代只有礼数而缺乏理性，只有群体意识而缺乏个人自由。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史和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现代史证明，以礼为本，以群体为基础，既不可能保障群体对个体的尊重，也不可能建立群体与个体的和谐关系，而只能出现群体对个体的压抑，只能建立群体与个体的主奴关系。所以哈耶克才说“只要你承认了个人只不过是为所谓社会或国家这样较高的实体的目的而服务的工具，极权主义政体很多使我们害怕的特点便必定会接踵而至。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不容忍的残酷地镇压异己，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与幸福，都是这个基本前提的根本和不可避免的后果”。⑨

长期以来，五四运动之后这种反科学反民主的革命方式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了几千年的国家里，这样的思想特别容易生根发芽，更何况大部分时间它还披上了一层“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呢！每年的五月四日，媒体上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弘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更有甚者提出了“超越五四”的口号，殊不知五四精神早已被我们遗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欧洲的启蒙运动长达百年，用不断的争论和启蒙思想家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唤醒了整个欧洲大陆。而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不过才五、六年，此后无论是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共产党，还是以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三民主义的信徒自居的国民党，在气质上都是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高喊空洞的口号，而是正视几十年来我们所走过的弯路，重新启蒙，毕竟，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需要我们启蒙的还有很多很多。

 

 

                                                                                                        钱塘野人      2006年11月15日

 

注释：

①.   顾准：《科学与民主》，载《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②.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133－135页，南方印书馆，1943。转引自蔡仲德：《论“五四”价值及其恒久意义》。

③.   陈炯明：《中国统一刍议》。转引自陈定炎：《漫谈“党化教育”》。

④.   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⑤.   本段文字摘自李锐先生接受《２１世纪环球报道》采访时的谈话。

⑥.   关于“反右运动”的详细经过，可参考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⑦.   李锐：《谈陈独秀、马寅初、王若水》

⑧.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载《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⑨.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第1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