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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从华北向中原袭来，八岁的我跟着父母客居在武汉。 秋天，故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侵略军活埋，这就决定了我后来的去路。认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于是，千方百计，义无反顾，舍死忘生，投奔沙场。 对于我来说，1957年春天那场猛烈的反右派运动，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桂冠。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同时，被社会抛弃，被人群抛弃，此情何堪？仅仅是带给亲人们的屈辱，就能把人压死。 我们家是一个新婚燕尔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轻的电影演员，她会怎样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奇耻大辱呢？她曾经是那样自珍自爱。从今以后她还能挽着“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吗？ 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温情。当有些人为了羞辱我，组织一些小学生在我的窗前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时候，她竟敢冒险走出去劝说小朋友们离开。更有甚者，她还多次到我劳动改造的场所陪我去加班干活。 那时我发现，我是多么低估了她。不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亲。母亲在八年抗战期间，曾经靠拾麦穗、剥树皮把我们五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刚从轮船上下来的母亲，当即在我脸上发现了我的极度沮丧，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对娘说句真话，真的是你错了吗？”我摇摇头。 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老人家才再问了一句：“……还给你发粮票不？”“给。”“给粮票就行，叫媳妇生个儿子。” 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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