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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为了活得体面些，重新回到军队，心里又点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愿地与妻儿两地分开，一年一次鹊桥相会，又把他们放进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了。 “文革”开始，造反派从我宿舍里搜出一封家书，妻子仅仅在信中为我的处境说了两句委屈和焦虑的话。他们竟然对她实行残酷的武斗，几次将她悬空踢倒在地，几乎丧命。接着就是整整七年不能与妻儿见面。 “文革”后，我又为一些与“理想”相关的物事奔忙起来，妻儿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儿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是怎样长大的，是怎样考取大学的，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过多么大的艰辛。 如今，一双耄耋老人，相依为命，总应该平静下来了吧？不。五年前，妻子又罹患阿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阴霾。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据我所知，她自幼缺少父爱，父亲是个无暇顾家的人，生前总是在他那小小的钱庄里忙忙碌碌。自她17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只小皮箱，随着电影导演孙瑜离家去上海以后，就再也没见到父亲了。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 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 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 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 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 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 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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