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机的每次重大事故，都会引起世界大小媒体评论头论足一番。其常规因素很多，但是如果有人说‘民族性格是曾经造成韩国航空失事的主要原因，那肯定是一个异类。 但是，美籍牙买加人格拉德威尔提出，韩国人过于集体主义，是造成韩国航空失事的主要原因。 从1988年到1998年，韩国航空的飞机损失率为每百万次4.79架飞机，相当与美国的十七倍之多。 此事引起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的警觉，他们的调查结果，让人惊叹不已：韩国航空事故频发，跟飞机的性能关系不大，该航空公司所采用的飞机性能，跟世界上其他大航空公司并无不同。而韩国航空飞机上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机制，莫名其妙地失灵了，甚至在一次坠机事故前，黑匣子记录飞机曾发出14次警告，却无人理睬。 美国专家帮助韩国航空找到了问题的结症：韩国人的高权力距离指数，导致了韩国航班上的沟通不畅。着个原因取代了机械故障与操作失误，是韩国航空飞机失事的罪魁祸首，什么是权力距离指数？它是一种特定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是由荷兰心理雪茄提出来的，在高权力指数的国家，只有听话者足够重视讲话者的深层意思，沟通才能有效地进行，这需要讲话的双方都有足够考虑的时间，来揣测对方背后的意思。 但是，想象一下，一架客机在魔鬼海域的上空，突然遇到异常，机长还会有足够的耐心来听取下属的建议，并且做良好的沟通吗？更何况韩国航空里，下属提出一个建议，也需要有足够的勇气。 研究人员将中、美、韩三组学生作为三个独立的文化群体，分别进行了参与机动、通信方式偏好、自由表达思想观点、个人作业和小组协调四项测验。测验结果发现，美国的分是最底，韩国组的分最高。美国组想教师寻求帮助时，放松度最高，而韩国组的放松度最低。在完成个人作业以及小组合作方面，中方组在向同学寻求帮助时放松，而韩国组最不放松。 韩国的这种心态，即韩国文化高权力指数的反映。下属往往因为害怕权威，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过于敬畏比自己已经拥有更大更多权力的领导者。着中情况，在韩国航班上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副驾驶发现了问题，但是，在他鼓起勇气向主驾驶提及时，可能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时机。 上述实验的结果，也反映出美国人的权利指数是比较低的，同时，相应地，其集体主义倾向较低，个人主义倾向较高。在美国这样一种奉行个人主义的文化中，直抒己见是一个优点。而在类似于韩国、中国这种奉行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与别人直接交锋，将视为粗鲁不当。 后来，霍夫斯泰德根据自己的研究，写了本，《文化的重要地位》，他说，在低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权利会让拥有它的人感到尴尬，并且着些人始终低调行事。 最近被传为趣谈的美国“隔离市长”纳金，就是这种“低调做官”文化的典型。因甲型H1N1流感被隔离的堂堂新奥尔良市长，竟然坐经济舱，却不透漏身份。同亲自去超市购物的瑞典总理、开一辆摩托车在葡萄牙露营地休息的荷兰总理，也是这种类型。诸位别忘记了，去年一位领导那一句“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被埋在废墟里，还牢记自己是个“公仆”。 其实，这里没有绝对的文化差异。欧美官员保持低调，是因为他们文化中的权力距离指数过低，他们在凸显自己自然人身份时，更能有效的行使主权。否则，他们的选民可不服气了，大家半斤八两，今天选你上来是赏你面子。 中国的官员的高调，则是自古以来习惯了用威严的方法治理民众。古代需要鸣锣开道，今天需要警车开路，是因为中国的权力距离指数较高，我们一再强调权威与服从，而不是沟通与理解。 从韩国航空到美国市长，反映的都是“集体主义”上的成功和失败，韩国航空曾事故频发，并非某几个机长特别不负责任；美国市长的“平易近人”，也并非其个人修为是多么的出众。环境对个人成功与失败的影响，有时候，往往超过了个人的主观意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