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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资深报人从香港起程，经深圳到武汉出席一个重要会议。 那一天，他在香港办理出境手续时，非常顺利，手续办完，穿着制服的香港人很有礼貌地把证件整理好，然后，从大玻璃后面，用双手递出来，还给他，并说：“谢谢。”这名报人感到很受用，心情舒畅地踏上了旅途。 在深圳办理入境手续时，他双手把自己的证件递进大玻璃，同样，手续也很快办理完毕。不过，那个穿制服的深圳人把证件还给他的时候，不是递出来，而是丢出来，并且很急切地说：“下一位。”他收拾好证件，微微迟疑了一下，隐隐地怀念在香港的感觉。 他应邀来武汉参加“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地方政府安排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开会那天，会场上有很多人，工作人员忙忙碌碌，他感到有些口渴，便示意女服务员倒杯水，结果，女服务员边忙手里的活儿，边轻轻地说：“等一会儿。”他感到十分诧异，当客人要求倒茶时，内陆女服务员为什么就不能礼貌地回答“好的，我这就来”呢？ 这名报人就是《香港商报》总编辑陈锡添先生，他曾是报道小平同志南巡的第一人。陈先生感觉到了香港、深圳和武汉这三座城市间软环境的差异，这种差异与经济繁荣程度，恰好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他认为：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软环境质量好；深圳是沿海新兴发达城市，软环境质量次之；武汉是渴望发展的内陆都会，软环境质量更次之。而这一切感受，都是他从香港人极具人情地想人“递”、深圳人公事公办地对人“丢”、武汉人没有原则地让人“等”这些细节中得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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