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分为左、中、右，分为“皮”和“毛”，分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等等，并在半个多世纪里在无数个“运动”中不懈地实施、不断地强化，这可能是毛的一大发明，并成为他统治的基础。这样做，从执政管理的角度似乎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有人是借此长期实行阶级恐怖，而且是一种遍及全国全民族的恐怖；后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则更是对遍及一切领域一切地区一切人的无情的扫荡和镇压，于是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全面恐怖，既是肉体上的彻底消灭，也是精神上的彻底禁锢，每个人都已经不是他自身，不仅你的躯体是党的国家的，你是“工具”，是“螺丝钉”或者是“千钧棒”或者是“喉舌”，你的心灵自然也政治化国有化，心灵也被“全面专政”，不仅要“口无异言”而且必须“心无异念”（反胡风运动中开创的搜交书信日记的恶劣先例至此可谓登峰造极），整个国家成为一所大监狱，所有的人都在他们手里任意搓捏，其必然结果便是使整个民族压抑麻木恐惧，患上集体的精神阳痿症和梦魇症。时至今日，上了点年岁的人一想起那漫长的暗夜里发生的种种非人性反人类的桩桩件件，依然会不寒而栗。

最近出版的《不肯沉睡的记忆》是当年北京师范大学部分“五七战士”回忆文章的结集，其中有一篇《我的帽子祭》，很值得一读。作者在细致记录了戴上“帽子”前前后后的不少故事（这些故事今日读来简直匪夷所思）之后，把五十年前的那场“阳谋”做了一点梳理：在人民中划分“左中右”，有的给甜头，有的给苦头，右派当然只有低头认罪，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间派人数最多，他们不断被警告“站稳立场”“划清界线”，不要“滑”到右派那里去，于是大多数在面对厄运时只好听任摆布随波逐流；左派地位也不保险，他们不断告知要“再立新功”，警惕倒退为中间派甚至“堕落”成右派（今日之左派明日之右派，此次运动之“动力”下次运动之“对象”，这在“革命”进程中已是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右派为了“悔过自新”，“立功赎罪”，便检举揭发同学亲友师长，中间派则纷纷表现出“靠拢组织靠拢左派”，因为他们连用沉默来避免沉沦也被指责为“立场”有问题，“沉默就是抗拒”，有的对右派的冷淡严厉和深恶痛绝状甚至超过了左派；而左派中更涌现了一批落井下石卖身卖友的家伙……这是何等恐怖的一幅实景图画呀！

我以为，在这幅画面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所谓的左派。左派也有压抑感和恐惧感？没错。且不说毛论里早就英明指出，左是可以转化为右的，即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日夜绷紧了阶级斗争“弦”的“先进分子”们，他们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舒畅和自由，他们要不断地以出卖自己灵魂为代价证明自己的左，以巩固既得的地位和利益，并换取“组织”给自己更大的信任和荣誉，依我看，他们无非是群有块骨头啃啃的犬类罢了，只要人性未泯，只要还有一点良知，只要还不甘心永做奴才，他们就不会安宁。想想吧，“专政”下的社会怎么可能和谐，怎么会有诚信，更别提什么人性人道良知节操了，有的只能是伪善欺诈仇恨暴力，以及卑劣和无耻，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极端自私、道德沦丧，以及无处不在的疯狂掠夺，其实只是对长期专制统治的一种惩罚而已。。

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特撰此短文以为祭。

暴君、叛徒、囚犯 

一直特别喜爱俄罗斯文学，大学读书时记得那些被文艺理论家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诗人和作家好象都和当局搞不好关系，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批判过沙皇的专制统治，所以日子总不大好过。最倒霉的该是陀斯托耶夫斯基了，他几乎被沙皇绞死，不过此人的作品实在厉害，比如《罪与罚》里他就猛烈抨击沙俄警察不断制造新的冤案，他借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之口说了这样精辟的话：“他们不但撒谎，还崇拜他们自己的谎言。”（1982年版第164页）后来知道的事情多了，发现凡是搞专制独裁的都不但撒谎而且崇拜自己的谎言，比如希特勒、斯大林。再后来，自己有点切身体验了，发现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是这些谎言制造家们还让所有的人统统必须视他们的谎言为真理，而将敢于说出谎言就是谎言的人送上断头台，比如林昭、张志新。

写到这里不能不想起普希金。他在《致维亚吉姆斯基》（1826年）中痛斥沙皇专制独裁的残暴和虚伪，诗人写道：“在我们这个可鄙的时代/无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五行人中不出这三者之外。”我有幸成为“囚犯”，便侥幸没有成为“叛徒”——因为那是个连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的黑暗而残酷的年代，你必须选择：要么做奴才（叛徒），要么做囚犯。我的先生对我说，如果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选择时，我们宁可做囚犯也不做奴才，因为囚犯还有自己的灵魂，而奴才，他们是没有影子的人，他们永世都挺直不了自己的腰杆。

五年准备二十年扫荡 

什么事都有个过程，办什么事都得有个铺垫，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的脉络。常听到一些年轻学人对他们师长曾经有过的软弱表示不理解，说他们为什么不反抗，甚至说为什么要自尽，傻不傻？

前不久在贾植芳老先生家闲聊，他给我讲了从1942到1957这15年间文艺政治舞台上公演的一场场大戏：1942批王实味、丁玲；1948香港中共党员通过《大众文艺丛刊》批胡风；1950批阿垅，胡风把这次批判称之为机械论者急速射出的“第一枪”；1951批电影《武训传》，这可以看作解放后的第一场大批判；1952批俞平伯、胡适；1955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经过这次预演，1957年的那场让中国知识分子至今刻骨铭心的反右派运动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先生说，55年以前可以说是小试牛刀初露锋芒，55年57年那是动真刀真枪。接着，他讲了个故事。1955年初，报刊上开始批胡风，复旦的同事们都知道他和胡风的关系，背后也就有人指指戳戳。有位L教授开玩笑地对他说，老贾，有好事了。原来他是指1951年批《武训传》，导演孙瑜想不通，说宣传办教育，工农知识化，有什么错，要跳黄浦江。夏衍说，别沉不住气。风头过去，孙非但没事还加了工资。后来又批俞平伯，也没事，最后还晋升为一级研究员。他认为这回好事轮到贾植芳了。贾老说，我那时心里就很清楚：今非昔比呵，此一时彼一时呵！五十年代初，土改还未完成，政权还需巩固，经济上问题更多，对知识分子的敲打自然不可太过，点到为止即可。还记得吧，雍正刚当政的时候，九皇爷在酒店听到有人骂当朝皇帝，转身急报说应该抓起来。雍正非但没抓反而给封了官，这些人一个个都磕头谢恩。九爷问为何？雍正说，天下形势未定。后来，凡反对他的统统杀了。贾老说，他很想写篇散文《贾植芳致司马迁书》，又不止一次地希望我写篇论文《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与大义觉迷录之比较》。我知道他的心思。他说对中国历史社会真正了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在我看来，先生也是个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有很深洞察力的人，正是在这里他显示了自己的锐敏和智慧，真所谓以史为镜以人为镜，一切便洞若观火了，这是他用生命代价换来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弥足珍贵。

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在“新中国”之初的几年之内便生生被阉割，几乎整体染上了精神阳痿症。你说，这能把扳子都打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上吗？

帝王头上还有天 

曾经流行过一句名言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一个正常的人能无所畏惧？应该无所畏惧？毛泽东似乎做到了，他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能想象他说此话时那种豪迈气概得意神态，但是这不能证明他真的无所畏惧，有回忆录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非常怕死，他不断地对身边的医生说，想想办法，再想想，有没有办法？然而从某种角度看，他真的无所畏惧了，他什么话说不出来什么事做不出来？他肆无忌惮地占有并滥用最大的公共资源——政治权力，进而把整个国家、军队，乃至几亿百姓视为己有，真是像民间流传的“土地任他踩，人头任他砍，女人任他玩，银子任他花，权力任他享”。他可以对外国元首轻飘飘地说，我们不怕原子弹，不怕世界大战，无非死三亿人嘛，死了三亿，我们还有三亿（手头一时找不到资料，此为大意）。让那位头儿目瞪口呆。这才叫做“率土之滨，莫非皇土，率土之民，莫非皇臣”哩！可是往前一想，皇上也比不上他呀，帝皇头上还有天，中国历史上三百多个皇帝，哪个敢说他比天还大还高？没有，一个也没有，毛泽东敢。伟哉，毛泽东！

然而历史并不是以干了多少“史无前例”的事来记录一个人的功绩的。就在二十世纪，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斯大林都干过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事，那些战争与斗争的狂人哪个不是以崇高的名义把无辜的百姓推到炮火之中焚尸炉里斗牛场上的？你死了，他还活着，他为你造一个陵园，开一个大会，封一个称号，论证了你的光荣，更显示了自己的伟大；然后再来一次，以革命或其他什么名义再次把善良而无辜的百姓关进集中营劳改场甚至推向机枪口送上绞刑架，不说49年之前，就是49年到79年这三十年间，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这些“史无前例”的东西还少吗？几十年过去，历史车轮早已滚滚向前，可是时至今日，他们谁忏悔过？谁道歉过？谁说过一句“我错了”“对不起”？前不久读到邵燕祥先生的一篇文章《反右这笔债，谁来还？》他提出，既然当局继承毛的权力遗产，他们就有责任偿还反右的历史欠债。我想，他的诘问自然是对的，却注定是只具“人文价值”而无实际意义的。

他依然耸立着，英明！伟大！正确！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头上还是没有“天”。

苏联的今天……

半个多世纪前有句话非常流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时对“老大哥”的了解不是从歌曲中就是从宣传中，其实，唱歌跳舞都已经是宣传了，什么“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地呼吸”，“我们是自己国家的主人，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什么“金黄的谷子堆得放也放不了”，如此等等。后来跟老大哥突然反目，说他们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老百姓连裤子也穿不上，“土豆烧牛肉”便是他们的“共产主义”了，所以伟人把“不须放屁”也“史无前例”地入诗，其实是在骂他们，何等痛快！直到那个“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分崩离析随之土崩瓦解，“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一些“绝密”资料陆续解密，我们终于慢慢看到了他们的历史“真面目”。

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资料：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一个数字，从1930年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25年间，全俄至少有22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937至1938，从布哈林入狱到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里，仅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整个城市火葬场焚尸炉烈烟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源源不断运来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血流成河”这个成语对于苏联那段历史来说，。恐怕已经不是一种形容和修饰而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了，它以巨大的代价残酷地证明了普列汉诺夫天才的预言：“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我不知道历史上还有没有比这种镇压和虐杀更让人惊骇的暴君了，那是被宣称是自由的公民社会的主人自己的同胞呀！

我陷入沉思……

忽然我觉得，随着蒙在前苏联这些“档案”上的百年烟尘被时代的春风逐渐吹去，整个人类近代史都将一点一点地显出自己真实的面容。是的，人类会蒙受不幸遭受灾难，但人类却不可欺凌不可蒙骗。人类之伟大可以说出许多，但是我相信至少有一条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人类有记忆，而记忆是不可抹煞的，正如一位智者所言：记忆会活在所有的生命中，生命延续，记忆也会延续。于是我感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依然有它深刻的警示意义，我相信，真理不靠权势活着，不靠谎言活着，更不靠监狱和枪炮活着，真理靠时间活着，靠历史活着，我们的“历史”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复活也会站出来说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在其终极意义上肯定是正确的，我已经年届古稀，或许看不到“报”的那一天了，但是，那个亿万人民真正普天同庆的日子是一定会来到的。

爱的震撼

大洋那边的“9。11”，国人已经开始淡忘，更早一点的我们自己国家的唐山大地震，也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甚至在这场旷古未有的惊天大难四十周年时，竟然指示不作宣传、纪念。这是我早就料到的。积我四十年做“喉舌”的经验，凡是他们的政绩，不管是真是假，那是要“大树特树”的，凡是他们制造的灾难，要么百般掩饰要么让老天爷负责，而且总能把灾难化为壮举，当然，歌颂那几个光辉思想哺育的英雄，说到底是为了歌颂他们自己。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什么时候为那些死难者哭过想过，或许也有过，比如拿了一些粮食呀棉被呀前呼后拥去“慰问”之类，但是连孩子也知道，那是宣传那是做秀，那最终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不客气地说，那统统是做作，是伪善，是谎言，而这一切，恰如当代最负盛名的欧洲公共知识分子、杰出的小说家翁贝托•艾可说的，只是“让历史显得毫无意义”。

我们看惯了，甚至也沿着几十年的惰性想惯了，所以，前不久读到一篇写“9。11”遗址的文章便感动得不知所以，我愿意把其中一些情况告诉给大家，我相信，各位在我们几千家媒体上是读不到这样的感人肺腑的真实文字的。

9．11后，《纽约时报》立马开设了一个专栏，叫做“忧伤肖像”，每天介绍一名死难者，200字，配一幅照片。这个专栏震撼了千万个读者，他们从全国各地打去电话，发去信件和电子邮件，表示愿意帮助那些破碎的家庭或给他们的孩子提供助学金。

9．11原址矗立着一个用大厦钢筋架残骸制作的巨大的黑色十字架，周围的铁丝网上则竖立着六块大牌子，一律的黑底白字，那是2801个逝去者的名字，而长长的铁丝网上天天都有散落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