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破灭 -- 真相毛泽东



毛 泽 东 的 政 治 理 念（1）



笑 波



没有谁怀疑毛泽东是一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他的言行几乎支配并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余波所及，乃至如今。


在这个农民儿子的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甸，也可以看到现代多元性文化的折射。他的自强不息与困惑，他的成败与悲喜，他的狂荡不羁与自卑，他的睿智与过错，似乎很难以一般的眼光和尺寸来评判。但作为一个男人他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却是失败的。因为事实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没有把共和国引导好并治理好，而且他造成的灾难无疑是空前的。人和思想都是环境的产物，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注定了他的人生归宿和政治品格。作为一个农民领袖，在落后的旧中国，他不可能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概而言之，毛泽东是个不成熟的、自私的、阴谋、偏执而狂暴的政治家，如此而已。

第一节：公有共产，天下大同——均贫富的经济模式

学术界似乎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只对政治感兴趣，不怎么关注经济。但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毛泽东在建国前后，他最关心的大事之一就是经济。
根据我们对毛泽东人生历程的全方位透视，他是个功利至上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他富于理想和激情，虽然子曰诗云一身书卷气，骨子里却比谁都看重实在。在名与利这个关系上，在《毛泽东早年文稿》中，他曾轻蔑地说：“思留千载名者妄也，钦羡他人留名者亦妄也”，又说：“吾人要此历史之名做甚？”这不是大彻大悟之言吗？唐代杜甫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叹：“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需身后千载名？”可见都是唯物主义一族，以实惠为归宿。
说到毛泽东注重经济，早在他创办《湘江评论》时就撰文强调：“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表明，不论哲学也好，政治也好，文化也罢，艺术也罢，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老百姓吃饭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嘛，没饭吃老百姓就要造你的反，你的主义和政策就是假大空。把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在首位，这显示了年青的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良知，足以让高谈阔论的王公贵族们汗颜无地。往后走，在毛泽东的“新村”和“湖南共和国”里，在井冈山和延安，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布，老有所归，幼有所养，劳苦大众必须有衣食住行的保障，这些观点一直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政策。考核一下毛泽东的经济年谱可知，从二十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他几乎没有哪一年不就经济问题作指示，有些问题他甚至反复讲，亲自抓。他曾把经济成就作为衡量政党和政府的主要标准，认为不懂经济的政党就是一个无能的党，而不懂经济的政府是迟早要垮台的政府。

能说毛泽东不关注经济吗？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论，其代表作便是《礼运》。该书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经过康有为的诠释后，继而支配了毛泽东整个青少年时代，他的民主观、民权观和民生观，经过孙中山的概括，成了他平定天下，匡扶社稷的指南。公有即共产，它是一种原始的民主平均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理论，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其人之幼”（《孟子》），这理论酿造了中国几千年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爱国仁人志士，激励了人们不断地去改造民族与社会，并以此作为理论武器，去抗击横蛮霸道的王者文化。
如果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物，那么，青年毛泽东以民为本，反对强权与独裁，民众参政，天下共和的主张，则应是三民主义的延续了。在彼时，孙中山推翻帝制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呼吁民主民权与民生的学人，可谓成千上万。而胆略之大，气魄之雄者，当属毛泽东了。他在《湘江评说》中对时政的抨击，潇潇洒洒，如入无人之境。他把人民在社会中的作用，首次摆到了至上的位置，百姓的疾苦安危和生存权利，也第一次在媒体上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泽东以现代语言，对古代大同思想作出了通俗的推广，他当时继承的正是千百年来的忧国忧民传统。


激愤产生思索，激情带来理想。


毛泽东没有停留在情绪的冲动之中，稍后不久，他相继策划并推出了所谓“新村”和“湖南共和国”的理想蓝图，其中除了他提出的民主参政议政、罢免独裁外，他更多的是刻画了民众安居乐业的场景，从工农商学兵，到孤残老幼寡，他都作了入细入微的安排。这无疑是个理想的国度，在这里没有任何特权，人人平等，按劳分配，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所有的财产设施，都是全社会共同拥有，谁都不能独占，而且相互合作，共同建设家园。
毛泽东的构想虽然带有成人童话色彩，但体现了他年青时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政治品质，极富于人文主义情调。我们知道，衡量一种社会体制的优劣，其主要依据便是，该社会制度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官为本，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既然是以民为本，显然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潮。
在毛泽东那时看来，只有以民为本，国家才能共和，只有国家实现了共和的状态，社会才是理想的状态。共和，成了毛泽东早年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他能鼓动民众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毛泽东的“新村”与“湖南共和国”中，上下和睦，团结互助的描述甚多，似乎人们一旦共和了，社会就安定了，人民就幸福了。毛氏共和国，在性质上是全民的，民主与民权是其核心。在管理模式上是普选议会民主制，在党政关系上是两党对峙或多党分立之制，在军政关系上军队隶属于国家，而其中心思想便是民生福祉。不用说，这样的共和国无疑是理想之境，但他以省为国，要求分而治之，既不符合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又与社会的现实相去甚远，堪称书生意气，纸上谈兵。

毛泽东对“共和”的诠释可谓是不厌其烦，1920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到1923年，他为“共和”时作文章呼吁，社会要注重劳工权益，强调劳工神圣和劳工解放，剥削与压迫劳工是罪恶的。1925年开始，农民也成了他追求“共和”的同盟军，1926年毛泽东更把农民运动作为“共和”的主要内容，撰《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提出要建立农民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1928年至1934年，毛泽东以苏联为榜样，推行苏维埃共和国模式。1935年华北事变后，毛泽东在十二月的陕北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思想。1936年9月，因国共合作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以中华民主共和国，作为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1938年3月，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并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说，三民主义共和国是中国的建国方针。1941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作《新民主主义论》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1945年6月，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报告，强调民主自由与统一，反对一党专政，实现民主与共和。到1949年，毛泽东最终颁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术语的演绎变化，虽然有过不同的定语、状语和补语，但民族共和、民主共和始终是主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毛泽东“新村”与“湖南共和国”的延伸和扩大。想经天纬地的毛泽东，终究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在形式上圆了共和之梦，问题是，没有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保障，能“共和”吗？


应当承认，毛泽东早年的人文主义思想，无疑是宝贵的。强调民主民权与民生，显然是每一个民主政治家的不二选择。当民主只是一个招牌，民权形同虚设，民众尚可联合起来斗争，一切权力归工农，这都是可以实现的。然而，政治家拿什么来保障民生呢？柴米油盐酱菜茶，老百姓开门七件事，如果没有钱，他们怎么过日子？在资本生钱，钱生资本的人类社会，丑恶与美好同在，痛苦与快乐并存，怎可因为痛苦全盘否定资本与钱的作用？理想主义者毛泽东，正是在这点上走入了误区。一方面，中国古代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观念促成了他闭关自守的民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反剥削与压迫的共和理念，形成了他盲目仇恨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心态。尤为重要的是，万能的钱不仅会改变人们的信仰，也会影响他“内圣外王”的大权。所以，毛泽东一生反感资本与钱，尽管他深知没钱是万万不行的，尽管他在建国前后总是关注经济，也尽管他渴望自己管理国家能尽快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终因其错误的政治经济理念，将自己的民族引向了灾难。
众所周知，资本是社会的造血工具，不论工农业生产、军事、科技教育还是民众的日常生活，如果缺少资金，任何理想都将是空想，再美妙的蓝图都将是伟大的空话。这个简单的道理，毛泽东不是不懂，他当年筹办文化书社时，就已经领略到了钱的重要。假如当年没有杨开慧家人和陈独秀等人的捐助，别说办书社，即便是他的吃饭都成问题。后来他被蒋家军队围困的时候，他的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他也曾为钱粮深感苦恼，力争党外人士和国际援助。基于毛泽东的功利主义原则，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资本主义比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强得多，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毛泽东此时之所以如此欢迎资本主义，那是夺权和统一战线的需要，严峻的现实问题，使得他不得不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怀柔政策，因为没有他们的投资和开发，便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实现自己的建国之梦。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友好帮助，如果没有国际资产的援助，单凭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

毛泽东一生读过很多书，但可能没看过资本论，这使他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总是持一种似懂非懂，时褒时贬的态度。而当他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时，准备君临天下的毛泽东，终置资本的造血功能而不顾，以“剥削”之罪将资本处以极刑。“兴天灭资”，成了毛泽东营造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殊不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资产，过上有钱人的日子，毛泽东却一反初衷，强调“无产”，打击“资产”，这就从根本上遏制了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积极性，消灭了他们发财致富的念头。
还在建国前的希望之秋，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规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公有财产，废除私有制。这种理念的直接后果，便是对地主富农的粗暴剥夺，致使200多万地主富农死于非命，而今天倡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护私有财产已纳入新法规，则使人怀疑中共革命夺权的合法性。
毛泽东忽视了为人民谋福利的真实内涵，公有共产虽然是一种美丽的境界，但公有是由私有所组成，当私有己成为罪过，公有也就成为了一纸空谈。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所说，建国后，毛泽东特别痛恨那些买房置地、想入股当董事当经理的人，他忘记了人心思富这一古今定律。事实上，中共不少地方官员，对当局阳奉阴违，暗中贪污腐化，并以功臣自居，扬言说老子辛辛苦苦干革命，不就是图个享受吗？干革命图幸福并没有什么错，但毛泽东把一切私有归为社会主义之敌，他们也就只好偷着干了。毛泽东没往深处想，1950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恰恰体现了资本的优越性和金钱的魅力，也体现中共政权资本的贫乏。中共不少地方官员，为获取利润和好处，采取各种手段从事经济犯罪，从国民党和地主富农手中没收来的资本，又在无形中转化为中共官员的权力资本。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前，毛泽东还强调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要利用和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当时刘少奇还附和说，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仅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工农的痛苦在于没有人剥削他们，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据官方史料记载，正是由于私有资本的作用，建国后不久，到1951年全国私营工业户数较以往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私营商业户增长11.9%，零售总额增加36%，当年私营工商业所创利润，超过了国民党执政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可是，当人心思富的中共官员开始经营自己的权力资本的时候，资本的负面作用，同时在侵蚀他们的灵魂。毛泽东深感不妙，把一切罪过归于资本，并于1951年5月借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全面清算所有资产阶级的言行，认为资产阶级地战争还可怕，而且于当年12月开始，布置全国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胜利了，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资本和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人不能有私心私欲，更不能有私产，只能接受政府的统一调度与分配。国营经济是唯一的经济，在毛泽东看来，个体经济和小生产经济，其发展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因而他开始回收分给农民的土地，回收方式是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曾在中共六次全会上说，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有些同志太仁慈，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他还说，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断言，包括中国在内，不论英、美、法、德、日各国，所有的国家都统统不要资本家，全世界都要跟苏联走。

毛泽东这些近乎孟浪的言辞和心态，实在是经不起分析。关心民众的私有财产与小生产经济，按理应是政府的天职和最基本的政治品质，毛泽东却认为不能对他们有良心。在此，他首先违反了自己让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布的理想初衷；其次，他给了别人一种误导，好象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不讲良心的，他也许不知道，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最关心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再者，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如此武断，真是让人吃惊。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并没有如他所预言走向灭亡，资本的建设性与造血功能，远远大于它的破坏性和腐朽性。比如日本，它由一个战败国在短短的时期内，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它所推行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又如台湾，从1949年到现在，它五十五年的经济发展表明，它的雄厚实力在亚洲堪称皎皎者流。它实行的也是资本市场经济。根据苏共政治经济学原理，要实现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换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接管的中国社会，在当时仅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其生产关系尚未成熟，生产力更谈不上发达。在这种情况下，人为地、强制性消灭资本主义，体现了毛泽东不成熟的政治理念和好大喜功的君权主义风格。


社会主义，似乎是个美好的名词，人尽其才，货畅其流，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当家作主，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真是美不可言。毛泽东想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其动机也许无可厚非，1951年2月，毛泽东批准了刘少奇“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纲要，完成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按理说，刘少奇的纲要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他主张先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只有这样，农业经济才有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毛泽东却坚持认为，农业互助合作化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不一定要依靠工业化和机械化。他的观点，透露出了他对斯大林集体农庄模式的迷信，也显现了他的巴黎公社情结。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苏共的农业合作社是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必须依赖工业，否则，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什么条件都不成熟，不要急于搞农业合作化。刘少奇的想法却遭到毛泽东的质疑和反感，在权力面前被迫收回己见。
1952年，中共经过三年的整肃与镇压，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的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表面上趋于稳定。毛泽东以为天下大定了，9月他听取周恩来工作汇报时说，从现在开始，使用10到15年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之后才开始。他又委托刘少奇征求斯大林的意见，用十几年的时间完成过渡是否妥当，自然得到了斯大林的表扬。这坚定了毛泽东实施农业合作与人民公社的信念，在他看来，马列传人斯大林老师都支持自己，错不了。

由于没有工业的支持，到1953年，全国粮食供应即呈现紧张状态，供求差额达87亿斤。因此而带来了其它生活物质的紧张，贫困开始袭临中华大地，贫血的政治已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却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大搞农业合作化，到1955年，全国被迫加入合作社的农产达到96%，全国农村合作社达100万多。令毛泽东难堪的是，此时的农村形势极度紧张，农民的基本温饱都得不到保障，情绪消极，不思生产，不时有饥荒，闹事的消息飞到中南海。他不承认这是事实，是年5月，他外出视察后竟说，谁说农民消极？那是少数。我所见所闻，麦子长得半人高，所谓缺粮，大部份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他还提出要在原100万个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扩增为130万个，并批评持不同政见者，如邓子恢等人，指责他们落在运动的后头，像小脚女人，当年搞土改的劲头和热情到哪去了。
在农业经济萧条的同时，城市劳工的生存状态也很不景气。一方面，农业的落后影响了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外援，中国社会当时可谓是一穷二白。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手工业生产率太低，有些传统产品都没法继续维持，设备陈旧老化，工人劳动繁累。群众月薪收入普遍低下，生活物质贫乏，很多人找对象都因难。尽管如此，农民开始抱怨说农不如工，低人一等。公私合营的资本家，大多对定息没有兴趣，一个月才几毛钱，还不如不要。而国家需要投资的项目很多，如果没有资本的投入，岂不是画饼充饥？此外，由农业合作化高潮促成的工商业公私合营高潮，因合并过多，且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与管理模式，造成了求大求全、生产单调、品种减少、网点不足、流通阻滞的局面。资本没有充分发挥其建设作用，它的造血积极性严重受阻。更因为政府把资方人员视为资产阶级，所以公私合营不到两年，就被后来的“大跃进”国营经济全部吞没。主观干预客观，政治干预经济，这种王者文化性质的治国模式，能不走向衰败吗？


遗憾的是，理想激进主义者毛泽东，他可不认为自己错了什么，错的只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虽然他曾多次强调，要利用资本的建设作用，要承认他们劳动者的合法地位，但毕竟这只是他的敷衍之词。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知识份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振振有词地说，中国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科技、文化最好的国家，社会主义加努力，为什么不可以呀？中国应该搞几万万吨钢，应该是可能的。毛泽东明知不可能，1956年8月他在陆定一的一个讲稿中加写道，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那种依靠外国援助的想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坚信自己的观点必胜，同年8月，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他仍盲目地以自信的口吻说，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的落后状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可以超过美国。真不知道，毛泽东的自信是哪来的，他的农业政策已黔驴技尽了，同年9月他对拉丁美洲的党团代表说，我们过去打仗主要是靠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搞农业合作化，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他仍沉浸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之中。尽管中共八大会议的中心是，尽快由落后的农业大国改变为先进的工业大国，以国营经济为主，个体补充；以国营市场为主，自由市场补充，但毛泽东全然没有在意中共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断然宣布，中国的社会主义已基本建立，并开始策划更为集权的、严格控制下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为了让所有的人服从自己的旨意，毛泽东同时加紧了意识型态方面的监管和思想整肃工作，他在文化、艺术、教育和经济等各个领域，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迫使所有的党政要员和知识精英，无条件地接受毛泽东的经济方向。就在成千上万的知识份子的眼泪流淌声中，在众多中共元老的叹息声中，毛泽东开始了他的超时速飞跃，恰如他在1955年所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中说的，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中国正在上天，全世界都要上天。

是啊，在1958年那个飞跃的年代，在中共官方媒体的凯歌声中，什么东西没有上天？到处炼钢的炉火映红了天，号鼓与吆喝声震响了天。日夜飘扬的红旗遮蔽了天，公社食堂的炊烟迷漫了天，毛泽东的快乐也飘然升天，“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从小喜欢孙大圣的他，第一次领略到了大闹天宫的快乐，但他不知道，成千上万野外饥骨的腐臭也冲上了天，穷乡僻壤的孤苦哭叫声也传上了天，难道这就是毛泽东早年“湖南共和国”的理想之境吗？1958年6月，人民日报刊发某地区暂时性消灭了血吸虫病，竟让他兴奋得夜不能寝，浮想联翩，一时诗情滚滚，写出《送瘟神》的豪迈诗句来，这么容易冲动和容易满足的东方诗学之子，怎么可能指挥一个泱泱大国的经济命运？1958年下半年，毛泽东到处视察，为他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鼓劲叫好，以权力意志为转移的人民日报更是说，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同炼钢铁的火浑然一色，照红了天空。现在，地上天堂的神话已经出现在毛泽东时代。这哪里是什么神话？政府无偿地占有了全部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使之转化成了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城市工业化大厦的后面，是无数农民的血和泪。由于有媒体的盲目吹捧，毛泽东自然是踌躇满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由于农业的大跃进，我们的共产主义会提前到达。明年1100万吨钢，后年1700万吨钢，会要震动全世界。我们可以在七年来赶上英国，再有八年就能赶上美国。现在人们回味他这些话语和心态，是不是有点可笑？


让毛泽东难堪的是，就在该年11月，他南下视察武昌，他才深感不妙，当地民众艰辛的生存状态，令他坐立不安，这才知道自己高兴得太早，打算于两周后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同年12月，中共召开武昌会议，与会中央要员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纷纷指责，反对他的乌托帮经济政策和对苏美的公开挑衅。至此，如果毛泽东实事求是，闻过则喜的话，也许往后的中国历史会要重新改写。但一贯主张少数服从多数的毛泽东，却极力为自己辩护，要大家多数服从少数。直到第二年二月，他还坚持认为，不能放弃大跃进，再继续鼓足干劲猛冲。
鉴于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那位横刀立马的大帅彭德怀，也忍不住面谏毛泽东，说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全国工农矛盾、城乡沟鸿正在日益深化，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混乱不堪。而且全国上下浮夸成风，不实事求是，胡乱歌功颂德。刘少奇、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也就大跃进思潮的危害性，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均被权威至上的毛泽东嗤之以鼻，遭到讽刺与批判。虽然这年4月刘少奇被当选为国家主席，也尽管这年6月赫鲁晓夫单方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条约，打破了毛泽东的国防工业梦，但似乎对毛泽东没有任何影响。他一手握持意识形态之剑，让所有的人都不敢靠近他，让所有的人都为之臣服；一手不停地批示、圈点，为全国的粮食、布匹、钢铁、交通等调整这里，补充那里。他依然故我，独持己见，依旧强调人民公社不能垮，大跃进是马克思主义，要总结经验搞得更好。

能搞好吗？不言而喻，结论是否定的。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社会的经济已是衰亡之势。欠了苏共60亿人民币且不说，粮食、布匹奇缺，生产资料、能源、设备都捉襟见肘，副食的市场供应大幅度下落，连北京这样的都市都没菜吃，浮肿病人到处可见，就别说其它地区了。至于人民公社也是每况愈下，不少公共食堂大多一哄而散，很多干部则瞒产私分粮食，那些难为无米之炊的食堂，还得指望国家救济。失去温饱的村民，大多骨瘦如柴，加上地方瘟役和自然灾害，致使很多人饥病交加而命归黄泉。大量农民成了毛泽东农业政策殉葬品，仅安徽阜阳地区，非正常死亡的农民，相当于淮海战役中敌我双方阵亡人数总和的两倍。不负责任的官方媒体，竟轻描淡写地归结为“三年自然灾害”。1961年，朱德奉命调查四川百姓生活，汇报说，群众吃饭是两道烟，吃公共食堂一道烟，自己回家补吃一道烟。陕西省委反映的情况更糟，社员说，吃食堂既浪费劳力和时间，不方便，又尽吃糊糊面，多数胃痛拉稀。他们总结食堂的状态为“十了”：把会开砸了、把眼熬砸了、被批语挨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脸伤砸了、把树砍砸了、把劳力累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打砸了。又如河南，群众吃公共食堂不到一年，就纷纷要求回家吃饭。荥阳县某生产队36户中，除两名单身汉吃食堂外，其他人都闹着要回家吃。豫东地区调查表明，允许社员回家吃饭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六十。





参考：http://column.bokee.com/blogger/name/_%D0%A6%B2%A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