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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一次重大政治运动。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而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
对这一理论的不同理解，造成党内左右两派的分歧，右的解释是把阶级斗争引向社会下层，即针对当时已处在贱民地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右派分子，统称“黑五类”)及其子女。左的解释是把斗争方向引向社会上层，引向掌权的共产党官僚阶层，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左右两派的斗争，是文革进程的主线。
文化大革命在1969年被非正式宣布结束，但是绝大多数史学家将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看作是文革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被中国官方在1981年正式否定，并认为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决议）中国官方的正式说法认为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背景
大跃进
参见大跃进 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大跃进”的口号被提出，曾要求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后来甚至被变本加厉地改成更不切实际的7年、3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的失败。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浮夸风盛行），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四清运动和毛、刘歧见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开始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目前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分析意见认为有很多人死于饥荒。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党总书记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搞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正是在此次会上，出现了政治上继续支持毛泽东与要求进一步追究领导失误责任的两种不同声音。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序幕
1965年11月，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猛烈抨击《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认为它影射了彭德怀事件。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终获得了胜利。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被废除。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个人崇拜。此时林彪、江青等人已经获得了实权，康生改组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被打倒。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6月1日，毛泽东对这张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红卫兵组织。6月1日《人民日报》有社论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当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的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4日，刘少奇和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进行土改等运动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是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
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的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矛头直指刘少奇。会议中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编年
1966年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共中央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现。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又开会演说辩论，更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后来又开始抄家、攻击老权威、知识分子。一批守旧的老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并受到人格上的侮辱。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和尚、修女、教士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红卫兵抄家，把家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开墙壁，到处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抢夺一空，迹同强盗。
几乎所有反对文革的学者都受到残酷对待。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以及作家老舍都因不堪屈辱而自杀。斗争中甚至有人陈尸街头。原先国家的几位重要领导人也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刘少奇最终在监禁中死去）。彭德怀、贺龙等则被迫害致死（病死）。除此之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人还包括了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在软禁的家中自杀）、国歌的作词者田汉、作家赵树理、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等人，而不知名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不确切的统计是40万，四人帮被捕后也有相当多的人自杀）。
针对出现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据北京新巿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传达，指示内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光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而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万到700万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1]
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10月9日林彪再度指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随后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受批斗。
1967年
1967年1月3日，江青、林彪等人策划了“一月风暴”，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王洪文等人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再度被“声讨”，而陈伯达、康生则开始对准第四号人物陶铸，一场全国的夺权行动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全国多个省区市领导人被揪出来，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
2月，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对当前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江青指责其为“二月逆流”，此后政治局就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已经升级，其中尤其以陕西、广西、四川等地的情况最为严重。这种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1968年
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经被神化，而林彪等人也利用这个浪潮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不过此时的毛泽东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停止武斗。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
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一年后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去世。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