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 人: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

该文连载于《新文化》论坛

愚 人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一）

具体当时上层斗争的内幕我不是很清楚，多少知道一些，所以说出来恐有误，希望坛子上的严谨君子指正。

然而对当时我所经历过的现实，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如在昨夕。下面我打算以白描方式介绍一下这阶段的历史，尽量不带感情色彩，尽量用局外人的角度谈问题。

要谈二月逆流，必须先谈二月逆流是在怎样的形势下发生的，如果这么重要的发生背景不谈，只谈叶帅如何坚持正义，只谈谭震林如何拍桌子，把手都拍伤了，如国内大部分文革回忆录和报上的文章说的二月逆流，那我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唠叨，大家学习正统的文革史就是了。

1967年二月发生的二月逆流发生的背景：

1966年12月，文革进入了它最激动人心的阶段，各地造反派的大型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蜂起，各级党内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党组织的活动事实上已经变成非法，各大区、省、市的党委机关都被造反派群众进驻，在这些机关大院里，主要由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成的清查小组，调查领导人反毛和镇压群众的罪行（也包括资产阶级言行与生活作风问题），不时有对这些官员们的各种大小批斗会召开。在社会上，白天黑夜满街都是打着红旗的游行。前一阶段的各单位的保守派组织（主要是由文革前的党员、积极分子和出身好的
群众组成）的大势已去，纷纷转入地下，或是在夜晚突然集结，在大街上组织一次游行，有时甚至声势不小。在高校，保守派组织如鸟兽散，其中的成员大部分在全国利用大串联，实际去游山玩水去了，有些宣布自己是所谓“逍遥派”，不再介入前段时期积极靠拢班系党团组织，整班上落后分子的黑材料，用他们的话说，就叫住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运动“不理解”，“想不通”，想不通自己一如既往，忠心耿耿跟着党走，为什么反而成了运动的绊足石？而那些平时单位里的落后分子，出身反动家庭，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的阶级异己分子，竟然翻了天，反而走的是正确路线？有些学马列学得比较认真的人，开始觉得毛背离了马列主义，但若他敢说出口，则立即可以被造反派打死。前一阶段在中学里不可一世的凶恶的保皇派红卫兵及其冲锋队，主要由政军干部子弟组成的“联动”和各地拟“联动”早已无家可归（因为大部分家庭的家长正在遭到批斗，家已不成为家），四处乱窜，中学里的出身较差者纷纷揭竿而起，仿效高校学生组成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或将其组织挂在某高校红卫兵组织之下，许多中学生几乎成日价呆在高校里，和其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写大字报，贴大标语，参加各种批斗活动，成了小喽罗。高校则成了造反派的基地，乱哄哄一遍，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工厂，单位，外地上访者的朝圣之处。朝圣活动包括到高校的无处不在的大字报栏看最新北京或中央动态，甚至一些不敢参加运动的人（他们就是被“公安六条”限制参加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偷偷跑到高校“窥测”运动方向，当然，由于这阶段的所谓运动重心已转向批判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资反路线，前一阶段对他们的红色恐怖已经过去，他们多呈现无人管的状况。这一时期对文革前的落后群众来说，几乎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大家扬眉吐气，总算可以对十七年间的各级官吏及其依附于他们的出身好的积极分子出了一口乌气（人们到这时候通过大量的揭发才发现，绝对出身纯正，所谓“根红苗壮”的人真还不多，许多原在单位里以出身自傲的人，
经过揭发，原来其“狗父”有历史问题，只是被领导捂住而已）。我们现在也要来玩玩政治，我们也要来管管你们这些在文革前耀武扬威的积极分子！这时候的大字报最有看头，除了北京或中央来的惊人消息，党内的陈年老账，瑞金和延安遗事以外，一般造反派群众的大字报则是揭露其顶头上司胡作非为的内容，甚至包括了某些利用职权搞腐化的黄色内容，被添油添醋，绘声绘色地描述出来，加以“批判”！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是，各地开始零星出现群众组织焚烧档案的游行集会场面。

满街都是红旗，满耳都是口号，似乎此时国家已经瘫痪了？否！各级行政组织虽然失去了一二把手，但下面的部门还在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各司局级干部领导下执行日常政务，基本上运转正常，有些领导人甚至白天被批判，晚上则坚持发出政务指示，否则，这饭怎么吃？这日常供应怎么维持？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二）

这时候的高校造反组织已经在1966年10-11月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地按校，按单位的组织已经迅速地扩大到整个社会上，各省、市都形成了统一的组织，称司令部、战斗团，战斗兵团等等，其领导人（称“勤务员”，总勤务员，很谦虚的称谓，而不是现在小说、影视里说的“司令”）多是在第一阶段斗争里率先造反的干将，当然最好有被党委，工作组隔离审查，或者批斗过的“光荣”历史，这些人大多是出身好，无辫子可揪的人，甚至也可以是原党组织里的官员（更确切地说，应称为“吏”），但级别不能太高，如王洪文就是这样的人物，但他必须不是被揪出来的走资派所喜欢的下级，常常是一些头上长角，又以根红苗壮在领导面前敢于犯上，而领导又苦于其政治清白，拿他没有办法的头痛人物，一般说来，这类人物最冲动，最无水平，后来也是他们中的幸存者被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里。

真正在造反组织里起决定作用的，或作狗头军师的人物大多数还未公开，这些人往往是文革前的“白专道路”者，烂脑瓜，或出身不太好（但也不能是五类分子子弟），不便于抛头露面，成为对方组织的活靶子，他们还要等到二月镇反以后，才能正式亮相，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这样的组织虽然还未做到跨行业的性质，但跨单位却做到了。到了1966年12月，由于造反派红卫兵在机关、工厂里的发动，工人造反派也迅速组织起跨厂的组织，其他行业也有，但指挥中心却牢牢掌握在当地的造反派红卫兵司令部里，而外地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又受到首都红卫兵三个司令部的影响，通过这三个司令部驻各地的代表，与北京中央联系起来，这三个司令部里，一司是北大的新北大公社聂元梓等组织的；二司是原北京保守派红卫兵的组织，但因其中的北航红旗战斗团造了上面的反，实际上已经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司令部；三司原是清华蒯大
富的井冈山兵团为首的组织，后来其中的北地东方红公社取得了主导地位，成为1966年11月以后首都最激进的红卫兵组织的代表，也就成为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各地激进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另一方面，北航红旗则代表周恩来的国务院文革办公室的声音，一般说来，北航红旗的行动较北地东方红更温和一些，但有时在具体各地的造反行动的执行上则很难分清楚谁更激进（例如，在揪斗彭德怀的问题上），以上回忆恐有误，还请这坛子上熟悉首都早期文革史的牛二兄正之。

1966年二月镇反以后，由北地东方红公社发动起来的各地激进红卫兵组织成为了各地运动里造反派势力的主要势力，而代表较温和的造反派组织的力量则与其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乃至酿成武斗，这也是后话了。

当1966年11月里，随着首都三个司令部的学生在外地的大串联，在各地建立联络站的同时，他们就把北京中央内部的矛盾带到地方上，拉山头，搞派系，以至使各地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刚一“大联合”，随即便分裂为两股主要的对立力量。不过那时因为与保守派斗争正紧张，造反组织才刚刚兴起不久，有些甚至刚刚才把队伍拉出来，需要的还是团结，毕竟，大家在对待自己单位的当权派及其群众基础上的态度还是一致的，分歧主要在对待社会下层造反群众加入组织的组织原则上。

激进造反组织比较更能吸收社会下层的各色人物上，特别是一些出身不好的一般群众上，而温和造反派则在出身问题上更讲究血统。所以，一般说来，各地国防工厂的工人造反组织多属于温和造反一方，而街道工厂等被那时正统人士视为“藏垢纳污”的地方的造反组织，多归于激进造反组织的统一指挥部麾下。

不过，起初这两个不同的组织路线的区别并不很明显，从外表看，仅仅只是在争取批判当地头号走资派的问题上谁占先，也就是谁更出风头的无聊表现上，或是在争夺尚未正式参加大联合指挥部的造反组织上。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三）

早在1966年10月，首都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就组织了对保守派联动分子谭力夫的“血统论”的集中火力的批判，所谓“血统论”，就是按照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也决定了他在运动里的地位，用谭文章里的一段形象比喻，血统论就叫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按照血统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里最坚定的造反派，应该是党、政、军里的干部子女，其次才是工人家庭、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子女，这些人都是文化大革命里的中流砥柱，而地、富、反、坏、右份子的子女，则是运动中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他们虽不像其老子那样，作为斗争对象，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按照其在家庭里所受到的影响，在思想上顽固地坚持其父辈的阶级立场，因此他们在运动里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息心洗面，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教育，争取脱胎换骨，做个新人。除了这两个极端类以外，城市居民的子女里还存在着一个较大范围的出身谱，它囊括了从城市贫民、职员（又分新旧职员）、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一系列复杂的成分，而且即使就属于好出身，仍然存在着其父母是否参加过反动党团组织、反动会道门、特务组织、伪军、伪警、伪宪的情况，降及这块灰色谱内的复杂档案，就更为五花八门了。按照谭力夫，这部分人只能是旁观者，心情复杂地在运动的洪流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谭也对这个灰色出身谱进行了细分，该谱内也存在着左中右的划分，“左”自然可以作为革命争取对象，“右”差不多等于黑五类子女的享受待遇了。

很明显，谭的“血统论”不过是照搬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如果说毛泽东在该文里还能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地位决定人的社会意识方法来看待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风暴来临时的政治态度，那么，谭立夫干脆用解放后土改运动期间对农村、城市地区人民的成分划分所确定的“法定阶级标志”来取代了经济地位。

这种观点之滑稽可笑在，它既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它所借用的毛泽东文章里的，甚至连中国古代皇权制度时期都没有过的公然为特权阶层服务的赤裸裸的等级划分。这个观点甚至可以推导出使当权者尴尬的结论来，因为真要老老实实按照马列主义来分析社会阶级的政治表现，则只能得出，被剥夺了财产，失去了社会地位的黑五类分子其实是最“革命”的，反而是，通过权力的攫取，无形中占有了最大社会财富的干部们是最不“革命”的。由此可见，“血统论”的肆行，从反面隐含了对正统官方思想不利的影响。

滑稽是滑稽，可笑归可笑，身处当时联动或拟联动肆虐的中学校内的黑五类子女可就不是笑笑的事情了。当社会上最多集中黑五类份子的街道里不断出现抄家和游斗的时候，狂热的冲锋队员把他们的暴行施行到几个月前曾是自己同班同桌的同学身上，无数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不是被揪出来受到批判，就是挨打挨骂，备受人格上的侮辱，有些女生甚至被剪成阴阳头，罚跪。学校已经成了地狱，教师被折磨死亡的事时有发生，即使幸免于难者，也得规规矩矩接受学生的训话，学校里大字报和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用最恶毒的语言揭露着教师，特别是优秀教师的三反言行。血统论在执行时和理论上同样可笑的是，即使“革命队伍”内部，也是等级鲜明，其“勤务员”职务的高低全视其父母的行政级别高低而定，自然，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者只能当普通红卫一兵了。由于血统论执行时的这种
极端等级化，决定了它不仅受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抵制，而且也造成被迫参加保守派红卫兵，出身工农家庭学生强烈的不满，因此，联动组织的短命是其必然。
血统论一抛出来，立即受到身受其害的，有独立思想的青年，作为黑五类子女的遇罗克的批判，遇罗克所批判的，还不仅仅是文革发生以后谭力夫的“血统论”，这个“血统论”其实只是从1963年起，在升学，招工，提干等一系列政策上，执行阶级斗争，阶级路线里所蕴含的来自毛泽东极左思想的极端外在化，但这个批判对社会上的影响是不大的，遇罗克的可怜地位不可能使他的文章发挥稍微大一点的影响。

真正对“血统论”批判发挥较大影响的是首都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写的如投枪似的大字报，那一篇篇笔风犀利的批判文章，迅速被各地大学生造反派转帖在大字报栏里，想一想，每天从早到晚有多少如饥似渴围着观看的人，就能知道这些文章发挥了多大的效果。

十月中旬，大字报栏里贴出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内一次谈话，陈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这次讲话里，陈猛烈地向血统论开火，以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其战斗的笔风把血统论从根子上批得体无完肤。

陈的这篇演说文稿，实际宣布了谭力夫的血统论，或者从1963年以来执行的阶级路线所遵从的血统论，在理论上的完全破产，它对文革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及文革以后不再搞阶级路线的政策，有着重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四）

十一月以后，形势发展很快，各高校造反红卫兵组织分别派出小分队，深入到工厂、机关，鼓动那里群众中一些人起来造反。所鼓动的对象，自然是平常受过领导或领导的红人的气，甚至被领导整过的人（因为工厂和大部分机关单位在前段时期还没有开展运动，所以不像高校那样，有一批被工作组或党委划成另类的人物可资发动），对领导积怨很深的人，这些怨气多来自文革前十七年里的压制所积累起来的。不过，每个单位里总有的右派，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则不在发动之列，这是因为，造反派仍然在组织路线上不敢过分越轨，因此，最初被红卫兵小将发动起来造反的工人，多是出身好，在工厂里敢于与领导斗，而被斗得遍体鳞伤的人，以后，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开始涌现出一些出身不好，但很有能力的工人领袖。前一段时间匆匆拼凑起来的机关红卫兵，或被群众戏称为“胡子红卫兵”的依附于各机关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在受到中央文革严厉的斥责以后，已经烟消云散。各大专院校里的保守派红卫兵纷纷转入“地下”，其成员则到全国各地大串联去了。联动则成为一小撮恐怖分子，有些人奔赴外地，继续进行他们惩治黑五类及其子女的行动，只是惩治过程往往变成了抢劫所抄家里私产的行动，到了晚上，这些人常常啸聚于阴暗的街头巷角，突然帖出拥刘的大标语、大字报，甚或袭击零星造反派战士。惟有此时工厂里一批老工人，他们看不惯社会上无法无天的过激行动，感到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似乎要变天似的，乃在部分旧党组织里的一些党员的撮合下，开始秘密地组织起自己的“造反”队伍，随着分散的工人造反组织的被整合进省、市范围的大组织，这些保守派工人组织也秘密地进行跨单位的地区串联。

大专院校里的造反派红卫兵这时候斗志正昂扬，相对几乎被他们击溃的保守派红卫兵来说，他们出外串联的人要少些，有一定比例留守在学校里，学校已经完全被造反派所控制。学校里的教工也组织了造反组织，甚至有些青年教师本身就是红卫兵组织的头目。这样，学校里的一切财政来源与设备也就归于造反派所有，学校的印刷厂，广播室都被开动起来为造反派服务。甚至学校的食堂现在也变成了不仅供应留校学生的伙食，也成了来来往往的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串联食堂，而且甚至成了外地上访者的免费食堂，学校宿舍、教室、甚至体育馆里也住着一批批上访者，不象现在去向党政接待站上访，而是向“天兵天将”一般的红卫兵同志们上访，各大型红卫兵组织都设有接待站，有专门人员负责听取外地人员（主要是当地保守派势力猖獗的专县地区的最早听到风声，跃跃欲试的人）的要求，并帮助他们成立起组织，这些外地组织后来都成了帮助他们的省城造反派组织在专县的分部，后来，他们把省城两大派造反组织的矛盾带到了专县，在1967-1968年的武斗里，既与当地保守组织斗，又与另一派造反组织斗，虽然各自为战，遍地开花，但还是分得清楚阵线的。

热情高涨的造反派红卫兵还利用大串联的机会，四处点火，他们的足迹遍及最荒远的山区。在条件好的中等城市里，一批批旅行者临时在旅馆或者当地的中小学的教室里贴出一张白纸条幅，便成了某个全国重点大学的某红卫兵组织的联络站。在这些简陋的联络站里，络绎不绝地有当地来诉苦的人，而各地的党政组织视他们为“钦差大臣”，只能敬鬼神而远之。很多情况下，仅仅是北京来的一两个学生，打着赫赫有名的红卫兵组织的旗帜，在当地新造反组织的一伙人的簇拥下，冲进县委大院，就可以把曾经不可一世的县太老爷揪出来批斗。

大字报已经帖满了中国的各个市镇，其中不断有讹传的什么“刘少奇在北京发动政变”啦，什么“二月兵变”啦这样的刺激性的新闻，也有不是讹传的什么“陶铸下台”的内幕，但更现实的新闻，则是什么“江青同志接见某省造反组织代表的谈话记录”，什么“周总理第某次接见某省造反组织代表的谈话记录”，这些谈话总的讲来，是鼓励红卫兵小将，造反派战士把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推向高潮。

这时候的下层群众是最开心的了，阶级路线的阴云似乎奇怪地被另一种更过激的阶级斗争所替代，下层的牛鬼蛇神的日子好过多了，不再有人去管他们。虽然出身、成份仍然对参加红卫兵组织或组织的核心有所限制，但是，一般灰色家庭出身的学生已经可以正式成为其中的成员了。工厂里的造反组织的限制是最少的，甚至开始有个别摘帽右派秘密加入工人造反组织。

官们现在早已不是运动前的尊荣体面，他们被大字报揭露出来的生活作风上的腐化堕落，对群众的横蛮压迫，成为众矢之的，俨然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代之而来的是，各级大小政权官员无日无夜地遭到批斗，罚跪、戴高帽游街，另一种“红色恐怖”出现了。

新一轮风雨就要来临了。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五）

大约十二月中旬。在一遍既振奋，又混乱的形势里，突然传来惊人的消息：青海省军分区司令员赵永夫悍然命令所部向冲击军分区的造反派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近百余人。事件先传到北京，再从北京放射性地传向全国各地，首都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立即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游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在接见青海省上京告状的造反派代表时发表讲话，声言要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中央并作出了决定，逮捕赵永夫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青海省造反派的讲话及逮捕赵永夫等人，使得全国造反组织掀起了一股怒涛，各地都组织了大游行。

赵永夫事件是文革开始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它标志着文革有可能因为冲突的加剧而导致失控，以至酿成全面内战，这是一心想把文革的进程控制在击溃刘少奇集团，以及给自己培养起来，却逐渐听命于刘邓的党内官僚势力一个教训，而不是真正要用下层的造反势力取代他们的毛泽东，及执行他的主意的中央文革小组所不愿看到的。与此同时，初步传来个别地区，两派群众组织有使用棍棒，将只靠大字报或街头辩论的所谓“文斗”变成“武斗”的趋势。于是在北京，毛泽东发出了“要文斗嘛，不要武斗”的呼吁，江青和周恩来也相应发表谈话，要求各地群众组织克制，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升级到武化大革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青海省军队开枪事件是十一月以来形势发展的必然。实际上，当十月以后，造反派在全国主要大城市逐渐占了上风后，各地党政机构里的领导人业已失去了组织和公安机关的安全保护（这时候的各级党组织已经被中央下令停止活动，公安机关也开展了运动），而各地保守派的群众不是来不及组织起来，就是转入地下活动，或者即使有一定的力量，也不敢公然对抗从中央到地方叫得震天响的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势，这这种情况下，各地从省委到县委的领导人在受到无数次折磨的批斗以后，出现了多起自杀或他杀的恶性事件，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证，而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唯一能给他们以保护的，就只有各地驻军了。早在文革刚一发动时，中央军委就严令部队除科研、院校、文艺团体以外，不得介入运动，可是并未明确禁止各级领导不能在其安全受到威胁时，跑到当地驻军去作避难的行动，而事实上，中央当时也的确有把各地封疆大吏的人身安全交由部队负责的内部政策。省、专区一级领导躲进驻军营区的活动其实由来已有一些日子了，许多地方在批斗当地第一第二号人物的时候，经常发现需要这些人出来低头和交代“罪行”的时候，却找不到人，许多情况下，要由多次联系，接洽才能通过秘密机构的管道，在一定的“预约”下，领导才会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来接受批斗，这就惹得造反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中央文革和周的国务院文革办公室并未向群众组织交代这个政策，大约是怕这样交代会对运动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出现一个高级地方领导一经批判，下一次就“失踪”了的现象，而那时正好是各地造反组织整合成省、市一级大组织的关键时候，这时候，组织红旗如海，歌声如潮的几万到几十万人批斗当地一把手，已经不单单是要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壮声威，也不单单是让十七年来的官僚资反路线名声扫地（那时的造反派群众已经偷梁换柱地把无产阶级司令部定性的大约只涉及到从62年以来的刘少奇资反路线延拓到1949年革命以来的更长一段时期，当然，为了使这一延拓合法，也给这条“资反”路线戴上了一顶刘少奇的帽子），而且还带有向对立派造反组织显示自己一方的强大和气势，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你刚批斗完，我又接着批斗，甚至出现连保守派组织也要批斗他们内心中并不情愿批斗的领导，以显示自己仍然在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出现了两派组织为争得走资派而大打出手或不择手段的事情（例如在争夺彭德怀的问题上，北地东方红与北航红旗的争斗）。在这样的时候，浩大声势的批斗会如果失去了反派主角，失去了活靶子，这样的批斗还有什么意思？

不仅如此，在造反派群众看来，走资派公然接受军队的保护，无异于军队在保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走资派可以躲进军区大院，明天部队就可以荷枪实弹地保护着走资派走出安全庇护所，和保守组织勾结起来，向无产阶级造反派反攻倒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彻底地停止于辕门之外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六）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示反对“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及时作出决定，逮捕赵永夫，给正在形成的造反高潮增加了助力。随之而来，各地都发生了冲击当地驻军的事件，在冲击事件里，造反派组织集中了数万到数十万的群众，在军事营区的大门口静坐，唱造反歌，呼口号，有些条件好的，将多部宣传车开在军区或军分区的大门口，向营区内部方向，24小时不间断地放送各种声讨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檄文，并强烈要求部队党委放出司令员和政委接受群众批判。而在此之前，大字报甚至点名批判解放军的老司令，道高德望的朱德元帅，称他是“军内最大的军阀”，说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妄图夺取毛主席的军权。两个月前，毛泽东神采奕奕地坐着北京吉普，左有林彪，右有贺龙陪伴着检阅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红卫兵的时候，谁也想不到的是，仅仅才过了一个多月，贺龙就被送上了政治断头台，据说是因为贺策划未遂的“二月兵变”，企图对毛逼宫，扶刘上台，这些不能证实的新闻自然也成了向军营播放的好宣传材料。

群众的要求不全是无的放失，所要求批斗的军队领导，多是前一阵子曾经保护过当地地方政权的第一把手的人，例如当时四川省宜宾专区的第一把手牟海秀，就是被宜宾军分区司令员王富德强力保护的对象。牟海秀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红人，牟在台上做官的时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树其私党，在历次运动中，推波助澜地迫害过许多人，整了不少前四川省地下党系统干部，也整过不属于晋绥军区势力的南下干部（李井泉在四川掌权以后，利用他带入四川的原八路军晋绥军区的人把川西成都市和川南北搞成了他的晋绥势力天下，而在川东和重庆市，鲁大东则用他带入四川的山东系统，与李井泉抗衡），他紧跟李，把宜宾地区搞得很糟糕。困难时期，宜宾地区饿死了大批人，吃白膳泥，吃婴儿的事也发生过。牟生活作风糜烂，据大字报揭露，牟在下乡视察工作期间，以权势逼奸他的女工作人员，并长期霸占之。因此，宜宾地区干群对牟为首的官僚班子怨气很深，却敢怒而不敢言，牟等在运动初期压制下面的行动也很嚣张。宜宾地区的运动从一开始起，就有受牟整过的的干部怀着私怨和公恨掺杂到造反派群众队伍里，使运动变得极其错综复杂。其中，原河南籍南下干部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就是与牟对着干的干部，他们利用运动，在群众组织后面摇唇鼓舌，鼓动受迫害的群众起来造反，乘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后来，他俩被四川激进造反派拥戴，经中央文革小组挑选，成为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之一（有一个叫张戎的留英人员，同其英国丈夫一起写了一本畅销西方的英文小说，书名叫做《鸿》（Swan），该女作家之父曾官拜宜宾市长，是牟手下的人，在书中，女作家痛斥刘张和造反派无法无天的行动，西方读者所不知道的是，她的父亲跟着牟海秀，其所作所为并不见得比刘张好多少）。

部队干部本来就和地方干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地方干部是部队干部的老上级、战友，现在，他们的朋友被地方下层的“牛鬼蛇神”，“地痞流氓”往死里整，又怎能不痛心疾首？部队的纪律性和在文革前学雷锋里，被中央树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成为全国各行各业抓阶级斗争的表率，如果说地方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想不通”的话，那当他们看见地方上各色各样不纯份子弹冠相庆的时候，大多数“根红苗壮”的人却抬不起头，那就更加想不通了。

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以赵永夫事件为反例，要求军队不得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并号召解放军要支持地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这就给了地方正在兴起的造反派以极大的精神支持，使得在军营外面的喊声震天，红旗似海；而另一方面，部队干部普遍存在着思想不通的抵触情绪，在这样的局势下，必然要出现更大的冲突，也因此，必然要发生更大的事件。

下一节，我们将暂时停下叙述军队和造反势力的冲突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终于导致了1967年2月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二月镇反”，转到叙述造反组织的发展上面。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七）

十二月中旬以后，由造反派红卫兵点火串联，发动起来的造反组织的规模，在全国各大城市里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几个大城市的大型造反司令部或指挥部都相继成立，主要分为两派的组织拥有多达几十万的成员，如上海红革会（复旦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及其盟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拥有成员号称百万之众，武汉钢工总是以武汉钢铁公司下属各厂的工人造反组织为首，联合武汉其他各厂及各单位的造反群众所形成的武汉市最大的造反组织，也号称多达百万之众，其他沈阳、西安、南京、成都、重庆等大城市的造反组织所拥有的成员也是几十万。有这么巨大数量的成员，必然已经突破了运动初期造反派初起时候，划地为牢的血统论组织原则。实际上，除了黑五类成员和前保守组织的“铁杆”分子以外，大部分活跃的成年人都参加了造反派，在大字报栏里，不断看见有保守组织的小分队发表的“造反”声明，声明脱离其领导核心的控制，毅然反戈一击，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里。这时候的造反派各战团，俨然已经是下层人民的组织（这与国内舆论、影视、文艺作品里所描写的“一小撮”歪带帽子，满脸横肉的造反派并不一致），而十七年来的各级党组织及其支持者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无影无踪了。

各大城市的造反派组织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必然在内部组织上也开始复杂化，精密化，不再像早期组织那样，只有几张白纸，几杆笔，最多再有一架滚筒油印机的小家当，一个战斗队的队长领着几个人上街刷大字报，大标语。现在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大型造反组织的领导机构里，除了总勤务组总统全局以外、还下设外事组、后勤组、宣传组等机构。后勤组甚至能调动几十辆卡车。宣传组的功能比较全面，拥有通讯社，有记者的编制，个别宣传组甚至拥有小型电台。通讯社还定期对外发行小报和对内发行“内部参考”，内部参考报道中央最新动态，国际消息，各地文革发展动态，对立派组织动态。内部参考通过邮寄或私人传送，送交本派战士手里，或送交外地联络站的负责人手中。

在社会上，各街区的居委会前，现在都支着一杆旗帜，表明这是市里统一造反组织驻此街的分部（有时分插两杆旗，代表对立的两大造反组织）。“分部”前屋檐下，散列着几个着“黄马褂”（即解放军军装，但无帽徽和领章），臂套红袖章的战士，这些战士多是街上下层百姓子弟，几个月前，不是在街道工厂里和婆婆大娘一起糊纸盒的青年男女工人，便是待业在家的青年人。至于各机关，也都一律地插出了造反旗帜，连社会上最下层，最无社会地位的搬运工，清洁工，合同工，临时工也组织起造反组织，走得最远的，甚至成立了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有点“咸与造反”的气氛了。

现在是建国以来，下层最扬眉吐气的时候，阶级路线的阴霭似乎在无形中被冲到九宵云以外，然而，一场更严峻的风云正在酝酿之中。

十二月下旬，两派造反组织的冲突加剧了。12月25日前后，在成都，两派造反组织动员共计约30万人争夺四川日报社和成都日报社，两派冲突的群众把两处报社的周围十几条街区包围得水泄不通，双方使用唾沫和肢体（那时尚未发展到棍棒阶段），用硬挤压的办法挤退对方组织的人。“战斗”结果是，双方分别占据成都两家主要报社，大家都用自己控制的报纸发行名为“四川日报”的报纸，来宣传本组织观点的新闻和文章。

在省城以外的县城里，各省城造反组织发展的地方县组织已经各自为阵地向县党政机关冲击和围攻，同时又在闹市区搭台辩论，大字报栏里的大字报有一部分是互相攻击的内容。有些地方还出动了宣传车相互对骂，双方指责对方的要点大约是，对方背叛了革命造反事业，向走资派投降。具体“钢鞭”的材料是，有些走资派在对方组织里出谋划策，或者对方组织混入大批“老保”。

文化大革命仅仅才进行了半年，就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两派组织此时的大方向还把握得不太离谱，双方在忙着发展自己的基层组织的同时，也忘不了比赛革命似地在军营附近聚集静坐的群众；在谩骂对方的同时，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批判党内、军内的走资派上的。有些大字报上的言论似乎尝试突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禁区，开始思考十七年来造成群众受官僚主义压制的根源在哪里的问题，这些思考在今天看来，还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现实与政治制度进行批判。

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形势发展比北京和外地一些大城市要慢。原来，毛泽东在运动爆发前夕，因为北京市被市委彭真控制着，他认为代表自己的声音很难在首都被人民听见，用他的话来说，就叫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于是就利用上海《文汇报》与《解放日报》作为阵地，从1965年起，连续发表由江青等人策划的一系列批判上层领域资产阶级文化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当时看来，表面上仅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但党内高层政治眼光敏锐的人却可以从其中针对“三家村”（即北京市委、市政府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批判，嗅出矛头直指彭真以及彭真的支持者刘少奇的火药味。因此，爽快配合毛的上海市委以陈丕显、曹狄秋为首的领导多少受到一些特殊照顾，所以上海的运动反而发展得比内地一些城市要慢。十二月间，上海一些造反派市民在上海高校以复旦大学“红革会”为首的造反派红卫兵与首都三个红卫兵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鼓动下，在上海郊区的京沪铁路线的安亭车站“静坐”，使铁路阻断达几十个小时，这就是文革史上闻名的“安亭事件”。造反派工人和红卫兵的发起安亭静坐的表面目的是，他们受到了上海市委的资反路线的压制，受迫害的内幕无法向中央申诉，因此，他们要向中央告状，告状却变成了铁路客车载运不下大批上访人员。实则是利用这种极端的行动，以停止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向外的铁路客货运来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

安亭事件发生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了张春桥、姚文元作为调查员，调查上海的文革开展情况。紧接着，上海的运动开始迅猛发展，元月四、五两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相继被报社内部的造反派夺了权，接着，上海市委、市府、市人委被造反派强行进驻。6日，上海工总司以总勤务员王洪文为首，召开上海百万群众大会，大会作出“踢开市委闹革命”的决定，宣布接管上海市政权，成立所谓“上海市人民公社”（后被中央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市在全国文革运动里，首创由造反派组织夺取地方政权的先例，这个行动得到在上海的张姚的暗中支持，并立即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认可，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委的权的革命行动的热烈祝贺，称其行动是一个巴黎公社式的“创造”，同时该报以大字登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公告，并附全国各高校红卫兵组织驻沪联络站中，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兵团、北航红旗战斗团、北地东方红公社等一百多个著名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与上海工总司为首的各造反派的联合宣言。

宣言声称，“一月风暴”在上海爆发了。一月风暴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壮举，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进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以夺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据的权力机构为特征，要建立起真正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大约在运动开始时并没有想到，要用下层新的力量来彻底对十七年来，实际上也是属于自己的共 产 党中下层政权作个大换班，很可能是抱一种走着瞧的想法，以为把中央领导集团里刘邓势力清除以后，再对地方各级政权里听命于刘邓的官员作个冲击，让他们认识到不能跟刘少奇跑，触接一下灵魂，甚至触痛一下皮肉，最后再次确立毛泽东的无上权威，也就罢了。可是后来，运动形势的发展，殊非无产阶级司令部所料，运动揭出了十七年官僚主义的盘根错节，也揭出了人民群众受压制下的极大怨恨，才造成了排山倒海的“造反”浪潮。虽然这种浪潮似真似假地把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推到了极端，但就像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百万流着眼泪，如醉如痴地呼着万岁的红卫兵红海洋的时候，冷静地对陪着他检阅的斯诺说的，他并不就由此而飘飘然起来。他很可能顺着这股由他打开的闸门所引发的洪水，要创造一个自己构思的新蓝图。

一月风暴以后，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从大城市到小市镇到处夺权，造反组织的头目们已经不满足作山寨大王的位置了。

然而，这却触发了更深的矛盾，它最终使暴起的下层造反势力走向一条通往失败的胜利之路。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八）

许多征象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对“一月革命”的突然来临有点手足无措。

对于毛泽东来说，一方面，他把争夺政权斗争看得至关重要，他在运动初期的零星讲话里多次谈到“大权旁落”，他有感于在北京，在中央政治局里，他的话没有多少人听了，即使表面上对他的话唯唯诺诺，实际上也是他说的“阳奉阴违”，他想在运动前夕试探性的批判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影响时，却受到北京市委的“稳吞水”似的抵制，所以他才在上海开辟了一个新的批判高地，那时候，他已经想把党政机构来个大整顿，来一个他很醉心的延安整风，那一次整顿的结果，把王明、张国焘的势力在党内完全清除，确定了他在党、军内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他的骨子里信奉不断革命的宗旨，他来自于下层社会，对传统社会里，平民阶层受重重压迫而产生的怨恨有很深的体会，那些怨恨最终化为一次一次的农民和潦倒文人结合起来的造反，直到把一个个王朝化为灰烬，当文革进行到漫天熊熊烈火煎熬着他创建的各级政权的时候，像1958年大跃进初期一样，他的激情又一次被燃烧起来，他可能由此想到，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走出一条新路来，如果这个尝试成功，他的万世师表的地位就不仅在中国未来的历史上不可动摇，而且也将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说，他们多是党内文人和文革前没有多少实权的人物，迎合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设想，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并不能给他们增加实际掌握政权的资本。如果说，光是批一下上层领域就收兵回营，从此天下太平，也就罢了，不幸的是，这一次“整风”已经触动了从上到下各级官吏的根本利益，制造出大批敌人，而这些敌人的营盘还是好好儿的，他们的工作人员还在执行政令，他们表面上已无招架能力，任由无名小卒拉出去批斗一番，但他们的归属何在？如果不能确定他们的归属，那最后这架庞大的机器要想正常运转，还得把这些机械师请回来操纵，那个时候，倘若毛主席已经龙宾在天，谁又能保证他们不被这些官吏的庞大势力请君入瓮呢？因此，当上海一月夺权一发生，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因为由此可以将各级班子来个大换班，换上拥护自己的下
层人士，方可高枕无忧。

对于周恩来说，他所掌握的国务院机构执行着党的旨意，在那个时候，也就是毛泽东的旨意，他不敢公然对抗，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立即倒台，立即倒台前有刘少奇，后有陶铸作榜样，那将是批得臭不可闻而死，死则无葬身之地，他不得不考虑这些，所以他就只能迎合。可是毛泽东也必须正眼瞧他，如果周下台，那就意味着真个是天下大乱了，又怎么能保证“文化”大革命能进行下去。之所以这个国家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折腾到现在为止，还算基本上维持正常，其原盖出于国务院下设各部委及其领导下的各省、市的各厅、局，还在缺乏了第一二把手的情况下为这个国家的油盐柴米酱醋茶在运转，尽管这时候，国务院各部委多被机关造反派夺了“权”，但毕竟是机关里原来的小吏夺的权，其他吏们还在干活，所以还能维持日常事务。毛泽东虽说不怕天下大乱，大不了重上井冈山，然而现在的井冈山可不是是当年他领着几杆红樱枪上山时的井冈山了，那时国家四分五裂，内忧外患，老蒋尚未统一全国，名尚不正，言就不顺，来不及倾荡荡王师讨平洞庭湖来的“杨么”。现在他毛泽东若再上井冈山，篡逆者立即就变得名正言顺，只是用炸弹和燃烧弹就可以把井冈山烧个焦烂。毛泽东犯了一个致命的经验主义错误，这条错误就是，他以为延安整风可以照搬到二十四年后的中国，却没有仔细去考虑过延安整风之所以成功是有特殊条件的。延安整风发生在东有日本正在大扫荡，南有国民党虎视耽耽的环境下，在军事体制下整垮已经不掌中枢权力的苏联派和红四方面军派系，并未伤到共 产 党军事政权的根本，而现在则大大的不同了，光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里，就太半打倒，只剩下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还能视事，然后是各大区，各省、市的各级政权的人。被打倒和靠边站的人，曾经掌握的是，一个初具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国家，这时的中国已经不是前清时候的小农经济和国民党时期的准小农经济，清时一个县衙门包括皂吏才十多个人便可以运转，即使不运转，和农村有密切联系的城市也还能生存下去，现在像上海这么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几天之中，粮食就运不进来，粪便也运不出去，何况公社化以后的农村，能够自主生存的能力已经显著降低了。用黄土窑洞里关起门来“整风”的方法去改变一个远比前清复杂（虽然未
必比前清盛时有效）的全国政治管理网，不能靠只有几个月功夫，领导群众呼口号，写大字报经验的勤务员们，就算是瑞金和延安割据时期，共 产 党也分别用了6年和10年时间才建立起政权，又怎能设想，这些人忽然之间，玩得转这台庞大的机器？
 
但毛泽东暂时还考虑不到这上面去，在一月革命的夺权声里，他考虑的是，一批和政权旧人有各种关系的部队将领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夺权公开反对和抵制，他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谛，大轰大嗡，虚张声势的一月夺权，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相当于纸糊的房子，一戳就破，他如果不在了，他爱人江青和他现在的支持者张春桥、姚文元没有有实权的一大批人的支持，马上就可以被拉出去枪毙；他还考虑到，下层造反势力严重不纯，其中潜藏的阶级异己份子（他视为台湾国民党势力在大陆的秘密纵队）借夺权的东风，爬上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麻烦就大了。后一条考虑，明显地暴露出他的支持下层造反天性的不彻底性，在大胆用人的问题上，他甚至还赶不上曹操，由于他从一月风暴开始到文革余下的九年时间里的首鼠两端，左右摇摆，使得文革最终归于破产。

主要有这两条顾忌，秉承他的旨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一月下旬向全国全军发布了“军委九条”和“公安六条”文件指示。

“军委九条”的主要精神是，要解放军支持地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势力；“公安六条”的主要精神是，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加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队伍，他们若要蠢动，专政机关要严厉打击。

第一个文件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说，似乎像是有利的样子，因为它明确要求解放军在夺权的大局上面支持造反派，也就是支持他们的群众基础，如果有部队的支持，这夺权还怕不顺利么？问题在“打击反革命”上面，这个“反革命”解释起来就太活了，如果没有后一条的“诠释”，活就让它去活吧。后一条实际上暗指了这场下层造反势力的夺权斗争，其中混有许多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在兴风作浪，清除了他们以后的造反队伍，才有资格挑起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大梁，但是，要清除干净不纯分子，差不多等于解散造反派算了，如果当时天真的造反派群众不信的话，隔了两年不到时间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一定会学到这个道理。

这应该是部队将领们反抗的结果，毛泽东不能不顾及他们的势力。从一月以来，随着夺权行动在全国的铺开，也触发了官僚集团和下层民众之间更深层的矛盾，支持这个官僚集团的部队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了，他们早就为联动说过话。那些联动起初以极端拥毛的姿态出现，企图把运动斗争的方向往下指，后来自己的老子纷纷落马，大势已去，便控制不住自己，在街上公然张贴标语反对江青，反对江青等于在反对毛泽东，有些人图穷匕首现，公然张贴大字报对毛泽东表示怨恨，那自然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逮个正着，一些纨胯子弟被逮捕投送监狱，于是风光一时的联动红卫兵也就寿终正寝了。他们请求毛泽东宽恕这些革命后代，毛泽东答应了，过了一个多月以后，这些锒铛入狱者又被放了出来，到底还是自家的孩子。

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这三个重大原则问题的确使毛泽东感到棘手，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一套好象解决不了这三个问题，即使江青们可以冠冕堂皇地以老帅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堵部队方面的嘴，但毛泽东却不能不考虑这个匆忙发动的夺权，能夺出个什么样子的权？

也就从一月下旬开始，在部队方面的突然介入下，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声音突然沉寂了下来，毛泽东似乎又到外地视察工作去了。上面又宣布，从二月一日起，停止（免费）大串联，首都大专院校学生一律回校搞革命，丢下了刚刚方兴未艾的一地鸡毛！

毛泽东和江青一时的沉默，首都造反派红卫兵又被禁止充当“信使”的作用，有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作尚方宝剑，军队按照自己的解释，开始对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造反运动动手了。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九）

让我们先略微介绍一下二月逆流发生前夕的全国各地运动形势。

全国运动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大城市的造反派已经分裂为两派，保守派已经转入“地下”；而在一些大城市，造反派还正在和保守派鏖战。即使是上海，虽然在夺权问题上抢了全国的先声，然而却是“咸与造反”，许多单位还来不及分化出造反和保守组织，单位上下除了最高领导以外，一窝蜂地都加入了造反组织，这也许是上海人普遍地比较精明所造成的形势。二月逆流以后，上柴联司才从工总司里分裂出去，按照上柴联司对工总司的指责，上海工总司以王洪文为首的勤务组和下面各分部里，混入了大量的文革前单位领导的红人，王洪文自己就是一个科长，是个典型的老保！而在首都，保守派的力量太弱，弱到连地下斗争都不能开展，北京运动的大舞台基本上是几个主要高校的造反派派系在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文革办公室的直接指挥下，在那里斗去斗来，再有就是各部委机关造反派玩的“单口相声”，基本上听不见北京产业工人造反组织的声音。至于中小城市运动的开展，就更不平衡了。一般说来，凡是有高等院校的城市，造反派的力量比较大，也比较像是真的在造反，有些小县城里的造反组织，实际上全由各单位里领导的红人组成，他们也在那里走过场似地批判刘邓资反路线，其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监视各单位的动态，凡发现有下层人士真的造反了，他们便立即给对方扣上一顶“保皇派”的帽子。还有的地区，走资派是靠边站了，可县委里三、四把手却打起了造反的大旗，手下分别拉起一帮人马，双方都指责对方是“老保”，互相在那里斗。

内地大城市的造反形势却有鲜明的色彩，最显著的特点是，工人组织的力量已经显著地占据着运动的要冲，其次是，造反和保守组织的壁垒较为分明，为自身利益和地位而造反和保守的目的性比较明确，为响应造反而造反的情况比上海和北京工矿机关要淡得多。

在武汉，以武汉钢铁公司的造反派工人为核心，以武昌为基地的“钢工总”和以汉阳兵工厂为首各国防工厂里的保守派工人组织“百万雄师”几乎势均力敌，双方各拥有几十万人马，汉口成了双方宣传战激烈冲突的地方，阵势颇像辛亥革命时期武昌民军和汉阳清军拉锯战的样子。在成都，保守派组织“成都产业工人大军”暂时转入地下，以“红卫东成都部队”的东郊国防工厂里的工人造反组织和十多所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为一方，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及四川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为另一方虽然大打出手过，但现在双方正在竞相表演似地在军区大门外静坐。其他兰州、西安、沈阳、哈尔滨、重庆、长沙、南京、合肥、昆明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如此复杂的运动形势下，部队对造反派的动手术采取了因地制宜的不同手法。他们并不惊动帝辇之下的北京造反派，因为中央已经招回大部分大学生回京，三个造反司令部在中央文革小组沉默以后，大概闹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何况龟缩在校园里写大字报，再也当不成“钦差大臣”，也就失去了活力。他们也不惊动上海声势“浩大”的夺权运动。至于全国数不清的小县、镇里形形色色的造反派乌合之众，也没有对付的必要。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擒贼先擒王，围点打圆，利用各省会、地区首府的军区、军分区的驻军在公安机关保守派组织的配合下，集中力量打击这些地区的造反组织。

军队果然是军队，该出手时就出手，以霹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犹如短剑般的力量向几个大城市的大型造反组织予以重击。

从二月中旬开始（有些地方的驻军从二月初开始），几个大城市的驻军在公安机关保守组织的配合下，突然包围造反派的总部，逮捕正在总部办公的造反派领袖。在一些地区，当地驻军以邀请造反派领导人到驻军营地共商成立夺权后的班子为名，或者共商支左为名，将应邀到来的造反组织勤务员们在“鸿门宴”上就地抓获。

在从上到下抓捕造反派头目的行动中，驻军扶持下的保守组织在一夜之间恢复了活力，他们在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整日整夜的示威游行，游行群众狂呼：“打倒一小撮反党乱军的牛鬼蛇神！”，“拥护伟大的人民解放军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份子！”，“坚决执行公安六条，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等口号。同时驻军出动几十部到几百部军车，荷枪实弹地在城市街区呼啸而过，向普通造反派百姓显示威慑力量。

在武汉，这个九省通衢之地，造反派和保守派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以强悍知名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公开支持百万雄师，他支持百万雄师的头目作为左派进入即将拟定的湖北省筹委会，同时逮捕钢工总与武汉大学造反派的要员，下令武汉驻军和百万雄师的人马在武汉三镇联合举行大型示威游行。在成都，成都部队司令员韦杰一方面把“产业工人大军”作为“造反”左派扶上台，另一方面拉拢温和造反组织“红卫东”，打击“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他也派出部队在大街上耀武。

与此同时，部队派出支左战士，进驻各高校，在每个班都安插了人和大学生一起学习，实则是自我交代前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同时鼓励已回校的曾参加过保守组织的学生恢复组织，并揭发在前一段时期干过“坏事”的对立派同学，所以在“学习”军委九条和公安六条期间，不断有学生被抓捕。有些造反派领导听到风声较早，跑得快的藏匿在群众家里，或者逃亡到外地亲戚家里避难，但部队很快就把大逮捕的行动扩展到专县，在当地闻风而起的保守势力的配合下，纷纷将这些“坏份子”捉拿归案。

部队镇压“反革命”的行动到了二月底时达到了高潮，几乎所有没跑脱的造反派头目从上到下都被抓进了监狱，监狱里人满为患，据一位仅仅当了个战斗组组长，就被抓进监狱的朋友出狱后告诉我，牢房里被这些造反派人员挤得密密麻麻，每日里开饭都要用大黄桶装饭，拉屎拉尿都要排班，而这些犯人还趾高气扬地在里面大唱造反歌，唱国际歌，背诵毛主席语录，弄得监狱当局很为难。

部队的强有力镇压与配合地方保守派的卷土重来，一煞时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反浪潮打得灰飞烟灭，各大城市里数十万造反派群众仿佛到了“黑云压城城欲催”的境地，人人自危，他们担心进一步的清查和迫害会向反右运动一样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这就是文革史上的“二月镇反”，又称“二月逆流”，如果仅仅看现在的文革出版物，大概只能看到围绕着“大闹怀仁堂”所发生的事件了。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十）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这是二月镇反时期一些造反派青年的真实内心想法，今天的中国青年，特别在国外生活的留学生们觉得很难理解，甚至可笑，或者把这首歌与那时青年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联系起来。

不错，在运动前期，毛泽东号召青年学生带头打倒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在天安门楼上楼下接见百万青年人的时候，把更早由官方鼓动下的“学雷锋”，“学毛著”的神话运动推到高潮，但是现在，在这个非常时候唱这首歌，就不只是狂热的崇拜了。

在那个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在工作场地，随处都能看见大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时候，走在街上，不时会看见开过的军车上面，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挺着上了亮晃晃刺刀的步枪，正押着不知道从哪儿抓到的五花大绑的造反派在示众。那些造反派，再也不是一个月前的“黄马褂”，红袖套，激昂地挥舞手里的小红书，意气风发的样子，现在是，耷拉着头，同押赴刑场正法的罪犯并没有两样。

谁能来救他们？只有一个唯一的回答：毛泽东！

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归根到底就是一条：造反有理！”我们响应你的号召，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我们何罪之有？

然而，毛泽东这时候在哪里？他是不是又像运动初期一百天那样，跑出去“视察工作”去了？丢下一个他故意制造的烂摊子让刘少奇去处理，去犯错误，然后他视察工作完毕，回到北京，一张“炮打司令部”，一句“其用心何其毒也”，就把惊惶失措的刘少奇打下了金銮殿，解救了一大批差点被打成右派的青年学生。如果说，刘少奇只是用工作组企图在大专院校里再来一次反右，那么，现在的运动范围已经扩大到全社会，已经不是右不右的问题了，现在是坐不坐牢，当不当反革命的问题！

毛主席啊，你到底在哪里？

从现在官方透露出来的材料看，在二月逆流期间，毛泽东实际并未离开北京。毛泽东既然没有离开北京，这整个二月到三月的六十天期间，又是谁在命令镇压反革命？调动大部队镇反应该是一次大事，作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十分重视牢牢控制军权，甚至规定一个团的兵力调动都要报请中央军委批准，绝不至于不知道二月镇反期间几个大军区的行动。按照官方透露的材料，1967年3月1日，毛泽东把几个政治局委员招到了书房，面色阴沉，语调严厉地说：“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了……”毛泽东又情绪激动地说：“要闹个什么结果？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似乎部队将领只是“闹”，只是在京西宾馆拍桌子，只是在怀仁堂对江青等人咆哮，那么，全国抓了几十万人进监狱又作何解释？而且，就算毛泽东不知情，那么，3月1日批了老帅们以后，为什么外地几个大城市里的造反派人员仍然管着，一直到三月底才传来北京反击二月逆流的指示？

官方的文革材料还有一点使人困惑，材料说：陈伯达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之后，立即“积极”起来，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天津小站的材料。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

岂止是区区一个天津小站的复辟！岂止是“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几十万人被管进牢房，数十所大学的学生们正在交代问题，放眼全国，满耳的军车呼啸不闻，满眼的五花大绑不视，竟然得搞个轻描淡写的天津小站材料上去才晃然大悟，这真是咄咄怪事！

也许，这个谜终究有揭开之日，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月底，外地造反派大学生开始收到他们的北京同学寄来的信，信上说，北京开始在反击右倾反案妖风了，信上还有江青抨击“二月逆流”的讲话，声言要反击二月资产阶级复辟的逆流。四月初，各高校的部队工作组悄悄地撤走，校园里立即出现反击“二月逆流”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也铺天盖地帖到城里闹市区域，观者如堵，紧接着，奉中央命令，各监狱开始全部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目。

四月初的东风吹拂着大街小巷，又是一个阳光灿烂，喜庆的日子，到处都挤满着熙熙攘攘的群众，把一些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在人群里，可以看见一队队刚刚恢复了组织的造反派队伍，穿着褴褛，也许是故意显示一副可怜相给最同情弱者的老百姓看，以博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为首领队的打着一面面临时用红纸做成的队旗，旗帜上面用墨汁写着某某造反兵团某某小分队。挤着观看的老太太、小媳妇们不住地用手绢擦眼泪，真是一付催人落泪的场面。那边厢，人们簇拥着刚从大牢里放出来的一个个“英雄”--胡子把碴，面色苍白，却异常兴奋的造反派头目。遮道欢呼英雄归来，激动的人潮不时发出欢呼声和口号声。。。

保守派组织突然在风光几乎六十天以后悄悄地消失了，但是这回他们没有走远，他们固守在一座座工厂的一些大楼里，固守在用沙堆和其他坚固材料临时建造的“工事”里，使用保卫处（保卫处的干部多参加保守组织）的枪支把自己保卫起来。

因为他们深知，这回仇结大了，谁都能想到：把人投进监狱会受到什么样的报复？而保护他们的解放军却走了。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十一）

许多人一说到文革，就说到文革的批斗，然后就想到武斗，却没有认真去想一下，这批斗和武斗之间有没有联系？也没有想过：为什么从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会发展到刀光剑影的武斗？

国内一些文章或者小说统而概之地把武斗的发生，说成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恶性发作，头头们之间争权夺利而引发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造反派分裂后的两派的武斗很程度上是这样造成的，但不完全，而且也解释不清楚从“文斗”到“武斗”的过程中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从运动开始到二月逆流前夕这段时间里，各派群众之间冲突的形式，试图来找一找武斗发生的更确切的，更充分的因素。

从1967年6月2日开始的高校正式停课搞文革开始，到同年8月10日为止的100天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日常工作小组领导下的各省市委派出工作组下到全国各高校领导学生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大批判的时期，这一时期冲突的特点确实是文斗，没有肢体接触，最多有个别提意见的学生，如蒯大富，被关起来隔离反省。在外地不少学校（但决不是全部），工作组或者学校党组织对学生进行了黑名单排队，依靠的是各班级的党团小组或支部及其积极分子。倘若运动就到此止步，一种结果是，被划在黑名单上的第四类人员将很有可能像57年反右运动一样，被划成右派或右倾份子，或者什么新叫法的X份子。这些份子即使不被赦免，也不会在群众中或者份子与党干部之间造成什么样的冲突，只是心里种下了仇恨。事实上，虽然运动并未到此止步，但划类造成的仇恨却种下了，它们将在文革的下一阶段为进一步的冲突制造背景。

如果把下一阶段的运动定为8月10日到9月20日，这一阶段的运动有两条不同分支，其一是高校的一部分学生起而造反，另一部分学生则反对造反，成立了对立的组织。起而造反的学生多是前一阶段被打成三四类的学生，反对造反的学生多是名单上的一二类人，这时，前一阶段的“仇恨”开花结果了，但双方依然是文斗，最多在冲抢校广播站时发生一些肢体碰撞，虽然双方都往往过分渲染了碰撞的程度（特别爱渲染冲突中某方女广播员的外衣被撕碎等近于黄色的事件，^O^）。

另一分支是干部子女所组成的红卫兵对下层“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迫害，这种迫害是丧心病狂的，因为找不出任何“仇恨”的理由促使这些红卫兵去迫害那些老老实实的知识份子，或者在历次运动里挨整的人。迫害的形式是令人发指的，除了批判会，写大字报、大标语以外，还使用了肉体惩罚，出现了许多打死打伤人的恶性事件。联动红卫兵甚至将惩罚的范围扩大到出身不好的同学身上，在这部份人心里自然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初期高校造反派，还是高校保守派，甚至工作组和党委，为了紧跟运动初期报刊文章上宣传的批判资产阶级上层领域的斗争，都拿学校里的的学术权威开刀，写大字报，开小会大会批斗学术权威。一般说来，都还讲究政策，没有打“反动学术权威”，许多学术权威自杀是因为忍受不了人格上的侮辱。

从9月20日起，运动升级了，高校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之间的冲突加剧了，如果把这一阶段确定到10月30日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两派之间仍然没有发生更多的肢体冲撞，但造反派开始批斗各高校的党委内“死不悔改”的第一第二把手，批斗的残酷性有所加强，走资派被游街（在校园里游）或者戴高帽子、罚跪的惩罚常有之，个别地区，有拷打学校走资派的现象发生，一些走资派被逼自杀。这冲突手段的加剧，部分原因是前一阶段造反学生受到划类的仇恨因素所致。

在中学里，非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开始组成造反派组织，依附于大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对联动份子进行反惩罚，这也是仇恨种子的开花结果，但因为联动份子纷纷借大串联逃跑，实际上挨打的人很少。

从11月1日到来年2月1日这3个月间，运动迅猛发展到除农村以外的城镇地区（个别地区近郊农村也卷入了），冲突加剧，各级政府，各单位的领导人纷纷被批斗。主要外地大城市里，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派大型组织形成，个别城市里的造反派分裂为两大造反派组织。由于这一阶段的运动揭出了十七年来的社会深层矛盾，导致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从表面的对领导是拥护还是保护，对文革是拥护还是反对，发展到造反派群众要算十七年的被压制的旧帐新帐，而保守派群众则视为这是对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倒算，因此仇恨就不像前一阶段高校里的划类那么简单和“轻”了。又兼之社会上的运动开展不像高校，到底是知识分子之间的“秀才打仗”，社会上，工厂里造反派群众对各单位的领导，尤其对地方基层政权的官员批斗的暴烈，要比高校严重得多，报私仇残害致死被批干部的现象也远远超过高校。不过，社会上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主要还限于“文斗”，肢体碰撞的现象日益增多，许多情况下是大街上辩论的双方群众控制不住情绪，从泼口大骂发展到互相吐口水，以至于动拳头，但还很少发展到集体动武，更很少有用器械动武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二月镇反前夕，双方冲突的程度，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文革到此为止，是不会出现大规模残酷武斗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赵永夫事件是文革里第一次恶性武斗事件，它首先发生在军队和群众之间不是偶然的。从这一事件可以窥视出，只要部队介入地方运动，则冲突就会不可控地加剧。事实上，二月逆流以后，许多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的大型武斗，或多或少都有部队的介入。

二月镇反是文革冲突和混乱发生质变的分水岭。

二月镇反中，部队在扶持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同时，把那么多人投入了监狱，制造了极大的仇恨。然后被关押人员又被无罪释放，当造反派上下领导被释放之时，部队已经倏然退走，留下了保守派群众去顶罪，同时在地方上造成一个秩序的真空，复仇首先就在这些地区开始，然后扩展到部队未曾支左的地方。
（未完待续）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十二）

中央关于反击二月资产阶级复僻逆流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全国各地，各地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恢复了“一月革命”期间的夺权行动，并把此一行动推向高潮。

在北京，街头贴满大字标语：“坚决击退二月逆流！”，“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然后是各部委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夺权，各部相继建立了新的由机关造反派和部分“好”的部委干部组成的领导班子。各大军区的机关也开始了文革，许多军区负责人受到批斗。北京的三大总部及各军、兵种总部几乎全部瘫痪。

与此同时，各地在二月逆流期间短暂得势的保守派组织龟缩在各单位的“堡垒”里，这些堡垒多是各大工厂的某栋楼房，当然，有能力构筑自己堡垒的保守组织必须是大型工矿单位的强大的保守派组织，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例如，许多事业单位的保守组织虽然人数不少，但缺少一批彪悍的，不怕死的年轻人充当武斗队员以保卫其组织的核心成员，因此也就没有能力建立起名副其实的战斗堡垒。实际情况常常是，许多高、中学校，许多小厂，许多事业单位的保守派铁杆分子纷纷转移到当地强大的保守组织的堡垒里，这些堡垒犹如俄国十月革命发生时圣彼德堡的冬宫，那里据守着死硬的国家杜马里少数资产阶级共和派议员。不知道这些人士想过没有？这样长期守卫下去，就算能坚持数月，结果又怎样？

保守派没有考虑得这么长远，也许只是想暂时权宜地躲过造反派的复仇怒火，等待中央的政策变化。

他们的预计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想到造反派这次的反攻倒算是如此狂暴。

四月初，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造反派领袖，迅速地把队伍组织起来，兼之群众的热情支持，队伍的规模前所未有地扩大了。

队伍的扩大不仅表现在人数上，大批观望的中间群众，以及保守组织的一般成员纷纷加入造反派组织，这大约因为前几次反反复复的中央政策，经过一月革命的夺权和二月潮流的回潮，现在再由中央扳回来，似乎一锤定音，到了由造反派来掌权而最后把文革结束的时候了，而且造反派在吸收新成员的成分上也最大限度地突破前期受血统论残余影响下的束缚，参加造反派组织的成员中，现在出身不好已经不是障碍，有许多组织从基层到上层都出现了活跃的，有头脑，却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的领导成员，另一方面，为配合中央要求的“三结合”（即政、军、群众组织）政权班子的条件，造反派组织也开始在高层物色原省、市、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人，以此作为建立新政权的政府方面的代表，这些旧政府方面的官员往往是文革以前不掌要职，受第一把手帮派排斥，或坐冷板凳，清闲数年的官员，其实这些官员本质上和被打倒的官员并没有多少差别，仅仅是没有在文革的第一线顶着，遭人怨恨而已。由于造反派这一组织扩大的原则，埋下了后来双方群众冲突升级的伏笔。

这时候造反派头目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踏平当地碍眼的保守派组织的堡垒，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在二月镇反里对革命群众犯有血债的刽子手抓出来，接受革命群众的审判，量刑轻重，严重的要关进新生红色政权的监狱里。

他们行动了，从四月开始，在各建有堡垒的单位里基层造反派组织的带领下，造反派的最高决策集团发动了当地的造反派群众冲击和逐一拔除各保守派组织的营垒。拔除行动本身看起来是“温和”的，起码最多带上木棍而已，无非打算把负隅顽抗的堡垒的障碍物清除掉，或者冲进堡垒擒拿保守组织的负责人。

造反组织发动群众的声势浩大，包围保守组织的堡垒--大楼，常常多达数万至数十万人之多，其中自然包括了看热闹的，看惊险场面的大人小孩，这不奇怪，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熏陶下的人民大众，只要不在身家性命攸关的情况下，对看热闹总是怀有浓厚的兴趣，和平年代，就是街上两只鸡打架，也总是围着一大圈人，又何况这么壮观的场面了。

在人海战役的威势下面，一个个堡垒相继被拔除，然而在最坚固的堡垒面前，堡垒里的枪声响了！

枪声来自保守组织武斗队员手中所握的保卫处的枪，枪只是不多的，开枪的大多数是复员退伍军人，或者是文革前各单位的基干民兵，这些人的枪法不错，首先撂倒了冲在最前面的人，倒不一定是彪形大汉，许多是中学里的小红卫兵，有男有女。

于是，血案发生了，几个外地大城市都相继发生了开枪事件。在成都，继五月五日“和平”攻占保守组织据点--四川棉纺织一厂以后，当两派造反组织把矛头对准一个保守组织的顽强据点--国营132厂（成都飞机制造厂）的时候，五月九日，据守132厂的保守组织开枪打死20多个围攻据点的造反派群众，密集的枪声震退了潮水般围聚的群众，在混乱中，坚守大楼的人夺路逃跑（主要成员跑到远郊组建不久的农村保守组织里躲藏起来）。在重庆，枪声响了，其他几个大城市，如兰州、西安、昆明都出现了类似的血案。

造反派领袖及时利用了血案的悲剧效果，他们在市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示威者抬着被打死的群众尸体（不一定是造反战士，前面已经解释过），高呼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示威游行的悲情宣传起到了有效鼓动造反派群众的复仇情绪，这样，大规模武斗的心理准备工作也就就绪。

开枪的保守派成员毕竟是少数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在强大的人海攻势下面，多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开枪以后造成的后果的严重性他们也清楚，因此，当“老保”在血案发生与示威游行后，成为家家户户唾骂的代名词以后，残存的堡垒不攻自破，除了被造反派捉拿游斗以外（因为造反派的监狱还来不及建立起来），就只有化整为零，各处藏身的出路了。在这个阶段，不少被捉拿到的铁杆保守分子受到殴打，出现了因报私仇被打死的事件。

除北京、上海等少数地区以外，主要外地大城市造反派拔除保守组织据点的行动一直持续到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的发生，少数县市的类似行动则持续到翌年年中。

但是，武斗的冲突却沿着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始料未及的程度和规模激化了。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十三）

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了“7.20”事件。

事件发生的前几天，中央文革小组以王力为首的工作组，正在武汉解决该市两派之间的冲突。事件起因在两派组织都企图在即将组成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里占据主要位置，而武汉两派组织势均力敌，人数众多，双方各拥有接近百万的庞大数量，因此处理起来颇为棘手。王力一行显然负有支持武汉“钢工总”的使命，因为钢工总毕竟是较“纯正”的造反派，而钢工总的对立面--百万雄师则一般地被视为保守派组织，虽然在二月镇反以后，该组织突然造反，也开始批判湖北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且也明确批刘邓，但武汉一般人却很清楚它起家的动机，特别在二月逆流中，它配合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也是有目共睹。由于汉阳拥有中国最大的常规武器工厂群落之一，以这些工厂里的产业工人的多数组织起来的百万雄师坚实巩固，它在经历了“二月黑风”以后，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发起的反击浪头的冲击下面，不像大多数其他地方的保守组织那样，几经造反派的文攻武打，不是土崩瓦解，便是苟延残喘，却仍然巍然不动，屹立在华中大地上。它现在开始接收更广泛背景的成员，其中包括汉口和武昌地区一些单位里真正造反的小型组织。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向读者进一步澄清一下文革里错综复杂的造反状况。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外地大城市里的造反和保守组织的壁垒较为分明，造反和保守的动机也较为明确，但这仅仅是从大的轮廓看问题，一般说来，在外地大城市的主要两派组织的高层领导人中，造反和保守是分得很清楚的，然而再往基层去透视，情况就多少不是这回事了。

情况的变化发生在当初造反组织揭竿而起的混乱中。一些单位并不是只有一个唯一的造反或保守组织，在很多情况下，造反不止一个组织，而且起先造反往往是由更下面的各战斗队，战斗小组开始的，然后合并成本单位的大组织。由于人事之间的恩怨情节，特别由于本单位的行政领导权力的分配问题，使得一部分不占主导地位的造反组织并未加入本单位的主要组织，或者一些本单位的主要造反组织并未加入全省、全市、全地区统一的造反指挥部。这些游离的组织或是跨单位合并起来，成立另一些不占主导地位的指挥部或司令部，或是一直独立行事。

如果说，大家都是为了一个信念去造反或保守，私人之间的恩怨就是天大，矛盾也不会激化到具有共同信念的双方群众之间视若寇仇。

矛盾的激化发生在二月逆流之后，虽然在二月逆流之前，有些大城市的造反势力已经出现分裂，各单位不同的造反组织分别归属到对立的造反组织里，但这绝不是全部内容，仍然还有一小部分造反组织没有归属到两大主要造反指挥部麾下，不过，即使当时已经分裂，还互相攻讦，但如上面说的，仇恨并不深，两派群众之间还是友好的，至少大家都有一个造反的信念。问题出在“夺权”两个字上面。二月逆流之后，似乎大局已定，造反必胜，于是，争夺文革结束后各地区，各单位的行政权力的斗争开始变得白热化起来，关于两大派造反组织由于冲突的
加深，以至兵戎相见的事情，我们将在下面谈到，现在我们只谈另外的异数。

在武汉，早在二月逆流以前，就有少数在汉口和武昌的游离造反派组织由于不满本单位主流组织的人事，愤而参加了百万雄师，到了二月逆流中，在形势的胁迫下，参加到百万雄师里的造反组织就更多了，动机多少有保护自己的意思。二月逆流之后，为了保护自己，掩藏当初保守起家的动机，百万雄师总部更是敞开大门，迎接各游离造反组织的加入。另一方面，钢工总也接受了在汉阳与汉口的少数与百万雄师派系对立的保守组织，结果阵线变得模糊起来。双方现在都坚持自己是响当当，硬梆梆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组织，而对方则是反革命组织。双方都在对方组织里挖出保守组织，或者以前的官员、红人的例子，以证明对方才是货真价实的保皇派。

武汉“7.20”事件发生的前两天，王力等中央钦差大人频频接见钢工总总部要员，听取他们的吐苦水，并表态要湖北军区领导人转变支左的态度。这一消息很快被钢工总方面以大字报和大标语的形式帖在武汉三镇的大街上，引起了钢工总方面的欢呼和百万雄师方面的丧气。

为了应付局势，百万雄师方面在汉口和汉口，接连两天组织据说号称百万的盛大游行示威，以向中央调查小组显示自己组织的力量强大，不容被忽视，同时也向支持他们的湖北省军区及其领导人陈再道打气，希望他在和到鄂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打交道时站稳立场。
陈再道根本不把耍笔杆子的王力等人放在眼里，他在与王力等人会谈时态度踞傲，竟然拒绝中央要他支持钢工总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他下令下属部队在三镇汇合百万雄师群众示威游行队伍，出动数十辆军车满载军人向钢工总方面显示威力，实际也是向中央文革小组施加压力。

七月二十日夜里，湖北军区某师师长钟某调动一个团的部队突然包围他们估计是王力等中央要员下榻的宾馆，分别软禁王力等人。事件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据说，当钟某亲自带队冲进另一处（有说是东湖宾馆）一间房间时，不料发现毛泽东本人竟然坐在屋里，这是带兵犯上作乱的罪行，据说当时钟某吓得向毛跪了下来，这个故事至今没有被官方证实，而且武汉事件发生过程里的隐秘内幕至今也没有被完全揭露。

“7.20”事件发生以后，百万雄师方面在武汉继续示威游行，公开高呼侮辱和蔑视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号。在北京，“7.20”事件迅速被中央掌权者知悉，他们立即通知北京高校造反组织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表示支持中央文革对武汉局势的决定，要求严惩陈再道等人。各地造反组织也相应组织游行，支持中央决定，支援武汉钢工总。中央军委林彪等人也表态支持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文革的处理。同时，周恩来调动东海舰队的几艘舰艇溯江西上，封 锁武汉段长江江面，并命驻守在重庆的五十四野战军东下，做出包围武汉地区的姿势。

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和政治压力下面，陈再道屈服了（陈被解除军职，钟等人被逮捕）。百万雄师的自信心瓦解了，随之开始崩溃。
百万雄师的瓦解，标志着全国最后一个顽抗的主要保守组织的消失。现在，局势开始转向造反两派的火并上了。

我记忆中的1967年二月逆流（十四）

有必要再回过头来，总结一下二月逆流以后的全国文革形势。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算成是三年，即1966年至1988年，则我们可以说，二月逆流是这三年的分界线。从种种现象来看，二月逆流以前的文革和其后两年的特征有显著的区别，这些区别是：

一。二月逆流以前的运动，前期一个短暂时间里，原教旨红卫兵曾经一度成为文革舞台的主角，但由于他们的极端保守性，很快被造反派红卫兵所取代。以后，造反派红卫兵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通过大串联，深入到工厂、单位宣传点火，把文革运动的火点燃了大部分城市和城市近郊的乡村，在这个过程里，跨单位、跨地区的大型造反组织及其统一高层结构形成，直至1967年初上海的“一月革命”的夺权形成高潮。二月逆流以后，红卫兵基本上退出了文革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角色，尽管在外地一些地区，造反派学生还表面上主导着运动，但是，领导造反的基本力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由青年学生指挥的运动业已让位于工人力量为实质上主宰的运动。

二。就造反派红卫兵的运动来看，前期基本由首都高校三个造反司令部控制着全国范围的运动，它们经历了由温和到激进，由受血统论影响到完全褪去血统论色彩的发展过程。在后期里，北京高校红卫兵完全失去了左右全国运动的地位。

三。由于上面一、二两条的原因，在前期，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能够通过首都造反派学生向全国传达，也就相对能掌控全国运动的发展。而在后期，中央的控制明显地削弱。

四。二月逆流以前，运动的发展从批判所谓资产阶级上层领域，或者说是思想文化领域（或可用“破四旧”概言之），到批斗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触及到十七年来更深刻的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和下层群众假以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实质上开始表现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对十七年来的制度迫害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呼喊出自己的声音，并最后演变到对各级权力机构的试图夺权。这一过程具有戏剧性和自然发展的合理性，然而，在这一过程里，各级官僚机构基本上还能正常运转，因此，混乱局面还能够被控制在“文斗”阶段，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基本上没有发生。

二月逆流以后，上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领域的口号的调门仍然喊得震天响，但已经失去了它的内在合理性，变得空洞和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无关的形式过场。夺权变成了群众组织领导和军队领导各派系的争夺政治权力的闹剧，远远不是前期的最后阶段那样，得到至少是造反的下层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在激烈的受中央文革小组鼓动下的夺权斗争中，各级旧政权班子相继失去管理机能，从而使局面几乎失控，极端混乱局面开始出现，以至在全国不少地方发生了大规模武斗。

五。二月逆流以前，军队很少或没有介入地方运动，而其后，军队为夺权的需要，公开介入了运动。

军队作为政权最后的稳定力量，由于上海“一月革命”夺权把中国社会里，平民与官僚之间利益冲突的激化，它最初是以保守的角色介入运动，目的在制止疑为代表下层平民阶层的造反派被中央文革小组为了自保，而引入以夺取国家权力的趋势，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的容忍下，突然发动二月镇反，全面打击了平民造反势力。由于其行动过猛，而且如果镇压造反派的行动得以继续，将反过来削弱中央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从而最终削弱毛泽东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反过来支持中央文革派，将二月逆流的形势硬翻扭过来。但是，毛泽东不可能对军队，这个他的政权的核心力量动大手术，因为这将意味着他发动的这场运动，无论从政权斗争，还是从理想主义发动的原因来看，都将完全归于变质的运动，以至可能葬送掉毕竟是他缔造的政权本身。这是文化大革命里最大的怪圈，毛泽东之所以在运动里从充满高昂的斗志，或者说激情，到一月夺权以后的左右摇摆，其源盖出于此。

结果，二月逆流以后的军队，一方面被限制了不能公开镇压造反派，另一方面，又赋有唯一稳定由于夺权需要，由于稳定混乱局面的需要，必须更隐秘，然而却是更深入地介入文革。

也因为部队实际上地更深入介入夺权运动，军队各旧有山头假手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以武斗形式出现和大规模化了。

六。军队本身也因为二月逆流的反复，其对外表现的统一立场通过一种隐秘的方式而分裂。

由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反正，为了获得军队内部的支持，林彪的四野派系的地位得到提高，并在全国支左中取得了显著的优势。然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不可能让林彪集团通过夺权一手遮天，他必然，而且事实上也让部队里原有的另外三个野战军派系分得在夺权运动里的一羹。因为夺权，至少在早期阶段不是单纯的军管，因此，部队各派系自然要在地方造反派组织里寻找到自己的代理人，这是由于武汉7.20事件事实上终止了部队原来倾向于在保守派组织里物色代理人的方式。

由于部队明里暗里在造反派队伍里找代理人，原有分裂的造反组织之间的矛盾冲突激化，并且由于部队明里暗里以巧妙方式输送少量的枪支弹药给予分裂的造反组织，武斗的内容从两派造反组织联合打垮二月逆流中壮大的保守派组织，主要由棍棒伴随保守派自卫的零星枪声演变到有点硝烟弥漫的枪炮之战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