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喜读小说。近年来却读得少了，其原因，是很有几次慕名去读几位当红作家的作品时感到失望，不愉快，有时甚至恶心，很难读完篇。这里面或许也有自己的偏见。
在近期读到的不算多的小说中，我很喜欢“八本禁书”之一的《如焉》。喜欢它，是因为它直面当前的现实，当前的人和他们的思想。读的时候，时常对我有所触动。
小说写的就是三、四年前的事，那时全国突然流行非典，网络开始普及，小说内容关乎这方面的事也多一些，不过非典并不是它的主要题材。
很难说小说的主要题材究竟是什么，只觉得其中写了一些相当鲜活的人物，围绕着他们展开了各自的故事，有的互相相关，有的并无关联。下面，我想按人物分别谈谈自己的感想。
茹嫣
茹嫣并不是小说人物中我最喜爱的一个，我最喜爱的是达摩。不过茹嫣是小说的主人公，许多重要情节都与她有关，也可说是围绕着她展开的，所以我想先说说她。
茹嫣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市植物研究所里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丈夫已经去世，最近儿子又出国留学，留下她单身独居。小说情节中与她关系较大的主要是以下几件：
先是儿子出国前为了便于母子经常联系教会了她电脑和进入网络，这不但减轻了她的寂寞，受到网上感染，还使她开始了写作，文字又亲切动人，引来了不少网友的欢迎和称赞之声。通过网上交流又结识了达摩、毛子、卫老师等一干学界的朋友，她的视野比前开阔了，思想也比前活跃了。
接着，有人给她做媒再婚，对象是副市长梁晋生。两人之间搞了一场开始非常甜蜜后来却突然失败的恋爱。
再以后，全国闹起了沸沸扬扬的“非典”，她所在的这个市当然也未能免祸。她自己并没有得病或“疑似”，但因为母亲和姐姐一家住在广州，这怪病在那里流行较早，后来姐夫也染上了这病，出于爱心和焦急，茹嫣就在网上写文章提醒人们注意。她却不知道这个灾情是“保密”的，她把它“曝光”了就是犯忌，闯了“祸”。这时，网上的温馨突然变了脸，一些原来笑嘻嘻欢迎她 的网友群起围攻，骂她是“汉奸思想”，声称要揭开她的画皮。而且，恰巧梁晋生这个副市长正是负责文教卫生战线的，来了非典他首当其冲，事情处理得如何和他官阶的升降有很大关系，他正忙得焦头烂额，茹嫣发在网上的帖子就等于给他捣了大乱。恋爱的失败与此也有很大关系，但茹嫣自己直到最后也没能捉摸出个中原因。
我在初读这部小说时，对这个被描写为非常善良纯静的女主人公并不十分喜爱，觉得她未免太纯净无瑕、“小资”情调流露得也太鲜明了。我想，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严酷的风风雨雨，哪能来这么一个淑女型的中年妇女呢？不太真实吧。
有一段关于茹嫣的描述似乎对我起了开窍作用，使我对这个人物有了认同的理解，也对作者塑造这个人物有了进一层的想法。那一段说的是茹嫣自己也感到了有这方面的缺陷，她觉得自己在有些事情上知识不多、难于像别人那样从理性上理解。但茹嫣又并不在乎这个缺点，她向自己辩解说：“你用正误去解释世界，我用善恶评判世界。你用大脑，我用心。”小说的叙述中还举例说：“只要几个故事，就会让她做出选择——比如那些人不让女孩上学，不让女人上班，不让她们把脸露出来，男人却可以娶四个老婆，可以擅自处死偷情的女人，还把那样美丽那样珍贵的全世界最高大的佛像给炸了…… 茹嫣便马上判断出这种人是恶而不是善，如果这种人自己能改恶从善当然更好，否则别人去打他们也是应当的。”这指的显然是有关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
当时媒体又揭发了孙志刚被打死的事件，茹嫣听到以后，感同身受地想起了了儿子，当时就急急地给儿子打电话，连中、法两国两地的时差也忘记了，结果把儿子从熟睡中惊醒，被儿子笑话。她接着就在网上写了篇《一个母亲在黑暗中的痛》，这也正是她“用心”的结果。这篇文章在网上也捅了漏子，引起了纷争。一些人阴阳怪气地攻击：“那么多普通民工被打死打残，没见你痛，一个大学生死了就痛起来？”“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假惺惺哭人家农民的儿子。”“别什么事儿都往政府身上扯，你这种人就是当汉奸的料。”但是文章更多地还是引起了同情，网上一片唏嘘之声。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达摩对她的评价也很好地说出了她的独特之点。在茹嫣第一篇文章《儿子的成年礼》在网上出现时，达摩写了一个跟帖：“佳人文采，慈母情怀”，虽是表示了很喜欢她的文字，多少还有一些戏谑意味。后来就觉得这八个字似乎不够了。从伊战开始后的一些帖子，到《一个母亲在黑暗中的痛》，再到非典以来的一系列文字，达摩认为茹嫣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独特的眼光，独特的感悟力在解读这个世界。他知道茹嫣并没有多少理论，茹嫣也从来不借助于哪些体系来观察世界、说明世界，她的方法是内省的，直觉的，情感的，艺术审美的，甚至有一种宗教精神。
我想，达摩的这种看法也就是作者的看法，对我也很有启发。同时我还感到：作者在当前很多人都“理性”过多的情境下，塑造出茹嫣这样一个真正能用心灵去判断是非的人物是有意义的。
正是因为自然地、习惯地用心灵来判断善恶，她才能在各种网友中单独选中并尊重达摩，又通过达摩结识了毛子、卫老师、赵姨一干人，倾听他们的谈话，理解并认同他们的思想，还自愿把卫老师当自己的长辈看待，直到他逝世以后还帮他做各种事情，接待早年离散的家人，死后追思会的组织工作。
当然，仅仅是用“心”去判断“善恶”而不加上用“大脑”去辨识“正误”，这杆尺子却显然是不完备的。茹嫣那场失败的恋爱就是个证明。她通过几次接触，认可了梁晋生并且爱上了他，愿意终生相伴。这就是她用“心”判断的结果。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加上“大脑”的辨识，其结果将如何？她是否真的会认为梁晋生是和自己很相配的一对？
其实她已经多次接触到这个问题了。在江晓力家里两人第一次见面，她见梁晋生说话像普通人一样随意风趣，和电视上说话时摆着僵硬的官谱不一样，曾经问到，我爸当年在家在外讲的都是一样的话。为什么现在官员在家在外却是两副面孔？这时梁晋生微笑回答：“这就是我们的进步了。”茹嫣不解。又一次，是茹嫣第一次到梁晋生的住处，看见他宽阔精美的居室和很值钱的真假古董摆设，一时竟冒然发问：“你一个月多少工资？”使梁晋生有些窘迫，只得回答：“我还有一些别的收入。”又赶紧保证自己是一个“清官”。中秋节梁晋生请她同去赏月，去的那个风景区是市里特别的所谓科技区，空气特别清新，月色也因此特别皎洁，湖边竟有着海边一样的沙滩，梁晋生告诉她这沙滩是人造的，沙子都从海边运来，几十节车皮，一千多公里路。当时茹嫣曾惊叫：“这得花多少钱哪！真是黄金沙滩。”但梁晋生说这话时对自己的这项“政绩工程”却是不无自得之感的。情人节，此时已是非典紧张时期，梁晋生在百忙之中抽空请她吃饭，殷勤地说：“再不请你吃顿饭太便宜我了。”那是在一处只招待少数贵客、没有店名的私家餐屋，菜肴十分精美，是茹嫣从未享受过的，掌勺和接待他们的竟是一对退休的大学教授夫妇。在这些时候，，茹嫣沉浸于梁晋生对她的爱和优美的景色与适意的情调之中，却没有去想这种只有和梁晋生在一起才能过上的生活和草民们生活的天渊之别。
这些事，是正是误，是善是恶，只凭着“心”这杆秤，茹嫣是难于完全辨识的，但卫老师的妻子赵姨很容易地就辨识了。事后茹嫣曾对赵姨倾诉，说了事情的过程和自己的烦恼。赵姨听完，立刻就判断出这次恋爱是已经结束了，梁晋生不会再来找她。因为：“一个人想追寻普世的价值，追寻终极意义。另一个人，怕还是脱不了现世的功名。”这时茹嫣还为梁晋生辩解说：“他不是那样的人”。
这里当然不排除“当局者迷”的情感作用，但确实也有大脑没参与起作用的原因。作者很有分寸地没有让茹嫣及时地“大彻大悟”。确实，“大彻大悟”太难了，即使是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的卫老师也得等到林彪坠机事件以后呢。
卫老师
卫老师是我们现在常称之为“两头真”的人物，是中国苦难历史的见证，是时代的良心。
卫老师很年轻时就投身革命，解放初期当过市里的宣传部副部长，才华横溢，意气风发。55年被定为胡风分子（只因为在中学生时期写过两封向求教的信），于是批斗，入狱，妻离子散，释放后孑然一身，随便安置在一个非重点中学教书还被歧视，但他贫而不改其志，仍在思索和研究。文革中再次遭难。晚年全面平反放在社科单位，被称为“卫老”，房子也换了，工资也恢复了。但卫老师本性难移，仍然有许多“异见”，写作发表出来。不但写作，还以老干部的身份直接触动了几件贪腐渎职的大案，向中央写了材料。因此，他受到一部分人的崇敬，另一部分人则侧目而视。这后一部分人里，有过去曾整过他现在仍居高位的人，嫌他碍眼，怕他报复，是旧仇，也有一些人是新仇。有人甚至说：“这老东西疯了！”
小说所写的卫老师对我思想有所触动的首先是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厄运之前写的批《武训传》的，一篇是复出后写的《日取其半到何时》。
批《武训传》的那篇题目是《从〈弗兰茨〉到〈武训传〉》，在当年的批《武训传》运动中算是很有分量的，是一篇“大文章”。卫老师后来时常提到它引为教训。他说：那篇文章的理论根据直接来源于马恩对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济金根》的批判。这是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最常用、也最得心应手的方式，看起来温文尔雅，有理有据，骨子里却是最粗暴的置人于死地的教条主义。几年以后卫老师自己也挨批斗了，看到报纸上几篇批判他的文章，许多就是从他那类文章直接套去的。多年之后，他又明白了，对区区一部电影大做文章，在全国思想理论界掀起第一波大批判浪潮，其实是对着与中共共同建政有着许多贡献的民主党派知识界来的，包括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卫老师把当年那些参加砍伐伤害人的文章看作自己永远的伤心地，是不堪回首的一路从泥潭中走来留下的脏兮兮的脚印。
这说明了这位“两头真”的自省精神，他承认自己虽然曾经是受害者，但同样也曾做过加害着，也整过人，自己是有错的，应当悔恨对别人的伤害。不但如此，他而且挖出了思想的根源。这一点，我认为比那些虽自称“两头真”但对自己并无回顾的人要更深刻些。
另一篇给我以触动的文章是《日取其半到何时》，写于卫老师复出以后。取典于庄子的《天下篇》中所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此话曾为毛泽东作为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引用过。卫老师把此话和建国以来的党内倾轧相连系，觉得还可有另一种含义。他又一次提到自己批《武训传》，建国初始，豪情万丈，上面发号令批《武训传》，不知其深意，便洋洋洒洒写了许多文字，作投枪，作匕首，杀伤了了许多无辜。如同一尺之棰，自己在这一半，大义凛然便参与砍去了另一半。不久之后，反胡风狂飚突起，这一次自己就划到了另一半被砍去了。许多故旧同道，上级下级，如同当年的自己一样，也是毫不手软挥刀便砍。接着又是反右，当初大刀阔斧砍人的人，又有许多被人家砍去。然后是拔白旗，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到了文革，这种砍伐更是频密，今天你砍我这一半，明日他砍你这一半，真是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不竭倒是不竭，只是好端端的一尺之棰，砍来砍去，最后就只剩下了一堆碎屑，并且还得继续艰苦地日取其半下去。此种自伤其类的惨剧，不知何时有一个真正的了结？这里不仅有自省，认识也很深刻。
卫老师的自省不限于往日，也不限于公开发表的文章，同时也直面自己的今天。一次他的年轻朋友达摩和毛子到他这里来争论，他在对毛子有所批评，说到青年知识分子从理想主义到犬儒主义的变化以后，也说到了自己。他对毛子说：“你面临的一些诱惑，我也曾经有过。我也算是做了几天高官的人，也有过很显赫的资历，特别是和今天那些人比，我知道这种诱惑的力量。”又说：“今天，一个人实在难以战胜声名，钱财，权位的诱惑了。而且几乎全民族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哪怕是个王八蛋，有了钱财权位，也是令人景仰的。”他还坦然承认，在克服诱惑这一点上，“海根对我教育很大”。海根，就是达摩，和毛子一样，一直是卫老师的学生，谁也不会认为这个没有什么资历的人可以“教育”卫老师，达摩自己更不会想到。
卫老师还谈到当前许多老人有他们的难处：“各种思想上的禁锢就不去说它了，他们已经失去了重新创造新生活的能力和勇气。他们希望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弥补多年来失去的东西。他们希望有好的医疗，让自己晚年多病的身子不受更多痛苦。他们也不希望再一次累及自己的后人……”这些，确实触及了那些虽然心里明白却无所行动的老同志们的软肋。卫老师抵抗那些他所说的诱惑时，也一定会考虑到这些问题吧，所以他对妻子做了郑重的嘱托，要她将来在卫老师若罹重病自家经济上不能负担时，千万记住别去要求任何额外照顾。。
对我触动很深的，还有卫老师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
1976年10月, 抓捕了四人帮，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游行，欢呼，聚会，喝酒，吃三公一母的螃蟹。
达摩他们也兴奋了，到卫老师那里，要庆祝一下。但卫老师却只主张“让我们有节制地高兴一下吧。”“不要轻易相信大街上的景象，不要轻易相信大众的情绪。中苏友好的时候，他们游过行，反对苏修了，他们也游行。开九大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也一样游行……”
卫老师还说：“不论这件事实际后果如何，但是这是一种非常手段，可以说是一种宫廷手段，会给历史留下太多后遗症，预示着中国在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八十年代初，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岁月，刚刚从禁锢时代走出来的人们，都有一种畅快激越的感觉，许多人境遇变化很大，年轻人似乎又找到一点儿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感觉。但是卫老师一直没有像他们那样乐观，在大伙都豪情满怀壮志满怀的时候，卫老师常常会说一些泼凉水的话。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还要看十年。”
果然，没到十年，达摩一帮人就比卫老师更绝望了。
在那样的时候，能有这样的认识，不可谓不清醒了。
清醒，也是要有条件的。要有沧桑阅历，要有思想水平，要有勤于思索的习惯和思索时敢于硬向深里钻的韧劲。更重要的是，还要视野开阔，不囿于个人荣辱得失的小圈子，永远保持想着更广大人民的情怀。
在四人帮覆灭的信息传来，卫老师只主张“有节制地庆祝一下”的那次谈话中，毛子曾向卫老师说：“您比我们有更多高兴的理由啊。”卫老师的回答就是从更宽阔的视野来说的。
处顺境、可庆祝的时候是如此，处逆境、遭受苦难的时候也是如此。文革中卫老师被罚在学校苦役劳动，住牛棚，扫操场，洗厕所，后来管教具管体育用品。洗厕所的时候，那些男生们常常三五个围着他，径直朝他身上尿尿。管体育用品的时候，孩子们从他手里拿过篮球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嘭地一下将他击倒在地，然后嘻嘻哈哈向球场跑去。这对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是多么大的创伤！但有一次他对达摩说起这些事时，愁的却是：“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将这样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教育成比法西斯党徒还要冷酷的人？这些孩子，将要带着这种冷酷慢慢长大，甚至走完他们的一生。这才是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的恐怖。”
还有一句话，是卫老师在临终时写的。对这句话，我想作一些自己的解读。
卫老师是患非典死去的。据医院方说，他在病中表现得很顽强，每天还勉力写作，记下自己的思想。这些简短文字都和留在医院的遗物一起经过消毒交还家属了。检点那些遗下的纸张时，发现最后一天写的那张已经歪扭难辨的是这样几个字：“不是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不是。”众人不解。卫老师的妻子 赵姨说：“你们只要将非典两个字加进去，就可以都懂了。”众人也就明白了。
小说这样写，似乎卫老师的这段遗言是针对治疗过程的谴责了。确实，治疗中是有问题，开始疏忽，在并未确诊时就把他和疑似病人放在一起，很容易被传染，去世时实际已是患非典了，却又由于怕“影响不好”，“由院里专家组一致作出结论定位”，说他患的是“慢性肺炎急性发作并发心衰”，并希望家属理解，和医院一起“为整个大局的稳定做出贡献”。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处理这类问题的办法。但这是否就可以确定卫老师临终这几个字应当理解为仅仅是针对着治病过程呢？
我想，重病治疗，事关自己的生死，是人人都会重视的，做得不好，也会埋怨的。但是像卫老师那样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是不是除了病和死以外，还有着更深的忧思？
这临终写的几个字，引起了我更多的联想。我们在几十年来的生活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人和事：一个人本来是热爱着祖国也热爱着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的，抱着这样的热爱敞开心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却有人把这个“第二种忠诚”的热爱说成是“反党”甚至“反革命”了。他不是“反”，但人家说是“反”。后来他改正，“觉今是而昨非”，认为不能像当年那样单纯地看问题，应该看得复杂些深刻些了，就像卫老师“六十自贺”的那附对联那样：“涉水吟天问，扬天唱广陵”。这时，他决绝了，“反”了过去那种盲目的热爱，不愿做怀抱冤屈始终忠贞投水自尽的屈原却要做完全决绝的嵇康了，这时人家却又不说他“反”了，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在悼词上给他以“热爱”甚至更高的评价。这样的事，我们在反胡风、反右、反右倾以及在此以前以后的许多运动中都见过。这层意思作者没有写，只让赵姨作了一种表层的解释，并让众人也同意。但是后来达摩他们又把这句话作为“斯卫绝笔”印在追思会的记念卡上，将其意义留给读者自己去联想，这确实使人感到有含蓄不尽之意。。
达摩和毛子
达摩和毛子是卫老师那些年轻朋友中和他关系最亲近的两个，属于文革中的知青一代。
两个人的家庭都是城市里的普通老百姓，所以文革期间既不能显山露水地有什么造反业绩，也不像“黑五类”子弟那样备受歧视。只是性好读书，在“破四旧”学生们烧书抢图书馆的时候也跟着捞了不少。还有一些志趣相同者，大家就在一起读了些书，其中也有一些马恩的原著。在我国，马恩本来是人人都应宗奉的主流，但是真正读起原著来，特别是马恩青年时的著作，有些内容却却让这些小青年们大吃一惊。他们发现，这些著作里的有些话和他们原先理解的马列主义竟不一样，那些关于出版自由、关于道德、爱情和婚姻的话，在他们看来是那样的“反动”，读起来却又是那样的入眼入心。
这样，就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青年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代号：QM(青马)。有了这样一个代号的组织，使他们感到兴奋，也感到亲切。那时，他们真有些豪情，有的“誓为中华振兴奋斗终身”，有的日思夜想希望办一个《祖国纪事》那样的同人刊物。
现在的“青马”，用毛子的话说，已经“五马分尸”了。那时是十多岁的青年，现在都已五十多岁。时代的变化，岁月的淘洗，大家各奔前程。有的去到美国，有的在国内创业的也有资财达到八位数的。仍在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只有达摩和毛子两人，但这两人的处境也不同。毛子现在是省社科院的哲学所所长，可说已经成了正果。达摩则仍在底层。他先是被分配在国营的无线电厂当工人，一度被抽到“721职工大学”教课，以后工厂破产，他被“买断”，就当上了自由职业的电器修理工，凭着自己的一套手艺维持生活。此外，他还活跃在网上，自己办了网站，屡封屡办，又写了许多得不到稿费却惹来不少麻烦的文章。
虽然已经是各干各的事了，但少年时“青马“的感情还在，还时有联系，特别是国外的人回国时，总要聚会一下，家常谈过，还要谈政治，谈思想，争论。
前面我曾说：书中人物中我最喜欢的是达摩。为什么？总的说，我想借用卫老师的一段话。卫老师在那次谈到拒绝名利的诱惑时说：“我很坦率地说，海根对我教育很大。”又说：“海根的那种定力，那种看淡一切浮名俗利的心境，那种草根身份，贵族情怀，还有不屈不挠的战士姿态，在如今世道，真不容易呢。“海根，是达摩的原名。我觉得卫老师这段评价非常恰当
说也有趣，书中最先吸引我使我对这个人物感兴趣的，是他那一双美丽的劳动者的手。这是茹嫣在请他为自己修理一些家用电器时首先发现的。“美丽”，只是茹嫣个人的感觉。其实这双手并不美丽，粗糙，手指短，指甲扁，还留着些没有搽干净的油污，显示出电器修理工的职业特色。但是他一干活就是很沉迷的样子，不说话，不旁视，不喝茶，不抽烟，如入无人之境。小说是这样描写那次修理时的情况的：
“他要来一摞报纸，铺在茶几上，将几样有毛病的家电一一摆放，一一拆卸，一一修理。一样一样，行云流水简洁流畅。……甚至手边的工具都不带看，一伸手便准确轻巧地抓住，用完又准确轻巧的放回原处。拆卸起来，如庖丁解牛，螺钉，垫圈，细碎零件，一样样从他手里落下又一样样摆放齐整。装配时，犹如老兵装枪，那些个零零碎碎自己往上吸去，看那有板有眼的韵律，几乎是不用眼也不用脑子。那粗糙短拙的手指就在零件、工具和器物之间翻飞，像十个默契又优美的小精灵在舞蹈。一个多小时，电饭煲，遥控器，吸尘器，耳机，冰箱……就全部修好。然后他又轻巧利索地垒起两层椅子，将橱柜门修好。一切停当后，顺手就将一应工具家杂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原成刚刚来时的那一只帆布袋。”
茹嫣是第一次看人如此美丽地劳动，几乎陶醉，赞美说，“没想到，干活会这样好看。”
茹嫣觉得看达摩干活有一种美感。达摩自己也欣赏过这种劳动的美，对自己的劳动也感到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美的享受，他喜欢把人家的家电修理得好好的，这次急急地抽空到茹嫣家来，就是因为“想着你那空调哐哐响，就像身上痒痒没有挠。”茹嫣笑他：“别人痒痒，你难受什么呀？”他说，这个你就没有体会了。这叫强迫症。”
他还说到当年当知青时看到的那些农活好手，干的活是那么漂亮，简直像艺术家。知青们简直没法比。有一个老富农，撒种的时候，身挂一只布袋，里面装了稻种，一块秧田多大，便装上多少稻种，然后从秧田一头退着往后撒种。他从不回头看，待到最后一角撒好，布袋里便干干净净颗粒无剩。你再看那撒在秧田里的谷种，分布得匀匀称称，每一粒之间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就像箩筐上的网眼，没有一粒落在外面的。再看田沟里他一路退来的脚印，一左一右细细两行，不踩半脚育床，行距间距犹如尺子打过，不多一寸，不歪一分，真是神如天工。这样育出的秧苗，株株茁壮，高矮肥瘦齐整划一，再扯了去插秧，没有长不好的。解放前，他就是靠这手艺，买了七八亩田。解放后，由于成分不好，出工干活，工分比别人还要低些，他还是这么干。知青们曾私下问他就那么点工分干嘛还那么认真，他说：“干不好，庄稼难受，我更难受。”达摩由此而想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将来劳动将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的道理。
卫老师评价说达摩“有定力”，是“草根生活，贵族情怀”。所谓“贵族情怀”，我理解就是这种居陋巷而不改其乐，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感到有意义、有兴趣、从容愉悦的情怀。
达摩在网上也是这样。他写得很多，涉及各方各面，上网的人不少称他为“达摩大师”，也是亲切也是崇敬吧。茹嫣就是在网上浏览时发现他的文章好看并专门收集来看的。她对达摩文字的感觉是：“很节俭，很收敛，但是很有张力，非常干净，里面有一种曾经沧海的超然。”茹嫣是个不太爱读理性文字的人，但是她觉得达摩文章中那些平缓，理性的叙说后面有很深的思想和很浓的情感，理性潜藏于诗性之中，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坚硬。她刚刚读其文尚不识其人的时候偶尔还想，这达摩是个什么样的人？张扬又含蓄，丰富又简略，该是一个潇洒超拔平和豁达的男人吧？因此，在作为网友终于见面以后她还感到非常惊奇，觉得达摩那朴实平凡的外表和他的文章太不相称。
和茹嫣一样，我也很欣赏达摩的网上文章。小说中对此做了较多的叙述。我在这里只想举两个例子。碰巧，这两篇谈的都是“恐惧”问题。一篇是谈社会上公众的恐惧心理的，一篇谈的是个人的恐惧。
一篇题为《口罩》，写于那个市里非典的传闻已经很盛、老百姓已经恐慌、但上面还想把盖子捂着的时候，街上很多人都戴上了口罩。达摩由此感触，写了这篇文章。他先从当小学生时一次流行脑膜炎戴口罩的折腾经历讲起，在生动的一段回忆以后，就转到大规模“社会恐慌”怎样会产生的问题。他说到出现某些灾难时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形势严峻，但是信息透明，政府的公信度很高，就像打仗时，人们知道敌人兵力多少，我们装备如何，有什么应对方法，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这种情况不会引起太大恐慌。第二种是形势很严峻，信息完全封闭，许多人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也不会引起太大恐慌，六十年代就是这样。哪怕全国遭难的人成千上万，一般人也只看见自己周围的几个。第三种是：形势严峻，信息混乱，官方暧昧，民间又有了各种获得信息和发布信息的能力，于是，人们的想象力就同恐慌一起疯长起来，引起了真正的社会恐慌。只是政府呢，还是那个老想法，这些添乱的事总是不说的好，多少年来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三年饥荒，你要是四处去说饿死人了，那老百姓不都要去抢粮库啊。可这一招此次不怎么灵了，这些天，光是一天数十条手机短信，就会要人发疯。就像有许多隐身人在你耳边不断说着，鬼来了。而真正知道鬼在哪里鬼有多少的人却在说，没有鬼，我们这儿很安全。文章中说：“风声鹤唳常常比雄兵百万更可怕。” “出于自保，人们总是宁可信其有。于是，我们今天看见的洁白的口罩，其实是一个恐怖到来的信号。”这文章对现实的针对性很强，确实能击中要害。
另一篇题为《恐惧的力量》，其中说：“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割除。”这是在毛子因恐惧一度神经失常的事情之后写的，那件事也曾使达摩在精神上极度震撼。从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达摩想得很深。
再谈卫老师的另一个学生毛子。若从世俗的眼光看，毛子的命运比达摩似乎要好得多。当年曾以高中学历径直考取了社科院的研究生，毕业后分到省社科院工作。他本来就读了不少马恩的书，有功底，也有见解，后来更扩大范围，马列经典之外，还研究了社会学，已经提为哲学所的所长，自己也带大批的研究生了。住房也几次增加，第一次分到独用厨卫的一室一厅时，已是喜不自胜，接着又调整，三室、四室，现在进他家已是窗明几净四壁图书，很好的研究学问的环境。妻子，车，也都好。用小说中的话说：“功名利禄，香车华屋，娇妻虎子，加上一表人才，一个男人的福气就都到齐了。”
他虽然福气到齐，并不忘和达摩的旧交，何况两人都是以卫老师为师的，常常一同前往探问，两人之间也常有往来。毛子甚至同情达摩的草根生活，想在经济上给他一些周济，但知道达摩的为人，没敢，只好抓一点由头，例如女儿出嫁或生子，送一点较厚的礼。毛子的电脑也是“姓达摩的”，达摩对它的内容了如指掌。两人之间也有争执，交锋。
我读全书最使我震撼的就是他俩一次“伤筋动骨”的交锋以及由此而引出的毛子自述的一段故事。
这次交锋是因为毛子出的一本书。向来，毛子每出一本新书总会给达摩和卫老师各送一本，这本书达摩却不曾见过。一天他偶然在书店里发现了，当时匆匆浏览一遍，心里就有些发堵，索性买回家仔细读完，就更难受了，长叹一声，心里便骂毛子“何至于此”。达摩想：对于某些官员的思想理论进行梳理评说，本也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业内之事，只是硬将那些零散即兴的说法，扯到马恩的基本原理上去，既不讲学理逻辑，又不讲现实依据，云遮雾罩涂脂抹粉到了玩笑地步，就不可忍受了。达摩是从研读马恩起步的，对马恩一直持着应有的尊敬与理解，对人家吃马恩饭，也并无歧见，但是糟蹋马恩如斯，却是让他五脏六腑倒海翻江。他合上书页就给毛子打了电话。第二天，交锋就在毛子家里开始。头一天争得不够，第二天又接着争。
毛子其实是知道这本书是没价值的，不送给达摩和卫老师就是因为羞于拿出手。但他写这本书自有目的，只好以轻佻玩笑的口气企图混过，并且拿出一些自己写得好的、真实的作品来作证，说明自己并非只能写那种阿谀之作的人。但达摩不依不饶，就逼得毛子不得不口吐真言。
我很想抄下他们对骂的那些精彩语言，这样就可以看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可以看到这两个从小有着生死之交的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情谊和难以克服的思想对抗，也可以看到普通人以为干净圣洁的学界内含着的许多污浊。但这么抄起来实在占篇幅太多了，只好割爱撂下。
总之，达摩是坚持应当写真实的、认真的东西，不能拿“自家安身立命的东西”去换钱、换地位、换安全，也不能半真半假。毛子拿出来证明自己的文章确实也有很好的东西，但达摩认为有了那本书，其他好文章就都等于废纸。“一个人，一张口，不可能同时说两种话。”毛子则认为达摩太过份，虽然声称“你这一套我都懂”，却流露出另一种实用主义的看法，认为真要办事就只只能能按现在“很正常也很普遍”的那样办。他已经悟出了一套道理：“有些事，是有它的命数的，命数未了，动刀枪，下猛药，于朝廷于社稷，都是死路一条。……既然如此，那些个空洞的价值理想还有何用？”甚至露骨地表示出一种“说假话又何妨”的态度自称“我写非我想”，说不写真思想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解构，一种时代的黑色幽默。”主张现在“平和一点，将这一段混囤难堪的阶段熬过去，说不定我们的死结后人能够解开，……水到渠成也罢，海枯石烂也罢，听天由命。”到没法时竟急不择言：“不管怎样，我的日子比过去过得好了。我感谢这个时代。”
说出了这样的话，怪不得达摩只有讽刺了：“像这般活一辈子，可真是轻松，一切都交给后人了。”也怪不得在回味这场争执时，达摩会感到心中酸痛、眼里润湿。
毛子心中也并非不痛苦,他已很久不曾有过这样的心灵撞击了，平时就这么心安理得地按着习惯了的常规过下去。经过这次直来直去的猛烈交锋，又看了达摩的一些网上文章，回顾自己，心中震荡，不由得就向这位少年时的好友说出了自己“第一次堕落”的故事，一个可怕的故事。
这故事是从1989年开始的。那期间，毛子很活跃，很乐观，去过几次北京。但不久情况变化，用毛子单位人们的传言说：“北京的枪声一响，毛某人就疯了。”目光呆滞，气堵于胸，干嚎干咳。吓得他的妻子赶忙把达摩请到家，达摩也没法，试用《儒林外史》上胡屠夫的办法猛击一掌，才把他救过来。
这“疯”来自恐惧。原来毛子的上司当年曾是卫老师的下属，卫老师遭难时他曾经投井下石，卫老师复出后当然意气不投。知道毛子和卫老师的渊源，他早就常给毛子小鞋穿，此时正是把毛子打翻在地的好机会。但毛子突然一疯，急切间此人暂时倒不好下手，后来形势略为平静，再以后那人自己又因经济问题被处理。毛子因此一疯倒躲过了一劫，但受的刺激也够大的了。
接手那人来当省社科院长的又是另一种人物，自己水平不高，怕人瞧不起，需要招纳羽翼，看中了毛子既有理论文字水平、身上又背着包袱，是个可以利用之才。这时，毛子“就在他的暗示下向他进了一个大贡”。这“贡”不是钱财，那是容易惹是非的，毛子“进贡“的是一篇文章：那天院长拿来的一篇论邓公南巡的文章，请毛子给他“提提意见”，又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写得草率，必要时可修改，而且“不妨大刀阔斧”。毛子心领神会，就用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把原文删得只剩了几句话和一个标题，推倒重来，把原来的几页纸变成了几十页。毛子毕竟独自里有货，此文刊出后，《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文摘》摘用了，署名都是院长，毛子一声不吭。以后毛子的境遇就一直很顺遂。
这是不是个可怕的故事呢？这是一方出卖灵魂一方收买灵魂的事呀。
达摩听了气愤、嘲讽：“好高雅的行贿啊！”但也动了感情，把这样于己于人都很难堪的烂污事自己端出来，毕竟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
两人后来又到卫老师那里谈了这件事。卫老师也是采取鼓励多于批评的态度。说毛子今天自己说出这个事不容易。当毛子问到自己是否还有救的时候，卫老师说：“在精神世界的问题上，人只能自救。”又说：“我知道很多人一旦迈出第一步，便誓死不回头了。因为回头的成本比不回头大得多，常常两头不讨好。“
毛子后来是否回头了、自救了呢？从小说中的描述看，也回头了，也自救了，但不彻底。
卫老师去世后，人们想筹办一个民间的追思会，委托毛子牵头筹备。毛子开始很积极，筹备过程中遇到阻扰就犹豫了。达摩主动接手办，议定开会时仍由名气较大的毛子主持，但是还是不成功，租定的会场又被阻不让租了，自费到会的人们值得扫兴而回。这时毛子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作者就这样写了矛盾中的毛子，没有在那场激烈的大撞击后给他以“大团圆”的结局。看来这种写法还是符合实际的。
读完毛子的故事，我还想抄下书中的一段话，那是卫老师较早的时候在和“青马”几个人初相识时说的。这段话是：
“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
作者接着又说：“这些话，在其后的岁月中，不幸一再兑现。”
梁晋生和江晓力
《如焉》还写了官场。官场，在现今的小说里已是常见的题材，这本小说的特点是所写的官场中并没有一般官场中常见的大贪巨腐，也没有什么钩心斗角甚至杀人灭口的罪恶。小说中可以代表官场的梁晋生和江晓力都是相当正常的、甚至还可以说是好官。但是从他们身上，却似乎更能反映出现今官场的常态。
梁晋生，按照他对茹嫣的自我介绍，是一个“清官加庸官”，这话带有自谦的意味，但也说明他的自信。但是若按江晓力“用中组部的眼光”来评价，可就大不相同了。江晓力眼中的梁晋生有着诸多优势条件：教育背景最好；不群不党，眼下看来势单力薄，却恰恰是上面所喜欢的；经济上是“最干净的一个”；再加上那些“临时抱佛脚去学都来不及”的形象、口才、风度、身体等条件，都是当代官员之急需。因此，在现在市委一大帮子人当中，“是最该上去的”。
江晓力这样的评价是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太过份了？并不。她还是很有分寸的。比如在经济上，她就没有把梁晋生定位为“清官”，只说是和那一帮子人相比较，是“最干净的一个”。
从小说中描写的梁晋生的表现看，他也有许多值得人们肯定甚至喜欢的地方。他最初是以一个再婚找对象的追求者身份出现的，正如茹嫣的母亲所说：做官做到副市长这个份上，不去找那些年轻娇嫩的姑娘却去找茹嫣这样的中年寡妇，就真算得不错了。他能真诚爱慕茹嫣那种安静善良的品格也说明他自己的情趣也有一定的品位。后来我们看到他在防治非典时的工作，“焦头烂额”中虽然也有许多个人的私虑，毕竟还是全力投入，忠于职责，有时甚至还有点不计生死的悲壮意味。
但梁晋生还是有他的缺点。这得从两方面来看。
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看，他毕竟在官场的熏染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的。这目的并不很高尚。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而是尽量地把官做大，把在职时间拖长，以谋得和保持更多的尊荣富贵。今日的官场确实是一个“场”，在这“场”的气氛中它会把身处其中的许多人引向某种同一趋向。有时可能不自觉，到关键时刻立刻就非常明确。这就是梁晋生在江晓力向他献出那条把非典“从坏事变成好事”的妙计时会“眼睛一亮”的原因，也是当江晓力指出他不应当再和茹嫣保持关系时，他虽正在热辣辣的恋情中、却能当机立断、从谏如流，及时斩断情缘的原因。茹嫣在非典时期因善良的关怀所做的那些事给他找来麻烦，他早已感觉到了，但仍然认为她是对的，忍住了不向她说不，甚至还想过今后和她一起归老田园时再向她提这事当笑话说。但是一旦江晓力把问题挑明，他也就立刻醍醐灌顶。和终级目的做官相比，爱情毕竟次要。
但从江晓力的眼光看，梁晋生的缺点却在另一方面。江晓力对茹嫣说的是：“你的这位梁市长啊，做官做得太老套。”对梁晋生本人则说得更直：“你呀！白当了这些年的官，这样的不懂中国！”就是说，梁晋生的官还做得太稚嫩。
江晓力，按说把她看作一个官场的代表还不大够资格。一个市级植物研究所的办公室主任，最高也就是个处级干部吧。但是她做代表确实又很够格，茹嫣曾惊叹：“晓力啊，我看你才是一个当官的料呢！”事实确实如此。江晓力对官场的理解非常深刻，实际干起事来也游刃有余。背景又好，父亲离休前是市委的主要干部之一。她之所以没有爬得很高，只是因为父亲不主张女孩子做官，说：“又伤身子又伤心，不如平平淡淡好。”
这次为梁晋生出谋划策，摆脱非典危机，就是江晓力政治才能大手笔的一个例证。这时为非典的斗争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市里已经病死了几个人，梁晋生负责着市里的卫生战线，已经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他曾对茹嫣说过：“问题不在于我做了啥或没敢啥。你该知道，官场的一条不成文规则，就是要拉出一个主要负责人垫背。这是成本最低动静最小的一个法宝。所以这次我几乎没有任何退路，只能背水一战，看当时能否躲过这一劫，全身而退。”江晓力也曾向茹嫣解释：“尽管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的传统，总是要有一个人来当替罪羊的。”“而且，官场上的事又复杂，借题发挥的，落井下石的，暗中使绊子的，偷偷看笑话的，等着你的空缺好早日上去的……”有的是。
对付这个危机，梁晋生的办法是全力以赴，力求工作不出漏洞以自保，按江晓力的说法这就是做官的“老套”，就是“不懂中国”。她另有办法，说：“这种时候，不能按常规出牌，要把自己手里最大的的王牌抢先甩出去。应该有新招，奇招，险招。”她的这个“招”，就是组织植物研究所和病毒研究所合作“研究”一种可成为非典“克星”的药物以安定人心。前一半的组织工作她已经做好，后一半的事就归梁晋生去做。这就是，到两所去 “视察，听取汇报，鼓励研究人员，相信依靠专家，在经济上给以支持”，然后携带据说已获得的“初步成果”上京汇报，在京开抗非疫苗研讨会和抗非新药发布会，“毅然宣布”这种研究已经成功在望，在经过一系列检验、试验、试用等工作后，在最短时间内就可投入规模生产。
这个计划在“老套”的梁晋生听来虽然感到“思路不错”，却实在太玄，叫人心里不踏实。于是在“眼睛一亮”之后他仍然畏畏缩缩地提出了一个个问题：能不能研制成功呀，搞不成有没有风险呀，人家不给钱怎么办呀，等等。这种畏缩态度激怒了江晓力，虽是下级身份却忍不住厉声大骂：
“你怎么这样稀泥不上墙啊？我会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吗？我是那样的蠢货吗？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坐在那个地方，高深莫测地听，然后说几句放之四海皆准的话。可以说，成功了，是你的功劳，失败了，是我们下面具体单位的责任。”确实，科学研究原是允许失败的呀，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江晓力说明此计必成的一番道理更是真正显出了这位女干将的“智慧”和魄力：
“你当现在最需要的真是药物？你想想，非典以来，死了多少人？一百个？一千个？再往狠里说，一万个？中国十几亿人，哪一桩事上死的人不比非典多？肝炎，肿瘤，心脏病，中毒的，自杀的，车祸，工伤，火灾，矿难……报纸上多得都看不过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药，是安定老百姓的情绪，是消除恐慌，这是比药更重要的——要说药，它也算是一剂药，是一剂社会安神药。你需要，上面更需要!”
这就是说，非典死人是并不重要的，中国的人反正多得很。所以，关键不在药物是否能制成、是否有效，而在研制药物的宣传能够取得的稳定人心的效果。这一点，“梁晋生需要，上面更需要!”
江晓力是何等地“懂得中国”啊！真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梁晋生果然就按着江晓力的战略部署一步一步走了下去，果然一切皆如江晓力的预料：所有的疫病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非典的恐慌几个月后就慢慢平静下去了。那种药物虽然没有研制成功，也没人来追究什么，而梁晋生的仕途危机不但已经过去，还走上了新的坦途。他被调到另一个市去工作。那个市比原来的市小，但在经济建设上的地位更重要，手中掌握的钱袋子更重，他本人也从副职变为正职。
江晓力不但有办法，也有理论，她懂得辩证法，知道“坏事能变好事”的道理。这有她父亲的案例可作证据。据她说，她父亲做到六十岁时本来还希望把职务继续五年，太平无事地就没能做到，被一刀切了。另一位老干部只差一年，该第二年退，恰恰碰到抗洪，有功，就延长了了五年的当权派。所以江晓力说：“其实，祸福相依，如今当官就是这样，遇上大难，看起来是坏事，你应付过去了，或者干得很漂亮，你就唰唰往上蹿了。得，坏事变好事。许多有经验的人，都巴不得逢上一次这百年不遇的机会。”梁晋生就刚好碰到了这种机会，也可以说是江晓力制造了这个机会。
梁晋生这才认识了江晓力。他觉得，自己这个副市长实在是不能和她相比。
江晓力不但比梁晋生高明，甚至还强过了她的革命老资格的父亲。卫老师在非典时没能正常住进医院时，茹嫣情急之下曾求过梁晋生帮忙，梁晋生不便出面，委托江晓力转求她父亲，谁知江父不但拒绝帮忙，反而责问江晓力，告诉她这姓卫的不是什么老干部，而是“坏人”、“败类”。他说：“看来，当初把他打下去，是一点不错的。他和党从来就不一条心，现在活过来了，比当年更猖狂。”
江晓力当然不会对卫老师有更多好感，但是在这件事上却没有照她父亲的意思办，她靠自己的私人关系让卫老师妥善地入了院。她这样做，除了卖面子给梁晋生帮忙外，主要还是考虑到像卫老师这么个“敏感人物”，万一在非典治疗上出了什么差池，可能会在社会上引起许多额外的说法，这会对梁晋生和大局都不利。从这一点看，江晓力的考虑似乎比她父亲更重实际，更懂得“现代化”的政治。
虽然如此，江晓力的观点和她父亲却是一脉相承的。她父亲认为卫老师是坏人，是败类，对他写的那些文章深恶痛绝，但是对他的反贪腐行为却怀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对那些贪腐份子也很痛恨，另方面，对由卫老师这样的党内异端来说这些问题，总觉得是别有用心，是想拆台。所以，往往卫老师说了的事，他那一伙人反倒不愿再说。何况他当时也曾是卫老师的下属，在卫老师遭难时也曾大力摇旗呐喊过呢。
江晓力没有老一辈的恩怨，但是有下一代的忧虑。近年来，许多这一类的清算文章，包括网络上的那些历史披露，已经让许多像江晓力这样的下辈人感到恼怒与恐慌。她知道，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互联网数据库，将会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又可以随时随地调将出来。古人说罄竹难书的东西，到得如今，只需要一只手指头大小的U盘便全装下了，还可以无限复制，极速传递。所以，许多人，还没有学会上网，就学会了将自己或家人的名字输入到搜索引擎，查看有什么不良记录。数十年来，那种运动过去一切痕迹便烟消云散一风吹尽的安逸感，现在已经没有了。在这一点上，她痛恨这种类似于掘坟鞭尸的疯狂做法，痛恨互联网。她不希望这些劳什子打破父亲晚年的安宁，更不希望给他们的后人留下尴尬与不堪。
这种思想决定了她对茹嫣感情态度的变化。她本是茹嫣和梁晋生之间的大媒人，就是因为茹嫣也是从小在大院里长大的老干部子女，她引为同类，所以应梁晋生的托付，愿意在两人之间牵线搭桥。可是后来，她看到茹嫣在网上写的一些文章，看到茹嫣在非典期间的思想行为，又了解了茹嫣与达摩等人的相识相交，她就比梁晋生更早地敏感到茹嫣是“非我族类”了。因此，她坚决阻止梁晋生再和茹嫣来往。
看她和梁晋生为了此事的一次对话，就可以明白她的思想：
她说：“ 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党内的投机分子就蠢蠢欲动了。还有那些所谓的革命后代，想提前积累一点资本，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也好分上一杯羹……而这样的一些人，恰恰就是某些人最需要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就是为什么茹嫣一有什么文章，那些唱反调的网站，那些海外的反共网站就会转载，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知道，我们眼下麻烦很多，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形象弄得很坏，我们和老百姓的矛盾越来越大，我们一些当官的，干的坏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可恶，可以说，到了十恶不赦的地步。但是，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能让别人来操办。一旦交给别人来操办，不要说你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的父辈，也会被他们糟蹋得一塌糊涂。你看看茹嫣那些朋友们写的文章，你就会明白这一点。这里面没有是非，只有胜负。
当梁晋生不同意“叛逆”是个问题，说到”多少无产阶级革命家可都曾经是叛逆者呀——”的时候，江晓力激动地打断他说：”叛逆只能有一次。第一次，是打江山的忠臣。第二次，就是谋反的逆子。”
当梁晋生还想为茹嫣辩解，说“她有一种很可贵的正义感。她已经超越了一种狭隘的集团利益，这应该是一种真正的共产党的胸怀”的时候，江晓力冷冷一笑：“市长啊，你真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人，一个把我们自己的事业往死里说的人，这种共产党的胸怀可真是够宽广的了。”
总之，“以前那一套，老百姓不信了，我们自己也不信了，但是，这一切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改，改得鼻青脸肿，改得头破血流，都行。最重要的一条，不能掘我们的祖坟，不能断我们的后路。谁想这样作，你有一万条理由，也不能答应的。”
“为了这一片江山，我们家死过人，我的两个伯伯和一个堂叔。你们家也死过人。我们不希望这些人都白死了。”
好一个江晓力！真是个最坚定、最清醒的官家子弟呀！
我在这里挑出梁晋生这样的“清官加庸官”和江晓力这样的头脑清醒的得力能员来作官场代表，当然是因为他们都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另方面，也因为感到这两个人物恰好也很有代表性，让我们能看到那些并无贪渎行为的好官们的所思所想。当然，小说中写到的官场人物并不止这两人，还有些其他次要的，如江的父亲，如毛子的先后两个上司，如植物研究所那些一听到茹嫣和市长恋爱就对她刮目相看殷勤趋奉的领导人，还有“空巢”网站那些善于变脸甚至威胁她陷害她的网友。这些人都各各自成一类，就不去多说了。
这篇“散论” 写完了。“散”则散矣，就是说，是把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分别地说了一遍；“论”则未必够格，因为自己觉得不过是把各个人的故事做了些简要的复述，并没有多少自己的见解。但不管怎样，总算是介绍了这本书，告诉没看过的读者可以去找来看看
回头再想我之所以喜欢这本书，首先是在它的题材以及作者对这些题材的实质的敢于直面。这些题材都极为接近我们当前的现实生活。例如非典，这件事人命关天，当时曾引起全国从最高领导人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紧张关注，有人努力工作，拼死以赴，有人恐慌不安，担心能否自保。这件事还引起了国际关注，关系到我们国家的荣誉。虽然现在已经事过境迁，但人们记忆犹新。非典未必再来，其他“怪病”或难于预料的严重自然灾害今后总是难免出现，前车之鉴应是十分宝贵。这本小说写非典，不但写了其中的许多事实，而且写出了许多复杂的关系，写出了各种不同人物的不同行动，并通过行动显示出他们的灵魂。从所写的这些事实中还向人们提出了必须郑重对待的问题。比如重大灾情中老百姓的知情权，是应当公开还是封锁信息，隐瞒甚至说谎？为什么得信息之先的人可以早早逃离避难？灾害和官员的升降关系如何？等等。作者这种直面现实敢于提出问题的态度使人钦佩。
又如网络，这门正在我国人民群众中迅速发展和普及的新技术已在日益干预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平时在媒体上看到的大多是网络怎样使青少年入迷，不习课业，走入邪门，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却看到了它是怎样地使人们得以获得新的知识、传播交流信息和思想，同时也发现了在网络这个所谓的虚拟世界里，竟也和现实的人世间一样，有时充满温情，也有着突然“变脸”后的险恶和刀光剑影。
同样，还有官场，还有学界，还有爱情和友情，还有各种人的遭遇和悲欢离合。对其中真相的揭示，在在使人深思。
这些都是社会上大家关住的重大题材。我觉得作者所写的这些重大题材决定了作品的分量，读来使人感到心里沉甸甸的。我们曾反对题材决定论，我说这些，不是反对这种反对，更不是强调题材的决定意义。题材是不能决定作品的好坏的。从政治上强迫作家非写重大题材不可、借题材是否重大而向作者打棍子更是极端错误的。但是另方面我也感到，处于此时此地的有心的作家，除非故意回避，是很难不和这类题材相遭遇的。
作者直面这类题材，不加掩饰地写出，并且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的爱憎。我觉得，这正是遵循着五四以来我国文学曾有过的现实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曾遭扭曲，有许多作家为维护它而斗争，有的因此而遭遇很惨，但文学的现实主义还总是在挣扎中前进。
究竟什么是文学的现实主义？众说纷纭，道理很多。有些比较深奥的论说我至今还不大懂。我是按照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去想的，同时也吸取了曾读过的一些文坛老前辈的论说，认为现实主义应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从客观方面说，是所写的作品内容必须是生活的真实；从主观方面说，是作者本人应该是一个真诚的人，对他所见所知的客观实际应该敞开胸怀，不做假、不粉饰，爱憎分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当然这里不能排斥许多必要的虚拟的技巧。我说《如焉》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就是按照自己这些粗浅的想法。
此外，还想谈谈《如焉》的文字。这文字，初读时似觉平平，人物怎么说，怎么做，缓缓道来，很易懂，容易一口气读下去。但仔细读下去后却渐渐感到“入味”了，平易，顺畅，有时还觉得意犹不尽，留下思索以至怅惘和困惑。这文字还特别清洁，没有冗赘拖拉、不知所云的“意识流”，没有流氓腔和脏字眼，没有装神作鬼的迷信，没有津津乐道的对拉屎、吐痰、做爱、女人生孩子、刽子手自我欣赏地一片片割人的肉等残酷、恶心的细节描写。这些，在某些知名作家的作品里，却是流行并被看好的。《如焉》中不乏性爱、疯傻、生育等情节，却不去做那些污脏的描写，不容易。
不过，如果要求得严格一点，平易顺畅毕竟也还算不得高标准，总还是觉得缺少一些跌宕起伏、汪洋恣肆之笔。特别是在口语对话方面，我觉得小说中每个人说的话，都是相似的风格（达摩和毛子虽有几句随口带出的粗活，一般也相似），也就是作者自己的风格。这说明作者对语言还有下苦功研究的余地。当然，或许这是过高的要求了。谁能要求每部作品都像《红楼梦》和《孔乙己》等鲁迅作品一样，人物一出口就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呢。
《如焉》中还有好几篇书中人物的文章，有的是登载了全文，有的是大量摘录，有的只是介绍，也用了相当篇幅。我在初读时对此曾怀疑这样作是否浪费了篇幅，想试着删一删，竟难。进而一想，想起了《红楼梦》中那些诗词，倒真是各人是各人，文如其人，一看就知道谁是诗词的作者。联系到《如焉》也类似。“日取其半”必是卫老师所作，两篇论恐惧的也必是达摩所作，“巴山夜雨”等当然也必是茹嫣的“佳人文采”了。这倒补了对话中不够个性化之不足。
当然，文字原是个难说的问题。弄文字的人，各有自己的风格，读文字的人也自各有所爱。我想还是百花齐放为好吧。
我从来不曾作文学作品之论，对自己的水平缺少信心。这里只是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愿就正于同好者和本书作者之前。 （ 2007-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