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间，从《炎黄春秋》上读到谢韬同志《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及李锐同志《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访谈二文后，我心中极其振奋。谢、李二老把心中多年来的观察、思辨、酝酿的一些重要想法、观点表述得那么贴切、那么透彻。一时间，在我心中，对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前途，又再次燃起了巨大的热望。但我自忖，我是学理工出身的，缺乏社会学的学养、素养，尽管我的思想、思考与谢、李二老完全心心相印，但在思想的深度、理论的功底、表述的功力上决难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那样的清晰分明。所以，几个月来，对此论题，对这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一直是个热切的观注者，积极的读者、思考者，一时并未打算写什么参与讨论的文章。不想，读了曹天予先生对谢、李二老的评论言论后，不禁湧动了要写点什么，以一吐心中之言的冲动，遂出此文。

说起社会主义，不论过去或当下，人们的见解，从来都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各有新见的。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社会主义”问题，自始至今，一直是人们尚在探讨，尚在实践，尚在摸索的一个人类终极关怀式的“社会理想”问题。我想，与一切“科学问题”一样，这也是一个永无终极模式，永无终极答案和终极真理的永无止境的课题。

在我心目中，也有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蓝图，这就是：

生产力极大的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当然，是在顺应、利用，而非破坏自然生态的大前提下）；

社会每一个成员，在其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社会机会的公平与公正；

社会每一个成员个性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全人类的解放。

在我的观念中，还有三个相应的检验标准，衡量是否达到了上述三大实质性目标：

是否消灭了城乡差别；

是否消灭了工农差别；

是否消灭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与曹天予先生“科班马列”出身不同，我一生的学和业都是在科学技术大范畴内。因此，我对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上述认识、理解，主要是立足在大学期间“政治经济学”课程基础上，并以一种对“科学事业”探索、理解、归纳、“提炼”的方式，再结合自己一生的观察、体验、体悟，以自己的言语梳理、表述出来的。说实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没有“引经据典”的功力和底子。同时，我也充分意识到，我上述归纳表述的三大实质目标、三大检验标准，仅仅不过是一已的观察、思考，仅是一已之见。从科学探索、研讨的角度上说，任何人都是可以对之质疑，对之保留，乃至予以批驳、否定的，只要“实、理有据”，我一定会悉心领教的。但同时，我又有一定的自信，相信一切严肃严谨的“科学社会主义”探索者，是不会轻易否定我上面表述的三大目标和三大检验标准的。因为它们确实是迄今为止，一切“人类理想社会”构思中，理应包涵的最重要的本质的追求。而依我的理解，这些大概也正该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核吧！

我想，以曹天予先生治学的严肃、严谨，对我上述几段式的论述、表述，大体上是不会反对的吧？

然而，接下的大问题，则就更严肃、更严谨了，人人都不得不肃然面对：

人类社会经过二十世纪近百年间不同类型经济生产模式、不同社会动作机制，且先后几十亿人介入其中的大实践，大竞赛，大对比之后，人们不禁赫然发现：但凡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旗帜、为号召、为目标的国家、社会，不论大小，不论先后，在把全民都卷入地“奋斗”、“牺牲”了大半个世纪后，不仅没有趋向上述三大目标，没有接近三大检验标准，却恰恰在实质内涵上大大偏离了，乃至完全背离了三大目标和大三标准。反倒是那些一再被定义为，被宣告为必然垂死、必然崩溃、必然灭亡，且被号召亿万人民予以摧毁、消灭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在这几十年间，他们的社会在实质内涵上，却大大趋向，大大接近了三大目标、三大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原来一再定义、一再强调的社会主主义实质因素，并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反倒是这些资本主义发达社会里却大大的增长，大大的涌现了。其中以推动“民主社会主义”为宗旨的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西欧国家则堪称当今世界上最社会主义的社会了。面对这样一个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大实践，大对比“相反相成”的结果，一切尊重客观事实，明事明理的人们，都不得不从事情的源头上，从事态的根基上，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了。难怪邓小平同志会在70年代末，在苏联历经六十年、中国也二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后，猛然间一语惊人地公然发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说得清？”在我看来，邓小平这惊世一问，不仅是面对今人的发问，也是面向“马、社”经典导师、古人的发问。其潜台词是，今人说不清，古人也说不清，今日的领袖说不清，过去的导师也说不清。我的这个判断，想必睿智的曹天予先生也是会赞同的吧？

果如此，那么曹天予先生在评论谢、李二老重新认识、重新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时，起码不应该再从过往经典和导师那里去寻章摘句，当作服人的“依据”了吧？在时下人们尚不能尽敞心扉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似乎也不应该总想从“两头真”（即早年真诚参加革命，晚年真诚反思历史、实践）的老同志老革命那里，从他们追求正义、追求真理、坦然面对过去、勇敢面向未来的心路历程中，去撩拨那些充满沧桑苦涩的痛楚，去发现什么“矛盾”心结，以作为诘难，驳倒对方的“弹药”、论据吧？

说到这里，我倒更愿意建议曹先生从经典象牙塔里经院式的研究中，放眼全球亿万民众近几十年，上百年的经济大实践、社会大实践、政治大实践，从中以更广阔的视野重新审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大课题。我们当下要面对的可是当年经典作者、“伟大导师们”在他们一生由“黑发到灰发”，穷经皓首创制长篇巨制时，从未想到，也从未料到会出现如此的几十亿人的社会大实践，催生出来的如此的“常青大树”、如此的“绿满全球”的“浩渺森林”的啊！“理论是灰色的，实践是常青的”这句至理名言，是不是正逢上了最广大、最鲜活、最慑动人心的最典型的注释了呢？

当然，经典之中，也确有先见之明，马克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就预言道：社会主义因素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涌现。对照百年之后的当下，果然言中了。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最致命的病根在于生产力社会化的大发展，而生产资本却高度的私人垄断化。并说，出路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于“剥夺剥夺者”，实行专政，实行公有制（我把它叫做“外科手术”疗法）。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另一条出路，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高额累进税制、高额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我把它叫做“内科疗法”）。历史前进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马克思所预言的“致命病根”在美国恶性爆发了。当年罗斯福总统针对性的对策，就是用了马克思提出的“高额累进税制、高额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并终于摆脱了致命的困境。大概也正因为此，当时罗斯福被各大垄断资本家族攻击为“赤色总统”、“共产主义代理人”。随后，美国又将这些“救命政策”逐步变成了正式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以至今日，当下美国（并延至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家族垄断资本集团不复存在了。美国现今的金融资本大大的股份化、公众化、社会化了，（现在美国60%的居民拥有股权，而另外40%人口，大多是未成年人，这几乎是全民持股了）。马克思的“内科疗法”，不仅根治了“致命病根”，使得发达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垂死”、“崩溃”、“灭亡”，相反，活力却愈加蓬勃，还全面促使社会主义因素在所有这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大地涌现了。不仅生产力空前发展了，社会成员的各种社会机会均等、平等、公正，和人们的个性自由发展也都大大地扩展、普及了。以我的判断，所有这一切因素，大概也正是20世纪末，英国牛津大学和BBC广播集团先后在校内和全球网上（当时互联网的主要网民是西方知识界）举办两次推举人类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学人”投票时，两次的结果都是马克思名列第一、爱因斯坦却屈居第二。这在传统左倾思维者眼中“不可思议”的“历史奇观”所折射出的最根本的历史性根源，大概还是那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至理名言吧！同时，是否也小小地折射出有些人思维模式中的某种“哲学的贫困”呢？我想，这两次主要代表西方知识界、思想界群体抉择的票决，大概也是人类在科学理性、良知正义、公平公正方面，是不分国家、不分社会、不分意识形态的一个有力佐证吧。

当然，在百年的大实践中，马克思的革命、剥夺等“外科手术”式的专政斗争和相应的“废除货币”、“取消市场”等过激、过于理想的主张，显然被证明是不大成功的，或不宜采用的。但这些也并未妨碍他被西方思想界评为“千年第一学人”。其实，这种现象在科学探索、发现史上是屡见不鲜、非常正常的。一大著名的案例就是：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上开创了物理科学的新时代新纪元，成为当代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之后，他却坚持反对量子力学的新概念、新发展，成为物理学又一重大新突破的最大的诘难者和阻挠者。科学史明明白白地一再告诉我们，任何科学事业的探索者、突破者，几乎都是在他们大成功、大成就的旁边，伴有大大小小的失误、失败，其中还往往不乏特大的失误、失败（如爱氏之对量子力学）。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爱因斯坦科学巨人的地位也并未因此动摇。因为一切人间的伟大智者，毕竟也是人，不是神。人所有的一切局限，一切弱点，一切可能的不察、失误，在他们身上都会有，而且有时还更加突出。

行文至此，我不禁又想与曹先生商榷：当今，在我们面向未来时，是不是也应该把我们的一切观察、思考、判断都重新放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现实基础上，放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来了呢？凡事总想到旧经典、旧观念、旧定义，并从中中规中矩地去找依据，不敢越雷池一步，是不是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呢？例如，就拿曹先生文中提到的“剥削”、“剩余价值”这些经典判识来说，若放到当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高额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和高福利的“社会失业养老保障制”，和以富人为主导的全社会的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情景下来看，一切早已是大大的另一番景象了。在此，不妨再深入分析一下。在发达社会中，一个亿万富翁或百亿万富翁，除去他生时死后“高累、高遗”两税外，他平时手中巨额的资本不也正在以投资状态，或以基金方式支持着，发展着各种产业、各种教育、科研、创新和各种文化社会事业吗？这种投资，这种经营，客观上不也是实质性地为大量的社会成员创造了教育、成长、就业、生存、发展的机会吗？而终其富人的一生，他个人、他家庭的消费开销最终又能占到他总资产的多少份额呢？这其中，这种“剥削”的社会性功过、是非又该如何评说呢？何况，他们在经营、创业、积累财富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精力、辛苦，他们在时间、智力上的投入，以及种种挫折、风险的自我承担，与其他人群相比是多了，还是少了呢？该不该也要予以科学求实的评估、评价呢？特别是当下，以高科技创业成功的巨富们，如比尔·盖茨，身家500亿美元，多年来却已累计贡献全球慈善事业逾200亿美元，还且不论他在高科技创业中给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人类智力发展带来的更深远、更潜在的贡献。凡此种种，又何能以经典中的“剥削”、“剩余价值”作评价，作判识呢？

说到这里，联想到前几天刚从《炎黄春秋》第6期读到的钟沛璋同志《社会主义路线图》一文中论及“剩余价值”的一段文字，现特节录如下“（P·19）

“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恒提供的情况：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达几千亿。（据记载，这三项各约达3000亿之巨——本文作者蔡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嘱胡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鱼肉人民啊！’以上情况却表明，我国剩余价值的相当部分，是被官员们用去了。”

上面钟文这段的陈述和分析说明：问题判识的真正症结，主要不是在财富的生产创造过程中，而更是在随后的财富实际使用领域、受益群体这些实质结果上。症结的根源又在于社会运作机制的制度层面上。只把眼睛盯在早年经典中的“剥削”、“剩余价值”定义的辞句上，而不放眼于全球当下内内外外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现实状况上，是不是有点过于象牙塔里的书生气了呢？

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思想体制的改革真是已刻不容缓、真是太紧迫了。这一切又要求我们必须把一切认识、判断的依据，重新立足、重新放到二十世纪几十亿人百年空前社会大实践后形成的当下最现实的基础上来，不能再以经典、传统来自缚手足、自固头脑、绕不出来了！在我看来，“透明的市场、刚直的科学、平权的民主”恰是20世纪人类摆脱人身依附、思想依附的三大瑰宝，也是亿万人民和每一个个人奋起追求自身全面解放的必由之路。（我有一篇专论“三大瑰宝”的文章，1998年发表在《同舟共济》第5期上——蔡注）在我看来，如若没有“透明的市场”（注意，我们当下的市场正被权贵和钱势搞得很不透明，很不公平了！）；如若没有“刚直的科学”（注意，当下的科学界也为“官本位平移”了科学中人的脊梁也常常要为权贵折腰了！）；如若没有“平权的民主”（注意，刚刚有人竟公然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悍然宣称：“苏联解体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那么，任何冠冕堂皇地标榜、谈论社会主义，谈论正义、公平、公正的空洞说教，实际上都无异于缘木求鱼。

如前所述，我这个人，一生的“学和业”都在科学技术大圈子里，缺乏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方面系统的学养和素养。但我从自然科学中体悟、感悟、梳理出的科学精神所包涵的六大实质要素，却大大帮助我结合自己70余年的人生观察、坎坷沉浮，体悟出了我对社会主义问题的上述判识和理解。我梳理归纳出的“科学精神内涵六大要素”是：

“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这六大要素，实际上是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包括最伟大的科学巨匠，在他们科学工作、科学生涯中是“缺一不可为、须叟不可离、少一难为继”的。马克思提出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事业理所当然也应该是一项伟大的科学事业。我想，我上述的“科学精神六大要素”是不是也应理所当然地可适用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呢？

多少年来，我们在社会科学领域，不讲客观依据，不讲理性怀疑，不准多元思考，不能平权争论，不接受实践检验，走了多少大弯路，造成多少灾难性后果。难道我们还要继续把自己困在种种迷信式、教条式、主观式的理论框框里，拒科学精神于千里之外吗？

文章到此，该结束了。归总到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从人类近百年的大实践来看，它们始终是关联的，互动的，相互渗透的，相互作用的。这个世界上，有良知、有智慧的所有的人，包括成千上万的人乃至亿万的人，都始终作用于其间，探索于其间，也一直在体悟、总结、纠偏于其间，目的都在于使人类社会更合理、更正义、更公平、更公正。我相信，一切有良知、有理性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者，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在实质内涵上必定会是趋同的、共质的。而在实现理想目标的征程中，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实践，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专属，被垄断的。一切宗派式、教条式，或“唯我独革”、“唯我独社”（乃至“唯我独马”）之类的 “画地为牢”，都应该淡出、应该扬弃了。相信有智慧、有良知的人，不会老是把自己、也把别人、把广大的人群总关在意识形态、理论思维的死胡同里的。还是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实践是常青的”。走出来吧，大实践的世界里，大地将永远是青绿的，天空将永远是湛蓝的，那里才有理想中的新天地！

今天的论争、商榷，恕我有些动情，有些激动了。言辞若有冒犯，亦敬请天予先生予以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