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20日下午，由博客网召开的“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学家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仲大军、秦晖、王小东、胡星斗、杨帆、刘军宁、毛寿龙、王俊秀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讨论会。仲大军先生在会后整理起下面的这篇文章，对当前中国社会和改革状态进行了分析。此文可结合仲先生在8月12日会上的发言一起思考。
中国要为后私有化时代做准备
——“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学家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时间：2005年8月20日
地点：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第一会议室
一、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与使命
古人云：“君子德风，小人德草。”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主宰一个社会潮流的动力是思想，制造思想的学者们象风，社会大众象草，草随风动，风往哪边吹，草往哪边倒。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在社会作用方面的重要性。任何社会都是在各种学说的指导下动来动去的。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正是在各种理论学说的影响下进行的。
意识到思想制造和传播的重要性，我们在座的学者要认清自身的作用和社会影响，学者们要用什么样的思想去影响当今的社会？要将中国社会引向何处？是仅凭个人意气用事，还是为社会整体利益负责和着想？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学者要认真思考的。
今天的中国，思想理论界正在发生重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今天的中国，无论如何强调思想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孟子曾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思想家，实际上这是时代的需要，时代变革的客观规律，剧变的社会迫切需要新观念，新思想，需要新的思想理论指导。因此，今天的中国迫切需要有新的“智者”兴。
然而，任何思想理论都是社会变革的产物，社会实践的产物。丰富的中国改革实践必然产生丰富的思想理论。大量活生生的生活现实已经为中国当代以及未来的思想家们准备好了素材和原料。中国的学者们要在变革中不断总结宝贵的经验，为祖国的强盛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思想和精神财富。
这些年里，尽管学界存在着许多分歧，但是，通过实践的检验，我们可以不断修正错误，选择正确。今天的中国学者，重要的不是门派之争，而是为飞速的国家发展提供正确的变革参考。谁都有对和错的时候，犯错误的要认真检讨，受压制和被排挤的要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只有采取这样一种忍辱负重的态度，未来的中国才有希望。如果学者界也都在为一己私利而争来斗去，那么思想和理论便变成了一件件任人披来脱去的画皮，中国学者的嘴脸便会在一个利益社会中暴露得愈加丑陋。
二、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征：权力参与的资本集中运动
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正在中国取得节节胜利，
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目前唯一可以明显看出变化的是经济形态，经济总量有了巨大的增长，国家的物质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社会财富在社会间也进行了重新分布，这种分布过程的实质是一场资本集中运动，既从原先的国家所有逐渐转变为私人所有。当然，这离不开一批经济学者思想供给的功劳。
目前，这一趋势始终没有出现放缓的迹象，尽管国企产权MBO式的改革前些日子被暂停，但资本市场上的股权分置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对国有资产瓜分的脚步一丝未有停止，新资本主义旗帜下的财富聚集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主流，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和经济逻辑正在主宰中国。
这种做法虽然与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相去甚远，但目前并没有看出有哪一种力量和理论可以与之相抗衡，或扭转这种倾向。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已经在中国诞生，与这种经济制度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正在日益稳固。计划经济、公有制和共产主义思想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特别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全能政府主导下的改革，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资本集中运动是在权力参与和掩护下进行的，因此，它可以极快的速度推进。换一个说法来描述，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私人资本集中运动是政府退出企业的结果，计划经济退出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私人资本的集中运动虽然遇到阻力，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之中断。
这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依靠行政的力量对工会、职代会等劳动组织以及社会舆论的作用进行了极大的抑制，彻底打破了劳资之间的力量平衡，使资本逐渐处于压倒性的强势状态，而碎片化了的劳动者权利及力量已经弱化到历史的低点，反对性的不同意见被媒体所屏蔽，完全被排斥到边缘地带。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本和剥削压榨劳动。广东某煤矿发生透水事件后，调查组发现与矿主有关的人员个人资产高达2900万元，涉及资金达到15亿元。在矿主敛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是矿工每月几百元的微薄工资。
这是一种典型的用国家力量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这种改革在经济效率上至今还没有人提出疑问，但其资本向私人集中的方法、社会出现的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却遭到了社会强烈的反对，其理论代表者，正在受到社会激烈的批评。中国的改革已经背叛了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愿望。
目前，之所以这种反对还没有形成颠覆性的局面，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对私有化的后果还未进行检验，还未形成共识。总之，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阴阳割分晓”的后私有化状态，两种思想和两种力量已经形成对峙之态，反对力量今后能否占上风，还需要静观演变。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中国政府是否放松对工会的约束，以及中国社会对腐败和瓜分的容忍程度。
一旦中国发挥了工会的作用，一旦工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历史将发生新的变化，中国政治力量的天平将出现新的平衡。
三、效率至上的改革隐含的问题
中国要为后私有化时代做准备
这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高唱凯歌的时代！一个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盛行的年代！一个人民大众在官僚资本双重压榨下困苦不堪的年代！这也是一个经济自由化与政治专制化并举的时代。由于国家承担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改革的责任，因此，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必然是一个全能的政府。然而，在一个缺乏公共利益精神和利他主义精神的年代，全能政府能否给这个社会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保障？医疗事业改革的失败，已经为这个时代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多久？是否能长期持续下去？政府是否需要多元的社会自我承担责任和义务？政府能否保证自身的反腐性？精神和道德的滑坡将使未来社会承受什么样的后果？这都是今后的重大课题。
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在前一期改革中积累下的社会矛盾，而决定矛盾是否扩大和激化的根本因素在于政府的廉洁性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目前的中国政府，有两种力量在发挥着作用，一种是中央政府和最高领导人坚决反腐倡廉的执政决心，一种是政府内存在的大量缺乏约束的腐败欲望和腐败权力；一种是对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怀恋和回顾，一种是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中国政府的命运和中国的政治命运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斗争和较量。
一党制政治体制的根本保障是自我约束。观察中国的未来，观察中国政府能否屹立于不败之地，主要看这个政党和政府是否保持廉洁和高效。中国政府的走向不可能受外来影响的左右，外部的敌对势力不可能对现政府起动摇作用。中国如果要想保持住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不变，只有靠自身的修养、改造和清醒。
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今天仍然落在中国政府的肩上。但历史的时针毕竟已经指向了新政治的边缘，旧政治与新政治交替的分水岭正在到来。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仍然用全能的一元政治应对多元社会，二、用多元政治应对多元社会。
这就是私有化后的中国政治的前景。这一历史时期巨大的改造任务已经象大山一样向人们压来。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必须做好准备。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对腐败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