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反思与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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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思与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六十三岁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杨匡满,向政协十届四次会议递交了一份《反思历史,创造条件,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参与这一提案联署的全国政协委员共四十八人,其中包括一些已故元老的后代,文艺、科技界的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

  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建立文革博物馆,最早是已故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于一九八六年提出的。时间过去20年了,文革结束也30年了,20年来,祖国大地无数的工厂、桥梁、园区、大厦,包括多少「形象工程」拔地而起,惟独“文革博物馆”却一直待产腹中,不能不说是一桩憾事。

  “文革”博物馆呼之不出,仍然是因为有些人抱设立“禁区”的思想,害怕揭露过去引起混乱,造成负面影响。在当前的文艺创作和史学研究领域,涉及“反右”、“文革”这类重大历史事件的书籍,需要经过“审读”才能出版。而查阅与这些事件有关的历史档案,据说也会有行政级别和政治面目的限制,杨匡满说有些委员不愿在他的提案上签名,并且质疑说这一提案是骂毛泽东,骂共产党。看来,在文革结束3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真正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面对自身。

  文革是一场内乱,一场民族噩梦,一场永世不能忘记的灵魂苦难,“文革”对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摧残蹂躏,造成了社会道德和公民意识的广泛缺失,在今日之商品经济大潮中报应昭彰。“一切向前看”变成了“一切向钱看”,腐败、造假、黑社会活动、吸毒贩毒、卖淫嫖娼等各种丑恶现象成为社会毒瘤,恶性安全事故此起彼伏,无不与“文革”造成的道德危机有关。“先进文化”对这样一场蒙昧主义浩劫的历史,难道至今还没有到痛切反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真正震撼人心的关于文革的反思之作,为什么假丑恶横行无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增无减,主观武断脱离实际层出不穷,虚报浮夸堕落腐朽比比皆是,总的来说是对文革遗风和传统文化的落后成分反思清算不够,呼唤和争取民主科学的“诚意”不够。

  关于文革,历史早有定论,国人早有共识,关于如何对待文革期间的历史事件,邓小平有“宜粗不宜细”的著名指示,但是今天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实际,客观看待“宜粗不宜细”的真正内涵和特殊背景。

  邓小平针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多次阐述“宜粗不宜细”的思想,最全面的是1980年2月29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过:“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量的这类问题,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帐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我这里不只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讲总的历史问题,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因此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长期“左”的思想禁锢和蒙昧主义,以及两个“凡是”的束缚,如何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引导中国迅速走出“文革”的阴影,将工作重点转移的经济建设上来,成为邓小平思考的首要问题。
  
  邓小平提出“宜粗不宜细”的主导思想是大处着眼,不纠缠历史旧帐,着重解决现实问题。因为当时历史公案堆积如山,一时难于清理,只能先“弄清大是大非”。但他并没有拒绝科学地分析历史,总结错误的教训,更不是一笔抹杀历史。对此小平同志还说过:“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总之“宜粗不宜细”是当时特殊时期迅速统一思想,扭转工作方向,安定局面的“权宜之机”,而不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方向。

  但是有人总怕揭露多了影响团结,损坏党的形象,干扰了中心工作。殊不知,不正视历史的的态度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邓小平同志针对“稳定问题”曾经和老布什有过一次谈话,他说“……这个问题要大胆讲,放开来讲,不讲反而好象我们心虚,……”,这话很能体现小平同志的勇气和智慧,同样,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回避和忽略的态度造成对历史是非的曲解,我们不讲,别人就会讲,我们讲理直气壮,别人讲反而添油加醋误导视听。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刻,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文革时期法制被践踏,程序被破坏,民心被扭曲的可怕后果时时在现实生活当中继续着,文革离我们并不远,文革的遗毒,实际是传统文化的落后成分和党的错误指导思想结合后的集中反映,从鉴古今知兴衰的角度讲,文革是我们难得的反面教材,也是我们的一笔财富,忽略回避就是讳疾忌医,包脓养疮。相反,近几年,赞扬皇权专制,歌颂帝王将相,美化穷兵黩武的作品却大行其道,不少委曲历史事实,悖逆民主法制思想的作品也粉墨登场,却没有人去“审读”。

  另外,反思文革的作品并不少,但是为什么没有足以安慰世道人心,让人读之惊醒的大作呢?这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有关系,很多文革过来人都热衷于为自己的一步坎坷写五车书,却很少从文革自身的渊源和人性与体制的深度去反映。文革是我们心头的一座坟,是我们永远无法绕过去的坎,只有勇敢地刨心自食,我们的民族才能逐步获得复兴与生机,也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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