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岁月：一个老人的反思
    南京大学葛林的BLOG http://blog.cat898.com/boke.asp?nju_geli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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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平年代的残酷斗争     

      我是一个中共党员，是党政中层领导干部，又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一个高等院校的政治教员。我的工作有三项：一是在党的领导下，执行上一级党组织的指示，做系科的行政管理工作，二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两项也和党有密切的关系，党内的思想斗争、路线斗争、历次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大多都是从思想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始的，大会、小会、上传下达、形势教育、整顿作风、端正思想，理解的要实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强迫理解。很长一个时期社会科学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其说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不如说是按党的指导思想去解释党的政策、方针和和各个时期开展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合理性，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英明、伟大、正确。这样的研究，研究者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独立见解。不能对研究对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更不能商榷。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状也是在一个规定的范畴内解释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计划的正确性，讲解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性，以及与其相对的错误的资产阶级路线的谬误。无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都只能在一个统一的口径中研究和讲授。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毛主席语录》的第一条语录。对于马列主义的研究，只有一个方法：按照毛泽东思想去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解释权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讲授马列主义，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就是向学生灌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解释。马列主义的关于“国家学说”就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加“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向学生讲授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这段历史却不能考证，不容许考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史，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高等学校的研究历史学者、讲授历史的教员是无权考证这段历史的，也无从知道这段历史的真实，对于提供的教学版本是不能质疑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版本是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本论》。对《资本论》也不能提出质疑和商榷，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国没有完全的资本主义阶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解释是列宁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解释是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圣经》。把共产主义从一个学术理论，一个设想，变成一个红色目标、红色理想、红色口号，再从一个红色目标、红色理想、红色口号，变成一个誓言、信仰，通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把革命领袖一步一步地被簇拥向红色神坛，变成革命神坛上活着的神，变成全民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精神统帅，把国家权力和领袖权力合二为一，把领袖权力和红色宗教合二为一。在那段时期，红色宗教是一种强迫信仰，世界上只有两种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在讲授《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没有人质疑、没有人敢质疑：“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句话中，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失去的是怎样“锁链”，得到的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对个人思想的禁锢”，“红色宗教信仰——家家户户设忠字台,人人早请示、晚汇报”，，这是否是无产阶级的得到财富世界的同时得到的精神枷锁？中国没有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没有成熟的资产阶级，哪来的那么多无产阶级？哪来如此广泛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公私合营之后，生产资料基本归属国有和集体了。无产阶级已经变成了这些生产资料的主人，资产阶级变成了被剥夺，被打倒的阶级，以经济地位划分阶级，没有了资产阶级，哪来无产阶级？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又是公有制，种种困惑都是不能质疑的，不能提问的。另一方面，现实中的种种不能用马列文本解释的问题，都是中国革命、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发展的合理的过程，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的特殊性，是抵达“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必由之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个必然，无产阶级的内涵已经转变，成了全民财富拥有者和国家财富拥有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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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林 发表于：2007-7-16 23:00:00

2。和平年代的残酷斗争      

      1955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毕业到南京大学，当时只有二十五岁。刚到学校，上面就组织传达反胡风运动，所有的电话机都被控制，密切注视胡风分子同外界的联系。我在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时的几个朋友，都被打成了胡风分子。1953年，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逝世。1956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了否定斯大林的改革，苏联进入解冻时期，同年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中共发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1957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急转变成了整风反右运动，随之干部下放，把户口迁到乡下搞整风。斗争是残酷无情的。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组织的眼中，在别人的眼中，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抓住辫子变成敌人。当时学校的一幢小楼被一个部队将军居住，有人提出：将军应该把这个小楼退还给学校；大华电影院是军人电影院，有人提出：要与民同乐。我在别人发言的时候鼓了几下掌也被记录下来。我那届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的同学大都是充满革命理想，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少同学是1949年之前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学生运动领导人，还有的同学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其中有些同学是非常激进的。当时我们这批同学的革命热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信程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都是无可怀疑的，1955年夏天毕业分配到全国各所高等院校，两年之后有四分之一的人被划成右派，变成了党的敌人。他们的命运是离婚、流放、劳改，有身孕在身，还是离婚！党性、阶级性绝对压倒亲情、爱情。这些被划定为右派的同学，二十年的人生时光在没有人身尊严，没有人身自由的管制、监督中度过，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连为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他们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是不能说的，说出来，也会被划成右派。但是无论怎样，党是正确的，领导是正确的。1958年大跃进、三面红旗，全民炼钢铁，除“四害”。亩产万斤粮、千斤棉，农村搞人民公社，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变成人民公社所有，实际上收回国有。1959年之后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为造成的灾难），党内搞反右倾运动，政治教员带学生下乡。1963年刚刚缓过一口气，生活平静下来，又开始“四清”运动，文科教员带学生下乡“搞四清”运动。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防修、反修，要准备打仗。1965年南京大学在小三线湖南常德建设南京大学常德分校，1966年初，我被派往常德。这时党内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接着就是批判“三家村”，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通知”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个通知只传达到高级干部。我是中层干部，和历次运动一样，等待上面传达和布置任务。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的马列主义政治教员聂元梓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北大校园开始沸腾。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广播了这张大字报的全文。
 
    南京大学把湖南分校的师生调回南京搞运动。我从湖南回到南京已是6月底，这年我已三十六岁。文革初期，我无法看清这个运动，更无法看透，无从根据以往的运动规律预测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走向：是不是更大一次的“引蛇出洞”。运动开始时我持观望态度，从延安整风开始，到反右、反右倾，凡是贴党的大字报，贴党的领导人的大字报的人，给党组织提意见的人都没有好果子吃，没有好下场。这场运动究竟怎样走向，只能听上面的传达，研究上面发放到我这一级的文件精神，研究“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本能地谨慎行事。很快就发现了反右整风运动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运动的形式上完全没有可比。反右整风运动是从上面发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引蛇出洞”然后，背对背地检举，从上面抓下面的右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上面发动下面，先抛人批斗，然后由下往上造反、揭发、批判、清查。起初群众中分成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这次要横扫一切牛鬼神，清除混进党内的赫鲁晓夫分子。各种战斗队、造反兵团成立。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小将，不同于反右整风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口诛笔伐加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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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林 发表于：2007-7-16 23:02:00

3。和平年代的残酷斗争      

      运动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更高一层的领导为了在运动中保住自己，开始往外“抛人”，有各种“历史问题”的“学术权威”首当其冲，之后每个领导干部也都在革命群众的怀疑和审查之中，这些革命群众大都是根正苗红的人。所有的档案都被翻了出来。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牌，毛主以语录红宝书，成为革命的标志，文化大革命初期，面对革命群众的大字报，面对贴大字报、抄家、游街、戴高帽子、批斗会。
 
    南京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匡亚明被打倒，被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各学校的革命师生到南京大学声援！要层层揭批，谁不老实交待，就要砸烂谁的狗头。学校停课了，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赞歌，朗读毛主席语录和呼喊革命口号。我做了一个小毛主席语录牌挂在自行车把手前面：“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但是我，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一个少年时代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怎样的风雨、怎样的世面。   
 
    随着运动的深入，运动的扩大，被贴了大字报的人等于划成了革命的敌人，至少说明你是有问题的。一些胆小的、等待观望的人，也变得大无畏起来，革命是一种“资格”、平时关系亲近的人，这时候也板起面孔，阶级情，革命原则压倒一切。摆出划清界线的架势。高音喇叭里天天朗读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用“暴烈的行动”来同一切牛鬼蛇神做殊死较量。
 
    从“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到层层揭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单纯的热情、简单的动机和最阴暗的、最卑鄙心理同在游行的队伍中，同在挥舞红宝书，同在革命的红旗下，“三忠于”的口号声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摧毁现有的秩序，摧毁曾经压制过自己、训斥过自己或是自己看不惯的人，发扬革命大无畏的精神，贴他们的大字报、抄他们的家、批斗他们，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痛打落水狗。所有一切都不过分，因为这是摧枯拉朽的革命！是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还是群众自己的发动，两条路线的斗争，哪一条路线是正确的，在当时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三十年之后仍然说不清楚，说不明白。
 
    7月底一个雷雨大作的傍晚，我们望着窗外在闪电、雷鸣暴雨中猛烈摇晃的树影，我和老伴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生班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我们共同生活十一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两个孩子依偎在我们身边，大的十岁，小的六岁。我们忧虑，无法预料往后的生活，无法预料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暴风雨会给自己的前途、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影响。每天都有人“靠边”、都有人被贴大字报，被揪出来批斗，挂牌子，戴高帽子。我们不知道明天。
 
    1966年8月3日是极其闷热的一天，这天晚上南京师范学院的“革命小将”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厅厅长的吴天石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李敬仪的家，把他们夫妇两人拉出去批斗，游街，游街的队伍经过我家当时住的北京西路42号门前。当时他们都穿着拖鞋。李敬仪在游行过程中气绝身亡，吴天石被拖得多处骨折，昏迷两天后死去。从而开始了暴力斗争。1966年7月14日江苏省委点名批判吴天石，到吴天石夫妇被暴力批斗致死之间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这样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肯定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肯定了红卫兵造反行动，之后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小将。革命和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一夜之隔。今天你站在革命的队伍中，明天一早你就可能成为反革命被揪出来。喊错一句口号，损坏一张宝像都会惹来杀身之祸，这才仅仅是残酷斗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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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林 发表于：2007-7-17 14:01:00

4. 和平年代的残酷斗争      

      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批斗是从中层开刀的。一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中层干部被批、被斗，有的人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墨汁从头浇到脚，人的尊严丧失。
 
    1967年夏天，校园里出现了关于我的大字报“黑小鬼现行记”，我们开始整理家里所有文字的资料、内部文件、笔记、信件、讲义、文稿、会议记录。投进壁炉一烧了之，我们没有值钱的东西，1955年夏天，我们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南京结婚，房子是学校分配的，连家具都是借用学校的，来抄家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但是我还是靠边站了。1967年秋天政治系造反派揪斗孙本文先生，我被挂上走资派的牌子陪斗，目睹了造反派将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一拳打翻在地，然后他们又踏上一只脚，高喊：“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残酷斗争情景，出于对这种残酷斗争行为的震惊和不满，对这位老先生的同情，我抬起头看了造反派一眼，也被他们打了一拳，被呵斥：“要老实一点。”1967年的整个冬天，我都在写检查交代材料。在反右整风鸣放开始时，我曾赞成“校园里的将军楼也就是斗鸡闸的小楼应让给学校”，我曾同意“大华军人电影院对民众开放、与民同乐。”被造反派说成“漏网右派”；1961年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下达，“三年灾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我曾说：“如果是路线错误，就应该撤换领导人。”被认定要毛主席下台，因此成了“现行反革命”。我还属于家庭历史不清、革命历史不清和隐瞒家庭出身的假党员，一次不通过，两次不通过，三次不通过……非常之痛苦，内查外调，各种怀疑都可以成为真实强加于你，各种莫须有的猜测臆想可以成为真实强加于你。造反派说我犯了错误，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执行了错误路线？作为一个党政工作的中层干部，除了执行党委的指示，完成上面下达的各项任务，还是执行党委的指示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在听话要听党的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的年月，谁还敢自作主张？1955年的高饶反党联盟，1959年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他们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开国将领，被戴上反党帽子，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直至他们被整死、斗死也没有能弄清楚。
 
    1967年夏天我被靠边，在食堂劳动，拖板车。烈日当头的夏天，我和体育室的萧翔云老师，两人打着赤膊，穿着短裤，拖着上千斤的大米走在南京的中山路、广州路上。从前的邻居见了我也不敢打招呼。但这还不是最残酷的时期，最残酷的时期是1968年1月部分造反派夺权之后，造反派分成了两派，被批斗的干部又重新“亮相”，“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我被“红四联”解放为“革命同志”。回到革命队伍。但是那些问题还在。刚刚喘了一口气，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为“5.16”分子。
1968年5月开始“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工宣队、军宣队进入高等学校，斗争进入残酷阶段。
     
    1969年1月林彪发布1号命令，大专院校都疏散到乡下，被打成 “5.16分子”或怀疑成“5.16”分子的人，以及所有的“牛鬼蛇神”在革命群众的管制下，下放溧阳农场。那段在溧阳农场的日子是不堪回首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18 7:43:48编辑过]

葛林 发表于：2007-7-17 14:14:00

5. 和平年代的残酷斗争     

     溧阳农场是丘陵地区，“一打三反”小分队交给我的劳动任务：白天要挑80多担水浇灌秧苗。夜晚要写材料交代问题。批斗“5.16”，常常有人被批斗三天三夜不让睡觉，夜间批斗，小分队的人轮流上阵，车轮战术，就是不让你睡觉。有一位中层干部三天三夜斗下来，打得浑身伤痛，回到宿舍，要我帮他找几片止痛药。对被怀疑的女教师也同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批斗会上，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什么脏话都骂的出口，甚至动员她的亲人一起上阵批斗。高喊：“痛打落水狗！”，毫无人道。

    我从来不知道有“5.16”这个反革命组织，也没有参加过这个组织。我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更无从说起“罪”。但是，“一打三反小分队”怀疑你是，你就得承认是。说你有罪，你就有罪，不承认，就是不老实，就是负隅顽抗，老实交待，交代什么？但你不能为自己辩解，也无从辩解。就在逼供得死去活来，批得死去活来的情况下，还要相信毛主席，相信革命群众，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很多被整的人都会天真地想：这样情况，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的终极指向是抵达“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只是一个设想，真正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是否行得通？谁也不知道。中国革命同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多大的距离？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没有什么可坦白的，但还是要坦白，你不能承认那些莫须有的错误和罪行，不承认，就无休止地提审你。一些忍受不了非人折磨、忍受不了尊严扫地，接受不了莫须有罪名的人选择了自杀。当时化学系的副系主任彭世珂，她是金陵大学的高材生，专业的带头人，教学业务尖子，一天早晨，在水塘洗脸时，愤然投塘自杀。天文系的朱耀鑫也是一个学术前途无量的青年天文学家，也是因为“5.16”被残酷斗争，不堪忍受，半夜出逃，奔向一个水库自杀。还有一个物理系的学生，被强加“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受不了残酷批斗，突然离开现场，奔向国道，冲向一辆高速行驶的大卡车，自杀身亡。还有一个学生也是因为“5.16”问题交代不清，忍受不了被逼供，从南园宿舍跳楼，已奄奄一息，送到学校医院抢救，工宣队、军宣队还组织一些人，围绕在病床前，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批判，高喊口号：“不老实交代，死有余辜！”。由工宣队、军宣队组成的“一打三反”小分队把人往死里查，把人往死里整，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68年至1971年9.13林彪事件之前自杀的人最多。
 
    革命是这样的，当初我为什么要革这个命？
    
    说我是假党员，那个年代入党，随时都准备为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献出热血之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能有多少想法？想到去投机革命？当时有一些进入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吃不了革命的苦，后来又离开解放区的。革命是残酷的、是暴烈的，不仅对待革命的敌人、在革命者之间更是如此。当年在苏北解放区，很多要求进步的学生投奔共产党，投奔革命都要经过反复学习、思想改造，端正思想和革命动机，还要向党交代自己和家庭背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有条件的，毛主席信任你，革命群众信任你，你才能革这个命。革命从来都是有条件的，不是你想革就能革的。

    一个从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一个马列主义政治教员，面对亲眼所见、亲身所经历的残酷革命，还有一个更大的痛苦：怀疑年轻时代确立的理想，怀疑这个革命是否有必要，甚至怀疑自己所加入的党的性质，当年我亲眼看到自己的同志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倒下去，再也没有站立起来，他们为着“美好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
 
    明明没有错误，没有罪，却要承认自己是有错误、有罪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在那个中层岗位上，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完成上级领导布置的工作任务，这是党的工作，你能不执行上级党的指示？党内上层的路线斗争，最多传达到高级干部，我是中层，连打听都不应该打听，党内历来就有两条路线在你死我活地斗争，这仅仅在上层。对于中层是传达文件贯彻党的指示和精神，普通的群众则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更不可能知道谁是谁路线上的人。（很多年以后，读各种版本党内斗争回忆录，当时讲的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谁是“是”？谁是“非”？也没有看出个是与非，是与非的核心就是为了“权力”“领导权”。非者无一不是那些个“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党夺权。党和权是不能分开的，国家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毛主席手中，党的各级领导权，都必须掌握在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许多年后阅读一些回忆录，9.13事件后，毛泽东病危过一次，抢救过来之后，周恩来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席，大权还在你手中。”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对于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中国革命领导人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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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林 发表于：2007-7-17 14:21:00

6。和平年代的残酷斗争

      1971年“9.13”林彪事件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涂抹上戏剧色彩，向中国、向世界抖出了最大的包袱，是喜是悲？还是悲喜交加？文化大革命历时五年了，揪出了刘、邓、陶等这些“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些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而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副统帅是党内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坠毁在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开，举国上下，无论是最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群众、工农兵，还是有这样那样问题、屁股上不干净的“臭老九”、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阶级敌人”都感到震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此时，才是真正的惊心动魄和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将怎样进行到底？中国将何去何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农民起义、皇权色彩极为浓重的陕北民歌，因此显得悲怆起来。如果说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亲密战友，林彪是毛泽东革命路线上的人，林彪的失事，林彪线上的一批人倒下去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性、光荣性、正确性是否会因为林彪事件的发生而遭到质疑？没有人敢质疑。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惟一的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谁质疑，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砸向谁。中国这条大船在朝什么方向行驶？举国上下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批林批孔的批判声的口号声中，“一打三反”运动不了了之。
 
    因为林彪事件的发生，当时无解的“运动”和“斗争”随即变得有解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错误都名正言顺得归结在林彪身上。因为林彪事件，我们这些“5.16”反革命分子日子好过了些，牛鬼蛇神的日子好过了一些。虽然靠边站，但主要注意力不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了。“5.16”分子、牛鬼蛇神同党内高层的那些“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相比真是小小小小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底在何时？林彪事件，究竟是怎样的事件？真相是什么，和以往一切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样，林彪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尊孔，克己复礼，要复的是什么礼？篡党夺权？篡党夺权的指向是推翻毛泽东的领导，夺毛泽东的大权，搞资本主义复辟？从中央到普通党员之间隔着重重帷幕，毫不透明。一切都是以中央文件为准，中央文件也是不可信的，因为文件中就有路线斗争，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当初下发的也同样是中央文件，林彪篡党集团下发的也同样是中央文件。两报一刊的社论是真理么？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的著作为准。林彪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江青为林彪拍摄的“林副统帅学毛选”的照片在《红期》杂志上刊登才一个多月，林彪座机坠毁在温都尔汗。从中央文件的缝隙中分析林彪，“反革命571工程纪要”中提出：“民富国强”，这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完全不同。难道人民不希望“民富国强”？不希望摆脱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凭票证供应的现状？党内斗争的真相在当时是无法知道的，即便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也说不清。从高饶反党联盟到林彪反党集团，之间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和运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看清了什么？群众能够看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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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林 发表于：2007-7-17 14:28:00

7. 和平年代的残酷斗争

      林彪事件后的五年，风云变幻，感觉上这五年的时间比先前五年过得快一些。尽管我依然靠边站，问题都没有说法，但日子比前面五年好过了一些。1972年我从农场回到南京，但这时我依然靠边，除了 “5.16”问题，我的假党员问题仍然没有弄清楚，我先后在图书馆劳动，在物理系工厂劳动。这期间小道消息很多，全国人民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再像五年前这场运动刚刚开始时那样革命激情如火如荼，对于最高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党中央的态度，从完全信赖到隐隐忧心，而更为重要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五年，城市里的大多家庭都面临子女就业的新老问题，以及年轻人的工作和婚嫁问题，这些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困扰大多数家庭，以及当事人。人们希望安顿，急切地希望解决这些基本生存的问题。
 
    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这期间一些曾经被打倒、曾经靠边站的，曾经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很多年以后才从有关资料得知，1971年11月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希望为党做一些“技术工作”。1973年邓小平再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永不翻案。才得以复出。这时周恩来已经身患癌症。）九个月之后邓小平再次下台，反击右倾翻案风，江青集团得势。1976年1月8日身患癌症的周恩来逝世，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我是1974年下半年恢复工作的。回到政治系（后来改为哲学系）担任党总支书记。1976年4月5日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南京大学政治系的师生与北京呼应，把“打倒江青、张春桥的大幅标语刷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开展以悼念周恩来为由头的“四五运动”，这个运动随即得到南京市全市人民的呼应，我带领学生去梅园新村，去雨花台。而这次运动被“四人帮”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底就在此刻。1976年10月华国锋接班，江青集团败亡，文革落幕。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终结文革，确立邓小平时代的到来。
 
    1966年到1976年，对我来说是三十六岁到四十六岁的生命时光，这十年经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受审查，劳动改造，一事无成。但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还活着，回头看1949年以后党内斗争以及各个政治运动的战场，倒下去，永远长眠的人是那么无辜。如果说，有成，那就是对中国革命、对中国社会体制、对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的再思考和再认识，这也是三十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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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林 发表于：2007-7-18 6: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