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是同“以俄为师”彻底决裂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4）

雷建炎（leijy26.vip.bokee.com）

20世纪末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以及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垮台，令不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痛心疾首。

为了“表达我们这些从事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四五十年的老的理论工作者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共产主义的心愿”，中共中央党校一些老教授在经过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写出了《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一书。在《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中，那些“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共产主义”的“老的理论工作者”说：

“20世纪最大的特点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打破了资本主义几百年来一统天下的格局，开辟了人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新纪元。在这一百年中，社会主义国家从无到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极大地改变了自己国家的面貌和世界格局。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又遭受了重大挫折。

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计，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几个甚至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并取得胜利。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断定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统治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进行突破，取得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列宁这个新论断，从此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次浪潮。”（第1页）

“1917年俄历十月，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革命并取得胜利。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新纪元。”（第2页）

“否定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就意味着否定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不能不予以回答。”（第2页）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都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发生的，尽管这些错误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损害，但并没有断送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犯了错误后，就沿着错误道路一直走上断送社会主义之路。”（第105页）

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中十分伤感地说：

“令人不解的是，当这个已有74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到亡国的地步，作为中国人都受到如此强烈的震动，而两亿九千万苏联人怎能无动于衷呢？这里毕竟是他们几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几乎每10人中曾有1人是苏共党员，还有千百万在卫国战争中流过血的红军老兵。这些老兵和当时的后方工作者，仅在莫斯科一地就有130万！就是那些在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也都是在少先队旗和共青团旗下长大，在列宁墓和无名烈士墓前献一束花来举行婚礼的。”（第13页）

“每当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祖国面临危机时，都有千百万人挺身而出，都是靠人民的力量才化险为夷。但是到了1991年，到了亡党亡国的紧要关头，当年没有因为恐怖和饥饿而离开党的人民在哪里呢？在生死考验面前奋不顾身的党团员在哪里呢？无往而不胜的红军又在哪里呢？”（第21页）

这真应了《红楼梦》甄士隐的那句话：

“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

“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书匠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中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377-378页）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3-423页）

在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恩格斯说：

“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它们不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3-573页）

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时，恩格斯说：

“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共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消费协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的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协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1890年8月21日书信）

将社会主义同执政党的名称挂钩，将是否由共产党执政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共产党上台执政就是“打破了资本主义几百年来一统天下的格局，开辟了人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新纪元。”相反，共产党下台就是“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又遭受了重大挫折”、“断送社会主义”。

与其说这是“理论创新”，倒不如说是不学无术。

那些“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共产主义”的“老的理论工作者”，为什么不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赋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定义，来衡量“俄国十月革命”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究竟是不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

“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

戈尔巴乔夫反思得完全正确：

“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29页）

“这是一种毁灭人的人性的制度，把人变成奴隶的制度。”（第99页）

马克思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共产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等全部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基础上的科学概念。中共中央党校那些“从事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四五十年的老的理论工作者”没有系统研究过马克思《资本论》，不懂马克思的价值、货币、资本理论，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只知道“以俄为师”。所以，他们无法理解：

“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171页）

“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1-303页）

“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2-635页）

社会革命，就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的革命化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373页）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垮台，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对列宁、斯大林及所有滥竽充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绝妙讽刺！

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经济学家管子说得好：

“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

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列宁主义不容诋毁”之类的反动言论，必须休矣。

2003-09-04初稿，2007年7月26日定稿